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斯塔巴克（Bill Starbuck）教授是管理学界的传奇人物。1964年从卡内基理工博士毕业，1967年出任康奈尔大学正教授，年方32岁。他是美国心理学会（APA）院士、美国管理学会（AOM）院士，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及《管理科学季刊》（ASQ）主编。
　　比尔教授被誉为“管理学界的全才”，学术涉猎范围涵盖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T h e o r y），人力资源管理（H u m a n Resources）和战略管理（Strategy Management）的各个领域，他的研究方法论之广博精准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的许多论文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比如，他和弗朗西斯·米利肯教授（Francis Milliken）发表的关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为何出事故的分析文章《挑战者：微调几率，直到有事发生》（“Challenger： Fine-tunning the odds until something breaks”， JOMS， 1988）乃是对现实重大事件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之典范。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马浩教授说：“如果管理学也有诺奖，比尔教授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之一”。
　　1971年，曾有大学以全美管理学教授最高的薪资聘请他，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他游访欧洲四年后回到美国，先后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1974-1984）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Leonard N.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New York University）（1985-2005）。退休后，现在俄勒冈大学伦德奎斯特商学院（University of Oregon -Lundquist）任驻院访问教授（Professor in Residence）。
　　比尔教授是一位极其坦诚和热心的人，虽然年近九旬，但我们每次向他求教，他都会耐心给予回复，并附加上他写的或他推荐的文章，每每讓人感动不已。
　　我们很早就想访谈比尔教授，却因为俄勒冈大学的邮箱系统突然出现了故障，而迟迟未能开始，在看到我们的邮件后，比尔教授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比尔教授就管理研究方法论问题、当下一些扭曲的现状、个体学习的有效性、管理实践的有效性问题等，进行了极富洞察的阐释。本文是这些访谈的中文翻译，综合考量了上下文和语言使用习惯等因素，其过程中难免存在词不达意之处，责任由采访者兼翻译者承担。

学习是幻觉吗

　　莫皓：比尔教授，您好！让我们从大众关心的话题开始吧。现在很多人在提倡“知行合一”，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您觉得在“知”与“行”之间寻求一致是可能的吗？有人说，学习其实是一种幻觉，您认同吗？
　　比尔：人们常常自欺欺人，学习可以成为自欺欺人的一种手段。几乎所有的学习都涉及到对过去看似成功的行为的重复，但重复的有用性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环境的稳定性。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看似成功的行为很快会变得过时，甚至会有害。
　　莫皓：您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关于学习如何学习的实践，或为增强学习能力的学习，或双环学习？终身学习是重复同样的学习习惯和偏好吗？看看沃伦·巴菲特近年来的投资表现，即使与最宽泛的标准相比，也不尽如人意，那么学习对一个有机体或实体是否有内在的限制呢？或者，我们可以说有限理性正在接近极限吗？
　　比尔：你说得对。正如美国宇航局一直试图尽量地从航天飞机中榨取出更多的价值一样，研究人员试图弄清楚他们要理解的复杂系统，但系统可能超出了人类能理解的程度。一个有隐藏要素的系统可能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特别是，只有在元器件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从外部研究一个黑匣子内部的电路，如果黑匣子里的成分发生变化，我们以前的实验结论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具有欺骗性。
　　莫皓：在您自己一生的学习中，那些书对您影响最大？或者您最愿意推荐给年轻人的书籍或文章是什么？
　　比尔：我年纪大了，影响过我思考的人、论文或书籍成百上千，所以虽然我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但请注意，我可能忽略了一些曾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书籍或文章。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教科书：斯科特·阿姆斯特朗（Scott Armstrong）的《预测原理》（Principles of Forecasting）。这本书说了许多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它影响了我对科学中一些重要的东西的思考——特别是要力求简洁而不是复杂的价值。此外，我还推荐一篇好论文：《赢得精准性游戏》（Winning the accuracy game）。
　　我和很多合作者进行过重要的对谈，包括埃里克·亚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on）、米克尔·卡尔霍恩（Mikelle Calhoun）、约翰·达顿（John Dutton）、博·赫德伯格（Bo Hedberg）、艾伦·迈耶（Alan M e y e r）、保罗·尼斯特罗姆（P a u l Nystrom）和安德烈亚斯·施瓦布（Andreas Schwab）等人，对谈比看文件要更有影响力，因为对谈促进了批判性分析。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谈，是我和某位我忘了名字的医生在德国乌尔姆市的对谈，我之前提到过这个对谈。这个对谈告诉我对于无法直接观察到的过程的分析，干预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能会得益于系统和过程对于干预的反应。恰如看病，通过考察治疗结果来看治疗的对错。
　　此外，做编辑工作也让我受益良多，我从正在编辑的手稿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编辑工作需要仔细地阅读，注意作者如何表达思想和证明论点的逻辑。

技术官僚会统治世界吗

　　莫皓：技术官僚最终会像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预言的那样统治世界吗？
　　比尔：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赋予受过教育的精英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和对社会政策的控制权。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之间的差距变得巨大。
　　莫皓：那在所谓的监控式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下，像谷歌这样的组织，会赋予更多人自主权，还是会进一步弱化个人的选择？
　　比尔：到目前为止，组织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控制仅限于重复性活动。人类可以开发出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方法，而人工智能只处理重复出现的问题。组织监控只应用于那些相当显性的任务，比如从正确的存储位置提取物品。当然，人工智能和组织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但社会和技术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这种不断发展可能会增加人类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智力的价值，所以学校可能需要开发更好的方法来教授人如何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 。

不同文化中的管理实践

　　莫皓：管理理论的实践，在不同文化中的效果，会有很大差异吗？
　　比尔：是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互动方式。例如，當我们在柏林工作时，“这是违反规则的”这句话引起了德国人和美国人截然不同的反应。但当然，并非所有德国人的反应都一样，也并非所有美国人的反应都一样。
　　莫皓：若如此，根据您的经验和研究，您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更普遍和突出的共性是什么？以及让各种文化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什么？
　　比尔：当文化稳定时，文化更有可能变得不同。高出生率和低收入助长了破坏稳定的武力冲突。非常不幸的是，人类似乎是一个喜欢攻击自己并为统治地位而斗争的物种。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喜欢冲突的倾向使人类能够主宰其他物种，但这种倾向也给人类社会自身注入了许多的动荡。例如：瑞典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人口超过1000年，也许是因为他们处于边缘位置。瑞典的人口很少。瑞典形成了民族同质性和强烈的社会团结意识，瑞典人接受并相信在全国范围内的高度共享（我交的税钱都给了像我这样的人）。相比之下，美国则是由许多这样人组成的——他们的祖先在北美生活了都不到一个世纪。美国人种族多样，社会团结意识薄弱（我交的税钱会捐给和我不同的人）。

管理者的实践

　　莫皓：您能比较一下商业管理、工程领域和医学实践中的学术和实践吗？这些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什么？
　　比尔：人体和社会系统有相似性，因为它们都极其复杂。观察“症状”很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内部发生了什么。“治疗”可以产生可观察的反应，澄清正在发生的事情，治疗有时是获得基本信息的唯一途径。
　　莫皓：在《微调几率，直到有事发生》中，是否有任何明智的方法可以合乎情理又立竿见影地提前应对，以及在个体层面或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层面激发改进？
　　比尔：微调表达了一种经济思维——通过渐进式的“改进”，持续地追求更高的效率或更大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着眼于当下和近来，而不强调对遥远未来的预测。
　　在美国航天局，工程师们和管理者们的不同理念，引发了一场关于长期成果和效率的有用性与重要性的斗争。我认为这场斗争是有益的，如果工程师和管理者更平等的话，可能会更有益。更普遍地说，组织通常可以通过允许不同的哲思来受益。因为未来最终是不可知的，所以更复杂的推理往往更有现实性。
　　莫皓：我们非常欣赏您（1988年）与弗朗西斯·米利肯（Frances Milliken）的经典作品。工程师们的意见和管理者们的决定，应该得到更互惠的交流和良好的整合，如此会减少伤害，促进和谐。关于高效率的一个反面假说是，如果工程师在没有管理压力的情况下得到充分尊重（总是有人因为没有完全把握而拒绝签字和批准），航天飞机可能就始终上不了天。对于实践管理者，您能给他们什么建议来帮助他们由因及果地，在类似于我们的管理文献中记录的一系列现象中，将未来与现状、演变和革命、微调和重来结合起来，比如承诺升级或威胁应激僵化？
　　比尔：当我们试图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认为没有办法避免所有的错误。在美国宇航局，工程师们说安全很重要，管理人员说公众对美国宇航局可靠性的看法很重要。我相信，如果管理人员真的相信会发生惨剧，他们不会同意发射。管理者们从经验中了解到，工程师们总是预期会有坏事发生，但坏事并没有发生。然而，美国宇航局需要听到这两种基于不同经验的解释。
　　组织内部的冲突经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生产人员希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和一致方式生产产品，这意味着生产过程应该是稳定的。营销人员希望生产出满足顾客偏好的产品，这意味着生产过程应该根据顾客的需求而做定制的产品。通过让生产人员和营销人员相互辩论，组织可以尝试同时考虑这两种倾向性，但辩论有时也会导致糟糕的选择。
　　莫皓：我想问您一些基本概念的问题，既往的研究中，似乎我们假设了组织内部的人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盟来服务外部客户和打败竞争对手，当然，这些外部客户和竞争对手也是一种不稳定的联盟。事实上，这是持续的变化。人们可以同时为多个组织服务，联盟成员可能成为（新的）竞争对手，或者离开后仍然提供价值。每个人都是一个“资源载体”，拥有金钱、时间、关系（信息）、体力、才能（创意）等。由于某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关注度或盈利能力，他们（有区别地）分配（变化中的）资源。那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何我们对组织内和外部的人的分析要分开呢？
　　比尔：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是1959年在梅森·海尔（Mason Haire）的书中。1959年，Wiley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现代组织理论》（“Modern Organization Theory”），其中的一篇文章是《组织成长的生物学模型和实证历史》（“Biolog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histories of the growth of organizations.”）。他把“组织内部”的人数与动物身体的体积联系起来，把“组织外部”的人数与动物皮肤的面积联系起来。他提出，随着一个组织的发展壮大，“内部”和“外部”员工的数量以类似于不断膨胀的球体或立方体的体积和表皮面积的速度增长。他绘制了8家公司的数据来支持这种解释。

　　我发现海尔的类比在诗意上很有趣，但在数学上却相当幼稚。在第一本《组织手册》（1965年3月版）中关于“组织成长与发展”的一章中，我批评了海尔的思想，并将他的思想与其他写过组织规模变化的作者的思想联系起来。
　　莫皓：很多企业都在计划将来，或者说他们期待在时间线上增加活下去的可能性。但就像没有人预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或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预测结果总是差强人意，或许不确定性和随机因素是我们还不能驾驭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指标，如存在时间之长短，来衡量企业的优劣？
　　比尔：预测往往是非常不正确的，但有些预测比其他更准确。事实上，一位名叫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的经济学家预测了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他的理由是住房成本相对于收入不能上升得太高，他把这一比率用图表表示了一段时间，并报告说这一比率增长过大。也就是说，人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高昂的房价。希勒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只是现有的工资和价格远远失衡。你可以在希勒的网站上找到他的信息。他在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工作。
　　莫皓：人们的理性是受限的，始终缺少足够的视界和充足的竞争信息、计算能力和博弈智力等，来作出完美的决策。同时，人们的决策也受到传统、信仰、直觉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非理性决策就那么不好吗？很多成功的领导人都多少有一些自负、自恋和病态的傲慢。
　　比尔：近些年来，有很多的心理学家在“直觉”主题上写了很多文章。尤金·萨德勒·史密斯（Eugene Sadler-Smith）和保罗·斯派洛（ Paul Sparrow）在2008年写的《组织管理决策》（“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一书中，就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叫《组织决策中的直觉》（“Intuition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这本书的编辑就是杰拉德·霍奇金森（Gerard Hodgkinson）和我。这本书还用一章讨论了迷信行为，另有一章讨论了情感和情绪的影响。
　　在高管的“自我”对决策的影响方面，最广为人知的研究之一，是马修·海沃德（Mathew L. A. Hayward ）和唐纳德·汉布里克（Donald C. Hambrick）写的：《对大型收购支付的溢价的解释：CEO傲慢的证据》（“Explaining the premiums paid for large acquisitions： Evidence of CEO hubris”），發表在《行政科学季刊》，第1期（1997年3月）第42卷，第103-127页。
　　关于理性这个话题的更广泛性的讨论，我推荐格德·吉格伦泽（Gerd Gigerenzer）的文章。

管理研究方法论

　　莫皓：众所周知，您是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大师。您认为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价值是什么？管理研究的结果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为了教育学生，还是为了影响实践者？
　　比尔：我认为管理研究应符合科学的基本要求：研究报告应真实且公正，应披露研究人员在获取数据和分析数据时所做的一切。管理研究也应该为整个人类提供福祉，而不仅为研究人员或他们的雇主服务。因为管理研究的受众是多样化的，所以研究可以让人类的不同阶层受益。
　　莫皓：我们赞同您对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兼顾。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开展“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即除了强调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等主题外，还强调管理研究目的的崇高性。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言，企业唯一对社会负责的事情就是盈利，我们是否可以说，管理研究唯一要负的责任就是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为那些旨在造福人类的努力提供启示？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假装研究目的的崇高及其倾向，和追求研究主题的吸引大众，会不会危害或牺牲了管理研究的科学诚信和严谨性？
　　比尔：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好话题，其中每个问题又存在多个答案。这些问题也都涉及两个基本问题：管理的研究领域为何存在？管理领域的研究应该让谁受益？
　　在欧洲和北美，教给人们如何做生意的想法产生于19世纪。当革命推翻了欧洲众王国时，财富不再局限于对土地的控制（国王授予特定贵族的控制权）。许多人从事贸易和商业，包括跨国贸易在内的各种形式都成为了可能，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业企业家社会阶层。其中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他们想把财富传给孩子，所以创建了学校来教授做商业的方法。通常，这些学校与大学是分开的。例如，在法国，第一所商学院是由名为“商会”的贸易组织创建的，而这个贸易组织至今仍在经营着一所声望很高的商学院。
　　几十年后，北美商学院的发展情况和欧洲类似但也有所不同。19世纪末，北美完成了工业化后，富有的商界人士提出，如果大学愿意教授对商业有用的科目（如会计学和经济学），他们将为大学提供大量的资金。
　　因此，商学院是由富人创办的，目的是造福富人的家庭。美国早期的MBA项目（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是为富有家庭的孩子设计的。芝加哥和哈佛都是私立学校，学生们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而MBA课程的对象是那些完成大学学业后还有能力继续上学的学生。这些MBA课程的毕业生找到了高薪的工作，或者成为了成功商业公司（也许是他们家族拥有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此，在1950年之前，与商业教育相关的社会流动性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至少在美国，二战后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政府向每个曾经在军队服役的人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于是一大批学生进入了大学。这些学生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接受大学教育视为通向长期职业生涯的道路。他们要求开设能为他们在商业公司工作做好准备的课程，而商学院的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因此，从主流大学学者们的观点看，商学院有点不光彩地变成了学生兴趣中心和大学创收的重要来源。 　　除了关于社会流动性的问题，还有关于如何理解复杂社会系统的问题。芝加哥和哈佛对这一挑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受著名经济学教授们的观点影响，芝加哥布斯商学院认为商学院应该开发更好的经商方法。商业决策者会犯错误，因此商学院应该想方设法让这些错误变得更小和更少。哈佛商学院则认为，商界人士比大学教授更了解自己的问题，因此商学院的学生应该研究商界人士实际上是如何做决策的。1950年前后，一些美国商学院同意芝加哥的观点，而另一些商学院则同意哈佛的观点。
　　然后，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始调和芝加哥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进行了各种实验，分析人员使用了数学模型和心理实验等方法，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员们对使用数学模型和心理实验来发现改进商业实践的方法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硕士班借鉴了来自芝加哥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教材，并试图从这两种不同的角度中汲取价值。
　　1959年，两个著名的研究组织发表了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已经开发出一种更好的商学院教育模式，因此其他商学院应该好好学习。
　　莫皓：在科学研究中，控制方法或可控实验一直是成功关键。我们真的能控制调研的对象吗？我们如何知道某些干预措施之后的改善确实是干预措施的结果？
　　比尔：永远不能确定。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是一个实验方法论的坚定信徒，但几年后我停止了做实验。因为我看到了实验如何成为实验者先前假设的证明。人类和社会系统是极其复杂的，任何特定的行为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因此干预可能是必要的，以此检验有关因果过程的假设。一位睿智的醫生曾经告诉我，诊断有助于让病人放心，但诊断从来都不是对疾病的充分描述。
　　莫皓：承接您2004年关于症状/治疗范式的讨论，您能否详细阐述一下在整个过程中如何处理时间的问题？一些治疗方法会产生即时效果，而另一些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医药如今（至少在中国）已成为一个令人生畏、能立即使人们两极分化的话题。一些人相信整体方法，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不科学的。我们不确定您是否了解或关心中医，但从整体治疗和分段控制实验的纯粹二分法来看，当涉及到治疗疾病或解决管理问题时，您对治疗或处方过程有什么看法？
　　比尔：对于从实验中学习的可能性，我没有什么特别明智的意见。我已经说过，干预（一种做实验的方式）可能是发现复杂系统（如人体或大型组织）内部正在发生什么的唯一方法。对人体而言，许多内部的过程都无法被直接或清晰地观察到，对于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将要发生的，通常有许多不同的假设。实验者（医生或管理研究人员）的品质非常重要。实验者应该敬畏自己的无知，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骗子经常利用情况的复杂性。我们在管理研究中也遇到过骗子。
　　莫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诊断是一个有意义的或探索性质的过程，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问题解决方案（或仅是可以增加可能性），或者常常其实是无药可救的。而整个伴随着信仰或崇拜心理的例行公事的过程，主要起到的是安慰剂效应？我们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您2004年写的关于组织的研究报告，以及您对长期的职业生涯的回顾，包括您对参与和经历过的各种科学方法的理解、掌握以及态度。如果用一种外交辞令式的表达方式，我们能不能在谈及“改善”我们对组织管理面临的各种挑战时，对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比尔：只有研究人员将他们的行为从隐蔽转变为开放，我们才能乐观起来。当研究人员为了获得出版而改变数据时，其公布的结果是不可靠的，而且也缺乏理解其研究过程的基础。科学应该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在其中所有人都要诚实地合作，研究结果对每个人都有用。研究不应该是一项造福少数（自私的）个人的活动。
　　莫皓：您认为北美、欧洲和亚洲的管理学研究风格有什么不同？
　　比尔：每个地理区域的管理研究人员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各自区域和语言的研究上。欧洲人可能对主观性和定性数据有更强的意识，而亚洲人可能更注重定量数据，但这些只是我没有证据的模糊印象。
　　莫皓：您早年在SMU教职之后去了欧洲。我们猜想您几十年前在欧洲的经历，依旧影响着您对欧洲研究的看法，AOM似乎是一个国际化的管理学会，它的一半成员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您说的没错，亚洲人比较注重定量数据。一个主要原因是这方式容易模仿。全世界，包括欧洲人和亚洲人，也许都在选择以实证经验主义这种美国方式为标准进行管理研究。您对这一趋势有何评论？或者，您是否认为我们遗漏了某些值得关注和跟进的趋势？

　　比尔：我从来没有在SMU工作过。我接受了他们的工作邀请，但在搬到德克萨斯州之前，我去了伦敦。在伦敦的时候，我听说了SMU的一些事件，这促使我从SMU辞了职。因此，我寻找其他的选择，最终去了柏林（也许这是个错误的选择。）
　　说到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势，最近我听了多伦多大学的凯蒂·戴斯（Katie DeCelles）的演讲。她的研究是我几年来见过的最好的。她从各个被抢劫过的商店里获得了250段视频。她的研究有三个优点：
　　（1） 她研究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店员受伤了。
　　（2） 她有真实的数据——实际抢劫的视频。
　　（3） 她发现了一个有用的改进：她发现公司一直在培训员工做一些可能诱使劫匪伤害员工的事情。
　　莫皓：您对管理研究的新手/学习者有什么建议？
　　比尔：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为近年来，管理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诚实和欺诈的，大学奖励出版物而不顾其诚实或实际价值，造成了这种可悲的局面。我相信大学必须改变对教师的评价体系，而管理研究的长远未来将取决于下一代年轻研究者。我当然不认为年轻的研究人员应该模仿过去的行为。在过去的70年里，我在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人。我曾经相信的想法我已经学会了去怀疑。我曾经提倡的方法我已经放弃了。我经常认为我失败了，或者我已经失败了。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一条进步之路，也许永远不会有终点。 　　莫皓：我们注意到，在管理学界，每年各种新奇的理论层出不穷，各领风骚三五年，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为何会这样？我们又如何判断一个理论的适用性和优劣？
　　比尔：你提的这个问题，我2009年在《斯堪的纳维亚管理学报》（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流行理论层出不穷的原因》（“The constant causes of never-ending faddishness in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5（1）： 108-116， 2009.），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有一些话是没说的，那就是关于商业出版物的问题。太多的大学都以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来作为衡量其绩效的方式，但一点都不用心去审查这些文章对人类社会的有用性及贡献的持续性，结果导致教授们忙着大学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尽可能多的发论文，即使这些论文没什么贡献，或只有微小的价值。
　　莫皓：您进入学术界后就成了超级巨星。从一开始您的技术就很优秀，数学建模、模拟、实验等各个方面。有了您在世界各地的经历，在光彩夺目的顶尖大学（当然也包括在非常普通的大学）任教，作为AOM的主席，作为顾问和导师，可以说您的学术生涯造就了一个真正的管理学巨匠，一个智者，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博学之人。纵观当下，管理研究界现在照例在生产超级巨星，他们据说掌握了各种厉害的技术，然后快速地发布各种让人眼花缭乱地出版物，问题是，会有更多像詹姆斯·马奇、亨利·明茨伯格，卡尔·韦克或比尔·斯塔巴克这样的人吗？需要吗？
　　比尔：我的一些最好的出版物没有发表在顶级期刊上，也没有使用精密的技巧。期刊对研究报告的评价能力很差，一方面是因为期刊只知道作者选择告诉他们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报告非常复杂，难以评估。詹姆斯·马奇、亨利·明茨伯格和卡尔·韦克都不同于他们的同事，也不同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人。特别是，他们试图改变人们对现象的看法，而不是仅仅描述大多数人的看法。事實上，可以说他们试图改变管理研究，而不是做管理研究。

马浩教授的总结

　　谢谢比尔教授如此坦诚的回答，和如此敏锐的洞察力。
　　最近，丹·申德尔（Dan Schendel，注：战略管理学会创始人及曾任职《战略管理学期刊》数十年的主编）反思了同样的事情：真诚、信任、诚实。他提到我们这个领域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超级明星）从事作弊或其他可悲的活动。我们最敬佩您的，正是您那纯正、纯洁的学识，以及您内心的好奇心、激情、自律、自我怀疑的意识和能力。我们看到您的许多有趣的作品并未出现在那些顶级卖场。我们真正看重的是承诺和批判性思维。我们碰巧看到雷·迈尔斯（Ray Miles）也这么做。
　　多么令人钦佩的一代学者啊。这正是我们当初所认为的和有幸加入的那个学术界。
　　谢谢比尔！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