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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刚性稳定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根据近年来,笔者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统治是统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为。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
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最大的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比如信访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第41条,再根据国务院的《信访条例》规定老百姓可以上访,同时地方政府又会说你到北京来上访是非稳定的因素。信访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稳定的因素呢?所以这是刚性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牺牲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样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矛盾不解决总在那里,压力越大反弹越大
笔者刚用刚性稳定来表述目前中国的稳定状况,其实压力维稳是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机制。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基层官员不堪重荷。中央和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执政行为,但是这种约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异化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致使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疲于奔命于和维稳相关的事项,尤其是在国内外有重大活动的所谓“敏感时期”,基层官员更是得紧绷早已脆弱的敏感神经,广泛动员群众,把维稳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
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维稳需要较多的财政支出和资金投入,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
矛盾不解决总在那里,压力越大反弹越大。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压力是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传递的,但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突破这个传递路径,直接向最高执政者诉求,这样就会打破官僚制的层级,扭曲压力的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纵观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长期掩盖和回避矛盾。
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社会矛盾多发,是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足吗?的确,中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还有许多改善和提升空间,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例如,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
法律文本并不落后,但在现实中往往难以落实,甚至被层层的条例、细则、办法和"红头文件”等稀释,有法不依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比如,《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却不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野蛮拆迁的情况还是层出不穷;手持燃烧瓶却锒铛入狱的潘蓉,以自焚相“威胁”却最终身亡的唐福珍,都被逼入无奈、惨烈的境地。
社会矛盾难以解决,是因为没有制度性的裁决机构和权利救济渠道吗?并非如此。中国宪法规定由法院来承担这一职能,它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问题在于,地方法院在人、财、权等方面不能独立于政府,这造成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民冲突中的“政府保护主义”。
中国目前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守住了宪法,就守住了民族的未来,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有义务来维护宪法。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凡是遇到违背宪法的问题,公民就应该站出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宪法、落实宪法。
为了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在我看来,首先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刚性稳定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根据近年来,笔者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统治是统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为。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
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最大的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比如信访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第41条,再根据国务院的《信访条例》规定老百姓可以上访,同时地方政府又会说你到北京来上访是非稳定的因素。信访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稳定的因素呢?所以这是刚性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牺牲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样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矛盾不解决总在那里,压力越大反弹越大
笔者刚用刚性稳定来表述目前中国的稳定状况,其实压力维稳是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机制。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基层官员不堪重荷。中央和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执政行为,但是这种约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异化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致使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疲于奔命于和维稳相关的事项,尤其是在国内外有重大活动的所谓“敏感时期”,基层官员更是得紧绷早已脆弱的敏感神经,广泛动员群众,把维稳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
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维稳需要较多的财政支出和资金投入,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
矛盾不解决总在那里,压力越大反弹越大。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压力是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传递的,但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突破这个传递路径,直接向最高执政者诉求,这样就会打破官僚制的层级,扭曲压力的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纵观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长期掩盖和回避矛盾。
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社会矛盾多发,是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足吗?的确,中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还有许多改善和提升空间,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例如,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
法律文本并不落后,但在现实中往往难以落实,甚至被层层的条例、细则、办法和"红头文件”等稀释,有法不依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比如,《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却不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野蛮拆迁的情况还是层出不穷;手持燃烧瓶却锒铛入狱的潘蓉,以自焚相“威胁”却最终身亡的唐福珍,都被逼入无奈、惨烈的境地。
社会矛盾难以解决,是因为没有制度性的裁决机构和权利救济渠道吗?并非如此。中国宪法规定由法院来承担这一职能,它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问题在于,地方法院在人、财、权等方面不能独立于政府,这造成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民冲突中的“政府保护主义”。
中国目前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守住了宪法,就守住了民族的未来,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有义务来维护宪法。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凡是遇到违背宪法的问题,公民就应该站出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宪法、落实宪法。
为了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在我看来,首先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