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然而，这位在敌人拷打下英勇不屈的英雄的原型，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整个重庆地下党的全军覆灭……
　　急中出错不幸中计
　　众所周知，许云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化名杨清的许建业被捕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陈远德发现了他的焦急不安，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象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远德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信后悄悄拆阅，觉得这情报很重要，于是把信交给了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
　　徐远举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
　　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抓走了17人（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密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但是，事态远未就此完结，狡猾的徐远举，当然知道如何从已经打开的缺口继续扩大战果。
　　惊心动魄的“多米诺骨牌”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刘国定在前，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挡住。志成公司的职工指称他常来找许建业，刘国定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绪勋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捕后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李忠良紧跟着供出了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两人很快相继叛变。
　　冉益智、刘国定（此二人即小说《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重庆绥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
　　毛人凤在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狱中悔恨数次自杀
　　1949年底，新中国已经成立，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19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报告中“切勿轻视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遵守地下党工作的纪律，没有把17份入党申请书烧毁，直接导致17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路遇已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大叛徒和大特务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明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公安局后，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据《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