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占中”事件发生后，2014年10月21日晚6时，香港特区政府与学联进行了一场为时120分钟的对话，双方各有5位代表出席。
　　应特区政府的邀请，香港八所著名的公立大学校长会派出成员，主持政府与学联的对话。经商讨后，决定由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以2014-2015年度“校长会召集人”的身份主持对话。
　　郑国汉在美国留学、任教长达10余年，1992年回到香港后又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社会变革，并和内地学术界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郑国汉更多是用学者的思维对当下的香港、内地乃至世界进行着比较分析和理性观察，他认为政府的理想状态是，“一个受民意约束但比较强势的政府，既有能力为社会有效率地办事，也不会权力过大而自把自为”。
　　作为大学校长和老师，郑国汉赞赏并支持年轻人追求社会公义、要为社会作贡献、要去改善社会的想法和做法。但他也同时提出建议和期望，年轻人必须深入了解社会，理解社会的多面性，“不要太自我，轻言按照自我的想法去改变或者打破属于所有人的世界”。

“可惜没有第二次第三次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10月，你主持了香港特区政府和学联的对话。这个过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学联代表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在强调目标，强调理想，而政府则强调当下香港可以做什么。你在对话结束后曾在采访中说过，如果对话中途因为有人翻脸拍桌子而中断，将是最大的梦魇。你有此担心，是不是因为觉得港府与学联的对话其实缺乏交集，所以很难在这次对话中达成一些共识，反倒是容易因为各说各话而情绪激化？
　　郑国汉：我的担心主要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观察。在电视直播下进行的政治辩论，参与者往往会刻意摆出强硬的姿态，甚至采用一些较偏激的言辞和论调。这样会令对话无法进行，最坏的情况就是双方不欢而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影响不仅只是对话没有成果，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化学生和政府之间，甚至整个社会的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主持这次对话的时候，很少插话，其中只有三次向学生发问，似乎是有意将对话引导到具体问题的方向上？
　　郑国汉：我主要的任务是令对话有序地进行，令每一方都有机会发言、提问和跟进，尽量达至公平。主持人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提出自己的问题，但如有需要可以给发言人机会进一步澄清。这些都是对话前双方代表和我一致同意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你的问题，学联的代表都避实就虚进行了回答。是否学生其实并不想就解决具体问题展开探讨？
　　郑国汉：事实上任何完全公开的谈判，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有些人在公开对话进行之前，便估计到学联代表的表述会是比较原则性的，目的在于宣示自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局势下，这个对话也不失为双方打破僵局面提供一个契机。
　　中国新闻周刊：所幸这次对话没有人掀桌子。不知道你在主持前，有没有做过一些准备？以防万一真的双方发生激烈争执而掀桌子。
　　郑国汉：在对话前两天双方代表和我一起见面，商讨各参与对话代表和主持人必须遵守的规则，大家都同意了规则。对话任何一方有人违反这些规则，我都有义务请他们离开对话现场。可幸的是，在120分钟对话期间，双方代表都是采取互相尊重的态度发言、提问、反驳，虽然双方针锋相对，但对话都是理性和有序地进行，没有出现不愉快的场面。
　　中国新闻周刊：不论是就这次对话本身而言，还是看后面的香港的事态发展，这次对话似乎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这是否说明，由于方向和目标相差太远，政见相左的双方其实没有多少可以坐下来谈的空间。
　　郑国汉：要求第一次对话就能找到解决方案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双方的立场有很大距离的时候，解决方案需要多轮谈判才可以得出，包括不对外公开的谈判。作为对话的主持人，我不清楚参与对话双方的底线，也不会猜测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我只能够说，可惜的是在一次对话之后就没有后续的第二次第三次对话和谈判。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最后没有再进行对话的原因又是什么？
　　郑国汉：我当时十分期待有后续的第二次、第三次对话，希望双方能加强沟通，互相了解，然后找出解决方案。但后来为何政府与学联没有再进行对话，详细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可能后来事态的发展，合适的机会未再出现。
　　中国新闻周刊：双方没能继续进行对话的背后原因会有很多。你是大学校长，我想请你着重谈谈教育方面的原因。
　　郑国汉：年轻人的思想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单是教育问题，更可能是社会政治问题。对于香港社会出现撕裂和对立，特别是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不少人提出过各种成因，但究竟这些因素对年轻人的成长和思想倾向是否真实发生影响，现在还没有看到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在教育学生方面，应该更多接触和讨论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以尊重事实和开放的态度来讨论交流。报喜不报忧，只会引起宣传洗脑的疑虑。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流通，要压制负面的信息，根本无法做到，反而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香港实施民主的经验很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4月底，在岭南大学的一场学生音乐会上，有乐队唱辱警粗口歌。在反政改阵营中，年轻人居多，很多是大学生，而支持政改的建制派则是中老年人居多。这是不是因为年轻人受到的教育更多是偏西方的、偏自由化的，而且他们的想法也会比较理想化？
　　郑国汉：年轻人向往民主自由是很自然的，而且香港的信息自由，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信息都能够获得。而西方的想法和西方传媒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是香港大环境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香港在实行民主制度方面经验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对于民主的向往更多是理论性的和理想化的，但在实践上便欠缺了民主社会和政治运作所必须的元素，例如尊重不同意见、与政见不同的人寻求妥协、在争取目标时要有所取舍、在表达政治立同场时要懂得务实地解决实质问题等。这些就是民主的文化和修养，但在香港比较欠缺。 　　中国新闻周刊：你本人是上世纪70年代在香港上的大学，当时的香港大学生对于内地、对于祖国的认识有分歧吗？
　　郑国汉：我上大学的年代，对内地的情况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可能是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当时部分比较进步、或者比较左倾的大学生提倡认识祖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正式访问内地后，认识祖国成为大学学生会的方向，期间还有全球性的“保护钓鱼岛”运动，也带动一些香港人更关心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但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大学生还是更关心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无论对祖国的态度如何不同，这种分歧并不怎么影响到香港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岭南大学学生音乐会上的事件，你本人亲自致歉，但校方管理层似乎也有不同的意见。在保障大学的言论自由和设定一些边界上，作为一校之长，如何平衡？
　　郑国汉：就音乐会事件的处理，校方管理层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我相信，大部分师生校友对于校方的处理是支持的。至于个别师生、校友有不同意见，那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任何自由都有相应的责任，言论自由也不例外。大学是教育学生文明行为的机构，各有相应的校规，规范学生最基本的行为。作为校长，我的责任就是令大学在现行政策和措施下公平和有效地运行。

“年轻人须理解社会的多面性”

　　中国新闻周刊：岭南大学有没有考虑通过管理和教学内容上的一些调整，来做一些工作，以缩小学生中的认识撕裂和对立？
　　郑国汉：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是学习知识、思考和做人的场所。他们应该抱着虚心的态度来大学与同学、老师一起学习和交流，充实自己，改变自己，使自己成为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做贡献社会的人。学校完全尊重学生的自由意志，只会鼓励他们慎思明辨，摆事实讲道理，形成自己的观点。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随着成长，他们会从更多角度去审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我理解学生当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有些观点为较多公众认识，但也有些被忽略了。大学提供一个自由、公开讨论的场所，学生之间可以交流和讨论，令他们对事物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减少没有必要的社会对立和撕裂。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香港年轻人和大学生群体中的这种认识上的撕裂和对立，会不会随着他们的成长而日益加剧？这会让你对于香港的未来更多一些担忧吗？
　　郑国汉：担忧是肯定的，但我认为极端的年轻人是少数，同时希望他们会在成长过程中了解到事情的复杂性，令自己变得更加平和及理性。年轻人追求社会公义、要为社会作贡献、要去改善社会都是值得支持和赞赏的。不过，他们必须深入了解社会，理解社会的多面性，不要太自我，轻言按照自我的想法去改变或者打破属于所有人的世界。
　　郑国汉：
　　香港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1977年赴美国留学，后留美任教。1992年回到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9年起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2013年出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其研究领域涵盖应用博弈论、市场结构分析、科技创新与模仿、货币危机、国际贸易与投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科技企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