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学者访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要、学者的文章越来越多，国关类刊物发表的相关文章中也大量引用访谈的内容。同时，笔者也发现外国学者也很喜欢用此类访谈的内容作为文章的论据，比如在缅甸研究圈里，这种现象就比较普遍。而在媒体的报道中，更是大量引用。对这种做法，笔者认为存在一些弊端。
　　第一是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及其认知能力的问题。不可否认，无论是学者还是记者，主观上都会努力去采访这个领域的知名专家或有关部门的官员，但因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实际上很难做到。如果是在国外调研，受语言和人脉关系的制约，能采访到的人士就更受限了，所以采访的结论就很值得商榷。例如，2010?2011年缅甸实现了政治转型，尤其是2011年9月30日中缅合作开发的密松水电站被吴登盛政府暂时搁置之后，国内外不少专家对中缅关系的变化都很感兴趣。笔者记得当时有几位熟悉的外国专家到缅甸调研后，又来昆明找笔者，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根据他们近期在缅甸的访谈，中缅关系堪忧。笔者在了解了他们访谈的人士后发现，他们访谈的部分缅甸官员和学者在与中方专家交流同一问题时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表明，访谈对象面对不同的访谈者，未必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而是会有所选择，甚至一定程度上会去迎合。所以，虽然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访谈是很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不能简单地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比如，罗兴亚人问题很复杂，外部势力介入严重，如果仅仅采访避难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代表”，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严重偏离实际情况。因此，为了確保访谈结论的准确，访谈前要进行认真全面的准备，构建多种类型的访谈对象，避免只访谈同一类型的人群或者局限于几个类型的人群，要尽量扩大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全面性。
　　第二是断章取义的问题。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虽然都力求披露问题的真相，先进行调研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论是学者还是记者，都有可能先入为主，即把访谈的目的变成了佐证自己观点的正确，而凡是与访谈者观点相左的言论，就可能被自动过滤掉。此外，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新闻报道，受篇幅的限制，往往只能引用被访谈者的部分言论，但是任何语言都有语境，必须结合上下文才能准确解读。如果只引用大段采访中的某一句话，可能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意思。
　　第三是诱导性访谈的问题。如果说前两个问题主要在技术性层面的话，诱导性访谈则是主观性很强的问题。目前国际社会存在一种抹黑中国的暗流，不少外国记者在缅甸等国采访时，为了得到其想要的答案，往往设圈套来诱导被访谈者。据缅甸朋友反映，一些西方记者为了得出“在缅甸的中国人都很坏”的结论，利用缅文中不同类型的“中国人”都是一个词的特点，在访谈时就笼统地用“中国人”来泛指所有在缅甸的中国人都有问题。实际上在缅甸的中国人至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在缅甸生活多代且已入籍的华人，第二类是持中国护照在缅甸合法工作和学习的人，第三类是少数从中国到缅甸的非法移民以及从缅北迁徙到曼德勒、仰光等大中城市的华人。而与缅甸人有明显隔阂的只是第三类人。
　　指出国别区域研究中一般性访谈通常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是要否定访谈方法的重要性，而是建议把访谈做得更好。根据一些实践，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方式的访谈更具科学性，有必要加以推广。
　　一是参与式观察。笔者目前指导的一个博士后曾在缅甸学习了半年的缅语，然后到一个缅甸村庄生活了一年半。期间在该村寺庙出家了一段时间，拜住持为师傅，还俗后又在该村认了养父母，并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这种参与式观察，辅之以半结构性访谈，他切实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不仅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还发表了一系列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
　　二是结构性访谈。为了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的看法，笔者同事孔建勋研究员两年来率领其团队成员在将近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有代表性的中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所雇佣的当地员工开展了精准的结构性访谈，预计最后的访谈样本将达到两万份。由于访谈样本达到了较高的数量级，且调查问卷的质量有保证，这样就具备了进行深度分析的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