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桂灵（河南省漯河市）：“黑名单”泛化亟待法治纠偏。全国政协委员李正国提交提案认为，“黑名单”制度是一种联合惩戒举措，本应达到严重失信行为才能予以惩罚。但目前一些机构将欠缴话费、水电费，错误垃圾分类等都随意认定为失信并归入“黑名单”，这种一有过错就被“黑”的泛化、滥用情况，武断地限制了公民的个体权利和生活自由，既有违罚当其错的司法原则，有损“黑名单”制度的严肃与庄重，还有失依法惩戒应有的规范与有序。究其原因，是该制度践行中还存在无章可循的法律空白，应尽快制定出相关上位法，明确实施主体、匹配相应惩戒措施、明确实施程序等。
　　王琦（河南省漯河市）：违反防疫要求被解雇理所当然。近日，法院依法审结上海两起案件，认定公司有权解除未做好防疫工作员工的劳动合同，对员工主张的解聘赔偿金不予支持。疫情防控期间，政府和企业对员工做好防疫工作都有明确要求，包括如实报告个人行程、履行岗位防控职责等，员工理应服从大局，严格执行，这不仅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更关系到社会利益和单位利益。反之，很可能给用人单位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但个别员工认为防疫是个人私事，对各项防疫要求阳奉阴违，这种观念大错特错。用人单位应对员工加强教育管理，督促其履行防疫职责，发现员工弄虚作假，应付了事，则可根据规定将其解除劳动合同，以儆效尤。
　　张淳艺（河南省漯河市）：用“葛优躺”宣传被判侵权是堂普法课。某超市未经授权便在其微信公众号用“葛优躺”对商品进行宣传，被葛优告上法庭，法院判处超市登载声明向葛优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6000元。对此超市大呼冤枉，因为引用该肖像图片并无明显商业意图，这是一种认知误区。眼下滥用肖像权现象屡见不鲜，很大程度上源于“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就不算侵权”的刻板印象。其实，今年起实施的民法典已经不再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侵害肖像权的构成要件，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仅仅作为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的判断标准。乐见葛优这样较真的人再多些，让侵权者付出代价，也给大众敲响警钟，自觉约束行为，尊重他人权利。
　　李英锋（河北省滦南县）：移风易俗应该“软约束”。近日，江西一村民订婚时摆放了26万元巨额彩礼，当地乡政府将此事挂上移风易俗黑榜予以通报，引发强烈反响。巨额彩礼扎眼，乡政府发出的黑榜也很扎眼。诚然，天价彩礼已成一种社会病，但法律对彩礼标准并未做约束。然而一些基层部门操之过急、发力过猛、伸手过长，直接发命令、定标准，引发民众不解、舆论反弹。因此，提倡移风易俗是正确的，但不能靠硬干预、一刀切，而应用软约束办法予以规范引导，如党员干部带头简办红白事，社区村居红白理事会组织集体婚礼，制定或完善村规民约对彩礼、宴请标准提出建议，在评选文明家庭、道德模范时加分等。通过这些措施相互配合，久久为功，就能在移风易俗中产生润物无声的效果。
　　张玉胜（河南省漯河市）：歧视学生的教师不配教书育人。“你爸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別怪我瞧不起你！”近日，天津一教师对比家长收入歧视学生引发关注。对此，当地教育局给予涉事教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低岗位等级，撤销其教师资格，调离岗位。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有教无类是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尊崇和奉行的教育理念。拿学生家长收入作对比，强调“高官富商”和“平民百姓”的身份差别，甚至说出“我瞧不起你”这种露骨直白的歧视性语言，绝非一时“口误”，而是其长期“三观”不正的必然流露。师德师风建设引领教育方向，关乎孩子成长。教师理应抛弃“论出身”“分等级”“看家长下菜碟”的错误导向，用慧眼发现孩子优点，这是教师应有的职业素养和从业底线。德不配位者枉为人师，就该“下课”走人。
　　责任编辑：黄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