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评价是评判一个企业或一个建设工程安全状况如何最有说服力的科学方法。福建省在1986年就开始推广应用安全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在福建漳州糖厂的试点材料曾制成录像带，作为当年华东六省一市安全协作会议的交流材料和前劳动部劳动保护教育中心的收存资料。 福建省80年代末已开展安全评价工作。其中，福建省劳动保护科研所对省内的外资工程湄洲湾发电厂的安全预评价，不但得到投美国投资方国外总部的认可，也获得前主管安全的劳动部所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应该说，福建省在安全评价工作中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经历。随着安全科技的发展，现在所采用的评价方法越来越多，评价深度也越来越深。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和困惑。
　　安全评价的过程，无非是找出企业或建设项目的危险因素、重大危险源及潜在隐患，评估其危险程度，作出评价结论并提出改进或整改建议。安全预评价可指导下一步设计工作；对现状和验收的安全评价，可作为安全状态是否达标或竣工工程是否可验收的技术依据。但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现状与问题是：评价方法越多,程序越复杂，评价工作量越大，评价报告书越厚，评价结果往往使评价者自己也越来越心中无底，似乎指导实用性反而越差，但又不便明说。
　　以福建省的实践为例，以前八、九十年代的安全评价，大多数以对照规范评价为主，也辅以安全检查表、事故树分析、危险度评价，甚至已较早就应用了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等引进的评价方法。评价实践中发现，对照规范评价法（主要以企业或可研的现状对照有关国家标准和规程规范而作出评论）和安全检查表评价法（未作定量分析）虽简易平淡，但切实可行，直接指导意义大。因为国家标准或各行业部门相关规程规范是集全国专业技术精英和安全技术专家，根据国内外技术行情及国内现状，经过多方研讨所制定的结晶性规则。国标即国内的技术法律，充分体现了技术先进性和国情，是技术工作不可擅自逾越的行为规则，具有法力权威和技术权威，与它相抵触的技术性疏漏都应在改正或整改之列。在评价报告书中被评述别的问题,可研、设计单位或被验收企业也易于沟通、理解和接受，很容易在技术法律面前统一意见，达成共识。因而，评价报告书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在国标、行标的基础上审查安全评价报告，同样也易于沟通和取得共识，人为的分歧较少发生。而且，若能全部执行了国标、行标，企业或建设工程的安全性自然得到了全面的保障。管理部门、评价单位和企业心里也都是踏实的。说句实在话，要安评人员全面地、娴熟地掌握各类被评价对象相关的国标、行标和地方标准，并准确地运用于安评实践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能体现其评价水平的。
　　但是，随着国外诸多其他安评方法的引进和国内中介单位市场竞争的激烈，这种淳朴的评价方法却突显出它的“缺点”。有人认为它简单平淡，缺乏“技术兴奋点”，体现不出“技术含量”，甚至被贬斥为“小学生、幼儿园的水平”。总而言之，就因为它朴实无华、缺少包装，似乎“没有穿上西装”就难登大雅之堂。这还不过是一个侧面特写镜头而已，总的趋势是安全评价市场开始了洋化的“包装”。
　　于是乎，不论实况如何，评价书中竞相开展“量化”、“树化”、“分级化”，有时不问是什么评价对象、不问用什么方法，都追求“量化表达”，都有“事故树”、“事件树”，都尽可能予以“分级”。譬如，在评审评价报告书时发现：进入我省的有的安全评价单位对建设工程进行安全验收评价时，用安全检查表把各项检查结果量化打分，最后进行统计“分级”。其采用百分制，达75分的为达标级，达85分的为良好级，达95分以上的为优秀级。不言而喻，这样一来，一个建设工程安检结果达75分，自然就达标，即应予以验收了。反而言之，这个工程有25%、也即1/4的内容存在缺陷，照样可以验收通过。这绝对会使那些担心自身难以过关的“豆腐渣工程”们拍手称快。因为毕竟评价单位肯定了75%是合格的，“成绩是主要的”，验收过关不成问题。退而言之，得了95分就可以“优秀”了吗？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的一点隔热瓦片与整个飞船的设备、仪器装备、自动化水平、航天对接及往返的难度相比，占百分之几？但就是这百分之几一丁点的隐患造成了机毁人亡的世界性悲剧！而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最原始”的对照规范评价法，对每个不符合标准、规范的项目均应录在对照与整改、之列，使其达标。虽无“量”、“级”概念，但对每个角落却能“梳”而不漏，确保安全。
　　对于诸多国外引进的安全评价方法，无疑都是安全技术发展进步的产物，具有各自的特色和先进性。但是在应用中也应结合国情及企业实情，有条件、合理地使用。如果一味地追求其形式，只是中看不中用，并无太多实效。例如，事故树是个很典型的安全系统工程分析方法，它既可做直观的定性分析，也能做定量分析，能揭示企业生产中危险危害因素与事故的关系，又能通过定量计算预测事故的发生概率；而事件树分析方法则可通过系统的各零部件的故障率，预测某特定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周期。但它们的分析结果必须建立在对各类设备零部件的故障率或事故频率有充分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建立相配套的数据库，否则只停留在一般定性阶段，其分析结果的作用就很有限了，而且往往只是概念性的。又如，对易燃易爆和有毒介质最适用的道化学分析法、蒙德法，以及计算危险物品事故危害程度的“池火灾”、“蒸汽云”等数学计算模型，也同样由于数据库不配套、不完善，在计算中对各种参数采用系数时会有很大的人为主观判断的差别，会很敏感地会影响分析计算的总结果。有时甚至会令计算者自己吓一跳，只好调整其系数取值、重新计算，直到觉得结论尚且“过得去”为止。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先圈定一个可接受的结果再倒推去取其系数，好象在做文字游戏。
　　特别应指出的是,那些引进的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大多是针对某特定事故类型和范围的。评价报告中一般不会对企业生产中所有事故类型或各种系统都进行那些方法的分析。未分析到的部分就形成了空挡，就是隐患窝藏的死角。一份安全评价报告，如果不能查透重要隐患并提出整改要求，那么，如果被评价企业在全部按照评价建议的要求完成整改后仍不能确保安全，这样的评价只能说是华而不实。单纯追求“花拳绣腿”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严肃地说，如果发生事故，评价单位是要负连带法律责任的。
　　因此，本人以为对照规范的评价方法是最基本、最可靠、最扎实的评价方法。即使它没有好听的名称和应有的“名份”，但它是所以评价系统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个评价报告书，即使没有使用别的评价方法，却能使企业或建设项目的各个方面都达到安全规范要求，也就达到了安全的目标和实效。评价单位从法律上说也尽到了责任，没有后遗症。反之，如果评价报告书中应用了很多种评价方法，也指出各危险因素的不同重要程度，但不能保证其所评价的企业或工程项目应查的各种安全状况达到安全标准和规范要求，该报告的作用和意义就值得怀疑了。而且，评价单位对企业连带的安全法律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当然，并非要反对应用各类引进的评价方法。关键在于要处理好基础工作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规范性评价是基础性评价方法，在搞好它的基础上，再对重点部位有针对性地采用其他评价方法是可取的。哪怕是“花拳绣腿”，踢它几招也无妨，因为可以体现其评价内容与方法的多样性。特别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条件下，许多评价单位都愿意多出些“新招式”，以体现水平，“对上对下都好交代”些。只要运用得当，这也有益无害，只是不应该舍本而逐末。全面符合安全标准规范要求，实现本质安全，才是安全评价应达到的真正的实际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