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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遭反倾销起诉。据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中国糖精和闹钟提起反倾销指控以来，截止2002年9月底，全球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案件500起，涉案金额达160.5亿美元，位居全球之冠。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然而，在贸易自由化呼声的背后，反倾销措施却从未放慢前进的脚步。
如何认识全球范围内的反倾销
反倾销措施当前已成为“合法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代名词。由于世贸组织规则的限制，各国政府失去惯用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措施，从而致力于世贸组织框架内的保护伞。反倾销措施因为简单易行，兼之隐蔽性强，从而被广泛应用。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内部也进行着反倾销的较量。反倾销措施的初衷是对破坏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地区予以惩戒，迫使其走上规范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轨道，然而对于发起国的对等产业而言，反倾销措施却是实实在在的贸易保护，从而成为一国最有效的保护措施。
反倾销指控日益成为发起国内部政治斗争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延伸。一国政府往往迫于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受进口产品冲击大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才顶着外国政府贸易报复甚至是损害双边关系的压力挥舞起反倾销大棒。从我国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出口拳头产品大多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这些产品而言，其他国家可能是比较劣势产品，在就业、产业关联效应、结构调整和退出障碍等压力综合作用下，后者并不情愿让出既得利益。从这个考虑出发，藉提出反倾销指控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反倾销的深度(反倾销税的高低及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广度(反倾销产品范围的多少)与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密不可分。应当说，反倾销问题不仅仅是当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纠纷问题，更是当事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的较量(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贸易报复)。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综合实力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强势集团)往往占据反倾销战的有利地位，而弱势集团由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于强势集团存在较强的依附关系，在这场讨价还价较量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提出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被起诉的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反倾销措施是一个负和博弈(negativesum－upgame)过程。从短期来看，首先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和地区占有暂时的有利地位，但从长期看，总收益未必就是正值，因为受指控国会利用各种条件(也包括反倾销措施)进行贸易报复，当然这种报复未必是完全对等的。
如前所述，它一方面受双方综合力量对比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双方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双边贸易量、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左右。可是总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国外对中国企业反倾销诉讼的特点
以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是对华反倾销指控的“主力军”。在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指控的国家和地区中，欧盟一直是“领头羊”。我国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指控就源自欧盟（欧共体）。近两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不断增大，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对欧盟市场的出口。
反倾销对象越来越广，涉及到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多。目前，据粗略统计，对华反倾销调查共涉及15种商品科类，13000多家企业受到影响。包括彩电、钢铁、化工、纺织品、玩具在内的大多数行业。
反倾销发起国家和地区由最初的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延伸。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商品提起过反倾销调查。除发达国家外，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对我反倾销指控的队伍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反倾销诉讼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应对中国产品冲击的一个重要砝码。从比较优势理论来说，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因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前者以其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后者比较优势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市场交换，双方各取所长。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由于资本沉淀和劳动力转移等退出障碍的存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愿退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或者尽可能地延长退出时间。这样，在产业结构完成升级之前，需要政府提供某种程度上的贸易保护。中国出口产品具有价低、量大、厂商分散的特点，很容易成为国外反倾销诉讼的目标。
中国企业为什么遭遇“反倾销”
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对象越来越多。目前已与2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2001年出口超过2600亿美元，2002年约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的贸易地位已经从10年前的第15位上升到第6位，这就使我们的竞争对手和贸易伙伴采取防御性甚至进攻性的贸易措施，反倾销成为最容易采取的手段，从而造成了滥用反倾销的现象。
涉案企业不积极应诉，从而纵容了国外对我滥用反倾销措施。造成国内企业不积极应诉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相关知识和专业人才，对国际惯例和指控国有关法律不了解；二是对发起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后果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三是应诉费用高昂，单个企业不堪重负，而多家出口企业联手应诉又存在组织成本和协调性。
国内出口企业各自为战，过度竞争，竞相压价，出口秩序混乱。多年来，我国进出口领域经营秩序混乱，为了争夺出口市场，各个企业竞相压价，造成出口价格一降再降，最终招致反倾销指控。其主要原因：其一，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其二，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产生了负面激励效果，很多出口企业在出口价格里已经将出口退税等因素考虑进出口成本中，因而可以压低出口价格；其三，国内市场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导致产品大量积压，急需到国外市场上去“消化”。
中国企业怎样应对“反倾销”
全方位开展政府间交涉，加大对外宣传，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我国仍被大多数国家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造成大量不公正裁决。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多数来自美国和欧洲。其中，反倾销案件中涉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所谓“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由于我国仍然不被美国欧洲视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或者说还只被视为“转型期”国家，因而在反倾销调查中计算中国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基本上仍不使用中国的内销价格或成本，而是采用第三国的替代数据。这一替代过程造成大量不合理因素和不公平的裁决。根据中美双边谈判的结果，美国可以在15年内继续对中国实行替代国制度，对此，中方作出的让步承诺，不能将其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但是中国却可以要求美国调查当局按照美国法律审查中国某个产业是否属于“市场导向”争取某个产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从而逐渐实现美国对我整个经济体市场地位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对中国某个产业部门是否属于市场经济认定有错或不公平，则可以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建立初期防范和预警机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不被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因而其他国家仍会按现在的歧视性做法对待中国出口商品，为避免因此增加的反倾销指控，我国应建立对反倾销进行监控的系统，注意收集整理以下信息：能被中国企业接受的可作为侯选替代国的商品价格水平和生产成本；如何取得欧盟市场经济地位及个别待遇的要求。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要尽快建立行业产品的数量和价格监测系统，争取产业保护的主动权，发现有削价销售和对某一市场出口大幅度增加时，要发出警报。
强化主体意识，提高应诉能力。一方面，当我国产品在国外被诉倾销时，企业要积极应诉，积极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外经贸部专门制定了“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但应避免行业协会统一协调反倾销应诉，行业协会统一协调反倾销应诉，无形中给外国反倾销部门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中国企业互相通气，价格和成本也是互通的。另外也可以考虑由行业协会或进出口商会建立应诉基金，入会企业依出口额多少按比例上缴年度应诉基金，一旦同类出口产品遇到国外反倾销指控时，由应诉基金支付相关应诉费用，包括律师费和企业联合应诉的组织成本。
理顺外贸秩序，加强利用非价格竞争手段。随着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进出口企业获得了自主外贸经营权，如果没有一个健全有序的外贸秩序，价格战难以避免，反倾销指控也就无从根除。外贸企业要依靠低价进行竞争，但应避免恶性的低价倾销，维护良好的出口秩序，在产品质量、花色、品种、包装等方面下工夫，力争质量、价格双重优势。
我国企业必须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和实施产品竞争战略。一是调整产品结构，实施产品差别化战略，提升产品附加值，避免企业在低附加值的产品中进行过度竞争；二是调整投资战略，适时有选择地到国外投资设厂，以此绕过反倾销壁垒；三是必须对国外竞争对手的伎俩保持高度警惕。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然而，在贸易自由化呼声的背后，反倾销措施却从未放慢前进的脚步。
如何认识全球范围内的反倾销
反倾销措施当前已成为“合法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代名词。由于世贸组织规则的限制，各国政府失去惯用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措施，从而致力于世贸组织框架内的保护伞。反倾销措施因为简单易行，兼之隐蔽性强，从而被广泛应用。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内部也进行着反倾销的较量。反倾销措施的初衷是对破坏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地区予以惩戒，迫使其走上规范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轨道，然而对于发起国的对等产业而言，反倾销措施却是实实在在的贸易保护，从而成为一国最有效的保护措施。
反倾销指控日益成为发起国内部政治斗争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延伸。一国政府往往迫于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受进口产品冲击大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才顶着外国政府贸易报复甚至是损害双边关系的压力挥舞起反倾销大棒。从我国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出口拳头产品大多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这些产品而言，其他国家可能是比较劣势产品，在就业、产业关联效应、结构调整和退出障碍等压力综合作用下，后者并不情愿让出既得利益。从这个考虑出发，藉提出反倾销指控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反倾销的深度(反倾销税的高低及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广度(反倾销产品范围的多少)与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密不可分。应当说，反倾销问题不仅仅是当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纠纷问题，更是当事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的较量(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贸易报复)。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综合实力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强势集团)往往占据反倾销战的有利地位，而弱势集团由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于强势集团存在较强的依附关系，在这场讨价还价较量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提出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被起诉的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反倾销措施是一个负和博弈(negativesum－upgame)过程。从短期来看，首先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和地区占有暂时的有利地位，但从长期看，总收益未必就是正值，因为受指控国会利用各种条件(也包括反倾销措施)进行贸易报复，当然这种报复未必是完全对等的。
如前所述，它一方面受双方综合力量对比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双方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双边贸易量、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左右。可是总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国外对中国企业反倾销诉讼的特点
以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是对华反倾销指控的“主力军”。在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指控的国家和地区中，欧盟一直是“领头羊”。我国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指控就源自欧盟（欧共体）。近两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不断增大，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对欧盟市场的出口。
反倾销对象越来越广，涉及到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多。目前，据粗略统计，对华反倾销调查共涉及15种商品科类，13000多家企业受到影响。包括彩电、钢铁、化工、纺织品、玩具在内的大多数行业。
反倾销发起国家和地区由最初的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延伸。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商品提起过反倾销调查。除发达国家外，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对我反倾销指控的队伍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反倾销诉讼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应对中国产品冲击的一个重要砝码。从比较优势理论来说，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因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前者以其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后者比较优势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市场交换，双方各取所长。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由于资本沉淀和劳动力转移等退出障碍的存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愿退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或者尽可能地延长退出时间。这样，在产业结构完成升级之前，需要政府提供某种程度上的贸易保护。中国出口产品具有价低、量大、厂商分散的特点，很容易成为国外反倾销诉讼的目标。
中国企业为什么遭遇“反倾销”
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对象越来越多。目前已与2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2001年出口超过2600亿美元，2002年约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的贸易地位已经从10年前的第15位上升到第6位，这就使我们的竞争对手和贸易伙伴采取防御性甚至进攻性的贸易措施，反倾销成为最容易采取的手段，从而造成了滥用反倾销的现象。
涉案企业不积极应诉，从而纵容了国外对我滥用反倾销措施。造成国内企业不积极应诉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相关知识和专业人才，对国际惯例和指控国有关法律不了解；二是对发起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后果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三是应诉费用高昂，单个企业不堪重负，而多家出口企业联手应诉又存在组织成本和协调性。
国内出口企业各自为战，过度竞争，竞相压价，出口秩序混乱。多年来，我国进出口领域经营秩序混乱，为了争夺出口市场，各个企业竞相压价，造成出口价格一降再降，最终招致反倾销指控。其主要原因：其一，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其二，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产生了负面激励效果，很多出口企业在出口价格里已经将出口退税等因素考虑进出口成本中，因而可以压低出口价格；其三，国内市场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导致产品大量积压，急需到国外市场上去“消化”。
中国企业怎样应对“反倾销”
全方位开展政府间交涉，加大对外宣传，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我国仍被大多数国家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造成大量不公正裁决。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多数来自美国和欧洲。其中，反倾销案件中涉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所谓“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由于我国仍然不被美国欧洲视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或者说还只被视为“转型期”国家，因而在反倾销调查中计算中国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基本上仍不使用中国的内销价格或成本，而是采用第三国的替代数据。这一替代过程造成大量不合理因素和不公平的裁决。根据中美双边谈判的结果，美国可以在15年内继续对中国实行替代国制度，对此，中方作出的让步承诺，不能将其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但是中国却可以要求美国调查当局按照美国法律审查中国某个产业是否属于“市场导向”争取某个产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从而逐渐实现美国对我整个经济体市场地位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对中国某个产业部门是否属于市场经济认定有错或不公平，则可以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建立初期防范和预警机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不被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因而其他国家仍会按现在的歧视性做法对待中国出口商品，为避免因此增加的反倾销指控，我国应建立对反倾销进行监控的系统，注意收集整理以下信息：能被中国企业接受的可作为侯选替代国的商品价格水平和生产成本；如何取得欧盟市场经济地位及个别待遇的要求。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要尽快建立行业产品的数量和价格监测系统，争取产业保护的主动权，发现有削价销售和对某一市场出口大幅度增加时，要发出警报。
强化主体意识，提高应诉能力。一方面，当我国产品在国外被诉倾销时，企业要积极应诉，积极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外经贸部专门制定了“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但应避免行业协会统一协调反倾销应诉，行业协会统一协调反倾销应诉，无形中给外国反倾销部门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中国企业互相通气，价格和成本也是互通的。另外也可以考虑由行业协会或进出口商会建立应诉基金，入会企业依出口额多少按比例上缴年度应诉基金，一旦同类出口产品遇到国外反倾销指控时，由应诉基金支付相关应诉费用，包括律师费和企业联合应诉的组织成本。
理顺外贸秩序，加强利用非价格竞争手段。随着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进出口企业获得了自主外贸经营权，如果没有一个健全有序的外贸秩序，价格战难以避免，反倾销指控也就无从根除。外贸企业要依靠低价进行竞争，但应避免恶性的低价倾销，维护良好的出口秩序，在产品质量、花色、品种、包装等方面下工夫，力争质量、价格双重优势。
我国企业必须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和实施产品竞争战略。一是调整产品结构，实施产品差别化战略，提升产品附加值，避免企业在低附加值的产品中进行过度竞争；二是调整投资战略，适时有选择地到国外投资设厂，以此绕过反倾销壁垒；三是必须对国外竞争对手的伎俩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