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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看来,陈独秀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春季的安庆正下雨,城外的叶家冲绿色葱茏,杉林笼在薄雾里。驱车前来的人们,操着安徽各地的土话,在陈独秀墓园中看到了好几拨。
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直至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最终还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其逝世5年之后,其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四川江津县的原墓穴中迁出,顺江运回故里安庆。
陈松年的幼女陈长璞立在墓园,讲述父辈的故事——在漫长的动荡岁月里,陈松年刻意躲过政治,才把其父的遗骸留在了故土,把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长江边的城外。
陈独秀,这位曾经被全中国的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别说死后多少年无人念起,就在他的最后岁月,业已显得寂寞不堪了。
同为安庆人,事隔多年,叶尚志才初识这位乡贤。在牛棚里,叶尚志读到了秘密流传的陈独秀的《金粉泪》。陈独秀在南京坐牢5年,遗有《金粉泪》诗56首,由挚友汪孟邹夹带出来。后人有幸逃过十年浩劫,交到一大纪念馆。
《金粉泪》几乎全是忧思国难,体恤民瘼之作。叶尚志对其中一首七绝评价甚高:“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1937年,年仅18岁的叶尚志参加革命工作,但是他称,“我的前半生对陈公茫然无知”。抗战开始他在抗大学习、工作,那时的陈独秀已成为“日本间谍”、“汉奸”、“托匪”,从此谈虎色变。
长久以来,陈独秀寂寞地站在历史长河的角落里。被好奇心所牽引,叶尚志试图去了解陈独秀——在这些粗暴简单的标签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其嫡亲孙女看来,陈独秀更是一个人格魅力无穷,政治命运悲惨,生前评价不一,身后常起纷纭的独特历史风景。
然而作为一名研究者,陈长璞清晰地意识到阴影曾是多么强大。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她悄悄地收藏关于祖父的一切信息,父亲陈松年警告她“爷爷的事是你不能碰的”。
陈独秀曾是戴着9顶帽子的反面人物,1980年代后,8顶帽子已陆续摘掉。
已经离休的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多年来致力于为陈独秀“平反”。经过他和陈独秀家属多次上书,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已经重新评价陈独秀。
即便如此,陈长璞还是试图走进陈独秀的内心。在她看来,陈独秀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
不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文人论政
当陈长璞初步接触祖父时,她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倘若要理解陈独秀,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的转变。
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他的叔父中举后官运亨通,当上了正四品的道员。陈独秀两岁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大人的嗣子。
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读书生涯的。这位祖父看中了他的小聪明,恨不得他一年之中四书五经都读完,背书背不出,便使劲动手打。
可怕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后来白胡祖父便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神奇地考取了第一名秀才。据他自己说,他把《昭明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文不接下文的填了一篇皇皇大文,没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
次年,陈独秀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3场9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乡试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个“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
在这一连串的联想后,陈独秀转向康梁学派。
在他那个年代,外来者正准备瓜分古老的家园,传导了上千年的价值观开始崩溃,维新派寄望于皇帝,希望变革制度,后来又被证明为幼稚的幻影。排满情绪正在升起——只有将中国重新收回到汉族人的手中,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
1901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学监姚煜的房间,将姚煜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
随后几年,陈独秀目睹的都是令他沮丧的事情。在他的老家安庆,徐锡麟试图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他的心肝被恩铭的亲兵挖出炒来吃了;当年一同剪下学监辫子的邹容病死狱中,时年18岁,他那本《革命军》风行中国。
然后,武昌起义的果实落到了别处。满族人的统治结束了,新世界却并未到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担任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仓皇出逃,差点在芜湖丢掉了性命。流亡上海期间,他以编辑为生,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静待饿死而已”,士大夫的痛感也让他感慨“外人分割”的国运。
不过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了,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是北大的文科学长。
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以至于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
那时的陈独秀已经41岁了,人到中年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就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
而他自己赤膊上阵的行为,也让他的孙女陈长璞感慨“他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他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有点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了。
龙性岂能驯
在文化拯救的方案迟迟看不到结果后,陈独秀介入实际政治,组建党派,期待于更快的结果。他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
1921年,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央局书记。8年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政治上的游戏规则,并非写下“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样文字的陈独秀所能理解。
在陈长璞看来,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固然有其性格缺陷的缘故,更是中国民主革命曲折性的体现。他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反常,他才充当了政党的创建者。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听过陈独秀的课,对陈独秀的性格有着独到的描写: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春季的安庆正下雨,城外的叶家冲绿色葱茏,杉林笼在薄雾里。驱车前来的人们,操着安徽各地的土话,在陈独秀墓园中看到了好几拨。
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直至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最终还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其逝世5年之后,其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四川江津县的原墓穴中迁出,顺江运回故里安庆。
陈松年的幼女陈长璞立在墓园,讲述父辈的故事——在漫长的动荡岁月里,陈松年刻意躲过政治,才把其父的遗骸留在了故土,把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长江边的城外。
陈独秀,这位曾经被全中国的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别说死后多少年无人念起,就在他的最后岁月,业已显得寂寞不堪了。
同为安庆人,事隔多年,叶尚志才初识这位乡贤。在牛棚里,叶尚志读到了秘密流传的陈独秀的《金粉泪》。陈独秀在南京坐牢5年,遗有《金粉泪》诗56首,由挚友汪孟邹夹带出来。后人有幸逃过十年浩劫,交到一大纪念馆。
《金粉泪》几乎全是忧思国难,体恤民瘼之作。叶尚志对其中一首七绝评价甚高:“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1937年,年仅18岁的叶尚志参加革命工作,但是他称,“我的前半生对陈公茫然无知”。抗战开始他在抗大学习、工作,那时的陈独秀已成为“日本间谍”、“汉奸”、“托匪”,从此谈虎色变。
长久以来,陈独秀寂寞地站在历史长河的角落里。被好奇心所牽引,叶尚志试图去了解陈独秀——在这些粗暴简单的标签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其嫡亲孙女看来,陈独秀更是一个人格魅力无穷,政治命运悲惨,生前评价不一,身后常起纷纭的独特历史风景。
然而作为一名研究者,陈长璞清晰地意识到阴影曾是多么强大。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她悄悄地收藏关于祖父的一切信息,父亲陈松年警告她“爷爷的事是你不能碰的”。
陈独秀曾是戴着9顶帽子的反面人物,1980年代后,8顶帽子已陆续摘掉。
已经离休的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多年来致力于为陈独秀“平反”。经过他和陈独秀家属多次上书,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已经重新评价陈独秀。
即便如此,陈长璞还是试图走进陈独秀的内心。在她看来,陈独秀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
不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文人论政
当陈长璞初步接触祖父时,她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倘若要理解陈独秀,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的转变。
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他的叔父中举后官运亨通,当上了正四品的道员。陈独秀两岁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大人的嗣子。
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读书生涯的。这位祖父看中了他的小聪明,恨不得他一年之中四书五经都读完,背书背不出,便使劲动手打。
可怕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后来白胡祖父便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神奇地考取了第一名秀才。据他自己说,他把《昭明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文不接下文的填了一篇皇皇大文,没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
次年,陈独秀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3场9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乡试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个“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
在这一连串的联想后,陈独秀转向康梁学派。
在他那个年代,外来者正准备瓜分古老的家园,传导了上千年的价值观开始崩溃,维新派寄望于皇帝,希望变革制度,后来又被证明为幼稚的幻影。排满情绪正在升起——只有将中国重新收回到汉族人的手中,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
1901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学监姚煜的房间,将姚煜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
随后几年,陈独秀目睹的都是令他沮丧的事情。在他的老家安庆,徐锡麟试图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他的心肝被恩铭的亲兵挖出炒来吃了;当年一同剪下学监辫子的邹容病死狱中,时年18岁,他那本《革命军》风行中国。
然后,武昌起义的果实落到了别处。满族人的统治结束了,新世界却并未到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担任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仓皇出逃,差点在芜湖丢掉了性命。流亡上海期间,他以编辑为生,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静待饿死而已”,士大夫的痛感也让他感慨“外人分割”的国运。
不过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了,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是北大的文科学长。
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以至于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
那时的陈独秀已经41岁了,人到中年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就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
而他自己赤膊上阵的行为,也让他的孙女陈长璞感慨“他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他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有点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了。
龙性岂能驯
在文化拯救的方案迟迟看不到结果后,陈独秀介入实际政治,组建党派,期待于更快的结果。他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
1921年,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央局书记。8年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政治上的游戏规则,并非写下“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样文字的陈独秀所能理解。
在陈长璞看来,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固然有其性格缺陷的缘故,更是中国民主革命曲折性的体现。他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反常,他才充当了政党的创建者。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听过陈独秀的课,对陈独秀的性格有着独到的描写: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