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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全球经济步伐减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大，我国银行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不断增加。高管人员作为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其行为与银行的业绩、资产和风险状况息息相关。本文运用面板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高管激励确实可以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可以明显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薪酬激励的作用要大于股权激励;经济发展状况较好时，高管也会更加关注银行的资产质量。
关键词：商业银行 高管激励 资产质量 面板模型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逐渐步入新的阶段，追求长期稳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目标，传统行业在经济下行、结构失调和产能过度饱和的情况下发展十分困难，而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金融脱媒等也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公司治理层面，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完善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因此，在人员的管理以及对人力资源激励与约束上，银行业需要能够切实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充分挖掘人力资源成果，同时这也是在目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必然要求。
目前已有的关于高管激励的研究大部分都围绕上市公司展开，对于商业银行高管激励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参考相关文献，从理论上分析高管激励对银行资产质量带来的影响，并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一方面能够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另一方便能够对商业银行高管激励制度在国内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一些启发和建议，促进商业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公平。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及数据选取
本文选择最核心的两个变量来衡量银行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NPI）和拨备覆盖率（Pcr），以管理层薪酬总额（Pay）和管理层是否持股（Stock）来衡量银行高管激励程度。此外，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贷款规模增长率（Raloan）、资本充足率（Capital）、存款比例（Deposit）、人均GDP（Avgdp）、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基于以上选取2007-2018年间的样本银行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年度数据进行研究，从目前国内上市的48家商业银行中进行选择，多渠道收集数据，剔除部分成立时间短、年报数据披露不完整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商业银行。最终选取了在股票市场已经上市的22家商业银行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中具体包括：国有5大行、股份制银行8家、城市商业银行7家和农村商业银行2家。实证过程，本文使用Stata15进行计量分析，同时为了缩小与其他指标之间的数量级差距，在模型回归时将薪酬总额（Pay）和人均GDP（Avgdp）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1：管理层薪酬总额和高管持股均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相关。
假设2：股权激励相较于现金激励来说，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更大。
假设3：管理层薪酬总额和高管持股均与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呈显著正相关，即高管激励力度越大，银行资产质量越好。
假设4：股权激励相较于现金激励来说，对于拨备覆盖率的影响更大。
鉴于此，构建如下两个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其中，为银行;为年度;和表示残差;和分别表示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持股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系数;和分别表示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持股对银行拨备覆盖率的影响系数。
（三）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择LLC检验对变量进行相同单位根检验，选择IPS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对变量进行不同单位根检验，除Avgdp之外，其他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Stock作为虚拟变量不存在平稳性检验的问题。因此对Avgdp继续进行一阶差分并作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一阶差分后的Avgdp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
（四）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分别通过F检验、LM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的选取，最后再进行序列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通过检验最终判断固定效应模型符合本文（1）（2）式的模型设定，随后对其进行序列自相关Wooldridge检验以及异方差Wald检验，发现存在一阶自相关和异方差，因此需要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序列自相关和异方差修正。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1）式的FGLS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银行高管薪酬总额和高管持股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以说明，银行高管激励程度越大，则不良贷款率越小，资产质量越好，验证了前文的假设1。主要由于管理层受到薪酬激励，会在经营管理银行各项业务时更加注重业绩的提升，而持有一定数量的银行股票，将管理层收益与银行长期利益放到同一个天平上，为了保证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高管会谨慎把控风险管理环节，对进入银行的风险资产有一定的限制，从而减少不良贷款，提升资产质量。由系数可以看出，高管持股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高管薪酬总额，即现金激励相较于股权激励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更大，前文假设2不成立。这是由于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高管激励手段中薪酬激励仍然占较大比重，除基本工资外还包括绩效激励和任期激励等，仍然有部分银行没有高管持股，并且对于银行股权激励的相关政策规定出台较晚，银行间还未将股权激励计划全面展开，因此股权激励对于资产质量的影响要小于薪酬激励。
从（2）式的FGLS模型估计可以看出，银行高管薪酬总额对银行拨备覆盖率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主要由于银行拨备覆盖率会在银监会规定的范围内维持在一定水平，并且不会过高，因为过高会隐藏较多的利润，减小银行利润规模对于银行的财务指标有不良影响;因此高管薪酬对拨备覆盖率虽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高管持股对银行拨备覆盖率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高管持股越多则拨备覆盖率越高，主要由于高管持股将高管利益与银行长期发展挂钩，管理层会充分考虑银行抵补风险的需要而增加损失准备，增强银行资产质量。因此，前文假设3不成立，假设4成立。
（五）稳健性检验
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对本文研究的高管激励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开展稳健性检验。本文用高管薪酬前三位之和代替管理层薪酬总额，再次检验高管激励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2007-2018年间我国22家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的数据，从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两个角度检验了高管薪酬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拨备覆盖率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持股激励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拨备覆盖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排名前三的高管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要弱于整个管理层薪酬总额;并且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资本状况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银行资产质量都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此给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建立与银行风险水平挂钩的绩效评估体系，不断完善高管激励制度。商业银行应当通过合理的考评体系来判断高管的贡献程度，并且在高管激励机制中加入长期激励方式并且适当提高长期激励的比重，比如推行限制性股票、延期股票和股票期权等。二是强化外部监管约束机制，加强信息披露。专门建立对董事会以及高管人员薪酬状况进行审核的监督小组，加强对高管人员日常经营过程的监督，完善内控机制的同时也防范其他经营管理风险的出现。同时，增强对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尤其是需要加强对于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信息的披露，可以使得投资者和社会大众对商业银行进行全方面更有效的监督，不仅帮助银监会监督商业银行高管的表现，同时也是市场对银行高管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
刘佳颖为东华大学学生，硕士研究生;吉余峰系东华大学教授，博士
关键词：商业银行 高管激励 资产质量 面板模型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逐渐步入新的阶段，追求长期稳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目标，传统行业在经济下行、结构失调和产能过度饱和的情况下发展十分困难，而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金融脱媒等也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公司治理层面，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完善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因此，在人员的管理以及对人力资源激励与约束上，银行业需要能够切实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充分挖掘人力资源成果，同时这也是在目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必然要求。
目前已有的关于高管激励的研究大部分都围绕上市公司展开，对于商业银行高管激励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参考相关文献，从理论上分析高管激励对银行资产质量带来的影响，并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一方面能够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另一方便能够对商业银行高管激励制度在国内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一些启发和建议，促进商业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公平。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及数据选取
本文选择最核心的两个变量来衡量银行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NPI）和拨备覆盖率（Pcr），以管理层薪酬总额（Pay）和管理层是否持股（Stock）来衡量银行高管激励程度。此外，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贷款规模增长率（Raloan）、资本充足率（Capital）、存款比例（Deposit）、人均GDP（Avgdp）、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基于以上选取2007-2018年间的样本银行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年度数据进行研究，从目前国内上市的48家商业银行中进行选择，多渠道收集数据，剔除部分成立时间短、年报数据披露不完整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商业银行。最终选取了在股票市场已经上市的22家商业银行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中具体包括：国有5大行、股份制银行8家、城市商业银行7家和农村商业银行2家。实证过程，本文使用Stata15进行计量分析，同时为了缩小与其他指标之间的数量级差距，在模型回归时将薪酬总额（Pay）和人均GDP（Avgdp）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1：管理层薪酬总额和高管持股均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相关。
假设2：股权激励相较于现金激励来说，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更大。
假设3：管理层薪酬总额和高管持股均与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呈显著正相关，即高管激励力度越大，银行资产质量越好。
假设4：股权激励相较于现金激励来说，对于拨备覆盖率的影响更大。
鉴于此，构建如下两个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其中，为银行;为年度;和表示残差;和分别表示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持股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系数;和分别表示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持股对银行拨备覆盖率的影响系数。
（三）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择LLC检验对变量进行相同单位根检验，选择IPS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对变量进行不同单位根检验，除Avgdp之外，其他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Stock作为虚拟变量不存在平稳性检验的问题。因此对Avgdp继续进行一阶差分并作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一阶差分后的Avgdp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
（四）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分别通过F检验、LM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的选取，最后再进行序列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通过检验最终判断固定效应模型符合本文（1）（2）式的模型设定，随后对其进行序列自相关Wooldridge检验以及异方差Wald检验，发现存在一阶自相关和异方差，因此需要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序列自相关和异方差修正。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1）式的FGLS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银行高管薪酬总额和高管持股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以说明，银行高管激励程度越大，则不良贷款率越小，资产质量越好，验证了前文的假设1。主要由于管理层受到薪酬激励，会在经营管理银行各项业务时更加注重业绩的提升，而持有一定数量的银行股票，将管理层收益与银行长期利益放到同一个天平上，为了保证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高管会谨慎把控风险管理环节，对进入银行的风险资产有一定的限制，从而减少不良贷款，提升资产质量。由系数可以看出，高管持股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高管薪酬总额，即现金激励相较于股权激励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更大，前文假设2不成立。这是由于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高管激励手段中薪酬激励仍然占较大比重，除基本工资外还包括绩效激励和任期激励等，仍然有部分银行没有高管持股，并且对于银行股权激励的相关政策规定出台较晚，银行间还未将股权激励计划全面展开，因此股权激励对于资产质量的影响要小于薪酬激励。
从（2）式的FGLS模型估计可以看出，银行高管薪酬总额对银行拨备覆盖率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主要由于银行拨备覆盖率会在银监会规定的范围内维持在一定水平，并且不会过高，因为过高会隐藏较多的利润，减小银行利润规模对于银行的财务指标有不良影响;因此高管薪酬对拨备覆盖率虽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高管持股对银行拨备覆盖率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高管持股越多则拨备覆盖率越高，主要由于高管持股将高管利益与银行长期发展挂钩，管理层会充分考虑银行抵补风险的需要而增加损失准备，增强银行资产质量。因此，前文假设3不成立，假设4成立。
（五）稳健性检验
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对本文研究的高管激励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开展稳健性检验。本文用高管薪酬前三位之和代替管理层薪酬总额，再次检验高管激励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2007-2018年间我国22家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的数据，从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两个角度检验了高管薪酬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拨备覆盖率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持股激励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拨备覆盖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薪酬排名前三的高管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要弱于整个管理层薪酬总额;并且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资本状况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银行资产质量都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此给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建立与银行风险水平挂钩的绩效评估体系，不断完善高管激励制度。商业银行应当通过合理的考评体系来判断高管的贡献程度，并且在高管激励机制中加入长期激励方式并且适当提高长期激励的比重，比如推行限制性股票、延期股票和股票期权等。二是强化外部监管约束机制，加强信息披露。专门建立对董事会以及高管人员薪酬状况进行审核的监督小组，加强对高管人员日常经营过程的监督，完善内控机制的同时也防范其他经营管理风险的出现。同时，增强对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尤其是需要加强对于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信息的披露，可以使得投资者和社会大众对商业银行进行全方面更有效的监督，不仅帮助银监会监督商业银行高管的表现，同时也是市场对银行高管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
刘佳颖为东华大学学生，硕士研究生;吉余峰系东华大学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