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以人为本”。
　　从教十多年，接受培训数十场，聆听名家之言众多，几乎没有一位专家没提到过这句话。
　　话中的“人”是谁？课改十多年来，普遍的答案是——“学生”，教育要“以生为本”，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解读文本、设计课堂”，“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说得多了，听得多了，这些话似乎成为了“真理”。果真如此吗？
　　沉思中，想起了一次课例——
　　2012年12月19日，我们“重庆市语文教研员培训班”一行百余人到西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听了北京市语文教研员李卫东老师执教的一堂《天上的街市》，课毕，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和建议，有人说老师的教学目标设计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有人说老师讲得太多，学生参与过少……众说纷纭中有老师满怀遗憾地指出：“为什么不让学生自主探究呢？老师引导得太多太实了，学生没能很好地参与和体验。”他觉得这是课堂的一大败笔。
　　我不是说专家上课就没有败笔，但我在想，我们也没问问学生，学生也没主动说，谁知道学生是不是真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思考就一定体验不深？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深究，仅谈评议者的观点，是不是用自己的感觉代替了学生的感觉？也许这不过就是一种根据课改观念的教条进行的“臆测”而已。
　　再谈这几天我们学员聊得火热的话题——文本解读。真要做到以人为本，尤其是以“生”为本的话，也应该冷静一点。
　　听过一个老师上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老师在谈写作背景时大讲特讲当时的官场如何黑暗腐败，人们如何阿谀谄媚，学生听得迷迷糊糊，如坠云里。
　　然后让学生朗读诗歌，理解诗歌。学生受教师背景讲解的影响，在理解“草盛豆苗稀”时，认为“草”是指黑暗势力，“豆苗”是指作者自己，这里暗示的是作者自己快被黑暗势力所吞没的愤怒之情。
　　这一教学现象引起了我的思考：学生对当时所谓的官场太陌生，陶渊明离学生年代久远，面对文本与学生的时空距离，我们作为教师，应该如何引导？作品对学生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当然，那位老师纯粹是方向都挖错了，但即使是方向正确，在教材中，也存在有很多文章与学生有时空距离，如文言文，如古代白话小说，又如鲁迅的文章，距离学生的生活很遥远，我们在平时教学中该如何处理时空距离，如何引导学生走进文本深处？深到什么程度为好？
　　这时，如果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一味深挖细嚼，就算通过老师的引导让学生明白了，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如果没有现实意义，要不要搞得那么高深来把学生弄得那么糊涂呢？有老师举到的浙江郭初阳解读《珍珠鸟》，大谈“笼子”问题，连到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牵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深入挖掘当代文学家遭遇文革的什么欣赏囚禁意识。深则深矣，有意思吗？虽然我不是学富五车，但自信比大部分学生还是要有见识得多，尚且云里雾里，学生能明白吗？
　　所以，老师对文本的解读不能代替学生，就算你有很好的解读也还是要设计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学生去体会而不是硬灌给他们，并且还要考虑有无意义、有无必要。学生还要读高中、上大学，还要经历很长的人生，说不定哪天他们自己就体会到了。初中老师，何必非要去抢大学教授的饭碗！
　　课改是必需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我们要施行的到底是课改的教条还是课改的理念。有时反思一下，我们上公开课和自己的常态课是不一样的，其中固然有环境的问题，但也有我们自己太急功近利，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才往往不能坚守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沉静一些吧，只要是以人为本，只要是能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能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生本”还是“师本”，“文本”还是“考本”，有那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