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奇清 建国初期经历的三大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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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奇清深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信任,他不仅是开国大典警卫方案的制定者和具体执行者,还负责过毛泽东访苏专列和周恩来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全程保卫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7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以罗瑞卿为部长、杨奇清为副部长的公安部。
  ■保卫开国大典,一定要把安保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开国大典在即,中央决定要进行一次大阅兵。那么在哪里好呢?杨奇清带领一班干部一连看了几个地方,最后将西苑机场和天安门广场进行比较:尽管长安街不像西苑机场那么宽阔,只能并排通行12路纵队的步兵、3路纵队的骑兵和2路纵队的装甲车,很难显示出气势,但西苑机场没有阅兵台,临时搭建又太仓促,就算搭建出来,也无法和天安门的雄伟壮丽相比。再者,西苑机场远离市区,数十万参加典礼的群众往返是个不小的负担。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地处市中心,四通八达,易于部队和群众集中和疏散的天安门广场。这个选择经罗瑞卿同意后,呈报中央。
  与此同时,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向潜伏在北平的徐宗尧等特务组织负责人发出了指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中共的开国大典。
  敌情异常严重。杨奇清主持制定了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这天,他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当人员到齐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请大家再来钻钻空子,咱们自己先把存在的空子都给钻了,敌人再想钻也就钻不成了!”
  然而,与会者都认为这个方案已经做得很细了,没有什么空子可钻。杨奇清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我是请你们来挑刺的,不是请你们来唱赞歌的。我们一定要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并预先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
  这时,李广祥处长汇报了对国民党潜伏特务进行政策攻心的情况,提出可以利用已经自首的特务人员,去摸清和掌握其他潜伏特务的情况,杨奇清听了,对此大加赞赏:“老李呀,你说的这条就是对我们这个方案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嘛!如果能把我们的眼睛安在敌人的身上,那他们就无处可藏了。”随后,大家又提到这个方案已经非常完善了,下面就要看执行的情况了。杨奇清说:“你们这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一个再好的方案如果执行不到位,也是白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各自的工作做好,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散会时,已是深夜。杨奇清又让司机送他到天安门广场,对各项保卫工作的落实情况又做了一次细致的检查,他要求:从现在开始,就要对停车场四周实施警戒,而且要将警戒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任何人没有“特许证”一律不准进入;明天还要派工兵来对天安门及广场的每一寸地面进行检查,然后封闭;10月1日,关键的位置都要加双岗,实行双向警戒……
  开国大典前,在杨奇清的主抓下,我公安部门共侦破重大反革命案件和潜伏特务案件100余起,基本摧毁了国民党在北平潜伏的反动组织。同时对繁华地段的治安秩序进行了全面的整顿,这些都为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全面负责毛泽东访苏专列的安全保卫工作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毛泽东决定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
  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时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一再强调说:“保卫毛主席,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周总理还提出要成立一个主席专列保卫小组,由杨奇清任组长,负责全面保卫工作,滕代远任副组长,负责对铁路沿线车站人员进行一次大审查,凡有嫌疑者,一律调离;专列上的乘务员都要经过铁路局党委书记签字后,报滕代远批准,方能上岗。
  就在毛泽东即将动身时,公安部突然侦听到一部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电台。杨奇清立即指挥公安部协同京、津两市的侦察人员,密切配合,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将号称“万能台”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挖了出来。
  毛泽东出访的前一天,周恩来再次召见了杨奇清:“主席专列出发以后,你要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通报。为了做到高度保密,主席专列所经之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律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奇清同志,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杨奇清当即起身,以坚定而响亮地声音回答道:“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12月6日18时,北京西直门火车站,3辆列车静静地停在轨道上,四周戒备森严。晚7时,杨奇清与滕代远先行来到车站,做最后的安全检查。不久,周恩来和罗瑞卿也来了,并分别上车视察,认为满意。20时30分,毛泽东乘小车进入车站,登上专列。罗瑞卿、杨奇清和滕代远也跟着上了专列。21时,专列徐徐启动,向站外开去。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卫车已经发出。
  列车到达天津站,负责警卫的同志上来报告:“在专列将要经过的一段铁轨中间,发现了一颗手榴弹!”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是乱弹琴!”杨奇清也说:“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这时,站在一边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叫人把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一颗长满铁锈的旧弹,不可能再爆炸了。这时,又有人来报,在杨村大桥的桥墩上发现了一个炸药包,已及时排除。
  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量决定他在天津站下车,彻查此事。临别时,罗瑞卿说:“我下去后,车上的警卫工作就全靠你了,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
  专列行至山海关,毛泽东想下去游览一会儿,杨奇清与滕代远默不作声。毛泽东问:“怎么,不批准?”杨奇清说:“主席这次出行,中央制定了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我们没有权力违反。主席不是也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吗!”毛泽东笑了起来:“知道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嘛!我的安全由你们负责,听你们的好喽!没得办法。”专列到达山海关站后,要加煤加水,更换机车,乘务人员也要在此换乘。杨奇清、滕代远等人开了个小会,最终还是满足了毛泽东游览山海关的愿望。
  其时,蒋介石已通过潜伏在莫斯科的间谍获知了毛泽东的行踪,他当即命令毛人凤:“马上电令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毛泽东和他的专列!你要立刻派最有经验的人去东北督战,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毛人凤随即派出保密局高级间谍张大平,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哈尔滨与东北地下技术纵队接头。与此同时,台湾保密局还向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发出了针对毛泽东专列的三套作战方案……   这份密电被我公安部电讯组截获,周恩来对罗瑞卿说:“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你立即通知奇清同志,请他根据敌情的变化,相机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全权处理所有突发事件。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
  杨奇清在接到了罗瑞卿的电话后,立即与滕代远商量:“主席要思考和处理全国的大事,我看是不是先不要惊动主席?”滕代远表示同意。杨奇清又说:“我想台湾保密局所能调动的力量,无非是潜伏下来的敌特组织和临时空投的特务。对潜伏的敌特组织,我马上电令东北各地公安局,对其管辖地区的铁路重要部位,火速布控,来个一网打尽;对空投特务,我们就来个发动群众,军民结合,全面监视,随时准备接待……”很快,张大平落入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布下的包围圈,束手被擒。哈尔滨市公安局顺藤摸瓜,一举破获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
  杨奇清向毛主席报捷。毛泽东高兴而风趣地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保密局是机关算尽,可是碰到你们公安部,却‘反误了卿卿性命’。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喽!”
  12月9日,专列驶入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杨奇清、滕代远分别与苏联保卫部门和铁道总局的负责人进行了工作交接,然后登上苏方的列车,进行了认真的查看,直到完全放心后,才命令我方人员开始搬运行李物品……
  前来迎接毛泽东的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毛泽东在检阅了苏军仪仗队后,微笑着与杨奇清、滕代远等人告别,说:“一路上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结束对苏联访问,启程回国。苏方提供了认真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3月4日20时,毛泽东一行安全回到了北京。
  ■保卫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与美蒋特务"4-智斗勇
  1955年4月,周恩来要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紧急制定了一个“消灭中共代表团”的计划。由台湾保密局督察室主任叶翔之坐镇香港指挥。
  中央决定杨奇清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前往,负责安全保卫与情报工作。接到任务,杨奇清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完整的保卫方案。然后,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和陈毅做了汇报。
  陈毅听了汇报,愤怒地说道:“又是阴谋诡计,暗杀破坏!这帮龟儿子,硬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周恩来则风趣地说:“他们呀,就爱搞这一套吓人的战术,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中国代表团决定从香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万隆。而周恩来、陈毅、杨奇清等人则先乘车去了昆明,然后从那里登上“空中霸王号”,先赴缅甸,与缅总理吴努就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然后再由缅甸飞往万隆。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当飞到北婆洲沙捞越海面上空时,突然爆炸,机上11名乘客和4名机组成员全部罹难。后来查明:是叶翔之指挥“香港情报站”的特务周梓铭(又名周驹)在机翼的油箱里,放置了定时炸弹。
  当“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到缅甸,周恩来非常震惊,立即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认真追查惩办凶手。港英当局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先后搜捕了在香港活动的大批国民党特务。
  但是,“空中霸王号”的机组人员,因为害怕遭受和“克什米尔公主号”一样的厄运,竟拒绝再送周恩来等人去万隆。杨奇清亲自去找机长阿里和机组成员逐个谈话,他平易近人的姿态、亲切和蔼的语言使对方大受感动,最终他们向杨奇清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飞行任务,还检举了机组电台台长对新中国怀有敌意。其实,杨奇清早已派人,暗中监视这位电台台长的一举一动。
  根据敌情,杨奇清建议:改变原定日程,代表团成员连夜登机飞往印尼。周恩来和陈毅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4月26日,“空中霸王号”安全飞抵雅加达,周恩来一行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住宿一晚,第二天,再飞万隆。
  此刻的万隆机场笼罩着一片杀机。机场一侧,聚集着一群以华侨身份出现的捣乱分子,他们打着写有“红色中共滚回去”的横幅和标语,喊着辱骂中共的口号,还用火点燃了五星红旗,气焰十分嚣张。台湾保密局派出的几个杀手就混在人群中,只等一声令下,就开始行动。
  这场闹剧的指挥者正是叶翔之,此刻,他正在一间可以看到机场的房子里,用望远镜盯着机场的动静。他感到今天机场的军警比平常多了两倍。而杀手们所在的位置离飞机降落处又太远,贸然开枪难以保证命中目标,而且枪声一响,开枪者必被包围,难以逃脱。他决定改在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处的途中行刺。
  “空中霸王号”一降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就按照杨奇清的要求,将3台同一颜色、同一型号,都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轿车开到了停机坪上。当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由进步华侨组成的欢迎队伍涌上前来向代表团成员献花时,杨奇清请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夫人朱琳坐进了第一辆轿车,随后又请周恩来和陈毅坐进了第三辆轿车,他自己则上了第二辆轿车,然后用对讲器指挥三台轿车一起向机场外面驶去。
  叶翔之用望远镜,看到了周恩来和陈毅上了第三辆车,马上向已在沿途埋伏的杀手们发出了行动命令。但是,杨奇清不断地指挥三辆车交换行驶队形,任意超车,时前时后,叶翔之没料到杨奇清会有这一招,在弄不清周恩来到底在哪辆车上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敢发出开枪的命令。
  会议期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共26人,我是其中的—个成员。我们每人发了一支无声手枪、一把匕首,已开过4次会。叶翔之向每一个暗杀团成员许诺:暗杀一名中共代表,或破坏一辆中共代表团的车辆,赏20万印尼盾;谁要是刺杀了周恩来,赏金翻倍。”
  对此,杨奇清立即制定了一个新的保卫方案,并将此事通知了印尼当局,敦促印尼当局采取行动,对“二十六人暗杀团”进行调查和逮捕,使杀手们无暇顾及所担负的行刺任务。同时,他又从内部入手,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和安全措施,要求代表团的成员、警卫人员、翻译和随团记者“人人都来做保卫工作”,具体由新闻记者负责外围;代表团成员负责中层;警卫人员和译电员负责内层随身警卫,务必确保周总理的安全。
  万隆会议开了7天,周总理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的觉。而杨奇清睡觉的时间就更少了。以至于,他回国以后,晚上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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