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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人们经常面临着“交流失败”的现实困境。交流的问题是传播学科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探究这一问题对于传播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的分析，明确“交流”的根本目的，厘清“交流”的本来面目，给传播学科提供一些解决交流问题的新视角。
关键词：传播学科；交流；交流的无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25-02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1]它研究的基础之一是对于人类交流的认识，因而也应当提供解决“交流”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综观传播学和“交流”的发展历史，似乎传播学的种种努力并没有解决交流中不尽如人意的问题，那么传播学科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交流”，又如何解决一系列交流问题呢？笔者试图通过对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一书的深入理解和分析，并结合实际，对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回归传播的本质，重新定义交流成功的标准
关于人们普遍存在的交流失败的感觉从何而来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厘清：究竟什么才是交流的成功？我们是否对于交流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有偏差，又如何正确地去看待交流问题呢？
传统意义上，人们把“交流”成功与否的标准定义为有没有实现“精神互通”，认为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人与人之间思想、精神的互动和交换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美国学者迈尔斯也是这样认为的，称这种思想为“传心术”。从《交流的无奈》中可以看到，历史上不乏持“传心术”观点的论断并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的例子，比如人们曾经提出“天使说”，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实现像“天使”一样灵魂完全融合的交流，还有企图通过改进记录手段和传输手段去实现与死者的对话，但是都失败了。在彼得斯看来，这种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实现“天使”一样的灵魂交流，他认为，要避免“交流失败的哀婉情绪”，而去另辟蹊径，寻找交流的真正意义。那么交流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彼得斯支持哈贝马斯的观点“交流不是共享意识，而是要协调行动”，换句话说，衡量交流成功与否的条件，不是自己的思想有没有完全传递到对方脑子里，而是后续的行动能否协调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斯告诫我们：“放弃心灵完美交流的梦想，同时又保留它激发出来的好处。”[2]
简单来说，哈贝马斯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回归交流的本质。人们交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相互关爱和后续行动的协调，而并不是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别人的大脑中去。所以，在传播学意义上来说，传播学史上各种关于传播效果、传播策略、传播心理的研究对于“交流”问题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触及到它的本质，人们要解决的交流问题根本不在于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方式是否得当、手段是否高明、技术是否先进、传播过程是否存在干扰或者其他，而在于如何使人们回想起交流的初心，明白交流的本质，相互关爱，并在相互关爱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交流，最后达到协调行动的目的，这就是一种交流的“成功”。说到底，正如殷晓蓉教授所说：“交流的问题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技术或者语义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3]
二、反思“隔离的真实”，正确看待大众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介
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新媒介及其所具有的大众传播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交流方面的问题。其中十分严峻的一个问题是“隔离的真实”。现代社会中，新的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或由大众传播方式所引起的符号和交流手段是“爆炸式”的，看似“便利”的媒介接触实际上更加疏离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真实接触。人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用于私人媒介接触而很少与家人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参加社会活动、盲目相信大众传播媒介所灌输的信息而不进行自我思考和相互讨论从而得出结论、不同程度的媒介依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体现出人们在媒体所构建的“虚拟交流”中流连，接触到的都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经过大众传播媒介加工的事实，也即“隔离的真实”。长期处于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的“拟态环境”中，不但会挫伤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引起人们思想和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感，最终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也正是当下传播学需要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彼得斯早就用大篇幅证明了媒介的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交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彼得斯举了历史上一些新媒介出现所带来的影响的例子。无论是电报、电话还是广播等新媒介手段，都曾经给人类带来了接近完美交流的错觉，但是彼得斯最后证明，这些媒介非但没有使得交流变得容易，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交流更加困难的窘境。比如电报的出现“增加了陌生人插手的机会，增加了陌生人眼睛窥视的机会”；电话的发明使得人们亲临现场的机会大大减少，从而更难接触到真相，也导致了人们社会关系的疏离；而广播的发明带来了“欺骗性的广播广告”和“目的性的广播宣传”。总而言之，这些新媒介不但没有解决本来的交流问题，甚至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使得交流更难以进行，彼得斯用这些证明自己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学科应当致力于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大众传播媒介和由此带来的大众传播方式，不应过分依赖和相信新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所呈现的“交流更加便捷”的幻象和经过大众媒介加工过的事实，而应当在利用大众媒介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多通过“亲临现场”的方式获得事实，多通过人与人之间实际的交流和沟通去构建真实的社会关系。
三、引导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秉持一种“恕”的心态
在《交流的无奈》中，彼得斯说“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概念“交流的霸权”，即“一种关于交流的理直气壮的暴虐”。人们常常用“无法交流”去指责别人，甚至以此为理由去“孤立”或者是怀疑对方的人品，而传播学最害怕的也是交流不成功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否一定要对别人持如此苛求的态度呢？彼得斯在这本书里对先圣孔子不吝赞美，其中《论语》中有一段话说：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孔子认为，“恕”是可以一生受益的大智慧。那么在交流过程中，传播学也应当致力于引导人们形成一种“恕”的品格，不去苛求别人完全理解甚至是服从自己，因为有时候即使人们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也有可能存在思想上的分歧。“君子和而不同”说明人们是可以在有意见分歧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处的。“恕”的态度对消除“交流的霸权”大有裨益，也对解决当今的很多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交流”是传播学科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交流的无奈》引导人们从一贯的“交流”本质的误区中走出来，回归“交流”的本质和初心，并且在此基础上去寻求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彼得斯植根于对人类本质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兼具纯理性、思辨性和实用方面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交流”和解决现代传播学问题的新视野。傳播学科，尤其是当下我国的传播学科，应当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联系当下社会现实，去寻求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交流问题的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殷晓蓉.“交流”语境下的传播思想史——解读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传播学科；交流；交流的无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25-02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1]它研究的基础之一是对于人类交流的认识，因而也应当提供解决“交流”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综观传播学和“交流”的发展历史，似乎传播学的种种努力并没有解决交流中不尽如人意的问题，那么传播学科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交流”，又如何解决一系列交流问题呢？笔者试图通过对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一书的深入理解和分析，并结合实际，对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回归传播的本质，重新定义交流成功的标准
关于人们普遍存在的交流失败的感觉从何而来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厘清：究竟什么才是交流的成功？我们是否对于交流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有偏差，又如何正确地去看待交流问题呢？
传统意义上，人们把“交流”成功与否的标准定义为有没有实现“精神互通”，认为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人与人之间思想、精神的互动和交换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美国学者迈尔斯也是这样认为的，称这种思想为“传心术”。从《交流的无奈》中可以看到，历史上不乏持“传心术”观点的论断并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的例子，比如人们曾经提出“天使说”，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实现像“天使”一样灵魂完全融合的交流，还有企图通过改进记录手段和传输手段去实现与死者的对话，但是都失败了。在彼得斯看来，这种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实现“天使”一样的灵魂交流，他认为，要避免“交流失败的哀婉情绪”，而去另辟蹊径，寻找交流的真正意义。那么交流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彼得斯支持哈贝马斯的观点“交流不是共享意识，而是要协调行动”，换句话说，衡量交流成功与否的条件，不是自己的思想有没有完全传递到对方脑子里，而是后续的行动能否协调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斯告诫我们：“放弃心灵完美交流的梦想，同时又保留它激发出来的好处。”[2]
简单来说，哈贝马斯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回归交流的本质。人们交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相互关爱和后续行动的协调，而并不是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别人的大脑中去。所以，在传播学意义上来说，传播学史上各种关于传播效果、传播策略、传播心理的研究对于“交流”问题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触及到它的本质，人们要解决的交流问题根本不在于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方式是否得当、手段是否高明、技术是否先进、传播过程是否存在干扰或者其他，而在于如何使人们回想起交流的初心，明白交流的本质，相互关爱，并在相互关爱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交流，最后达到协调行动的目的，这就是一种交流的“成功”。说到底，正如殷晓蓉教授所说：“交流的问题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技术或者语义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3]
二、反思“隔离的真实”，正确看待大众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介
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新媒介及其所具有的大众传播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交流方面的问题。其中十分严峻的一个问题是“隔离的真实”。现代社会中，新的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或由大众传播方式所引起的符号和交流手段是“爆炸式”的，看似“便利”的媒介接触实际上更加疏离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真实接触。人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用于私人媒介接触而很少与家人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参加社会活动、盲目相信大众传播媒介所灌输的信息而不进行自我思考和相互讨论从而得出结论、不同程度的媒介依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体现出人们在媒体所构建的“虚拟交流”中流连，接触到的都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经过大众传播媒介加工的事实，也即“隔离的真实”。长期处于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的“拟态环境”中，不但会挫伤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引起人们思想和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感，最终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也正是当下传播学需要关注和考虑的问题。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彼得斯早就用大篇幅证明了媒介的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交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彼得斯举了历史上一些新媒介出现所带来的影响的例子。无论是电报、电话还是广播等新媒介手段，都曾经给人类带来了接近完美交流的错觉，但是彼得斯最后证明，这些媒介非但没有使得交流变得容易，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交流更加困难的窘境。比如电报的出现“增加了陌生人插手的机会，增加了陌生人眼睛窥视的机会”；电话的发明使得人们亲临现场的机会大大减少，从而更难接触到真相，也导致了人们社会关系的疏离；而广播的发明带来了“欺骗性的广播广告”和“目的性的广播宣传”。总而言之，这些新媒介不但没有解决本来的交流问题，甚至还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使得交流更难以进行，彼得斯用这些证明自己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学科应当致力于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大众传播媒介和由此带来的大众传播方式，不应过分依赖和相信新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所呈现的“交流更加便捷”的幻象和经过大众媒介加工过的事实，而应当在利用大众媒介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多通过“亲临现场”的方式获得事实，多通过人与人之间实际的交流和沟通去构建真实的社会关系。
三、引导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秉持一种“恕”的心态
在《交流的无奈》中，彼得斯说“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概念“交流的霸权”，即“一种关于交流的理直气壮的暴虐”。人们常常用“无法交流”去指责别人，甚至以此为理由去“孤立”或者是怀疑对方的人品，而传播学最害怕的也是交流不成功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否一定要对别人持如此苛求的态度呢？彼得斯在这本书里对先圣孔子不吝赞美，其中《论语》中有一段话说：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孔子认为，“恕”是可以一生受益的大智慧。那么在交流过程中，传播学也应当致力于引导人们形成一种“恕”的品格，不去苛求别人完全理解甚至是服从自己，因为有时候即使人们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也有可能存在思想上的分歧。“君子和而不同”说明人们是可以在有意见分歧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处的。“恕”的态度对消除“交流的霸权”大有裨益，也对解决当今的很多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交流”是传播学科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交流的无奈》引导人们从一贯的“交流”本质的误区中走出来，回归“交流”的本质和初心，并且在此基础上去寻求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彼得斯植根于对人类本质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兼具纯理性、思辨性和实用方面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交流”和解决现代传播学问题的新视野。傳播学科，尤其是当下我国的传播学科，应当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联系当下社会现实，去寻求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交流问题的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殷晓蓉.“交流”语境下的传播思想史——解读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