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物多样性是2020年度最热的话题之一。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各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也因为这次疫情，原定于2020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延迟到2021年，这将导致原本未能如期达成的20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变得更加紧迫。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联合国最新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概述了减缓及遏制自然加速退化趋势所需经历的8大主要转型。
从生物多样性这一理念的提出到全球就生物多样性达成广泛共识与行动，人类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阻止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行程必须快马加鞭。这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事关每一个人。
没有后悔药
——当生物多样性丧失
假如地球上只有人类这个物种将会是什么情形，我们或许无法想象，但没有人类，其他的物种和生态有很大概率会变得更好。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见一斑。在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每年大量的水上活动以及人为污染，导致河水一直混浊不清。因疫情隔离、游客骤减，威尼斯河流变清澈了，水草、小鱼清晰可见，引来了天鹅，连海豚都出现了。
当前，地球几乎每1小时就有1个物种灭绝，近代物种的灭绝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成为地球生态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而这竟是人类的“杰作”。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自然风险上升：治理自然危机 维护商业与经济》显示，全球76亿人口仅占地球生物总重量的0.01%，却造成83%的野生哺乳动物灭绝，半数的植物消失。
人类都做了些什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平台（IPBES）于2019年4月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地球上多达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总数800万种），其中超过40%的两栖动物濒临灭绝。人类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最大威胁的五种方式包括：
——把森林、草原和其他地区变成农场、城市和其他开发项目，栖息地的丧失使动植物无家可归。报告说，地球上约3/4的土地、2/3的海洋和85%的重要湿地已被严重改变或丧失，使物种更难生存;
——世界海洋过度捕捞。世界上1/3的鱼类种群遭到过度捕捞;
——燃烧化石燃料引起的气候变化，使气候变得太热、太湿或太干，使某些物种无法生存。世界上近半数的陆地哺乳动物（不包括蝙蝠）和近1/4的鸟类已经受到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
——污染土地和水。每年有3亿至4亿吨重金属、溶剂和有毒污泥被倾倒到世界水域;
——入侵物种排挤本地植物和动物。自1970年以来，每个国家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都增加了70%，其中一种细菌威胁着近400种两栖物种。
这反过来也给人类造成难以计数的风险与灾难。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全球GDP总值的一半以上）依赖自然及其服务，因而面临自然损失的潜在风险。在全球GDP总量中，高度依赖自然的三大部门增加值总额近8万亿美元，包括建筑业4万亿美元，农业2.5万亿美元，食品饮料业1.4万亿美元。这些部门或是直接从森林和海洋中提取资源，或是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如健康的土壤、清洁的水、自然授粉和稳定的气候。就农业而言，据粮农组织估计，上个世纪，3/4农业植物的多样化基因消失了，因此，全球粮食供应变得更加脆弱，农业增长和创新机会减少;同时，农作物抵御全球变暖和新出现的病虫害的能力也日益降低。而由于农业和其他用途损毁红树林、泥炭地和热带雨林，人类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加了13%。这同时也对化工与材料、航空、旅行与旅游、房地产、采矿与金属、供应链和交通运输及零售、消费品与生活方式六个行业有重要影响。
过去与未来，繁荣与危机
——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
我是誰，从哪来，到哪去，与生活在同一纪元的其他生命有何关联？认识这些问题的过程，成为了整个人类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类认识自然的历程
在远古时代，全球各地都出现过图腾文化，“图腾”（Totem）一词意为“我的血亲”，即将自然界中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自然现象引为自己的血缘“亲族”，深信其崇拜对象或是本族的祖先，或是本族成员生育和生命的根源之所在。这体现了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敬畏与崇拜自然的理念，也在客观上发挥了保护自然的作用。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开始发挥更多能动性去认识、利用与改造自然界的生物及其生存环境。
中国最早有“神农尝百草”对植物种类、用途进行的调查，商代的甲骨文上有关于农作物以及动物的记载，春秋时《诗经》上记载了200多种动植物及其生态环境，西汉的《尔雅》记载了1600多种动植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记载了数千种植物的名称、形态、特性。中国的古人还根据山的阴、阳坡生物分布有差异，山地和低湿地生物种类的不同，以及大尺度生态环境下生物的适应与分布，即气候、地域、土壤等生态因子对生物存在的综合影响而形成了对自然生态系统最初的认知并著述成文，如《周礼·考工记》记载“桔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此外，中国古代在驯化野生动植物过程中，不仅获得许多生物遗传和遗传变异的知识，而且通过各种技术培育了许多优良的作物、果蔬、花卉、畜禽和经济动物品种。正是在这些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并自发地保护自然与生命。比如儒家有植树惠民、克己节制，生态教化、以人为本、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等生态意识。
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较全面地对生物进行观察研究，并建立动植物命名法，采取性状对比的方法区分物类，如把温血动物归为一类，以与冷血动物相区别，把动物按构造的完善程度依次排列，提出自然阶梯的概念。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其弟子提奥夫拉斯图斯则集中研究植物世界，描述了五百多种植物。直至17-18世纪，西方世界对于物种多样性的认知仍秉承了基督教教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即人类中心论、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 凭借科技快速发展，人类越来越深入地探索与认知到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关系及其对人类的价值。17世纪，博物学家搜集到大量动物、植物化石标本，同时期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显微镜，开创了植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胚胎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建立了双名制，给每一个物种都命名一个学名，学名由两个拉丁化名词所组成，第一个代表属名，第二个代表种名。林奈同时还确立了阶元系统，把自然界分为植物、动物和矿物三界，在动植物界下，又设有纲、目、属、种四个级别。这些方法为自然带来秩序，全面拉开了人类认识地球物种多样性的序幕。
在更系统、科学地认知物种之后，人们开始更理性地思考物种多样性与环境，以及与人类的关系。生活在18-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遍历各大洲，出版了大量基于事实和翔实数据的观察手记，记录植物的分布，并考察其与海拔、温度和湿度之间的关系，将植物放在更大的生态环境中去研究，进而发现遍及全球的分布规律，这种“系统论”思想革新了人类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与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现存的各种生物是由共同的袓先发展而来的，生物在变异、遗传与自然选择作用下的演变发展、物种淘汰和物种产生的过程中实现进化。他不仅论证人类是从其他动物发展而来，更认为许多动物都有基本概念能力，有一定的推理能力，有基本的道德感和复杂的情绪，跟人类的能力区别并非种类的，只是程度的。这启发了后来科学家的动物权利论、动物福利论等更多生物保护的思想与行动。
矛盾中的人与自然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人口激增、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类加速对自然资源的驾驭和掠夺，人类与其他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的矛盾加深，国际社会在拯救珍稀濒危物种、防止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194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成立，如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非营利环保机构。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EF）成立，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从事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组织。197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政府间的科学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MAB），以为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的资源，保存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改善人类同环境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1980年，由IUCN等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编制完成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提出了要把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与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而人们在开展自然保护的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界各个物种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自然保护仅仅着眼于对物种本身进行保护远远不够，更需保护好它们的栖息地，或者说，需要对物种所在的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
“生物多样性”的定义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由美国野生生物学家和保育学家雷蒙德（Ramond.F.Dasman）于1968年在其通俗读物《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度》（A different kind of country）一书中首先使用，是Biology 和 Diversity 的组合，即Biological diversity。上世纪80年代，“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缩写形式由罗森（W.G.Rosen）在1985年第一次使用，并于1986年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由此“生物多样性”才在科学和环境领域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或者可以说，包括物种的多样性、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是指各种各样物种的存在。据推断，现在地球上约生存着1300 万到1400万种生物。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是指属于同一物种的个体间遗传上的差异。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指特定地域的生物及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整体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维系生物圈，是人类诞生的摇篮，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生物圈，是在任何给定时间内所有有机体的总和，包括地球上所有活生生的植物、动物、藻类、真菌和微生物的加和。正是生物多样性所维系的生物圈，保护着每一个物种，提供它们所需的一切，其中也包括人类。作为有机体，人类没有空气仅能生存3分钟，冰点气温下没有住所和衣物仅能生存3小时，不喝水仅能生存3天，没有食物仅能生存3周。
在生物圈中，生物多样性通过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调节气候，以及调控大气层成分、地球表面温度、地表沉积层氧化还原电位以及pH值等，提供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并为人类提供了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多种工业原料。生物学家对来自不同生态系统的观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愈多生物生活在一起，所建构的生态系统就愈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摧毁生物多样性，人类也将无法存活。
作为地球上进化出来的诸多物种之一，人类以一个生物奇迹的身份和其他物种相连。社会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之父愛德华·威尔逊在著作《生命的未来》中指出，“既然所有生物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我们也可以说，自人类诞生后，我们就必须把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如果其他生物是身体，我们人类就是大脑。也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自然界的角色是负责思考生命的创造，并进一步保护这个生机盎然的星球”。
生物多样性守护人类健康并满足不断提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是人类繁荣的根基。生物多样性是一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文学艺术创造和科学技术发明的重要源泉之一。人类依赖于生物多样性所赋予的各种资源，才得以实现文明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全球实际经济产出增长了20倍，1950年以后的加速增长更是显著改善了人类福祉，使得人类的平均寿命持续增长。但随着大量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的崩坏，地球已经无法再承载快速增长的人口及其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根据生态足迹理论最近一项研究估计，大概在1978年，人口数就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到2000年，人口数已经达到了地球承载力的1.4倍。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各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也因为这次疫情，原定于2020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延迟到2021年，这将导致原本未能如期达成的20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变得更加紧迫。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联合国最新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概述了减缓及遏制自然加速退化趋势所需经历的8大主要转型。
从生物多样性这一理念的提出到全球就生物多样性达成广泛共识与行动，人类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阻止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行程必须快马加鞭。这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事关每一个人。
没有后悔药
——当生物多样性丧失
假如地球上只有人类这个物种将会是什么情形，我们或许无法想象，但没有人类，其他的物种和生态有很大概率会变得更好。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见一斑。在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每年大量的水上活动以及人为污染，导致河水一直混浊不清。因疫情隔离、游客骤减，威尼斯河流变清澈了，水草、小鱼清晰可见，引来了天鹅，连海豚都出现了。
当前，地球几乎每1小时就有1个物种灭绝，近代物种的灭绝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成为地球生态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而这竟是人类的“杰作”。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自然风险上升：治理自然危机 维护商业与经济》显示，全球76亿人口仅占地球生物总重量的0.01%，却造成83%的野生哺乳动物灭绝，半数的植物消失。
人类都做了些什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平台（IPBES）于2019年4月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地球上多达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总数800万种），其中超过40%的两栖动物濒临灭绝。人类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最大威胁的五种方式包括：
——把森林、草原和其他地区变成农场、城市和其他开发项目，栖息地的丧失使动植物无家可归。报告说，地球上约3/4的土地、2/3的海洋和85%的重要湿地已被严重改变或丧失，使物种更难生存;
——世界海洋过度捕捞。世界上1/3的鱼类种群遭到过度捕捞;
——燃烧化石燃料引起的气候变化，使气候变得太热、太湿或太干，使某些物种无法生存。世界上近半数的陆地哺乳动物（不包括蝙蝠）和近1/4的鸟类已经受到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
——污染土地和水。每年有3亿至4亿吨重金属、溶剂和有毒污泥被倾倒到世界水域;
——入侵物种排挤本地植物和动物。自1970年以来，每个国家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都增加了70%，其中一种细菌威胁着近400种两栖物种。
这反过来也给人类造成难以计数的风险与灾难。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全球GDP总值的一半以上）依赖自然及其服务，因而面临自然损失的潜在风险。在全球GDP总量中，高度依赖自然的三大部门增加值总额近8万亿美元，包括建筑业4万亿美元，农业2.5万亿美元，食品饮料业1.4万亿美元。这些部门或是直接从森林和海洋中提取资源，或是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如健康的土壤、清洁的水、自然授粉和稳定的气候。就农业而言，据粮农组织估计，上个世纪，3/4农业植物的多样化基因消失了，因此，全球粮食供应变得更加脆弱，农业增长和创新机会减少;同时，农作物抵御全球变暖和新出现的病虫害的能力也日益降低。而由于农业和其他用途损毁红树林、泥炭地和热带雨林，人类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加了13%。这同时也对化工与材料、航空、旅行与旅游、房地产、采矿与金属、供应链和交通运输及零售、消费品与生活方式六个行业有重要影响。
过去与未来，繁荣与危机
——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
我是誰，从哪来，到哪去，与生活在同一纪元的其他生命有何关联？认识这些问题的过程，成为了整个人类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类认识自然的历程
在远古时代，全球各地都出现过图腾文化，“图腾”（Totem）一词意为“我的血亲”，即将自然界中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自然现象引为自己的血缘“亲族”，深信其崇拜对象或是本族的祖先，或是本族成员生育和生命的根源之所在。这体现了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敬畏与崇拜自然的理念，也在客观上发挥了保护自然的作用。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开始发挥更多能动性去认识、利用与改造自然界的生物及其生存环境。
中国最早有“神农尝百草”对植物种类、用途进行的调查，商代的甲骨文上有关于农作物以及动物的记载，春秋时《诗经》上记载了200多种动植物及其生态环境，西汉的《尔雅》记载了1600多种动植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记载了数千种植物的名称、形态、特性。中国的古人还根据山的阴、阳坡生物分布有差异，山地和低湿地生物种类的不同，以及大尺度生态环境下生物的适应与分布，即气候、地域、土壤等生态因子对生物存在的综合影响而形成了对自然生态系统最初的认知并著述成文，如《周礼·考工记》记载“桔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此外，中国古代在驯化野生动植物过程中，不仅获得许多生物遗传和遗传变异的知识，而且通过各种技术培育了许多优良的作物、果蔬、花卉、畜禽和经济动物品种。正是在这些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并自发地保护自然与生命。比如儒家有植树惠民、克己节制，生态教化、以人为本、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等生态意识。
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较全面地对生物进行观察研究，并建立动植物命名法，采取性状对比的方法区分物类，如把温血动物归为一类，以与冷血动物相区别，把动物按构造的完善程度依次排列，提出自然阶梯的概念。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其弟子提奥夫拉斯图斯则集中研究植物世界，描述了五百多种植物。直至17-18世纪，西方世界对于物种多样性的认知仍秉承了基督教教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即人类中心论、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 凭借科技快速发展，人类越来越深入地探索与认知到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关系及其对人类的价值。17世纪，博物学家搜集到大量动物、植物化石标本，同时期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显微镜，开创了植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胚胎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建立了双名制，给每一个物种都命名一个学名，学名由两个拉丁化名词所组成，第一个代表属名，第二个代表种名。林奈同时还确立了阶元系统，把自然界分为植物、动物和矿物三界，在动植物界下，又设有纲、目、属、种四个级别。这些方法为自然带来秩序，全面拉开了人类认识地球物种多样性的序幕。
在更系统、科学地认知物种之后，人们开始更理性地思考物种多样性与环境，以及与人类的关系。生活在18-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遍历各大洲，出版了大量基于事实和翔实数据的观察手记，记录植物的分布，并考察其与海拔、温度和湿度之间的关系，将植物放在更大的生态环境中去研究，进而发现遍及全球的分布规律，这种“系统论”思想革新了人类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与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现存的各种生物是由共同的袓先发展而来的，生物在变异、遗传与自然选择作用下的演变发展、物种淘汰和物种产生的过程中实现进化。他不仅论证人类是从其他动物发展而来，更认为许多动物都有基本概念能力，有一定的推理能力，有基本的道德感和复杂的情绪，跟人类的能力区别并非种类的，只是程度的。这启发了后来科学家的动物权利论、动物福利论等更多生物保护的思想与行动。
矛盾中的人与自然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人口激增、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类加速对自然资源的驾驭和掠夺，人类与其他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的矛盾加深，国际社会在拯救珍稀濒危物种、防止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194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成立，如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非营利环保机构。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EF）成立，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从事自然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组织。197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政府间的科学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MAB），以为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的资源，保存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改善人类同环境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1980年，由IUCN等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编制完成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提出了要把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与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而人们在开展自然保护的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界各个物种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自然保护仅仅着眼于对物种本身进行保护远远不够，更需保护好它们的栖息地，或者说，需要对物种所在的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
“生物多样性”的定义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由美国野生生物学家和保育学家雷蒙德（Ramond.F.Dasman）于1968年在其通俗读物《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度》（A different kind of country）一书中首先使用，是Biology 和 Diversity 的组合，即Biological diversity。上世纪80年代，“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缩写形式由罗森（W.G.Rosen）在1985年第一次使用，并于1986年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由此“生物多样性”才在科学和环境领域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或者可以说，包括物种的多样性、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是指各种各样物种的存在。据推断，现在地球上约生存着1300 万到1400万种生物。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是指属于同一物种的个体间遗传上的差异。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指特定地域的生物及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整体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维系生物圈，是人类诞生的摇篮，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生物圈，是在任何给定时间内所有有机体的总和，包括地球上所有活生生的植物、动物、藻类、真菌和微生物的加和。正是生物多样性所维系的生物圈，保护着每一个物种，提供它们所需的一切，其中也包括人类。作为有机体，人类没有空气仅能生存3分钟，冰点气温下没有住所和衣物仅能生存3小时，不喝水仅能生存3天，没有食物仅能生存3周。
在生物圈中，生物多样性通过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调节气候，以及调控大气层成分、地球表面温度、地表沉积层氧化还原电位以及pH值等，提供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并为人类提供了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多种工业原料。生物学家对来自不同生态系统的观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愈多生物生活在一起，所建构的生态系统就愈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摧毁生物多样性，人类也将无法存活。
作为地球上进化出来的诸多物种之一，人类以一个生物奇迹的身份和其他物种相连。社会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之父愛德华·威尔逊在著作《生命的未来》中指出，“既然所有生物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我们也可以说，自人类诞生后，我们就必须把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如果其他生物是身体，我们人类就是大脑。也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自然界的角色是负责思考生命的创造，并进一步保护这个生机盎然的星球”。
生物多样性守护人类健康并满足不断提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是人类繁荣的根基。生物多样性是一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文学艺术创造和科学技术发明的重要源泉之一。人类依赖于生物多样性所赋予的各种资源，才得以实现文明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全球实际经济产出增长了20倍，1950年以后的加速增长更是显著改善了人类福祉，使得人类的平均寿命持续增长。但随着大量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的崩坏，地球已经无法再承载快速增长的人口及其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根据生态足迹理论最近一项研究估计，大概在1978年，人口数就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到2000年，人口数已经达到了地球承载力的1.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