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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写家族，写父辈，写自己，展现了大时代政治风暴裹挟下一个家族的命运，时空辽远，视野开阔，真挚深沉，荡气回肠。看似追根溯源的家族史，实则写出了中国的大历史，读来动人心魄。
大 国 子 民
沙 林
我父亲1949年2月回了老家郴州一趟，跟我爷爷密谈了一次，告诉他天下大势，共产党肯定要得天下，你们一定要作好准备！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二，父亲一狠心，谁也没有告诉，顶着大雪，带着一个挑夫，一大早就离开这个有着几百亩土地的大家庭。他徒步走了两天山路，快到武汉时，顺利过了关卡，奔向解放区，从此三十多年没回去。
父亲早就跟武汉大学的地下党有勾连，这一回去就加入了部队，从此成了一位“离休”式革命干部。
匪夷所思的是，父亲从1949到1980年间，三十多年硬是没有回去探望父母。
不知受谁的影响，我总觉得她们是来揩油的。“农村亲戚”那时是一个很贬义的词语，更重要的是，那个我从未见过的爷奶，我从未见过的祖家，带给我人生太大的影响了。当你不得不在全班面前报家庭出身时，一声发自你喉咙的扭扭捏捏的地主之名，会给你带来多大耻辱？现在的孩子是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屈辱和诡异的气氛的。因为这个爷爷，当兵、招工、上学等当时人生好一点的生路，基本被断绝了，我成了实际的“贱民”。那时睡中多噩梦，恐怕多是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一切也都沉到性格，直至影响人生。因而我对这个康家绝对是恨多于爱的。记得一次满怀怨气地送这些老家的姐妹走，我蹬着三轮车将她们送去火车站，回头看到蓝天下她们孩子带有岭南特征的惶惑眼神，现在想想真不该。
现在她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亿万富翁，一个是证券公司的骨干。还是那种无辜的笑脸，不知他们曾否记得。
天高难问 人老易悲（杜甫）
我父很老了，想当年他跟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后，很是大干了一番。50年代初期，他受总参通信部王诤部长的委托，拿着叶帅的亲笔信，独自揣着10万美金公款（那时可是天文数字，记得一直到了1975年周总理决定购进国外石油勘探车时，国家总共才有百十万外汇储备，抓耳挠腮，很苦了外贸部），潜到香港跟地下联络站接触，采买黑社会从美军仓库偷来的研制雷达所需的军工器材……
如今，他早已没有指挥着一万只罗马夜光表（为潜伏前线打埋伏的志愿军基层连排长购买）偷渡香港海关的豪情了，也没了吆喝着几十个军人满山跑建雷达站的劲头了……
看着他颤颤巍巍行走的样子，我觉得这一代老人很可怜，晒着好不容易露出脸、却被一层薄霾挡着的太阳，连一点埋怨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何辜？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们弄出的毒雾，让他们承受。 他的同事和朋友，一个一个走了，剩下的仅有几个是“百毒不侵”幸存下来的。过年过节，互相发个电子邮件，打打电话，早已没有余力亲自登门拜访了。父亲总是掐着指头算：唉，北京的武大同届校友只剩三个了，两个还躺在床上不能动……
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远天是否有彩霞，如果东方微红，天宇透亮，就有一种赚着的感觉，终于又是正常的一天！其实，在中国大陆，无数这样风烛残年的老人都在盼着天宇透亮的一天。
过去的日子回想起来有点悲苦，但有一样总是好的，就是天蓝水碧。
河南新乡在黄河流域的水网交集处，房子不远处是一条不大的河——卫河，黄河的小弟，水浑黄，虽不清，但黄暖金沙，异常爽净。夏日一天，青草中疯玩时，在大孩子撺掇下窜入此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条河，香馨的暖流一下贯通全身，那感觉一辈子也忘不了！以后经历的海蓝净池之水不少，在美国旧金山曾经涉入过美轮美奂的绕城花园尽头的蓝海滩，据说景色是世界一流的，可再也没有那种人生黄金水如缎的感觉了。
那时政治环境纷扰，但自然环境是正常的，是几千年来我们华族所经过的光风霁月的正常日子。
这一百年中，康家的回忆中最美的一个景象似乎在北京。
父亲年轻的时候，北京风光正好，他很为得了我这个胖大头男而骄傲，每每带着我出去逛风景。记得他抱我出门的时候，全不顾扔在家里哭泣的小妹妹，大咧咧地迈步前行。我因而记得了深蓝幕布下北海白塔红领巾，也记得残雪厂甸庙会糖葫芦，和小妹的嘤泣混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难忘的怀旧图景。
父亲有一种康家旧族的陋习，重头男，轻女眷。我被寄托了很多东西，但直到很晚近，我才意识到传宗接代对这个康家的重要。“祖先的一链你不能中断”，父亲经常这样告诫，还拿西方最近的发现，一个血脉中只有男性才传承祖先的一种DNA，来说明着什么。
这么多年不回老家，却又重视祖宗的传承，父亲是一个文化的矛盾体。
不管怎么说，60年代北京的古朴之美跟我的童年、康家的梦影连在了一起。
只是旧京风光已不在了！这佐证了父亲的老去。
但我有时还是有点感动，南口那边来的蓝色风一直吹到三元桥和望京，整个天幕如洗，从高高的办公楼上远眺，暖阳轻黄，远山烟树，青瓦灰墙一片片的大北京，有一种无言而繁忙的生机，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蠕动。生活本该这样。
我父亲这个“革命军干”在八十多高龄终于回了郴州的康家一趟，但他的父母、我的爷奶早已不在了，他在山坟前徜徉。这个过去偷偷汇款、不敢回去的人，现在被当作该县名人被人大接待。他是理科男，不会无谓的抒情，但我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在应酬嘿笑中的怅然。他竟然想在这个山村长住下去，全不顾北京曾经那么牵动他的繁闹和方便。他一定是闻到了小时候在青色大山中慢慢升腾出的气息，这个没有工业的湘南小县一定还残存着近一个世纪前他初次闻到的那种味道，祖母炉灶的柴烟和祖屋阴闷的霉香。
我陪着他走进昏暗颓败的祖屋，他的神情突然有些愣怔，跟几十年前他听到母亲去世却无法回去时的表情一模一样，我知道一定是80年前母亲的唤儿声，划过他心里最深的角落。
在哪儿生的，你的中庭之神就定在了哪儿，不管以后远游多少万里，不管你是否背弃过她，你的魂神终究会带你回到那里的。
我后来读到了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我父亲这位“背弃”祖先60年的“大山之子”一定也是这样的心情：
我终于明白
世间有一种思绪
无法用言语形容
粗狂而忧伤
月光下的高原
淡淡痴痴的笑
笑那浮华落尽
月色如洗
我终于明白
遥远的忧伤
穿过千山万水
吹不散的背影
清晨前的冰霜
融不化心头的温热
你静守在月下
寂静欢喜
既见万古色 今往何必忧（王昌龄）
我爷爷奶奶那样善良的百姓所经历的百年的确让人伤感。他们无非大棋局下的不能自我的极小的角色，但人性是共通的，他们的幽怨也注入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中，让整体色调暗淡下来，哪怕小数点后面多少个零。
有人说，宪政百年、民主百年、共和百年，的确，百年无非是争一个民族舒心，也就是那种不由自主的幸福温暖的涌动。
在这个百年中，我也曾窥得一角景色，感受到残酷历史间隙中温暖的一刻。大概是1965年秋天，三年大饥荒过后万物回春，人们在肃杀饥馑中突然感到一丝无言的幸福，的确，那种大难来临前的安宁富足颇让人回味。当时，父亲熬过了无数政审，正意气风发地带着几十名军人穿梭在北京、河南、上海搞雷达工程。正是那年，二炮某部击落了美国高空无人侦察机，这跟父亲的工程有很大关系……自幼身心敏弱的我，却只能一个人经常躺在满院大树中的独房子里恐惧地等着黑夜的降临。那时地广人稀，这种情景很难在现在的城市中出现了——夜暗无光，高大的树丛像黑巨人一样互相咬斗，全宇宙似乎只有风声树声和一个7岁男孩的噩梦……
我父母的同事，一位外表憨憨的叔叔出手了，“怎能让孩子一个人躺在那里？那个情景很瘆人的。”于是他陪了我几天几夜。这位南方客家人模样的叔叔总是挂着笑容，却不爱说话。一天，我们在这个中原小城闲逛，路过一个低矮黢黑的“合作社”，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再普通不过的不足100平米的公有制小商店，好货充斥，货架上竟摆有茅台酒，毫无疑问是正宗的，17元一瓶。吃食很多，方酥（一种京式点心）、牛奶糖等杂陈摆放，叔叔给我挑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所费一毛……
这是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的短暂富足。后来知道，刘邓劳苦功高呀，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一进入1966年，当工农兵大拳头下“刘邓陶”仓皇而逃的漫画贴满神州时，好日子马上终止。什么苹果、花生、牛奶、瓶酒、方酥、牛奶糖、香油等，在市场基本绝迹，即使偶尔有也是排长队，凭票每人供应几两。说句实话，我在中原小城十年，也就是文革十年，所吃过的苹果大部分都是从院子里公家苹果树上偷来的。有时家里“走后门”能买到一袋两包的，但春节前后锁在柜子里，弄得孩子们只能眼巴巴空闻果香。 说来不信，我7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牛奶是什么模样，更没听说过周围谁喝过牛奶。只是读多了从焚书运动中偷抢来的欧美小说残本后，空想奶制品的香腻。一次，大院隔壁毛巾被单厂的小学同学到我家来，看到饭食中有肉丝，竟然羡慕不已。他告诉我，他们家一年才吃一次肉！这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起来，感觉每周吃几次肉是一种罪过。
此后造反、串联、武斗，江山更是一片贫瘠狼藉。
那位叔叔呢，我早不记得他的真实模样了，更记不起他的名字，可他在50年前给我买的大红苹果还浮在心里，永远红灿灿的。
那时，阳光细腻透明得能跟皮肤甚至神经对话，尤其在小城镇，还带着些许禾草的馨香，照在少年的脸上，惬意无比。没有公榜排名的烦心功课压力，又有武斗血雨腥风的紧张活剧，这真是人生中再不可复返的“好时光”啊！
每个少年都有一种无耻的天真，其实家已破了——母亲长住驻马店干校干农活，父亲长蹲单位牛棚——他再怎么谨慎也逃不过群众的火眼金睛，得好好交代老康家怎么剥削农民的“罪行”了。
记得有一次我不去“复课”，也不去闹“革命”，我和政治部主任的儿子二平在路上瞎逛，看到一个戴破草帽的老农推着一个没有挡泥板的破自行车在偷卖炒花生，二平迟疑了一下竟然掏出两毛钱来，想是给家里买菜克扣的。可老农小铁秤只称了一把，任我们拿出“哄诈”农村人的本事也没多得一点。二人各食得五六颗，入口即无，表面还若无其事，却打着对方的主意。
现在回味一下，那简直是一种天仙般的好食感，四十多年了，其美味犹在嘴边。黄河故道金沙滩养的、豫北粗锅焐出，让日后所有的花生——奶花生、油花生、黑花生、转基因花生……都等而下之。
二平他爸是根红苗正贫农出身的“革干”，而我爸是出身不好、岌岌可危的“革干”，他却不避嫌忌地总是跟我厮混一起——上一世肯定有什么因缘。后来我们一起插队，一年后他走关系当了兵，分别时我欲哭无泪，并不仅是一辈子修理地球的前景让我悲伤，更多的是他开朗我抑郁，他的豪气和烂漫，是我在朝寒晚雨中离不了的坚盾和良药。他走了……
那实际是人生一大分水岭，记得是秋天的凄风苦雨中，我浑身泥水在田中拉着耧，几乎全不顾一片灰云中的一点蓝亮所带来的乡下美景，后来回想，那就是库尔贝的意境和印象派的色彩哦。心沉郁至极，只有晚上狄更斯和高尔基的书让我有一种麻醉的欣慰。
小平复出一声令，我得以在高考恢复的第二届以7%的比例侥幸考上大学，二平却几乎同时坐着闷罐车往南开，要打仗了。临行前，我母亲代我去向他告别，我们家人也很感激二平。据说当时场景大家都泪眼婆娑，都知道那是生死诀别。
临战前，团里看他人机灵让他当通信兵，一次去接炸断的话线，一颗炮弹把旁边同城来的伙伴炸飞了，他伏身弹坑得以活命……和他一批的新乡兵、我们的知青战友们，有六七位把命搁在了自卫反击的战场上，还有几位终身靠在轮椅上、每天被人推出荣军学校看风景，只是卫河早已浑臭了，荣军的眼神也死水一样……死伤者我可能也认识几个，那个虚幻的梦一般的8月的一天，全国的75届高中毕业生同一天插队下放，新乡市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几十辆卡车把同届知青送到不同的村镇，不同的归宿。我、二平和他们全在里头，当时孩子们谁都不觉得异样，在卡车上强作欢笑打闹。可人生福祸相依流转，昨日的笑脸转眼成今天流血的苍尸，我们怎么去认识这悲凉而又莫测无比的命运呢？
二平现在是中国科工集团的一位中层，女儿在澳大利亚读书归来。我们也是多年没见面了，不知还记得他赐我的那把花生否？
再回到吃吧，当年人们为食好辛苦啊！就在荣军每天被推出看风景的荣校路上，一条逶迤的大路，过年前的风尘路人、久旅的司机、探亲的知青……走过千山万水，提着一瓶香油，背着半袋大米，裹着两包花生，就为了一家老小过年的时候能吃上，小心护携，匆匆往家赶。那种期盼的表情早已湮没在时代的雾霭中，但我仍然记得。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整整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时的人们可安好？
为我谢香炉，风尘每相忆（王安石）
我们康家一千年都是那种感恩戴德、勤恳劳作的角色，没有出过乱臣贼子，有的都是助国臣民。我爷爷在土改中被褫夺了一切：田产、牛羊、农具和大宅子。他毫无怨言，在还没有“集体化”的宽松环境中，住着几间土屋，又“胼手胝足”起来，没几年又小发了，添了牛羊和自行车，比那些土改中分得财产的贫农们过得好。
我从未见过爷爷的形象，只是父亲描述，是一位个子高高、表情严肃的农人，谨严和理性，心思清明，要不然也不会在田土种物和长途贩运这些比较复杂的财物平衡中，掌握得那么自如。
可是几年后“集体化”来了，他新添的“生产资料”又全被充公，这时他再也没有余力挣扎了，带着做了一辈子、破灭一辈子的太平天下农人梦走了。
我父亲也是勤恳劳作的人，那个年代搞科研的有两种人，一种是靠嘴皮子吃政治饭，“又红又专”；一种是技术上有鲜招离不了，“白专道路”。我父亲当然是后一种。批是批他，“两弹一星”的远程通信的试验，还是靠他和下属。特别绝的是，用他是用他，关也让他过，但就是悠着他。1950年，他跟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后就提出入党，但30年不让他入，没完没了的“考验”，从不吐一个痛快话。搏人的技巧真是高，却又很奇葩，他掌握着我党最尖端武器的发展机密，却又总认为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怕他会成为“反攻大陆”的策应……
后来我很为他抱屈，就说当年在香港秘密采买武器材料，他一个人独揣大笔美金，要跑到海外那就是脚一迈的事情。的确有人这么做了，当时同在香港秘密采买的有三拨人，除了我父亲，还有海军和某秘密单位的，那两家单位的人先后揣着大笔美金窜逃了，其中一位几十年后又觍着脸回到大陆，被追捧为“爱国华侨”。我后来问父亲，您那么想去恩师查清远教授的导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那里深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他一笑。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流着康家的血液，一辈子就是一个忠和诚字，古汉人身上就是这两个字，去读读史记和春秋。 黑色幽默的是，这唯一一个一分钱没有贪、在香港来回跑动都是大热天骑着自行车为公家省钱、前后经手几万块瑞士表一块没留下的、还是听着香港的教堂钟声掌握时间的人，回到大陆后马上被扔进军事监狱，当大老虎打，当时“三反五反”的逻辑是，拿着这么多钱不动心，有点不可能吧？管它有没有证据，先当落水虎……
他这辈子真险，多少次就差那么一点没被清理出“阶级队伍”。
直到小平复出了，他才逃脱这怪圈。他因而很感激改革开放给他的一切，让他入党、让他参加科学大会、让他掌管整个研究所、每年数次出席国外最高层学术会议、拿国务院特殊津贴、差一点成为院士——如果不是一味要离开研究所，非要去北京部里负责整个电子协会的业务……
我清楚记得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刚上来又被“四人帮”干下去，父亲发自内心的沮丧，也记得他对刚刚死里逃生、重新掌权的邓小平的激赞，一种发自肺腑的钦佩。
我清楚记得1978年的夏天。
“希望的田野”上，一天一个拨乱反正的政策出台，一天一个久已消失的政经文艺名人重归高台，更关键的是，全国人民突然一下能吃饱肚子了，肉类副食突然多了起来，人们还不太适应，每家傍晚饭桌前都是红扑扑高谈阔论的兴奋脸庞……
这天，恢复高考后不久的一个黄昏饭点，早已不播“最高指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送一篇小说——《爱情的位置》。这是十几年来官方第一次提“爱情”这个词。过去被指为是“封资修”，只能做不能说，只能生孩子，不能提爱情。什么爱情？搞破鞋。你说说这个词试试？弄不好要被批斗的，至少也是思想有问题，不能重用。当时我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牛虻》都是在被窝里偷偷看的，而爱情，苏联“老修”和台湾“蒋特”在敌台里倒是大讲特讲的，他们真是懂得心理学，这击中了多少远离故土的知识青年啊！
于是夜里在知青点的榆木床上偷听莫斯科广播电台，那是辽阔夜空中突然响起的星辰般的柔亮音色，那是小号吹出的柔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每晚在谈卓娅和舒拉……那空灵柔美的旋律，让早腻烦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号叫的我们一下子悠了起来，心就生生定在那儿了。
突然一声吼叫把我惊醒，被循声而来的指导员抓个现行。
往重里说，这是够枪毙的罪（那年月走过小城体育场或老公园那肮脏的破墙，总看到上面隔不了几天就更新的“枪毙布告”，只因不小心弄脏了报纸上的领袖像，只因大会上紧张喊错了口号，只因出身不好说了几句怪话……就是“炮打头”的下场，那种酷戾是现在奶油一代难以想象的），好在大队书记老征接报后不知怎么没有动作，其实并没有给他送过礼，平常来往也不多，这让我以后对很多描写文革大队支书都很坏的影视文学作品并不认同……
这天晚上，夏夜香气中，我怔怔站在开满苹果花的大院里，听着大喇叭播诵“爱情”，惶惶等待高考结果的我一直暖暖的，因为我知道又能讲“爱”了，标志着这个社会终于走向正常。这一晚我还知道了一个新作家——刘心武。
又过了几十天，我在知青点办好手续，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离开北中原，向南跨过黄河，来到桂香萦绕的武汉大学。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李白）
康姓远祖来自黄帝的姬姓。西周初年，一位来自山西晋阳的黄帝苗裔句须公被派到位于河南长垣的匡邑做父母官，以地得姓，成为匡氏初祖。至于匡怎么变成康的，又是一段悲歌……
长垣位于新乡地界，我和我的远祖就这样隔着三千年，邂逅了。
当时可不知道这些，中州那种来自远古的土味几乎让所有外省人都想尽办法逃离，于是，我也借着上大学的机会逃了。
从新乡上火车没多久，就要过黄河大桥，从来，河南人的潜意识中，从北向南跨过黄河就意味着一个新天地，这是逃离的关卡。
第一次见黄河是文革后期，那时熊孩子可以瞒着父母跟同学窜访另一个城市玩上几天。于是，我和几个北边的孩子挤在烟雾弥漫，杂混着军汉、老农、村妇、盲流的绿皮火车里咣当着，突然有人呼，黄河、黄河！人们都望向窗外。我先是看到一片黄，把天都遮住了，这才意识到，蓝天之下满是黄波，从西倾下，漫过中原那宽广的丘陵和麦原，真是天上的来水啊！但那水又是极细腻的，西部黄土高原的细沙被整个融化进去了，闪着柔腻的黄光，很像农舍美妇没有化妆的光洁肤色。
顽劣而不深思的孩童心，也突然有了一种小震动，觉得美，很美。
车过黄河大桥，耳畔是中原口音，眼里是黄土面容，我一直觉得，中原人是这个民族还沉在泥草中的祖先，同时承载着国人几千年的土根希望，想想那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么盼想着一个大汉王朝的归来，血脉期望如此坚牢，就是河南人。于是，以后不管人们再怎么说他们的坏话，我也是断不信服的。
后来游在甘陕时，每遇到有人脸色闪烁地说河南人要饭的时候，我就有点挂不住，但又觉得跟那些蜷缩在肮脏角落里有点吃食就能活的同胞们的确不是一路人。上世纪80年代，有个大作家李[淮][十]很写了一下这些被黄河灾害驱赶到陕西的灾民，让人们看到了褴褛肮脏表面下金子般的心。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养育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是北方之农，只知务农，黄河怒了，举家而逃……现在的城市文化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对最基础的养育之恩从来不加感恩，远不如古人“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来得人道些。
总之，河南跟甘陕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有人说甘陕有一半人是河南人，或许言过其实了。我一直奇怪这些逃离家乡的人，为什么没有像我的康姓祖先那样逃离河南后“以启山林”，在南方建立另一个更发达的文明？
1984年，我在青透的天穹下，沿着黄河上溯，一直到陕西，越秦岭，入巴蜀……一路过“绸路”，那古诗中耳熟能详的词境又一次被振发。经咸阳，上西安，见岐山……对了，岐山，上古之地，那么普通又那么绵大，我在车厢所有人无动于衷中不错眼珠地盯着窗外，嘴里反复叨念着“凤鸣岐山”“秋风渭水”这几个词句。 我似乎看到从黄土高原漫漫涌来的土一样质朴的周人，一下子与通古斯来的东夷殷族在中原黄河发生激烈碰撞。碰撞地点正是我们康家的中原旧地，我的故居——河南新乡市的牧村。文革中我每天去中学都要经过那个激荡中国三千年的古战场——牧野。所谓“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我没有捡拾到旧刀枪，却总在上学路上偷摘商周战士遗血浸灌出的黄瓜西红柿，惹得农民一路追骂……
我喜欢周原，对上古的古拙大气一向心驰神往。我后来分析，当时还有另一种感情在里面，周文王的文治武功，不知怎么就跟当时拨乱反正的时局联系起来了。那是一个真改革的时代，每一天似乎都有利于百姓、利于国家的政策或者新闻出现，整体气氛简朴、亲民，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
亲暖青涩时代的气流裹晕着列车，沿着没有被破坏的草木原民大地向武侯草堂那块地界行进。人年轻，景也原初。
80年代初的古迹是真古迹，没有修饰和雕琢，人们看到的是那种经过十年动乱劫后余生的真实破败。皇墓被大片粮田包围，没有人因为它是帝王故迹而修路架桥，也没有人为了钱财踅摸盗墓。夕阳下三五农人穿着粗布衣衫在耕作，他们还没变成穿着大红冲锋衫骑着摩托做买卖的“村民”。最诡异的是石人石马，在暮色苍茫中黑幢幢地立在广原上，一丝亮云像长绸一样飘过来缠绕着它们。那时关中的空气是温湿透亮的，我在那里徜徉一点也没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很安逸的，有一种轻甜。日子永远是过去的好。
记得一个小小的路边残碑，高不过一米，呈一种旧黄泥色，有人骑车驮麻袋经过，有人驾着浓烟农车轰过，没有一个人关注。我不知怎么就不顾众人反对下了车，三个字立马让我愣住——马嵬坡。
30年前的大古迹不过如此，今日我查了网上图片，早已成了一大片煌煌建筑，不知要收多少钱了！
黄河本应成全李唐和贵妃的，唐玄宗原指望黄河成天堑，阻挡仅二十几天就由雁北杀到洛阳的虎狼军。安禄山杀人夺地急匆匆赶到黄河北岸时突遇黄河天堑，不禁望河兴叹，的确准备回兵。但没想到，天不遂唐愿，寒流突来，黄河一夜成冰河。安禄山这个粟特人的后代，不禁大喜过望，带领六十万凶兵窜步黄河，一下冲到咸阳跟前。
看来，河的分割真是有天意的，当你违逆了天意时，天堑能轻易改变。
唐玄宗违背了什么天意？现在想想，沉溺、奢侈、宠妃、灭佛等，都是不小的罪错。一个皇天大帝，不能像宋朝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就枉为“天子”了。
安史之乱是天下百姓的灾难，我们康（匡）家人和中原父老，被安禄山的军队从新乡长垣追到郑州，逃过黄河，又逃到安徽、湖北，流离颠簸，兵烽所及，一片血海。此次逃亡或许跟杜甫有过交集，可能就是黄河古道旁一位家族老妇的泪眼，引来了“少陵野老吞声哭”的悲歌。
从那以后，盛唐时的那种从上到下的自信已经消失殆尽。粟特人、契丹人、回纥人、室韦人、吐蕃人开始依次觊觎北方和中原，黄巢“唯敢不笑成丈夫”又一次威胁广大北方。这时，我们康家的祖姓匡氏，已经意识到，中原祖地永远会是野心氏族和王朝政治的角逐场，于是一部分先人开始向南寻找新家园。
其实更早的初唐，匡句须第58代孙、吉州通判匡胄，就迈出了寻找新家园的第一步。他偶然公务江西泰和祁州，一下看中了人烟稀少的群山绿野，索性连官都不做了，扔了冠帽就迁居在此。读书人，肯定是濡染了陶渊明的文心丽影，六朝刚过，人心毕竟相对自由，性情原始和美。烦倦的人生，突然置身在江南百花山，听不到叛军和胡人的嘶号，没有官、没有匪、没有兵，只有静谷樵人，鸟语花香，一切就这样了！
实际他们也是客家人一种，仅带着几捧孔孟诗书和满腔希冀，来到这与中原不通雁音的江南，从此繁衍出一片天地。我们郴州这支康，就是从那一线延来。
我总想从老家人语音里寻出那个时代的中原古音，我深信，语言学家也信，他们是中古时代的活化石。只是我，一块变质的化石，不知什么时候又被掷回了北方，静静地等待着与祖先的相会。
千年流徙 一世浮华（无名氏）
当我还在卫河边疯跑时，就用另一只眼感受世界了，我曾为岳飞被杀于风波亭、为梁山一百单八将殒命方腊，尤其为近代中国大大的桑叶被周边帝国渐渐蚕食化为公鸡，流下少年泪。这种真诚即使仍存于成年，也不应被嘲笑，尤其你以笔为器，漫游在历史散文的天际时，那种王朝末年善良百姓和文明王朝的悲剧，总会给你带来深重而悲恸的诗意。
比如说，宋朝，我对她的感觉复杂而悲怆。
整个匡姓家族的嬗变悲剧跟她有很大关系，但我个人对这个纯汉人打造的王朝一直有莫名的好感，想想可能是被《水浒传》染色了。不到10岁就读水浒，喜欢上那种烂漫而公允的英雄，也喜欢那种富足而荒寥的环境。虽然有这些“罗宾汉”，但宋朝绝对是一个不暴戾的斯文朝代，GDP占世界的50%以上，经济、文化、科技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而且人民富足丰阜，官民心性松弛，大宋朝300年，竟无一文字狱。宦官乱政、地方割据、民变起义等也基本没有，或者仅局部发生几起，没有横贯全国的大杀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就是这样一个宋朝，立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诏诰天下避其名讳，匡姓竟然首当其冲。这就是有名的“避讳易姓”之难。后人很难理解当时情况的诡异和惨烈，对祖姓有很深崇敬的祖人来说，易姓是天下第一难事，这就与无上皇权产生了剧烈碰撞，以至到了“留人不留姓，留姓不留人”的地步，如果不改姓，整个氏族就可能被屠灭。
匡氏只好与祖姓泣血告别，分别改为康、方、王、姜——他们尽量选择与祖姓相近的音，以表明匡氏先祖警示子孙勿忘本源之愿，真可谓用心良苦。
即使改了姓，也有诸多罹难，大多逃离中原，离开祖地。有史学家描写当时情景：“匡氏的演变是充满着泪水与血腥的。‘避讳易姓’之难，造成了多少匡氏子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手足易族。至此，匡姓几乎没族，沉寂了一百七十余年。中原地区的匡氏子民被迫四处逃亡，流落到偏远之地避居。至今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有原居地的匡氏后裔。” “在中国历史上极少有像匡氏这样经历坎坷复杂演变过程的姓氏。”
在这场血火争讼中，我的一个匡姓祖先、匡句须的第68世孙、袁州路都使，也就是后周的按察使匡珣，别名十七客，乃宋初名闻一方的豪杰，亦不得不率族人改姓迁逃。他择姓为康，成为康氏初祖。
这就是我们跟宋朝的恩怨。
对这样一个朝代，当记惦着国族兴灭、苗裔延续、文化沉陆的时候，我就与她融在一起，家族之怨很容易被辄忘。
日本历史学家杉山正明在评价蒙元帝国的历史作用时说过：“高度评价南方繁荣的文化区域和那里的‘文明主义’，而贬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军事优先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国史学家也有此倾向。所以，综合地把握两者，进而描画出一幅时代的立体画像，此点非常重要。”
说白了就是要贬北而褒南，为什么这样？我想主要是南北宋和晚明的悲剧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完全由汉人组成的高度文明的农耕社会，最后全毁在了北方部族的毡裘血火之中，“把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鲁迅语），让人惋惜痛心，这已不是“通病”一词所能概之，而是一种巨大的族别情感潜流。
怀想北宋末年，在北兵的攻伐掳掠下，整个河南被倾覆，上至公卿、下至樵夫，整个华族，衣冠南渡。中南古道，百姓漫漫，过黄河，渡淮水，来到江浙闽北，赣水湘洲。我们康（匡）家历次南迁剩下的最后一部分也夹杂在这个浩大人群中一路南行。他们离开黄河故里，一步三回头。周时明月就生活在此，祖先坟茔、田土祠堂，还有留守的族人，全都抛离了。有不肯走的乡族，愿死守故里，亲人相别，泪水涟涟，心知陌路天涯，从此难相见。
来到南方，他们建立了南宋，搬来了整个北方的社稷人群。
南宋的繁华今人已经难以想象，但从来富贵转眼过。强大的蒙元帝国军事机器，在以摧枯拉朽之势蹂踏欧亚大陆后，突然掉转锋头，瞄准军事弱小的“弱宋”。令世界惊叹的是，最不尚武的南宋文明竟然是野蛮的游牧军团最难啃的一块土地。不说四川钓鱼城军民与忽必烈对峙了36年——这在蒙元世界攻伐史上从未有过，就说挟裹西夏军等几十万大军的铁骑，对付南宋十几万宫女文官组成的最没战斗力的残军，竟也多日不破。
公元1279年，人类古代史上规模最宏大、战局最惨烈的一场海战在广东崖门海域爆发。双方共投入兵力四十余万，动用战船两千多艘。时逢台风，大浪与炮火交织，巨舟与铁船相冲，南宋军民虽同仇敌忾，抱死决战，但“天欲灭宋”，最终无力回天。最后的时刻，年仅八岁的幼帝赵昺放弃苟且偷生，欲与大夫同去“见先帝”。陆秀夫看大势已去，背负幼帝蹈海而亡。南宋十几万将士、文臣、宫女、太监也都赴海而死，追随着自己的王朝，去实践他们被孔孟浸润的仁义礼智信去了。
面对海面十几万浮尸，身为汉人的灭宋统帅张弘范不知是何心绪。有人说他很得意，在故国皇帝跳海处勒石刻字，自我标榜，但我想未必，事实上第二年他就抑郁病亡。
南宋虽然覆没，但输得这样有气节，十几万看似柔弱的文臣妇孺，就应了忠义二字，灿若夏花。
我的先人躲在赣水鄱原的大山里，不知是怎么熬过蒙元最初的杀戮的。后来他们从“书香传家久”的耕读士绅，渐渐化为山坳中“披蓑半夜耕”的无言农人。元时的一百年就让他们改变了模样，这也是“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一个悲剧。
南岭黄花别样红（无名氏）
南渡已千年，到了清末甲午年间，中日发生大海战，接着是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康家在小山村竟然一无所知。到了1907、1908年间，一件大事却让小山村知晓。
秋瑾，一个江南秀女，本该钗粉缠绵，独倚斜栏，却剑罢歌曰什么“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她已知同党徐锡麟失败被捕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被捕后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1907年7月15日凌晨，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稍后，秋瑾的战友谭馥、葛谦、邹鲁等会党成员，高举秋瑾义旗，在广州军界再事策划起义，不幸再次失败。
邹鲁回忆，逃亡前，短小精悍的湘南人谭馥握着他的手说，“这次失败的责任在我，如果都能脱险就好。如果我逃走了你被抓，千万别承认，没有人会供出你；如果你逃走了我被抓，所有的事由我一个人担当；如果都被捕了，你一定要留着有用之身，千万不要和我争着先死。” 35年后，已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的邹鲁为谭馥写纪念碑文时，对谭的这段话仍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雨夜，三人从窗口看到追兵，于是分开逃跑。 葛谦被抓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葛的口供长达千言，但没一句涉及起义的机密。他慷慨陈词：“我之宗旨，只是如此。我的同党，我断不能供出。已拼一死，愿快死为乐，我一人流血，留他们做大事业。历观欧美各国之大革命，断无不流血而成者，近来因革命流血者，亦不止我一人。我之宗旨，虽死亦不能变其方针，言尽于此，请速杀为愈！”
儒将李准是我大学同学的亲叔爷，看葛谦年纪轻轻，文才了得，想放他一条活路，问：如果我不杀你，你会怎么办？葛谦答：继续革命。 李准无奈，于1908年12月16日凌晨将葛谦处刑。
谭馥在郴州被抓，被严刑逼供八十余次，体无完肤，也没招供，震慑了许多审官军将。他被装入木笼从郴州押至长沙，沿途郴州父老、那些唐宋后裔目送英雄远去，情绪甚为复杂。这位湘中子弟终至1909年7月15日被害。后来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十月围城》就是反映这次起义和这几位英雄的。
谭馥的壮举带给郴州父老的震动很大，康家族别观念很强，他们都是有族谱描述的从黄帝而来的苗裔，更对这种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英烈心向往之。一时间，郴州地界，巷陌人家，议论嗟叹。
紧接着，源于秋瑾、谭馥等先烈的起义不断，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此起彼伏，一直到武昌起义，清朝近三百年统治终被推翻。
我已无从知道革命义士对我爷爷的具体影响，但我知道他二十多年后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只要能考上学，花多少钱我都支持。从大山走出，为国家作贡献……一个仅上过几天私塾的农民有此觉悟，岂非民国义士血所启迪？ 我父亲果然从大山中走了出去，掖着老父给他的几十块大洋，走了两天的山路，考上郴州的中学，那时山路可是真的用脚走啊！
1946年，父亲来到武汉，报考了四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学校）、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一所医学院。前三所报考的都是物理系，结果都考中了。他当然最想去北大了，但当时平汉铁路在抗战中被炸断，还没修复，去北京要从武汉绕道上海、青岛、天津，加上武汉大学的风景迷人，他就留在了武大。
他之所以那么想读物理，是当时美国两颗原子弹爆炸让日本投降，他觉得这是物理的力量，遂独爱物理——国之所需，人之所求。
那个时代是中国青年真奉献的时代，黄花岗热血青年多是留学回来的，却抛满腹西学而宁用刀剑去唤醒民众，以致血染羊城；李大钊的主义精神之光也曾闪现在北国的寒暗中……鲁迅从日本归国前，参加了光复会，竟也被派了任务，剑刺满清公卿，他被惊出一身冷汗，后来因各种原因没有再干，他老乡徐锡麟代他完成了任务，刺杀了满臣恩铭，最后以身报国……那是一个说了就要做的真时代。爱国这个词说多了也麻木了，现在或许有很多人用作敲门砖，各种腐败，高校、研究单位也学会了说空话、搞腐败那一套，知识学子也如此不堪。但上世纪初的那些学子，却是用真的血和真的命去爱这个国。因此，我为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真君子而没有对这个民族失去最后的信心！
虽然许多人的牺牲换得的恐怕还多是失望，“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在某种情境中突然看到这两句时，心底里犹如雷击。中国人千百年的坎坷血泪路啊！
在这个大格局中，我们康家也付出了自己的牺牲，他们都用真心去对待这个家族和国家。
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柴陵郁禅师）
所幸的是，历史上，梦想从未离我们这样近过，这不是推论妄语，而是我生命毛孔丝丝万千地感触来的。
投身官场，献身儒学，奔走商场……我们后代如何做才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这个民族呢？
三十多年前，我插队离黄河不远的乡间，农闲时看到省里来人调查工作，坐着全省也就几辆的“伏尔加”，停在打麦场边，现在看来那种苏联产的极破烂的轿车，竟也引来了许多农民围观赞叹。当时打死也想不到，即使是世界上最高级一类的轿车“路虎”“奔驰”，现在也能国产并驶进了寻常人家了——这种工业文明的进步，背后代表的意义太多了。我们这个小本农业国终于在深度和广度上契合了工业文明这个“星球怪物”，曾经一向在制作方面粗糙的农人气，竟也能生产出平滑如镜的合金车身。于是，有人认为，中国真正的工业革命是始自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倏忽过，“旧京”已了无踪影，驾车驶上高架桥俯瞰首都万千广厦时，似乎看到了一本长卷，正被无数人在一点一点翻动描画。普通人的梦不高调，或亦艰涩：老家的孩子能接过来受好一点的教育，哪怕打工子弟学校忽然被拆；一辈子风风雨雨的老人但求能有个好一点的身体，哪怕医院槛高难进；自己独木桥般挤上大学，又更汹涌般地汇进求职大潮，哪怕职场艰辛……可敬的人，默默鏖战，亦生活，亦追求，虽然还有泪珠，滴落在这个大画卷上。
以我的经验，梦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未必给力，更关键的是，一定要持守梦想，不要放弃。梦总是在你认为最不可能的时候到来，在你沮丧到无望的时候忽然玫瑰一片。这是真的，屡试不爽。
1976年，我与好友二平分别，入职了一个谁也不愿去，但想来总比修理地球好的野外物探队。临别前突然在老妈面前号啕大哭。我一向矜持，但这是想抑制也抑制不住的，十几年的坎坷，或许来自康家，或许来自时代，但怨谁呢？母亲在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上表情我至今还记得，难受至极。她和父亲已经尽力了，家庭出身等各种打击已经把他们弄得毫无招架之力，他们都是读过书的，脸皮很薄，这也是托了人、送了礼才谋得的一个机会。
物探队一百多人组成，在河南山东交界的东明、濮阳一带找油，居无定所，有时住野外帐篷，有时歇乡镇小店，吃的是几十里路外送来的用棉被包裹的大锅饭。
说来不信，在零下十几度的黄河荒滩上，找一个避风向阳的树坑吃温温的白菜炖粉条，竟也是一种享受。
那时的生活现在想想是苦中作乐，也有一种诗意。饭后歇息，把消遣的扑克牌扔到草棵中，独自往北高低百十步，翻过一个不高的乱石滚滚的内堤，就看到了漫无边际的黄河。但见灰云青天，黄水漫漫，方圆百十里无人烟，仅有风声相伴。黄帝氏族顺水而来，以及商汤祖先寻迁新都，所看到的安阳、濮阳一带广袤无遮的天际线就是这样，四五千年，毫无变化。
那时我们的物探队属地质部，与石油部的工队时有交集、争抢，两种型号的解放牌物探车在百里荒滩上纵横冲挤，各不相让，颇为壮观。那时国家拉开了大架势，要在玉门和大庆之外的内地找上一大坨油，赶紧了却缺油现状，于是各单位争相上马，学习大庆找油忙……
但不管有多少小乐趣、小排遣，人心总体是悲凉的。我们穿着油渍麻花的棉服，挂在沾满泥水的解放牌钻机车架子上，每天在寒荒中颠簸几十里，间或穿过一片茅草泥屋的村落——砖瓦房在黄河故道很稀罕，唯见破门半敞，里面黑黢黢的，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孩，木立路边，手里半举着纯黑色的窝窝头呆看物探车队……一切都那么落寞寒荒，建国几十年了还这个样子，甚至更穷了！经过了“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诸多运动的轮番折腾，地质工人早已疲沓，内心积满疑虑……
突然有一天，远处有一排色彩瑰丽的大型现代化物探车在漫漫荒野中开来，车里有暖气、休息室、仪器间，高大严整，让人嗟叹。随车人员看着惊愕的物探工们傲然说道，这是法国进口的，国家把最后一点外汇都拿了出来买的……
抛弃了简陋到拿个水桶浇点水只能钻个几米深的老解放钻车，换上了计算机控制的彩色大车，干了几十年的老地质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舒服的放炮工。所有在场的人都隐约感觉，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从此我相信，有了追求美好的梦想，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的。 随后我上了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去了向往已久的文学单位、中央大报，所写的报道也曾被国家最高领导批示，也成了全国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或许，“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不怕笑话，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个老问题我也要问自己，我能做点什么，为国家，为人们？唯求对得起生我的国，养我的百姓……
2015年夏夜，发了一个这样的愿：唯愿普天之下，平民百姓皆有可能，没有不公，没有恶官，没有腐政，没有黑帮，没有裙带，没有倾轧，没有毒食，没有污染……唯愿一个没有背景的草民子弟能够看到一点上升通道的光亮，唯愿一个无奈留在农村破房子里的老妇能够不绝望地想到死，唯愿一个得了大病的山区老汉能够得到财势如山的国家的些许温暖……
佛风道雨，天地玄黄，一切都能释然，一切也能原谅，只有一丝善良在指引着心穿过迷雾飞扬。
还希望老父健康，妻子平安，孩子上进，能继承康家余风。
吾心吾景，力虽微薄，尽到为安，既能不愧对祖先千年的流徙和期盼，亦能不负蓝天黄水万年长。
康家现在有些式微了，父亲的几个兄弟，没有我父亲那么幸运，“山雪一线逃”，结果都憋在老家或没成家，或独子夭折，只有几个孙辈的女孩子现在成了打工妹……她们对我们家也很隔膜，想想几十年不回家，还有什么亲的感觉？但生命照例不会被淹没，她们的后代都蓬蓬勃勃生长起来……
那年，山村还没通高速，我和妻儿在郴州吃了一顿辣辣的湘南饭，又借车赶路，来到爷爷的坟前。
那是邻近一条乡间马路的坟，荒芜静默，旁边是大片油菜花，不远处就是罗霄山脉。我点上三根香，虔诚地磕了三个头，在心里对爷爷说：爷爷，我来看你了，虽然晚了40年，历史把您的苦难加在了我的身上，但这是一个家族命定的归宿，是血脉，就无怨无悔；虽然没用上康都生这个名字，这支子孙孤悬北方，但我就是康家的人，就是您的孙子，我们一定要延续家族血脉，爷爷！
远处金轮，透过疏叶洒在我们身上，一阵清风飘来，我知道这是大地或者天庭传来的，一切安好，尘尽光生。
作者简介
沙林，男，1982年武汉大学毕业，先后在国家出版局、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工作，1996年进入《中国青年报》任该报著名栏目“冰点”主笔。2004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主编，2007调入中国海油总公司，任《中国海洋石油报》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石油作协常务理事。出版过多本著作，并多次获得全国和省部级文学和新闻奖项。
责任编辑 张 哲
大 国 子 民
沙 林
我父亲1949年2月回了老家郴州一趟，跟我爷爷密谈了一次，告诉他天下大势，共产党肯定要得天下，你们一定要作好准备！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二，父亲一狠心，谁也没有告诉，顶着大雪，带着一个挑夫，一大早就离开这个有着几百亩土地的大家庭。他徒步走了两天山路，快到武汉时，顺利过了关卡，奔向解放区，从此三十多年没回去。
父亲早就跟武汉大学的地下党有勾连，这一回去就加入了部队，从此成了一位“离休”式革命干部。
匪夷所思的是，父亲从1949到1980年间，三十多年硬是没有回去探望父母。
不知受谁的影响，我总觉得她们是来揩油的。“农村亲戚”那时是一个很贬义的词语，更重要的是，那个我从未见过的爷奶，我从未见过的祖家，带给我人生太大的影响了。当你不得不在全班面前报家庭出身时，一声发自你喉咙的扭扭捏捏的地主之名，会给你带来多大耻辱？现在的孩子是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屈辱和诡异的气氛的。因为这个爷爷，当兵、招工、上学等当时人生好一点的生路，基本被断绝了，我成了实际的“贱民”。那时睡中多噩梦，恐怕多是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一切也都沉到性格，直至影响人生。因而我对这个康家绝对是恨多于爱的。记得一次满怀怨气地送这些老家的姐妹走，我蹬着三轮车将她们送去火车站，回头看到蓝天下她们孩子带有岭南特征的惶惑眼神，现在想想真不该。
现在她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亿万富翁，一个是证券公司的骨干。还是那种无辜的笑脸，不知他们曾否记得。
天高难问 人老易悲（杜甫）
我父很老了，想当年他跟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后，很是大干了一番。50年代初期，他受总参通信部王诤部长的委托，拿着叶帅的亲笔信，独自揣着10万美金公款（那时可是天文数字，记得一直到了1975年周总理决定购进国外石油勘探车时，国家总共才有百十万外汇储备，抓耳挠腮，很苦了外贸部），潜到香港跟地下联络站接触，采买黑社会从美军仓库偷来的研制雷达所需的军工器材……
如今，他早已没有指挥着一万只罗马夜光表（为潜伏前线打埋伏的志愿军基层连排长购买）偷渡香港海关的豪情了，也没了吆喝着几十个军人满山跑建雷达站的劲头了……
看着他颤颤巍巍行走的样子，我觉得这一代老人很可怜，晒着好不容易露出脸、却被一层薄霾挡着的太阳，连一点埋怨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何辜？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们弄出的毒雾，让他们承受。 他的同事和朋友，一个一个走了，剩下的仅有几个是“百毒不侵”幸存下来的。过年过节，互相发个电子邮件，打打电话，早已没有余力亲自登门拜访了。父亲总是掐着指头算：唉，北京的武大同届校友只剩三个了，两个还躺在床上不能动……
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远天是否有彩霞，如果东方微红，天宇透亮，就有一种赚着的感觉，终于又是正常的一天！其实，在中国大陆，无数这样风烛残年的老人都在盼着天宇透亮的一天。
过去的日子回想起来有点悲苦，但有一样总是好的，就是天蓝水碧。
河南新乡在黄河流域的水网交集处，房子不远处是一条不大的河——卫河，黄河的小弟，水浑黄，虽不清，但黄暖金沙，异常爽净。夏日一天，青草中疯玩时，在大孩子撺掇下窜入此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条河，香馨的暖流一下贯通全身，那感觉一辈子也忘不了！以后经历的海蓝净池之水不少，在美国旧金山曾经涉入过美轮美奂的绕城花园尽头的蓝海滩，据说景色是世界一流的，可再也没有那种人生黄金水如缎的感觉了。
那时政治环境纷扰，但自然环境是正常的，是几千年来我们华族所经过的光风霁月的正常日子。
这一百年中，康家的回忆中最美的一个景象似乎在北京。
父亲年轻的时候，北京风光正好，他很为得了我这个胖大头男而骄傲，每每带着我出去逛风景。记得他抱我出门的时候，全不顾扔在家里哭泣的小妹妹，大咧咧地迈步前行。我因而记得了深蓝幕布下北海白塔红领巾，也记得残雪厂甸庙会糖葫芦，和小妹的嘤泣混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难忘的怀旧图景。
父亲有一种康家旧族的陋习，重头男，轻女眷。我被寄托了很多东西，但直到很晚近，我才意识到传宗接代对这个康家的重要。“祖先的一链你不能中断”，父亲经常这样告诫，还拿西方最近的发现，一个血脉中只有男性才传承祖先的一种DNA，来说明着什么。
这么多年不回老家，却又重视祖宗的传承，父亲是一个文化的矛盾体。
不管怎么说，60年代北京的古朴之美跟我的童年、康家的梦影连在了一起。
只是旧京风光已不在了！这佐证了父亲的老去。
但我有时还是有点感动，南口那边来的蓝色风一直吹到三元桥和望京，整个天幕如洗，从高高的办公楼上远眺，暖阳轻黄，远山烟树，青瓦灰墙一片片的大北京，有一种无言而繁忙的生机，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蠕动。生活本该这样。
我父亲这个“革命军干”在八十多高龄终于回了郴州的康家一趟，但他的父母、我的爷奶早已不在了，他在山坟前徜徉。这个过去偷偷汇款、不敢回去的人，现在被当作该县名人被人大接待。他是理科男，不会无谓的抒情，但我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在应酬嘿笑中的怅然。他竟然想在这个山村长住下去，全不顾北京曾经那么牵动他的繁闹和方便。他一定是闻到了小时候在青色大山中慢慢升腾出的气息，这个没有工业的湘南小县一定还残存着近一个世纪前他初次闻到的那种味道，祖母炉灶的柴烟和祖屋阴闷的霉香。
我陪着他走进昏暗颓败的祖屋，他的神情突然有些愣怔，跟几十年前他听到母亲去世却无法回去时的表情一模一样，我知道一定是80年前母亲的唤儿声，划过他心里最深的角落。
在哪儿生的，你的中庭之神就定在了哪儿，不管以后远游多少万里，不管你是否背弃过她，你的魂神终究会带你回到那里的。
我后来读到了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我父亲这位“背弃”祖先60年的“大山之子”一定也是这样的心情：
我终于明白
世间有一种思绪
无法用言语形容
粗狂而忧伤
月光下的高原
淡淡痴痴的笑
笑那浮华落尽
月色如洗
我终于明白
遥远的忧伤
穿过千山万水
吹不散的背影
清晨前的冰霜
融不化心头的温热
你静守在月下
寂静欢喜
既见万古色 今往何必忧（王昌龄）
我爷爷奶奶那样善良的百姓所经历的百年的确让人伤感。他们无非大棋局下的不能自我的极小的角色，但人性是共通的，他们的幽怨也注入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中，让整体色调暗淡下来，哪怕小数点后面多少个零。
有人说，宪政百年、民主百年、共和百年，的确，百年无非是争一个民族舒心，也就是那种不由自主的幸福温暖的涌动。
在这个百年中，我也曾窥得一角景色，感受到残酷历史间隙中温暖的一刻。大概是1965年秋天，三年大饥荒过后万物回春，人们在肃杀饥馑中突然感到一丝无言的幸福，的确，那种大难来临前的安宁富足颇让人回味。当时，父亲熬过了无数政审，正意气风发地带着几十名军人穿梭在北京、河南、上海搞雷达工程。正是那年，二炮某部击落了美国高空无人侦察机，这跟父亲的工程有很大关系……自幼身心敏弱的我，却只能一个人经常躺在满院大树中的独房子里恐惧地等着黑夜的降临。那时地广人稀，这种情景很难在现在的城市中出现了——夜暗无光，高大的树丛像黑巨人一样互相咬斗，全宇宙似乎只有风声树声和一个7岁男孩的噩梦……
我父母的同事，一位外表憨憨的叔叔出手了，“怎能让孩子一个人躺在那里？那个情景很瘆人的。”于是他陪了我几天几夜。这位南方客家人模样的叔叔总是挂着笑容，却不爱说话。一天，我们在这个中原小城闲逛，路过一个低矮黢黑的“合作社”，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再普通不过的不足100平米的公有制小商店，好货充斥，货架上竟摆有茅台酒，毫无疑问是正宗的，17元一瓶。吃食很多，方酥（一种京式点心）、牛奶糖等杂陈摆放，叔叔给我挑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所费一毛……
这是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的短暂富足。后来知道，刘邓劳苦功高呀，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一进入1966年，当工农兵大拳头下“刘邓陶”仓皇而逃的漫画贴满神州时，好日子马上终止。什么苹果、花生、牛奶、瓶酒、方酥、牛奶糖、香油等，在市场基本绝迹，即使偶尔有也是排长队，凭票每人供应几两。说句实话，我在中原小城十年，也就是文革十年，所吃过的苹果大部分都是从院子里公家苹果树上偷来的。有时家里“走后门”能买到一袋两包的，但春节前后锁在柜子里，弄得孩子们只能眼巴巴空闻果香。 说来不信，我7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牛奶是什么模样，更没听说过周围谁喝过牛奶。只是读多了从焚书运动中偷抢来的欧美小说残本后，空想奶制品的香腻。一次，大院隔壁毛巾被单厂的小学同学到我家来，看到饭食中有肉丝，竟然羡慕不已。他告诉我，他们家一年才吃一次肉！这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起来，感觉每周吃几次肉是一种罪过。
此后造反、串联、武斗，江山更是一片贫瘠狼藉。
那位叔叔呢，我早不记得他的真实模样了，更记不起他的名字，可他在50年前给我买的大红苹果还浮在心里，永远红灿灿的。
那时，阳光细腻透明得能跟皮肤甚至神经对话，尤其在小城镇，还带着些许禾草的馨香，照在少年的脸上，惬意无比。没有公榜排名的烦心功课压力，又有武斗血雨腥风的紧张活剧，这真是人生中再不可复返的“好时光”啊！
每个少年都有一种无耻的天真，其实家已破了——母亲长住驻马店干校干农活，父亲长蹲单位牛棚——他再怎么谨慎也逃不过群众的火眼金睛，得好好交代老康家怎么剥削农民的“罪行”了。
记得有一次我不去“复课”，也不去闹“革命”，我和政治部主任的儿子二平在路上瞎逛，看到一个戴破草帽的老农推着一个没有挡泥板的破自行车在偷卖炒花生，二平迟疑了一下竟然掏出两毛钱来，想是给家里买菜克扣的。可老农小铁秤只称了一把，任我们拿出“哄诈”农村人的本事也没多得一点。二人各食得五六颗，入口即无，表面还若无其事，却打着对方的主意。
现在回味一下，那简直是一种天仙般的好食感，四十多年了，其美味犹在嘴边。黄河故道金沙滩养的、豫北粗锅焐出，让日后所有的花生——奶花生、油花生、黑花生、转基因花生……都等而下之。
二平他爸是根红苗正贫农出身的“革干”，而我爸是出身不好、岌岌可危的“革干”，他却不避嫌忌地总是跟我厮混一起——上一世肯定有什么因缘。后来我们一起插队，一年后他走关系当了兵，分别时我欲哭无泪，并不仅是一辈子修理地球的前景让我悲伤，更多的是他开朗我抑郁，他的豪气和烂漫，是我在朝寒晚雨中离不了的坚盾和良药。他走了……
那实际是人生一大分水岭，记得是秋天的凄风苦雨中，我浑身泥水在田中拉着耧，几乎全不顾一片灰云中的一点蓝亮所带来的乡下美景，后来回想，那就是库尔贝的意境和印象派的色彩哦。心沉郁至极，只有晚上狄更斯和高尔基的书让我有一种麻醉的欣慰。
小平复出一声令，我得以在高考恢复的第二届以7%的比例侥幸考上大学，二平却几乎同时坐着闷罐车往南开，要打仗了。临行前，我母亲代我去向他告别，我们家人也很感激二平。据说当时场景大家都泪眼婆娑，都知道那是生死诀别。
临战前，团里看他人机灵让他当通信兵，一次去接炸断的话线，一颗炮弹把旁边同城来的伙伴炸飞了，他伏身弹坑得以活命……和他一批的新乡兵、我们的知青战友们，有六七位把命搁在了自卫反击的战场上，还有几位终身靠在轮椅上、每天被人推出荣军学校看风景，只是卫河早已浑臭了，荣军的眼神也死水一样……死伤者我可能也认识几个，那个虚幻的梦一般的8月的一天，全国的75届高中毕业生同一天插队下放，新乡市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几十辆卡车把同届知青送到不同的村镇，不同的归宿。我、二平和他们全在里头，当时孩子们谁都不觉得异样，在卡车上强作欢笑打闹。可人生福祸相依流转，昨日的笑脸转眼成今天流血的苍尸，我们怎么去认识这悲凉而又莫测无比的命运呢？
二平现在是中国科工集团的一位中层，女儿在澳大利亚读书归来。我们也是多年没见面了，不知还记得他赐我的那把花生否？
再回到吃吧，当年人们为食好辛苦啊！就在荣军每天被推出看风景的荣校路上，一条逶迤的大路，过年前的风尘路人、久旅的司机、探亲的知青……走过千山万水，提着一瓶香油，背着半袋大米，裹着两包花生，就为了一家老小过年的时候能吃上，小心护携，匆匆往家赶。那种期盼的表情早已湮没在时代的雾霭中，但我仍然记得。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整整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时的人们可安好？
为我谢香炉，风尘每相忆（王安石）
我们康家一千年都是那种感恩戴德、勤恳劳作的角色，没有出过乱臣贼子，有的都是助国臣民。我爷爷在土改中被褫夺了一切：田产、牛羊、农具和大宅子。他毫无怨言，在还没有“集体化”的宽松环境中，住着几间土屋，又“胼手胝足”起来，没几年又小发了，添了牛羊和自行车，比那些土改中分得财产的贫农们过得好。
我从未见过爷爷的形象，只是父亲描述，是一位个子高高、表情严肃的农人，谨严和理性，心思清明，要不然也不会在田土种物和长途贩运这些比较复杂的财物平衡中，掌握得那么自如。
可是几年后“集体化”来了，他新添的“生产资料”又全被充公，这时他再也没有余力挣扎了，带着做了一辈子、破灭一辈子的太平天下农人梦走了。
我父亲也是勤恳劳作的人，那个年代搞科研的有两种人，一种是靠嘴皮子吃政治饭，“又红又专”；一种是技术上有鲜招离不了，“白专道路”。我父亲当然是后一种。批是批他，“两弹一星”的远程通信的试验，还是靠他和下属。特别绝的是，用他是用他，关也让他过，但就是悠着他。1950年，他跟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后就提出入党，但30年不让他入，没完没了的“考验”，从不吐一个痛快话。搏人的技巧真是高，却又很奇葩，他掌握着我党最尖端武器的发展机密，却又总认为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怕他会成为“反攻大陆”的策应……
后来我很为他抱屈，就说当年在香港秘密采买武器材料，他一个人独揣大笔美金，要跑到海外那就是脚一迈的事情。的确有人这么做了，当时同在香港秘密采买的有三拨人，除了我父亲，还有海军和某秘密单位的，那两家单位的人先后揣着大笔美金窜逃了，其中一位几十年后又觍着脸回到大陆，被追捧为“爱国华侨”。我后来问父亲，您那么想去恩师查清远教授的导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那里深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他一笑。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流着康家的血液，一辈子就是一个忠和诚字，古汉人身上就是这两个字，去读读史记和春秋。 黑色幽默的是，这唯一一个一分钱没有贪、在香港来回跑动都是大热天骑着自行车为公家省钱、前后经手几万块瑞士表一块没留下的、还是听着香港的教堂钟声掌握时间的人，回到大陆后马上被扔进军事监狱，当大老虎打，当时“三反五反”的逻辑是，拿着这么多钱不动心，有点不可能吧？管它有没有证据，先当落水虎……
他这辈子真险，多少次就差那么一点没被清理出“阶级队伍”。
直到小平复出了，他才逃脱这怪圈。他因而很感激改革开放给他的一切，让他入党、让他参加科学大会、让他掌管整个研究所、每年数次出席国外最高层学术会议、拿国务院特殊津贴、差一点成为院士——如果不是一味要离开研究所，非要去北京部里负责整个电子协会的业务……
我清楚记得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刚上来又被“四人帮”干下去，父亲发自内心的沮丧，也记得他对刚刚死里逃生、重新掌权的邓小平的激赞，一种发自肺腑的钦佩。
我清楚记得1978年的夏天。
“希望的田野”上，一天一个拨乱反正的政策出台，一天一个久已消失的政经文艺名人重归高台，更关键的是，全国人民突然一下能吃饱肚子了，肉类副食突然多了起来，人们还不太适应，每家傍晚饭桌前都是红扑扑高谈阔论的兴奋脸庞……
这天，恢复高考后不久的一个黄昏饭点，早已不播“最高指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送一篇小说——《爱情的位置》。这是十几年来官方第一次提“爱情”这个词。过去被指为是“封资修”，只能做不能说，只能生孩子，不能提爱情。什么爱情？搞破鞋。你说说这个词试试？弄不好要被批斗的，至少也是思想有问题，不能重用。当时我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牛虻》都是在被窝里偷偷看的，而爱情，苏联“老修”和台湾“蒋特”在敌台里倒是大讲特讲的，他们真是懂得心理学，这击中了多少远离故土的知识青年啊！
于是夜里在知青点的榆木床上偷听莫斯科广播电台，那是辽阔夜空中突然响起的星辰般的柔亮音色，那是小号吹出的柔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每晚在谈卓娅和舒拉……那空灵柔美的旋律，让早腻烦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号叫的我们一下子悠了起来，心就生生定在那儿了。
突然一声吼叫把我惊醒，被循声而来的指导员抓个现行。
往重里说，这是够枪毙的罪（那年月走过小城体育场或老公园那肮脏的破墙，总看到上面隔不了几天就更新的“枪毙布告”，只因不小心弄脏了报纸上的领袖像，只因大会上紧张喊错了口号，只因出身不好说了几句怪话……就是“炮打头”的下场，那种酷戾是现在奶油一代难以想象的），好在大队书记老征接报后不知怎么没有动作，其实并没有给他送过礼，平常来往也不多，这让我以后对很多描写文革大队支书都很坏的影视文学作品并不认同……
这天晚上，夏夜香气中，我怔怔站在开满苹果花的大院里，听着大喇叭播诵“爱情”，惶惶等待高考结果的我一直暖暖的，因为我知道又能讲“爱”了，标志着这个社会终于走向正常。这一晚我还知道了一个新作家——刘心武。
又过了几十天，我在知青点办好手续，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离开北中原，向南跨过黄河，来到桂香萦绕的武汉大学。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李白）
康姓远祖来自黄帝的姬姓。西周初年，一位来自山西晋阳的黄帝苗裔句须公被派到位于河南长垣的匡邑做父母官，以地得姓，成为匡氏初祖。至于匡怎么变成康的，又是一段悲歌……
长垣位于新乡地界，我和我的远祖就这样隔着三千年，邂逅了。
当时可不知道这些，中州那种来自远古的土味几乎让所有外省人都想尽办法逃离，于是，我也借着上大学的机会逃了。
从新乡上火车没多久，就要过黄河大桥，从来，河南人的潜意识中，从北向南跨过黄河就意味着一个新天地，这是逃离的关卡。
第一次见黄河是文革后期，那时熊孩子可以瞒着父母跟同学窜访另一个城市玩上几天。于是，我和几个北边的孩子挤在烟雾弥漫，杂混着军汉、老农、村妇、盲流的绿皮火车里咣当着，突然有人呼，黄河、黄河！人们都望向窗外。我先是看到一片黄，把天都遮住了，这才意识到，蓝天之下满是黄波，从西倾下，漫过中原那宽广的丘陵和麦原，真是天上的来水啊！但那水又是极细腻的，西部黄土高原的细沙被整个融化进去了，闪着柔腻的黄光，很像农舍美妇没有化妆的光洁肤色。
顽劣而不深思的孩童心，也突然有了一种小震动，觉得美，很美。
车过黄河大桥，耳畔是中原口音，眼里是黄土面容，我一直觉得，中原人是这个民族还沉在泥草中的祖先，同时承载着国人几千年的土根希望，想想那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么盼想着一个大汉王朝的归来，血脉期望如此坚牢，就是河南人。于是，以后不管人们再怎么说他们的坏话，我也是断不信服的。
后来游在甘陕时，每遇到有人脸色闪烁地说河南人要饭的时候，我就有点挂不住，但又觉得跟那些蜷缩在肮脏角落里有点吃食就能活的同胞们的确不是一路人。上世纪80年代，有个大作家李[淮][十]很写了一下这些被黄河灾害驱赶到陕西的灾民，让人们看到了褴褛肮脏表面下金子般的心。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养育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是北方之农，只知务农，黄河怒了，举家而逃……现在的城市文化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对最基础的养育之恩从来不加感恩，远不如古人“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来得人道些。
总之，河南跟甘陕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有人说甘陕有一半人是河南人，或许言过其实了。我一直奇怪这些逃离家乡的人，为什么没有像我的康姓祖先那样逃离河南后“以启山林”，在南方建立另一个更发达的文明？
1984年，我在青透的天穹下，沿着黄河上溯，一直到陕西，越秦岭，入巴蜀……一路过“绸路”，那古诗中耳熟能详的词境又一次被振发。经咸阳，上西安，见岐山……对了，岐山，上古之地，那么普通又那么绵大，我在车厢所有人无动于衷中不错眼珠地盯着窗外，嘴里反复叨念着“凤鸣岐山”“秋风渭水”这几个词句。 我似乎看到从黄土高原漫漫涌来的土一样质朴的周人，一下子与通古斯来的东夷殷族在中原黄河发生激烈碰撞。碰撞地点正是我们康家的中原旧地，我的故居——河南新乡市的牧村。文革中我每天去中学都要经过那个激荡中国三千年的古战场——牧野。所谓“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我没有捡拾到旧刀枪，却总在上学路上偷摘商周战士遗血浸灌出的黄瓜西红柿，惹得农民一路追骂……
我喜欢周原，对上古的古拙大气一向心驰神往。我后来分析，当时还有另一种感情在里面，周文王的文治武功，不知怎么就跟当时拨乱反正的时局联系起来了。那是一个真改革的时代，每一天似乎都有利于百姓、利于国家的政策或者新闻出现，整体气氛简朴、亲民，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
亲暖青涩时代的气流裹晕着列车，沿着没有被破坏的草木原民大地向武侯草堂那块地界行进。人年轻，景也原初。
80年代初的古迹是真古迹，没有修饰和雕琢，人们看到的是那种经过十年动乱劫后余生的真实破败。皇墓被大片粮田包围，没有人因为它是帝王故迹而修路架桥，也没有人为了钱财踅摸盗墓。夕阳下三五农人穿着粗布衣衫在耕作，他们还没变成穿着大红冲锋衫骑着摩托做买卖的“村民”。最诡异的是石人石马，在暮色苍茫中黑幢幢地立在广原上，一丝亮云像长绸一样飘过来缠绕着它们。那时关中的空气是温湿透亮的，我在那里徜徉一点也没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很安逸的，有一种轻甜。日子永远是过去的好。
记得一个小小的路边残碑，高不过一米，呈一种旧黄泥色，有人骑车驮麻袋经过，有人驾着浓烟农车轰过，没有一个人关注。我不知怎么就不顾众人反对下了车，三个字立马让我愣住——马嵬坡。
30年前的大古迹不过如此，今日我查了网上图片，早已成了一大片煌煌建筑，不知要收多少钱了！
黄河本应成全李唐和贵妃的，唐玄宗原指望黄河成天堑，阻挡仅二十几天就由雁北杀到洛阳的虎狼军。安禄山杀人夺地急匆匆赶到黄河北岸时突遇黄河天堑，不禁望河兴叹，的确准备回兵。但没想到，天不遂唐愿，寒流突来，黄河一夜成冰河。安禄山这个粟特人的后代，不禁大喜过望，带领六十万凶兵窜步黄河，一下冲到咸阳跟前。
看来，河的分割真是有天意的，当你违逆了天意时，天堑能轻易改变。
唐玄宗违背了什么天意？现在想想，沉溺、奢侈、宠妃、灭佛等，都是不小的罪错。一个皇天大帝，不能像宋朝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就枉为“天子”了。
安史之乱是天下百姓的灾难，我们康（匡）家人和中原父老，被安禄山的军队从新乡长垣追到郑州，逃过黄河，又逃到安徽、湖北，流离颠簸，兵烽所及，一片血海。此次逃亡或许跟杜甫有过交集，可能就是黄河古道旁一位家族老妇的泪眼，引来了“少陵野老吞声哭”的悲歌。
从那以后，盛唐时的那种从上到下的自信已经消失殆尽。粟特人、契丹人、回纥人、室韦人、吐蕃人开始依次觊觎北方和中原，黄巢“唯敢不笑成丈夫”又一次威胁广大北方。这时，我们康家的祖姓匡氏，已经意识到，中原祖地永远会是野心氏族和王朝政治的角逐场，于是一部分先人开始向南寻找新家园。
其实更早的初唐，匡句须第58代孙、吉州通判匡胄，就迈出了寻找新家园的第一步。他偶然公务江西泰和祁州，一下看中了人烟稀少的群山绿野，索性连官都不做了，扔了冠帽就迁居在此。读书人，肯定是濡染了陶渊明的文心丽影，六朝刚过，人心毕竟相对自由，性情原始和美。烦倦的人生，突然置身在江南百花山，听不到叛军和胡人的嘶号，没有官、没有匪、没有兵，只有静谷樵人，鸟语花香，一切就这样了！
实际他们也是客家人一种，仅带着几捧孔孟诗书和满腔希冀，来到这与中原不通雁音的江南，从此繁衍出一片天地。我们郴州这支康，就是从那一线延来。
我总想从老家人语音里寻出那个时代的中原古音，我深信，语言学家也信，他们是中古时代的活化石。只是我，一块变质的化石，不知什么时候又被掷回了北方，静静地等待着与祖先的相会。
千年流徙 一世浮华（无名氏）
当我还在卫河边疯跑时，就用另一只眼感受世界了，我曾为岳飞被杀于风波亭、为梁山一百单八将殒命方腊，尤其为近代中国大大的桑叶被周边帝国渐渐蚕食化为公鸡，流下少年泪。这种真诚即使仍存于成年，也不应被嘲笑，尤其你以笔为器，漫游在历史散文的天际时，那种王朝末年善良百姓和文明王朝的悲剧，总会给你带来深重而悲恸的诗意。
比如说，宋朝，我对她的感觉复杂而悲怆。
整个匡姓家族的嬗变悲剧跟她有很大关系，但我个人对这个纯汉人打造的王朝一直有莫名的好感，想想可能是被《水浒传》染色了。不到10岁就读水浒，喜欢上那种烂漫而公允的英雄，也喜欢那种富足而荒寥的环境。虽然有这些“罗宾汉”，但宋朝绝对是一个不暴戾的斯文朝代，GDP占世界的50%以上，经济、文化、科技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而且人民富足丰阜，官民心性松弛，大宋朝300年，竟无一文字狱。宦官乱政、地方割据、民变起义等也基本没有，或者仅局部发生几起，没有横贯全国的大杀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就是这样一个宋朝，立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诏诰天下避其名讳，匡姓竟然首当其冲。这就是有名的“避讳易姓”之难。后人很难理解当时情况的诡异和惨烈，对祖姓有很深崇敬的祖人来说，易姓是天下第一难事，这就与无上皇权产生了剧烈碰撞，以至到了“留人不留姓，留姓不留人”的地步，如果不改姓，整个氏族就可能被屠灭。
匡氏只好与祖姓泣血告别，分别改为康、方、王、姜——他们尽量选择与祖姓相近的音，以表明匡氏先祖警示子孙勿忘本源之愿，真可谓用心良苦。
即使改了姓，也有诸多罹难，大多逃离中原，离开祖地。有史学家描写当时情景：“匡氏的演变是充满着泪水与血腥的。‘避讳易姓’之难，造成了多少匡氏子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手足易族。至此，匡姓几乎没族，沉寂了一百七十余年。中原地区的匡氏子民被迫四处逃亡，流落到偏远之地避居。至今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有原居地的匡氏后裔。” “在中国历史上极少有像匡氏这样经历坎坷复杂演变过程的姓氏。”
在这场血火争讼中，我的一个匡姓祖先、匡句须的第68世孙、袁州路都使，也就是后周的按察使匡珣，别名十七客，乃宋初名闻一方的豪杰，亦不得不率族人改姓迁逃。他择姓为康，成为康氏初祖。
这就是我们跟宋朝的恩怨。
对这样一个朝代，当记惦着国族兴灭、苗裔延续、文化沉陆的时候，我就与她融在一起，家族之怨很容易被辄忘。
日本历史学家杉山正明在评价蒙元帝国的历史作用时说过：“高度评价南方繁荣的文化区域和那里的‘文明主义’，而贬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军事优先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国史学家也有此倾向。所以，综合地把握两者，进而描画出一幅时代的立体画像，此点非常重要。”
说白了就是要贬北而褒南，为什么这样？我想主要是南北宋和晚明的悲剧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完全由汉人组成的高度文明的农耕社会，最后全毁在了北方部族的毡裘血火之中，“把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鲁迅语），让人惋惜痛心，这已不是“通病”一词所能概之，而是一种巨大的族别情感潜流。
怀想北宋末年，在北兵的攻伐掳掠下，整个河南被倾覆，上至公卿、下至樵夫，整个华族，衣冠南渡。中南古道，百姓漫漫，过黄河，渡淮水，来到江浙闽北，赣水湘洲。我们康（匡）家历次南迁剩下的最后一部分也夹杂在这个浩大人群中一路南行。他们离开黄河故里，一步三回头。周时明月就生活在此，祖先坟茔、田土祠堂，还有留守的族人，全都抛离了。有不肯走的乡族，愿死守故里，亲人相别，泪水涟涟，心知陌路天涯，从此难相见。
来到南方，他们建立了南宋，搬来了整个北方的社稷人群。
南宋的繁华今人已经难以想象，但从来富贵转眼过。强大的蒙元帝国军事机器，在以摧枯拉朽之势蹂踏欧亚大陆后，突然掉转锋头，瞄准军事弱小的“弱宋”。令世界惊叹的是，最不尚武的南宋文明竟然是野蛮的游牧军团最难啃的一块土地。不说四川钓鱼城军民与忽必烈对峙了36年——这在蒙元世界攻伐史上从未有过，就说挟裹西夏军等几十万大军的铁骑，对付南宋十几万宫女文官组成的最没战斗力的残军，竟也多日不破。
公元1279年，人类古代史上规模最宏大、战局最惨烈的一场海战在广东崖门海域爆发。双方共投入兵力四十余万，动用战船两千多艘。时逢台风，大浪与炮火交织，巨舟与铁船相冲，南宋军民虽同仇敌忾，抱死决战，但“天欲灭宋”，最终无力回天。最后的时刻，年仅八岁的幼帝赵昺放弃苟且偷生，欲与大夫同去“见先帝”。陆秀夫看大势已去，背负幼帝蹈海而亡。南宋十几万将士、文臣、宫女、太监也都赴海而死，追随着自己的王朝，去实践他们被孔孟浸润的仁义礼智信去了。
面对海面十几万浮尸，身为汉人的灭宋统帅张弘范不知是何心绪。有人说他很得意，在故国皇帝跳海处勒石刻字，自我标榜，但我想未必，事实上第二年他就抑郁病亡。
南宋虽然覆没，但输得这样有气节，十几万看似柔弱的文臣妇孺，就应了忠义二字，灿若夏花。
我的先人躲在赣水鄱原的大山里，不知是怎么熬过蒙元最初的杀戮的。后来他们从“书香传家久”的耕读士绅，渐渐化为山坳中“披蓑半夜耕”的无言农人。元时的一百年就让他们改变了模样，这也是“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一个悲剧。
南岭黄花别样红（无名氏）
南渡已千年，到了清末甲午年间，中日发生大海战，接着是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康家在小山村竟然一无所知。到了1907、1908年间，一件大事却让小山村知晓。
秋瑾，一个江南秀女，本该钗粉缠绵，独倚斜栏，却剑罢歌曰什么“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她已知同党徐锡麟失败被捕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被捕后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1907年7月15日凌晨，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稍后，秋瑾的战友谭馥、葛谦、邹鲁等会党成员，高举秋瑾义旗，在广州军界再事策划起义，不幸再次失败。
邹鲁回忆，逃亡前，短小精悍的湘南人谭馥握着他的手说，“这次失败的责任在我，如果都能脱险就好。如果我逃走了你被抓，千万别承认，没有人会供出你；如果你逃走了我被抓，所有的事由我一个人担当；如果都被捕了，你一定要留着有用之身，千万不要和我争着先死。” 35年后，已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的邹鲁为谭馥写纪念碑文时，对谭的这段话仍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雨夜，三人从窗口看到追兵，于是分开逃跑。 葛谦被抓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葛的口供长达千言，但没一句涉及起义的机密。他慷慨陈词：“我之宗旨，只是如此。我的同党，我断不能供出。已拼一死，愿快死为乐，我一人流血，留他们做大事业。历观欧美各国之大革命，断无不流血而成者，近来因革命流血者，亦不止我一人。我之宗旨，虽死亦不能变其方针，言尽于此，请速杀为愈！”
儒将李准是我大学同学的亲叔爷，看葛谦年纪轻轻，文才了得，想放他一条活路，问：如果我不杀你，你会怎么办？葛谦答：继续革命。 李准无奈，于1908年12月16日凌晨将葛谦处刑。
谭馥在郴州被抓，被严刑逼供八十余次，体无完肤，也没招供，震慑了许多审官军将。他被装入木笼从郴州押至长沙，沿途郴州父老、那些唐宋后裔目送英雄远去，情绪甚为复杂。这位湘中子弟终至1909年7月15日被害。后来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十月围城》就是反映这次起义和这几位英雄的。
谭馥的壮举带给郴州父老的震动很大，康家族别观念很强，他们都是有族谱描述的从黄帝而来的苗裔，更对这种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英烈心向往之。一时间，郴州地界，巷陌人家，议论嗟叹。
紧接着，源于秋瑾、谭馥等先烈的起义不断，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此起彼伏，一直到武昌起义，清朝近三百年统治终被推翻。
我已无从知道革命义士对我爷爷的具体影响，但我知道他二十多年后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只要能考上学，花多少钱我都支持。从大山走出，为国家作贡献……一个仅上过几天私塾的农民有此觉悟，岂非民国义士血所启迪？ 我父亲果然从大山中走了出去，掖着老父给他的几十块大洋，走了两天的山路，考上郴州的中学，那时山路可是真的用脚走啊！
1946年，父亲来到武汉，报考了四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教会学校）、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一所医学院。前三所报考的都是物理系，结果都考中了。他当然最想去北大了，但当时平汉铁路在抗战中被炸断，还没修复，去北京要从武汉绕道上海、青岛、天津，加上武汉大学的风景迷人，他就留在了武大。
他之所以那么想读物理，是当时美国两颗原子弹爆炸让日本投降，他觉得这是物理的力量，遂独爱物理——国之所需，人之所求。
那个时代是中国青年真奉献的时代，黄花岗热血青年多是留学回来的，却抛满腹西学而宁用刀剑去唤醒民众，以致血染羊城；李大钊的主义精神之光也曾闪现在北国的寒暗中……鲁迅从日本归国前，参加了光复会，竟也被派了任务，剑刺满清公卿，他被惊出一身冷汗，后来因各种原因没有再干，他老乡徐锡麟代他完成了任务，刺杀了满臣恩铭，最后以身报国……那是一个说了就要做的真时代。爱国这个词说多了也麻木了，现在或许有很多人用作敲门砖，各种腐败，高校、研究单位也学会了说空话、搞腐败那一套，知识学子也如此不堪。但上世纪初的那些学子，却是用真的血和真的命去爱这个国。因此，我为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真君子而没有对这个民族失去最后的信心！
虽然许多人的牺牲换得的恐怕还多是失望，“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在某种情境中突然看到这两句时，心底里犹如雷击。中国人千百年的坎坷血泪路啊！
在这个大格局中，我们康家也付出了自己的牺牲，他们都用真心去对待这个家族和国家。
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柴陵郁禅师）
所幸的是，历史上，梦想从未离我们这样近过，这不是推论妄语，而是我生命毛孔丝丝万千地感触来的。
投身官场，献身儒学，奔走商场……我们后代如何做才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这个民族呢？
三十多年前，我插队离黄河不远的乡间，农闲时看到省里来人调查工作，坐着全省也就几辆的“伏尔加”，停在打麦场边，现在看来那种苏联产的极破烂的轿车，竟也引来了许多农民围观赞叹。当时打死也想不到，即使是世界上最高级一类的轿车“路虎”“奔驰”，现在也能国产并驶进了寻常人家了——这种工业文明的进步，背后代表的意义太多了。我们这个小本农业国终于在深度和广度上契合了工业文明这个“星球怪物”，曾经一向在制作方面粗糙的农人气，竟也能生产出平滑如镜的合金车身。于是，有人认为，中国真正的工业革命是始自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倏忽过，“旧京”已了无踪影，驾车驶上高架桥俯瞰首都万千广厦时，似乎看到了一本长卷，正被无数人在一点一点翻动描画。普通人的梦不高调，或亦艰涩：老家的孩子能接过来受好一点的教育，哪怕打工子弟学校忽然被拆；一辈子风风雨雨的老人但求能有个好一点的身体，哪怕医院槛高难进；自己独木桥般挤上大学，又更汹涌般地汇进求职大潮，哪怕职场艰辛……可敬的人，默默鏖战，亦生活，亦追求，虽然还有泪珠，滴落在这个大画卷上。
以我的经验，梦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未必给力，更关键的是，一定要持守梦想，不要放弃。梦总是在你认为最不可能的时候到来，在你沮丧到无望的时候忽然玫瑰一片。这是真的，屡试不爽。
1976年，我与好友二平分别，入职了一个谁也不愿去，但想来总比修理地球好的野外物探队。临别前突然在老妈面前号啕大哭。我一向矜持，但这是想抑制也抑制不住的，十几年的坎坷，或许来自康家，或许来自时代，但怨谁呢？母亲在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上表情我至今还记得，难受至极。她和父亲已经尽力了，家庭出身等各种打击已经把他们弄得毫无招架之力，他们都是读过书的，脸皮很薄，这也是托了人、送了礼才谋得的一个机会。
物探队一百多人组成，在河南山东交界的东明、濮阳一带找油，居无定所，有时住野外帐篷，有时歇乡镇小店，吃的是几十里路外送来的用棉被包裹的大锅饭。
说来不信，在零下十几度的黄河荒滩上，找一个避风向阳的树坑吃温温的白菜炖粉条，竟也是一种享受。
那时的生活现在想想是苦中作乐，也有一种诗意。饭后歇息，把消遣的扑克牌扔到草棵中，独自往北高低百十步，翻过一个不高的乱石滚滚的内堤，就看到了漫无边际的黄河。但见灰云青天，黄水漫漫，方圆百十里无人烟，仅有风声相伴。黄帝氏族顺水而来，以及商汤祖先寻迁新都，所看到的安阳、濮阳一带广袤无遮的天际线就是这样，四五千年，毫无变化。
那时我们的物探队属地质部，与石油部的工队时有交集、争抢，两种型号的解放牌物探车在百里荒滩上纵横冲挤，各不相让，颇为壮观。那时国家拉开了大架势，要在玉门和大庆之外的内地找上一大坨油，赶紧了却缺油现状，于是各单位争相上马，学习大庆找油忙……
但不管有多少小乐趣、小排遣，人心总体是悲凉的。我们穿着油渍麻花的棉服，挂在沾满泥水的解放牌钻机车架子上，每天在寒荒中颠簸几十里，间或穿过一片茅草泥屋的村落——砖瓦房在黄河故道很稀罕，唯见破门半敞，里面黑黢黢的，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孩，木立路边，手里半举着纯黑色的窝窝头呆看物探车队……一切都那么落寞寒荒，建国几十年了还这个样子，甚至更穷了！经过了“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诸多运动的轮番折腾，地质工人早已疲沓，内心积满疑虑……
突然有一天，远处有一排色彩瑰丽的大型现代化物探车在漫漫荒野中开来，车里有暖气、休息室、仪器间，高大严整，让人嗟叹。随车人员看着惊愕的物探工们傲然说道，这是法国进口的，国家把最后一点外汇都拿了出来买的……
抛弃了简陋到拿个水桶浇点水只能钻个几米深的老解放钻车，换上了计算机控制的彩色大车，干了几十年的老地质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舒服的放炮工。所有在场的人都隐约感觉，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从此我相信，有了追求美好的梦想，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的。 随后我上了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去了向往已久的文学单位、中央大报，所写的报道也曾被国家最高领导批示，也成了全国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或许，“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不怕笑话，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个老问题我也要问自己，我能做点什么，为国家，为人们？唯求对得起生我的国，养我的百姓……
2015年夏夜，发了一个这样的愿：唯愿普天之下，平民百姓皆有可能，没有不公，没有恶官，没有腐政，没有黑帮，没有裙带，没有倾轧，没有毒食，没有污染……唯愿一个没有背景的草民子弟能够看到一点上升通道的光亮，唯愿一个无奈留在农村破房子里的老妇能够不绝望地想到死，唯愿一个得了大病的山区老汉能够得到财势如山的国家的些许温暖……
佛风道雨，天地玄黄，一切都能释然，一切也能原谅，只有一丝善良在指引着心穿过迷雾飞扬。
还希望老父健康，妻子平安，孩子上进，能继承康家余风。
吾心吾景，力虽微薄，尽到为安，既能不愧对祖先千年的流徙和期盼，亦能不负蓝天黄水万年长。
康家现在有些式微了，父亲的几个兄弟，没有我父亲那么幸运，“山雪一线逃”，结果都憋在老家或没成家，或独子夭折，只有几个孙辈的女孩子现在成了打工妹……她们对我们家也很隔膜，想想几十年不回家，还有什么亲的感觉？但生命照例不会被淹没，她们的后代都蓬蓬勃勃生长起来……
那年，山村还没通高速，我和妻儿在郴州吃了一顿辣辣的湘南饭，又借车赶路，来到爷爷的坟前。
那是邻近一条乡间马路的坟，荒芜静默，旁边是大片油菜花，不远处就是罗霄山脉。我点上三根香，虔诚地磕了三个头，在心里对爷爷说：爷爷，我来看你了，虽然晚了40年，历史把您的苦难加在了我的身上，但这是一个家族命定的归宿，是血脉，就无怨无悔；虽然没用上康都生这个名字，这支子孙孤悬北方，但我就是康家的人，就是您的孙子，我们一定要延续家族血脉，爷爷！
远处金轮，透过疏叶洒在我们身上，一阵清风飘来，我知道这是大地或者天庭传来的，一切安好，尘尽光生。
作者简介
沙林，男，1982年武汉大学毕业，先后在国家出版局、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工作，1996年进入《中国青年报》任该报著名栏目“冰点”主笔。2004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主编，2007调入中国海油总公司，任《中国海洋石油报》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石油作协常务理事。出版过多本著作，并多次获得全国和省部级文学和新闻奖项。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