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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与绿在表颜色的词中，因为有正色与间色之别，故既有包融的一面，也有等同的一面。而等同的一面，又分为正负不同的两极，呈现包融与同质异性的复杂特征，随着时代的推移，又体现出富有个性的演变特色。理清其间盘根错节的情结，更能清楚地观察其中的民俗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青色;绿色;同质异性
一、青色的多义性
青为正色，与赤黄白黑并列，而为五色。《礼记·礼运》“五色”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也。”五色可以与五方、五行相对应：
青赤黄白黑 木火土金水 东南中西北
青主东方，与木相应。所以《说文解字》谓“青”为：“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段《注》说：“丹，赤石也。赤，南方之色。”籀文为屮丹的上下结构，朱骏声说“未详”其义。杨慎说：“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为正色，相克为间色。正色，青、赤、黄、白、黑也;间色，绿、红、碧、紫、流黄也。水色青，故青者，东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乙合而为绿，则绿者青黄之杂，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为碧，则碧者青白之杂，以金克木故也;丙辛合而为红，则红者赤白之杂，以火克金故也;丁壬合而为紫，则紫者赤黑之杂，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为流黄，则流黄者黄黑之杂，以木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间色。”{1}青为正色，为东方之色，且滋生出绿色，于四季中与春相应。这和现在《辞海》释“青”为“春季植物叶子的颜色”，道理是一致的。而释“绿”为“青中带黄的颜色”，又与杨慎的绿者“青黄之杂”，同为一理。
如上所言，青为正色，又滋生出绿色，所以绿不仅是“青”的近义词，而且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二者可以互换，甚至相等。就是说“青”有“绿”义。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实际上就是“绿绿河畔草”，其所以言“青青”者，取其音节响亮而已。王维名诗《送元二使安西》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用“青青”而不用绿绿，也是这个道理。反而言之，李清照《如梦令》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而不说“青肥红瘦”，“红”对“绿”顺理成章，而代“绿”为“青”，就显得别扭得多，不仅是音调上的欠缺。同理可得，蒋捷《一剪梅》的“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如果说成“青了芭蕉”，就未免有些煞风景，虽然二者在这些地方意思是一样的。
青色与黑色都为正色，然而“青”还有“黑”的意思。最早的用法，见于《尚书·禹贡》：“（梁州）厥土青黎”，孔颖达《疏》引王肃曰：“青，黑色。”蔡沈《书经集传》：“黎，黑色。”“青”与“黎”均为黑色，为同义并列的复音词。最常见的便是“青白”，现在一般作“清白”，表示清楚明白。而“青白”，犹言黑白，原本就有“明明白白”义，如《警世通言》的《金令使美婢酬秀童》：“（金满）越想越恼，着甚来由，用了这主屈财，却不是青白晦气。”“青白”的“明白”义，当是从“黑”与“白”之义引申出来。因为“黑”与“白”放在一起就再清楚不过了。如俗语“不分青白”，即用黑白喻为好坏曲直。
“青”的“黑”义，应用还很广泛，在传统经典文献中，仅次于“青”的绿义。如黑土谓为“青土”，《淮南子·时则训》就说我国东北为“青土树木之野”，即黑土和森林多之地。天子封东方诸侯就用青色泥土为象征，不仅与“东方之色为青”有关系，而且还与青为黑色也有关联。{2}上古行政区域分为九州，东方山东一带则为“青州”，即取其“青土”义。东汉初年曾设置青巾左校尉官，青与绿在汉代地位不高，故当指用黑巾包头，犹如《史记·项羽本纪》的“异军苍头”。大历诗人韩翃《送刘将军》的“青巾校尉遥相许，墨矟将军莫大夸。”以“青巾”“黑矟”偶对，青与黑当属同色。传说中又把掌管冬天霜雪的女神称为“青女”。冬天对应北方，北方对应的是黑色，故青女实即黑女。又因主管霜雪，故可借指霜雪或白色，可因比喻义而不停转移。王安石《红梨》：“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苍官”为松柏的别称，“青女横陈”则谓白霜遍地。神话中担任西王母传信使者的三足乌被称为“青鸟”。因为它与爱情有关，故取《山海經·西山经》的“青鸟”，换掉俗名“乌鸦”。所以，李白《相逢行》：“春风不澹荡，暮雨来何迟。愿因一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无题》借之以言情爱：“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担任了红娘的角色。
“乌鸦”有“青鸟”的美名，黑牛也可称为“青牛”。《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列仙传》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青牛”，非谓绿牛，犹“青鸟”非指绿鸟。都是修饰性很强的名词。梁简文帝萧纲《乌栖曲》其三：“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初唐诗取法齐梁，故卢照邻《长安古意》有“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贺知章晚年请度为道士以退休，太子与百官送别，荣耀一时。后来，他的学生肃宗李亨追悼诏书有言：“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即就他作了道士方退休而言。“青牛”，本为道家之坐骑，后来便发展到道教、神仙，甚至还上升为老子的代称，倒增加了些滑稽意味。李贽《答周二鲁书》：“此儒者之用，所以竟为蒙庄所排，青牛所诃，而以为不如良贾也。”这里以“青牛”偶对蒙庄，语带调侃，对老子就不那么恭敬。他的滑稽不经倒不是别出心裁。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其二就说过：“遥知更解青牛句，一寸功名心已灰。”即已把老子的《道德经》称为“青牛句”，老子自然也就成了“青牛”。经元代思想钳制后，明代就开放多了。高启就在诗中反复称老子为“青牛师”“青牛翁”。{3}以上这些“青牛”，只能指黑牛，绝不能看作是绿牛。
不过，也有例外。大诗人李白有次拜访道士，诗中用了“青牛”。《寻雍尊师隐居》：“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宋人杨齐贤《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说：“青牛，花叶上青虫也，有两角如蜗牛，故云。”清人王琦注则说：“‘青牛’，‘白鹤’，不过用道家事耳，不必别作创解。”清人沈家本《日南随笔》引沈德潜云：“青牛只是活用了老子青牛事。又《神仙传》：封君达服炼水银，年百岁，视之如年三十许，骑青牛，故号青牛道士，切《雍尊师》说。花叶上青虫太微细，与下句不甚称，亦与隐居景象无涉。说虽新，不必从也。”今人震于王、沈大名，亦采用老子青牛说。其实此诗中四句写寻访雍道士入山后所见，“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与前两句的拨云寻路，倚树听泉，均为沿路实景所见。若视为老子青牛，则与花暖何涉？正因天气温暖，故青虫懒洋洋地卧于花枝上。而“鹤眠”“虫卧”正写山中的静谧，更切合“尊师隐居”环境的恬静和安宁。至于说“花叶上青虫太微细，与下句不甚称。”偶句原来即有大小相形之法，如李白《送张舍人之江东》的“天清一雁远，海阔孤帆迟。”和《江夏别宋之悌》的“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即为其例。倘若所言不误，那么此“青牛”，不是黑牛，而是绿虫了。“青”之“黑”与“绿”义，于此可算是碰撞出一阵火花。牛有“青牛”，马当然应有“青马”。《逸周书·王会》：“周公旦主东方所之青马，黑鬣，谓之母儿。”孔晁注：“周公主东方，而太公主西方，东青马则西白马矣，马名未闻。”《山海经》的《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多次提到过“青马”。元人袁桷《再次韵送虞伯生降香还蜀省墓》：“神君祭重祠青马，墨客才工颂碧鸡。”“青马”与“碧鸡”偶对，“青马”即黑马，而非绿马。犹如“青牛”即黑牛而非绿牛。 黑色的牛马与乌鸦可称为“青牛”“青马”与“青鸟”，污泥本呈黑色，亦可称“青泥”。杜甫由甘肃入川，路经青泥岭，有《泥功山》：“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其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其山号称“青泥岭”。行走其上，“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泥泞满路，泥浆使白马变成铁骊——黑马;小儿行走艰缓，状如老头。那么“青泥”则为黑泥而无疑。吴伟业《送吴门李仲木出守宁羌》：“黑水分榆柳，青泥老骕骦。”黑水、青泥虽为山、水之色，但在修辞上“青”与“黑”有互文见义作用。
牛、马都能沾上“青”的雅号，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与“青”的缘分就更多了。魏晋风度有一种特别的做派，即人所熟知的青白眼。《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条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说：“阮籍遭丧，（嵇喜）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魏晋之际是个斫杀时代，名士少有全者，讲究控制喜怒而不形于色，以此保护自己。“青白眼”则用来表示对人尊卑不同的两种态度，也是一种防护措施。正眼平视则见黑眼珠，而目中无人式的上视则见白眼仁。前者还可称为“青睐”，后者则为俗语“翻白眼”，二者有敬重与鄙夷的泾渭之别。唐代人称羡魏晋风流，常把“白眼”写进诗中。杜甫《饮中八仙歌》就有“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说崔宗之能像阮籍一样作青白眼，见了庸俗人，便宜用白眼表示不理。性格温和的王维，在《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也说：“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当然这是写崔处士孤高傲世神情。至于表示看重的“青眼”，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中“青眼”绝不能看作绿眼，那属于青面獠牙的凶悍丑恶范围。它只能与“黑眼”相等，而与“绿眼”绝缘。
“青”的黑色义，常用于修饰性与描写性语词中，除了上言之“青牛”“青鸟”与“青眼”外，还有成语“青林黑塞”，此“青”与“黑”偶对同义，亦为“黑”义。青林即黑黝黝的树林。杜甫《梦李白》其一：“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李白曾因参与李璘事件囚于浔阳狱，次年长流夜郎，再次年遇赦。自李白入狱后，杜甫一直未得到后来消息，还以为“君今在罗网”，忧念成梦。“魂来”两句，“上句说白魂自江南而来，下句说白魂又自秦州而返。江南多枫林，秦州多关塞。魂来魂去，都在夜间，所以说青和黑”，{4}因而“青”也是黑的意思。
“青”除了“绿”“黑”义外，还有“蓝”义。蓝天，可以称作“青天”。《庄子·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潛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一子》：“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青”是蓝色，“苍”是深蓝，“碧”是浅蓝，本是有分别的。但颜色相近，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可以混用。青天又叫苍天，也叫碧落或碧空，青草又叫碧草，青苔又叫苍苔。孟浩然诗“青天”与“苍海”偶对，“青天”即苍天。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天之苍苍，即青青的天，今语蓝蓝的天。在上古，“蓝”指可以做染料的植物，不用来表示颜色，所以白居易《忆江南》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红”“绿”表颜色词，而“火”与“蓝”则否。青色和绿色距离较远，绿草指嫩绿色的草，虽然与青色的意义不尽相同，混用的情况较少，但在诗词中还是较多的。陈叔宝《立春日泛舟玄圃……》：“石苔侵绿藓，岸草发青袍。”实际立春时的草应为绿草，即嫩绿色的草，而此以青拟草，“绿”“青”对文义同，实际并无多大区别。韦庄《三用韵》：“地覆青袍草，窗横绿绮琴。”同样以“青”对“绿”。庾信《哀江南赋》就用了陈后主的比喻，用“青袍似草”的说法。故韦庄径直出之“青袍草”。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青青河畔草”就是绿绿河畔草，青和绿也就没有深浅嫩浓之别了。
二、青和绿的特殊意义
如前所言，青和绿既有区别的一面，又有混同的一面。自然色彩一旦进入审美意识，客观现象就成为主观反映的一种形式。而在等级社会里，政治观念与等级制度给原来客观的自然色彩，赋予了尊贵与卑贱的强烈而鲜明的区别。色彩的美丑就被人为的政治制度所决定，而成为“时代的色彩”。青与绿既然有正色与间色之别，所以从先秦以降，也就有了尊贵与低贱的区别。
颜色的尊卑在舆服制度上规定得最为显明，青衣则为帝、妃的春祭专用服装。《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仓，与苍同。仓龙即青马，指黑马。所居与马、旗、衣、玉，非仓即青，实际上都是“青”。郑玄注说“皆所以顺时气也”。春与东方相应，东方之色青，故春祭用青。然一经帝王所用，即上升为尊贵色彩。正色青为尊贵，间色绿就须降为卑贱。《诗经·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及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毛诗序》即说：“《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苏辙《诗集传》说：“绿，间色。黄，正色。以绿为衣而黄为里，言妾上僣而夫人失位也。”这正是从颜色的贵贱，看此诗为尊卑倒置，贵贱失所。现在一般看为睹物思人，思念故妻的诗，其实则是打破绿卑黄尊的观念，也反映了色彩的观念随时代而变。
颜色的美丑尊卑并非一成不变，即使在等级制度的社会里也不是凝固静止的。各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变化的一面，虽然包含初期的承袭性。不同时代都有自己的法定的和审美时尚追求的系统，这在法定的中国舆服制与民俗流行时尚上最为显著。青衣在汉代就由尊降卑，成为低贱者应穿的衣服。秦于五行中尚水德，水对应黑色，故秦旗色黑。刘邦因斩蛇，所谓“白帝子”，白对应金，金生水，水所主黑色暗示秦朝。刘邦欲反秦，故以“赤帝子”自居，因崇火德，旗帜皆赤。黑色必然降为低贱，青因有黑义，一并受到连累，青衣包括黑衣在内，也就成为低贱者标志。蔡邕《青衣赋》描写一位容貌美丽的奴婢，做事干练，惋惜她生于“贱微”，就像“金生沙砾，珠出蚌泥。”按理“宜作夫人”，然只能处于“在此贱微”的青衣行列。青衣即当时奴婢。作为侍女、宫女，亦属此类，穿的也是青衣。曹操《与太尉杨彪书》说：“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青衣成了失去自由的奴婢代号。《晋书·孝怀帝纪》载，晋怀帝司马炽被刘聪俘虏，“刘聪大会，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此以侍酒奴仆的方式侮辱降帝，青衣在当时之卑贱则不言而喻。这种法定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明清时社会地位低下的男子也要穿青衣，如乐工、衙役，甚至想象中的神怪的差役也不例外。《红楼梦》第十三回：“两班青衣按时奏乐”，这是在秦可卿灵前奏乐，乐工当然是男子。《聊斋志异》卷十一《齐天大圣》的“乃命青衣使请命于阎罗”，言孙悟空命役使向地下阎罗请示，此役使自不待言应为男子，亦称青衣。此用世间衣着描摹神鬼。 属于正色的青衣如此卑贱，至于为间色的绿衣就更为低下，侮辱性质也更强烈，这从上文所引汉代人对《绿衣》旧解已见端倪。扬雄《法言·吾子》：“绿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纻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李轨注：“绿衣虽有三百领，色杂不可入宗庙。”纻絮即麻絮，属于做棉衣的下等物料，与之偶对的“绿衣”即杂色的下等服色。杂色绿衣“不可入宗庙”，这和《祝福》中祥林嫂不能擦拭祭器没有什么区别。西汉前期为了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曾规定经商者要穿白衣，庖人要戴绿头巾，一般地位卑下的亦如此服，标志地位低下。《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夫死寡居，五十多岁了，还不安分。经营珠宝的董偃，只有十三岁，随母出入其家。因貌美，而被公主养起来，成人后即被愛幸。为了解决不法同居之忧，公主设法请武帝至家食饮，借机让董偃装作庖人，穿戴“绿帻傅韝”进见，正在兴头的武帝赐给衣冠，便成为有身份者，贵宠一时。“绿帻”即绿头巾。颜师古注说是“贱人之服也”。“韝”即为臂套，相当于现在的袖套，是庖人宰杀牛羊的工作服。缘此“绿帻”一度升级为宠臣之服。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篇》即说：“绿帻文照曜，紫燕光陆离。”似乎这样的好时光没有多长，李白《古风》其八“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就用来指斗鸡走狗的浮薄少年。唐代的绿色不仅卑贱，而且带有耻辱性质。唐人诗好借汉指唐，绿头巾也就因了董偃而加上侮辱的色彩。中唐封演说：“李陵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僭违。赋税常先诸县。去官，竟不捶一人。”{5}碧（绿）头巾，成为一种“大耻”，成为耻辱的标记。而碧是浅蓝色，比起蓝色的青与深蓝色的苍，要鲜亮得多，又是戴在头上的东西，远望即知，所以谁也不愿受这种精神折磨。为什么碧色头巾有如此羞辱的威力，董偃的“绿帻”或许与此具有一定的联系，然个中消息还不那么昭然若揭。
其中的蹊跷，也引起明清两代学人的注意。明人郎瑛说：
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意人言拟之此也。原唐史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绿巾以辱之，随所犯之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着此服为耻意。今吴人骂人妻有淫行者曰“绿头巾”，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皆此意从来。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已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6}
此言及见春秋时货妻女者裹以绿头巾，当指明人王大可《国宪家猷》所说：“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倡。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王氏为嘉靖癸丑（1553年）进士，郎瑛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尚还健在。所谓“及见”，或许指王氏《国宪家猷》所言。然王氏所言，不见载于《左传》与《国语》等先秦文献。《四库提要》谓王氏此著，“皆杂采故事，依类排纂，然端绪错杂，古今混揉。”有“不见于经传”，也有“考核之疏”。其娼夫绿巾见于春秋之说，恐亦属此类。至于郎瑛谓明代规定乐人以绿巾裹头，与妻有私通者称为戴有绿头巾，认为当与李封用绿巾有关。以一种现象而溯源于某一事为起源，其事固有联系，但不一定由此而起。先由民俗之渐染，再经法制之规定，当为一种现象逐渐出现的结合缘由。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陔余丛考》引录郎瑛之说后言：“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7}赵翼博学淹通，然此说亦不出郎瑛之范围。
无名氏《元典章前集·礼部二·服色》：“至元五年十月……该准中书省劄付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今拟娼妓名分等第穿着紫皀衫子，戴着冠儿。娼妓之家长并亲属裹青巾。”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即位之第十年。《元史·世祖本纪》说：“世祖度量宽宏，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娼妓之家长及亲属男必裹绿巾的法定，不见于前代文献记载，此恐非元代自创，很可能是前代已有之成规。观忽必烈“以夏变夷，立经陈纪”的风度，我们的推测或许不会有什么大误。南宋庄绰《鸡肋编》卷中有则记述：
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四五焉。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8}
“贴夫”行径迹近暗娼，因而以鸭为大讳，因雌鸭需要与二三雄鸭交合方有子，故“贴夫”人家忌讳说他家是“鸭儿”。而鸭中有名“绿头鸭”者，为雄性野鸭。所以骂谁是“鸭儿”，就是说他的夫人有“贴夫”行为。这里还隐含着另一层意义，也就是说她的丈夫是二三绿头鸭之一，犹言后世之“绿帽子”，乌龟王八之类。由此回看李封以“裹绿头巾”为惩罚，吴人以为大耻，当亦属此类。以鸭儿为讳出于两浙，吴地亦在其内，故其俗当以江南为先，后来逐渐流行到北方。《水浒传》写郓哥捉奸不成，反被王婆打骂，心中没有出气处。第二十四回写他直寻武大郎，看到即说：
“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肥了？”
武大歇下担儿，道：“我只是这般模样！有甚麽吃得肥处？”
郓哥道：“我前日要籴些麦稃，一地里没籴处，人都道你屋里有。”
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
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耷耷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
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
由此可见，老婆偷汉子，其夫就可能被人詈骂为“鸭”。郓哥找武大出气，先说他“吃得肥”，即暗指潘金莲“贴夫”;再言籴麦稃，即往“鸭儿”题上引，“肥耷耷地”即谓武大是“鸭”，而且“煮你在锅里也没气”，即言“鸭儿”这种男人，无血性，不争气，纵妻私通。逼得武大只好说出：“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这正是郓哥寻求的出气处。依此并知“煮在锅里没气”，也是骂人詈语，谓妻放纵而夫不能管束，与骂人为“鸭”取意相同，并无二致。庄绰所说的“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倒没有看出与“贴夫”同出一辙的涵义。《水浒传》在元末明初逐渐成书，此街里巷间粗俗语，博学的庄绰虽引起注意，倒不能全都意会。然庄氏所言，已提示出这种詈语已南北流行。《水浒传》中武松故事发生于山东，郓哥所言之街巷之语已极为人熟知，连武大亦可知晓，可见流行之深入人心。元代法定娼妓之家男子并亲属男性应“裹青巾”，而郎瑛谓明代“吴人称妻有淫行者为绿头巾”，则此风俗世情当以吴地为甚，而已遍及南北。 娼夫裹碧巾既在元代著于功令，属于法定，而流行于明代，亦为极自然的事。元末明初的刘辰《国初事迹》说：“太祖（朱元璋）立富乐院于乾道街。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搭腷，足穿带毛猪皮靴，不容街上走，止于道旁左右行……专令礼房王迪管令……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妓院由皇家礼房派专人管理，服装色泽有明令规定。“男子令带绿巾”，从元至明，承袭不变。刘辰曾参撰太祖实录，《四库提要》谓其书：“即修实录时所进事略草本也。辰于明初，尝使方国珍，又尝在李文忠幕下，所见旧事皆真确，而其文质直，无所隐讳。”政事如此，民风世情之涉及国家功令者自不待言。除了“戴绿巾”，还系红腰带，穿带毛猪皮靴，红绿黄三色对比显明刺激，一眼可见出其身份。《西游记》里的猪八戒，贪色懒惰，对猪的这种认知，也转嫁到娼夫身上，这便是所穿猪皮靴缘因于对身份性质的确定。
清承明制，绿头巾、猪皮靴之制并因规定而流行。《聊斋志异》卷九《佟客》，在“异史氏曰”部分，言人在一转念时，往往改变主意，是因了“听床头呜泣”。附带讲了个微型故事：
邑有快役某，每数日不归，妻遂与里中无赖通。一日归，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诘妻。妻不服。既于床头得少年遗物，妻窘无词，惟长跪哀乞。某怒甚，掷以绳，逼令自缢。妻请妆服而死，许之。
妻乃入室理妆;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频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气咄之，妻返走入房，方将结带，某掷盏呼曰：“咍，返矣！一顶绿头巾，或不能压人死耳。”
遂为夫妇如初。此亦大绅者类，一笑。
忍俊之余，可见“绿头巾”之世情观念，已深入人心。《聊斋》多记明时世俗，然此俗必遗传于清，否则岂能发人“一笑”。《醒世恒言·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不像你……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羞也不羞！”燕谷老人《续孽海花》第三十二回：“孙三拍拍她马屁，也得了不少的钱，自然没有话说，情愿戴了绿头巾，到小寓中伺候她。”至于猪皮靴亦见于《聊斋》卷七《颠道人》异史氏曰：“余乡殷生文屏，毕司农之妹夫也，为人玩世不恭。章丘有周生者，以寒贱起家，出必驾肩而行。亦与司农有瓜葛之旧。值太夫人寿，殷料其必来，先候于道，着猪皮靴，公服持手本。俟周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员，接章丘生员！’周惭，下舆，略致数语而别。少间，同聚于司农之堂，冠裳满座，视其服色，无不窃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终出门，各命舆马。殷亦大声呼：‘殷老爷独龙车何在？’有二健仆，横扁杖于前，腾身跨之。致声拜谢，飞驰而去。”殷生“为人玩世不恭”，好谐谑。为了戏嘻周生，特意“着猪皮靴”，行于“道左”。据上引《国初事迹》，可知是装扮成家有从娼者，所以周生感到羞惭。所谓“视其服色，无不窃笑。”则可知殷生的“公服”，除了猪皮靴，当还有绿头巾，甚或红搭腷之类。
以治明清史著名的孟森在《跋〈聊斋志异·颠道人〉》说：“殷生着猪皮靴，骑扁仗，少时读之，但觉其奇，不辨是何舆服。后始知明代功令，教坊妓者之夫所服所乘，定制如此。《聊斋》去明未远，当时言此，必人人知为妓夫仪式，故绝不复加诠释。今则仅知绿头巾者为龟奴，犹于流俗口中存教坊贱者之体制，猪皮靴及独龙车，则世罕知矣。”{9}孟氏又引倩人倪鸿《桐阴清话》中的《教坊规条碑》，其中《秦淮旧院教坊规条碑》略云：“入教坊者为官妓，另报丁口赋税。凡报明脱籍过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论。老病不准乘舆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以此证明殷生着猪皮靴、坐扁杖舆服之由来。看来明清两代对于娼妓之家管束，愈来愈为严苛。而今只有“绿帽子”还留存世俗民情之中。
三、青、绿色由尊转卑的缘由
颜色原来没有什么贵贱美丑，社会观念使之所由区分，其中政治的法定与审美观念的转移，最为关键。绿色在大自然中最占主体，山水草木无不是绿色的体现，而且在春夏秋冬中延续时间最久。当春风一旦荡漾，大地无不染上绿色，显示无限的蓬勃生命力，成为春天、生命、青春的象征。绿色作为间色，来源于青色，属于后起的颜色。上古初民，面对大自然无边无际的青山、青草与树木、河流的绿色，必然会有尚青崇绿的观念。春天祭祀帝妃服以青衣，正是上古准宗教式的尚青观念的遗存。它和《周礼·考工记·画缋》的“东方谓之青”，同样出自尚青意识。古称春天为“青阳”。《尸子·仁意》：“春为青阳，夏为朱明。”春天色为青，阳气萌动。故《汉书·礼乐志》：“青阳开动，根荄以遂。”草木繁衍滋生力强盛，而青则是与暖色相对的冷色，属于阴性，因而隋代规定为上层妇女的礼服：“嫔及从三品以上官命妇，青服，助祭朝会，凡大事则服之。”{10}储君太子居于东宫，东方属木，于色为青，故东宫亦称青宫，舆服制度亦同，古代学子和明清秀才的服装也是青色交领。都是富有生命力的象征。《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释为：“青衿，青领也。学子所服。”亦相当于今日的学生服。陈子昂《登泽州北楼宴》：“勿使青衿子，嗟尔白头翁。”“青衿子”犹今日俗语“学生娃”。皇帝的诏书曾一度采用青纸，成为晋代规定，大概象征着法力无限的原因，后借以直指诏书。刘禹锡《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月偶书所怀·二十二韵》：“绿油貔虎拥，青纸凤凰衔。”即言其人带有皇帝任命的诏书。
又因“青出于蓝”，蓝天可称青天，道家幻想的天帝所居的宫阙仙境，亦称为“青都”或上清。道教信徒沈约《前缓声歌》：“息凤曾城曲，灭景青都中。”有青都必有青帝，青帝为五天帝之一，是位于东方的司春之神。所以黄巢《题菊花》说：“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道家的典籍称为青书，简文帝萧纲《仙客》：“青书长命箓，紫水芙蓉衣。”道家的秘文符语称箓，出于道典青书，所以道家的符箓亦称青符，画写在青藤纸上。干宝《搜神记》卷二：“汉武帝时，殿下有怪，常见朱衣披发相随，持烛而去。帝谓刘凭曰：‘卿可除此否？’凭曰：‘可。’乃以青符掷之，见数鬼倾地。”道士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录，又称“青词”。说见中唐李肇《翰林志》。青词还有悔过乞福之用。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青词》：“按陈绎曾云‘青词者，方士忏过之词也，或以祈福，或以荐亡，唯道家用之。’其谓密词，则释道通用矣。词用俪语，诸集皆有，而《事文类聚》所载尤多。”宋明两代，道家盛行，文人集中青词甚多。青词，亦可称“绿章”，因青词还带有上奏天庭的奏章表文性质，故名。李贺《绿章封事》：“绿章封事咨元父，六街马蹄浩无主。”王琦注说：“《演繁露》：‘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家科儀奏事于天帝者，皆青藤纸朱字，名为青词。’绿章即青词，谓以绿纸为表章也。”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总之，由于“青”为天色，故与神话传说、道教关系密切，凡其中事物多以“青”命名，“青”似乎成了道家鲜明的标记。 云有蓝白之分，青云与白云同样是诗文中用频极高的热词。自《楚辞·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以及《远游》的“涉青云以泛滥兮，忽临睨夫旧乡。”前指云的色彩，后指高空的云。后来“青云”便有了高官显爵与远大志向的喻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司马光《和任屯田感旧叙怀》：“自致青云今有几？化为异物已居多。”此均指显要地位。李白《鞠歌行》：“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洗拂青云上，当时贱如泥。”又《陈情赠友人》：“他日青云上，黄金报主人。”又《陈情友人》：“鲍生荐夷吾，一举置齐相。斯人无良朋，岂有青云望。”李白热衷道家，且负青云之志而有强烈的布衣卿相观念，故用“青云”约40次，然杜甫崇尚儒家，其诗数量为李白的1.5倍，然用“青云”约只有10次，诗圣与诗仙之区别，以此多寡亦可所由分也。“青云”作为修饰语，可滋生出许多文采性强的词汇来。如“青云士”“青云客”均喻显宦，李白《古风》其十五：“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又《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海内贤豪青云客，就中与君心莫逆。”还有“青云梯”“青云路”谓获取高位的途径，“青云科”指获取高位的工具。高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羁旅虽同白社游，诗书已作青云料。”而“青云心”“青云士”“青云意”“青云器”，则与志向远大有关。也有与隐居相关者，如郭璞《游仙诗》其十二：“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至于“青云直上”则为表示飞黄腾达的熟语。
以上为“青”高贵或高尚的一面。青由尊贵沦落降为卑贱，则从汉代发轫。前言汉尚火德，以克秦之水德。水主黑色，而“青”往往为“黑”同义语，且与“绿”为近义词，并混用。前文所言的董偃绿巾，蔡邕笔下的婢女称“青衣”，均烙有时代的标记。男子的青袍，亦为贱者之服。汉无名氏《古诗》：“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长条随风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其人青袍虽为罗衣，观诗意，似非有地位者。江淹《与苏九德别》：“春草似青袍，秋月如团扇。”九德为县名，故注者以为苏九德当为九德县令，属于仕宦中的低位。杜甫的《徒步归行》就说得更为明显：“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旧唐书·舆服志》：“贞观四年又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上元元年……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自此以后，品位低者，皆以绿、青为主而未更变。高适上引诗又说：“此时亦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就指解褐为封丘县尉而言。至于绿袍，《新唐收·杨炎传》载，因元载败，杨炎贬道州司马。德宗即位，拜为相。“自道州还也，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炎止曰：‘吾岭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安可弃是乎？’”司马品低，故袍为绿色。绿衣则与绿袍同义，姚合任县令，有《武功县作》其十二：“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绿衣。”宋以后亦然，陆游《望永思陵》：“绿衣迎拜属车尘，草木曾沾雨露春。”青衫亦同青袍。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此司马青衫与杨炎道州司马的绿袍，性质没有两样。后来干脆以“青衫”借指失意官员，王安石《杜甫画像》：“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亦泛指官职卑微，欧阳修《圣俞会饮》：“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衫。”
官员之卑微者袍衫以青、绿为标志，一般人的低贱者自然就会由袍而“升级”到帽巾。前言汉代女性低微如奴婢着青衣，男则戴绿帻是同一道理。到了唐宋发展到绿巾为耻辱性“贴夫”之标志，此市井细语先见于吴地。至明清则由民俗“升级”到政府功令，娼夫必着绿头巾。娼妓所居即谓青楼，始见于南朝。萧梁刘邈《万山见采桑葚人》：“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于汉代本指青漆涂饰豪华楼居，如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道，高门结重关。”经几何时一变而为妓院，这大概与汉代婚俗有关。北方行婚礼所用青布的帐篷，称为青庐。如《世说新语·假谲》首条：“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现，魏武乃入，抽利刃劫新妇与绍还出。”《玉台新咏》卷一《为焦仲妻作》：“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北朝婚礼，青布缦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看来，至唐代已搞不清庐之所以为青的原因。这或许与先秦上古崇青观念相关。《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即以桃叶的茂盛，以健美的新娘必然得到婆家的欢迎，就包含一层青色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观念。又《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即以绿竹的青青壮壮，以引起有修养的君子。婚篷取之青色，当取意一对青年新生活之开始，以颜色表示祝愿心理。汉代青、绿色降至卑贱，庖人、奴婢则着青戴绿，除了低下意味外，似还与商业交易性有关。婚仪尚绿与商业性绿色融合，则卖笑的娼妓居所称为“青楼”，娼夫还须戴绿巾，则由尊降卑，又由卑降至辱贱。它本身包涵政府法定与民俗观念美丑转移，在漫长的岁月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绿、青色的“商业性”特点，还体现在酒店上。酒店的广告性招牌，就是用高悬青色帘或旗作为标记。元稹《和乐天重题别东楼》：“唤客潜挥远红袖，卖垆高挂小青旗。”晚唐萧遘《春诗》：“青旗问沽酒，何处拨寒醅。”陆游《春游于樊江戏示坐客》：“银鞍乌帽寻春景，朱户青旗沽旗处。”郑谷《旅寓洛阳村舍》：“白鸟窥鱼网，青帘认酒家。”都说寻找酒家则以青帘为标帜。酒旗用青色，犹如娼楼一样，只是性质不同罢了。
青、绿色延到今日，一是传统戏曲，无论南之昆剧、越剧，还是北之秦腔、豫剧，或者综合南北之长的京剧，都有“青衣”角色。青衣旦区别于花旦、刀马旦，表现的是中年妇女，衣着分二色，一为青色，一为黑色。《铡美案》中的秦香莲，贫贱而着黑衣黑裙;《蝴蝶杯》田玉川之母，为县令夫人，则着青衣青裙。此则亦因“青”之多义与时代世俗赋予颜色之尊卑均有关系。一是邮递员的青色服，当与西王母的青鸟使有关，青鸟使亦称青使，专管传递书信。另外，交通使用的红绿灯，绿灯表示行驶安全无阻，亦与绿色富有生命力有一定联系。把提供方便之门称作“开绿灯”，也与绿色的准商业性或许有些关涉。而“绿帽子”却有顽强的生存力，一直延续今日。今日绿草仍然象征青春与力量。至于青、绿色其他的含意，则为时间淘汰无存。
注 释：
{1}[明]杨慎.丹铅杂录·卷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7-48.
{2}[汉]班固《白虎通》卷三《社稷》之《社稷之坛》引《春秋传》曰：“天子有大社也，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故将封东方诸候，取青土，直以白茅。”“青土”即黑土。这种仪式延续到汉代。《初学记》引《汉旧事》：“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坛，封诸候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于其国，故谓之授茅土。”
{3}[明]高启《题大黄痴〈天池石壁图〉》：“我闻此中可度难，玉枕秘籍传自青牛师。”又《与王隐居宿宁贞道馆》：“愿从希夷游，稽首青牛翁。”
{4}萧涤非.杜甫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28.
{5}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0.
{6}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八[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03.
{7}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6.851-852.
{8}[宋]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73.
{9}孟森.心史丛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83.
{10}[唐]魏征.隋书·礼仪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61.
（责任编辑 曹彩霞）
关键词：青色;绿色;同质异性
一、青色的多义性
青为正色，与赤黄白黑并列，而为五色。《礼记·礼运》“五色”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也。”五色可以与五方、五行相对应：
青赤黄白黑 木火土金水 东南中西北
青主东方，与木相应。所以《说文解字》谓“青”为：“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段《注》说：“丹，赤石也。赤，南方之色。”籀文为屮丹的上下结构，朱骏声说“未详”其义。杨慎说：“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为正色，相克为间色。正色，青、赤、黄、白、黑也;间色，绿、红、碧、紫、流黄也。水色青，故青者，东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乙合而为绿，则绿者青黄之杂，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为碧，则碧者青白之杂，以金克木故也;丙辛合而为红，则红者赤白之杂，以火克金故也;丁壬合而为紫，则紫者赤黑之杂，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为流黄，则流黄者黄黑之杂，以木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间色。”{1}青为正色，为东方之色，且滋生出绿色，于四季中与春相应。这和现在《辞海》释“青”为“春季植物叶子的颜色”，道理是一致的。而释“绿”为“青中带黄的颜色”，又与杨慎的绿者“青黄之杂”，同为一理。
如上所言，青为正色，又滋生出绿色，所以绿不仅是“青”的近义词，而且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二者可以互换，甚至相等。就是说“青”有“绿”义。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实际上就是“绿绿河畔草”，其所以言“青青”者，取其音节响亮而已。王维名诗《送元二使安西》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用“青青”而不用绿绿，也是这个道理。反而言之，李清照《如梦令》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而不说“青肥红瘦”，“红”对“绿”顺理成章，而代“绿”为“青”，就显得别扭得多，不仅是音调上的欠缺。同理可得，蒋捷《一剪梅》的“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如果说成“青了芭蕉”，就未免有些煞风景，虽然二者在这些地方意思是一样的。
青色与黑色都为正色，然而“青”还有“黑”的意思。最早的用法，见于《尚书·禹贡》：“（梁州）厥土青黎”，孔颖达《疏》引王肃曰：“青，黑色。”蔡沈《书经集传》：“黎，黑色。”“青”与“黎”均为黑色，为同义并列的复音词。最常见的便是“青白”，现在一般作“清白”，表示清楚明白。而“青白”，犹言黑白，原本就有“明明白白”义，如《警世通言》的《金令使美婢酬秀童》：“（金满）越想越恼，着甚来由，用了这主屈财，却不是青白晦气。”“青白”的“明白”义，当是从“黑”与“白”之义引申出来。因为“黑”与“白”放在一起就再清楚不过了。如俗语“不分青白”，即用黑白喻为好坏曲直。
“青”的“黑”义，应用还很广泛，在传统经典文献中，仅次于“青”的绿义。如黑土谓为“青土”，《淮南子·时则训》就说我国东北为“青土树木之野”，即黑土和森林多之地。天子封东方诸侯就用青色泥土为象征，不仅与“东方之色为青”有关系，而且还与青为黑色也有关联。{2}上古行政区域分为九州，东方山东一带则为“青州”，即取其“青土”义。东汉初年曾设置青巾左校尉官，青与绿在汉代地位不高，故当指用黑巾包头，犹如《史记·项羽本纪》的“异军苍头”。大历诗人韩翃《送刘将军》的“青巾校尉遥相许，墨矟将军莫大夸。”以“青巾”“黑矟”偶对，青与黑当属同色。传说中又把掌管冬天霜雪的女神称为“青女”。冬天对应北方，北方对应的是黑色，故青女实即黑女。又因主管霜雪，故可借指霜雪或白色，可因比喻义而不停转移。王安石《红梨》：“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苍官”为松柏的别称，“青女横陈”则谓白霜遍地。神话中担任西王母传信使者的三足乌被称为“青鸟”。因为它与爱情有关，故取《山海經·西山经》的“青鸟”，换掉俗名“乌鸦”。所以，李白《相逢行》：“春风不澹荡，暮雨来何迟。愿因一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无题》借之以言情爱：“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担任了红娘的角色。
“乌鸦”有“青鸟”的美名，黑牛也可称为“青牛”。《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列仙传》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青牛”，非谓绿牛，犹“青鸟”非指绿鸟。都是修饰性很强的名词。梁简文帝萧纲《乌栖曲》其三：“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初唐诗取法齐梁，故卢照邻《长安古意》有“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贺知章晚年请度为道士以退休，太子与百官送别，荣耀一时。后来，他的学生肃宗李亨追悼诏书有言：“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即就他作了道士方退休而言。“青牛”，本为道家之坐骑，后来便发展到道教、神仙，甚至还上升为老子的代称，倒增加了些滑稽意味。李贽《答周二鲁书》：“此儒者之用，所以竟为蒙庄所排，青牛所诃，而以为不如良贾也。”这里以“青牛”偶对蒙庄，语带调侃，对老子就不那么恭敬。他的滑稽不经倒不是别出心裁。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其二就说过：“遥知更解青牛句，一寸功名心已灰。”即已把老子的《道德经》称为“青牛句”，老子自然也就成了“青牛”。经元代思想钳制后，明代就开放多了。高启就在诗中反复称老子为“青牛师”“青牛翁”。{3}以上这些“青牛”，只能指黑牛，绝不能看作是绿牛。
不过，也有例外。大诗人李白有次拜访道士，诗中用了“青牛”。《寻雍尊师隐居》：“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宋人杨齐贤《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说：“青牛，花叶上青虫也，有两角如蜗牛，故云。”清人王琦注则说：“‘青牛’，‘白鹤’，不过用道家事耳，不必别作创解。”清人沈家本《日南随笔》引沈德潜云：“青牛只是活用了老子青牛事。又《神仙传》：封君达服炼水银，年百岁，视之如年三十许，骑青牛，故号青牛道士，切《雍尊师》说。花叶上青虫太微细，与下句不甚称，亦与隐居景象无涉。说虽新，不必从也。”今人震于王、沈大名，亦采用老子青牛说。其实此诗中四句写寻访雍道士入山后所见，“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与前两句的拨云寻路，倚树听泉，均为沿路实景所见。若视为老子青牛，则与花暖何涉？正因天气温暖，故青虫懒洋洋地卧于花枝上。而“鹤眠”“虫卧”正写山中的静谧，更切合“尊师隐居”环境的恬静和安宁。至于说“花叶上青虫太微细，与下句不甚称。”偶句原来即有大小相形之法，如李白《送张舍人之江东》的“天清一雁远，海阔孤帆迟。”和《江夏别宋之悌》的“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即为其例。倘若所言不误，那么此“青牛”，不是黑牛，而是绿虫了。“青”之“黑”与“绿”义，于此可算是碰撞出一阵火花。牛有“青牛”，马当然应有“青马”。《逸周书·王会》：“周公旦主东方所之青马，黑鬣，谓之母儿。”孔晁注：“周公主东方，而太公主西方，东青马则西白马矣，马名未闻。”《山海经》的《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多次提到过“青马”。元人袁桷《再次韵送虞伯生降香还蜀省墓》：“神君祭重祠青马，墨客才工颂碧鸡。”“青马”与“碧鸡”偶对，“青马”即黑马，而非绿马。犹如“青牛”即黑牛而非绿牛。 黑色的牛马与乌鸦可称为“青牛”“青马”与“青鸟”，污泥本呈黑色，亦可称“青泥”。杜甫由甘肃入川，路经青泥岭，有《泥功山》：“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其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其山号称“青泥岭”。行走其上，“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泥泞满路，泥浆使白马变成铁骊——黑马;小儿行走艰缓，状如老头。那么“青泥”则为黑泥而无疑。吴伟业《送吴门李仲木出守宁羌》：“黑水分榆柳，青泥老骕骦。”黑水、青泥虽为山、水之色，但在修辞上“青”与“黑”有互文见义作用。
牛、马都能沾上“青”的雅号，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与“青”的缘分就更多了。魏晋风度有一种特别的做派，即人所熟知的青白眼。《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条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说：“阮籍遭丧，（嵇喜）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魏晋之际是个斫杀时代，名士少有全者，讲究控制喜怒而不形于色，以此保护自己。“青白眼”则用来表示对人尊卑不同的两种态度，也是一种防护措施。正眼平视则见黑眼珠，而目中无人式的上视则见白眼仁。前者还可称为“青睐”，后者则为俗语“翻白眼”，二者有敬重与鄙夷的泾渭之别。唐代人称羡魏晋风流，常把“白眼”写进诗中。杜甫《饮中八仙歌》就有“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说崔宗之能像阮籍一样作青白眼，见了庸俗人，便宜用白眼表示不理。性格温和的王维，在《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也说：“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当然这是写崔处士孤高傲世神情。至于表示看重的“青眼”，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中“青眼”绝不能看作绿眼，那属于青面獠牙的凶悍丑恶范围。它只能与“黑眼”相等，而与“绿眼”绝缘。
“青”的黑色义，常用于修饰性与描写性语词中，除了上言之“青牛”“青鸟”与“青眼”外，还有成语“青林黑塞”，此“青”与“黑”偶对同义，亦为“黑”义。青林即黑黝黝的树林。杜甫《梦李白》其一：“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李白曾因参与李璘事件囚于浔阳狱，次年长流夜郎，再次年遇赦。自李白入狱后，杜甫一直未得到后来消息，还以为“君今在罗网”，忧念成梦。“魂来”两句，“上句说白魂自江南而来，下句说白魂又自秦州而返。江南多枫林，秦州多关塞。魂来魂去，都在夜间，所以说青和黑”，{4}因而“青”也是黑的意思。
“青”除了“绿”“黑”义外，还有“蓝”义。蓝天，可以称作“青天”。《庄子·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潛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一子》：“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青”是蓝色，“苍”是深蓝，“碧”是浅蓝，本是有分别的。但颜色相近，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可以混用。青天又叫苍天，也叫碧落或碧空，青草又叫碧草，青苔又叫苍苔。孟浩然诗“青天”与“苍海”偶对，“青天”即苍天。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天之苍苍，即青青的天，今语蓝蓝的天。在上古，“蓝”指可以做染料的植物，不用来表示颜色，所以白居易《忆江南》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红”“绿”表颜色词，而“火”与“蓝”则否。青色和绿色距离较远，绿草指嫩绿色的草，虽然与青色的意义不尽相同，混用的情况较少，但在诗词中还是较多的。陈叔宝《立春日泛舟玄圃……》：“石苔侵绿藓，岸草发青袍。”实际立春时的草应为绿草，即嫩绿色的草，而此以青拟草，“绿”“青”对文义同，实际并无多大区别。韦庄《三用韵》：“地覆青袍草，窗横绿绮琴。”同样以“青”对“绿”。庾信《哀江南赋》就用了陈后主的比喻，用“青袍似草”的说法。故韦庄径直出之“青袍草”。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青青河畔草”就是绿绿河畔草，青和绿也就没有深浅嫩浓之别了。
二、青和绿的特殊意义
如前所言，青和绿既有区别的一面，又有混同的一面。自然色彩一旦进入审美意识，客观现象就成为主观反映的一种形式。而在等级社会里，政治观念与等级制度给原来客观的自然色彩，赋予了尊贵与卑贱的强烈而鲜明的区别。色彩的美丑就被人为的政治制度所决定，而成为“时代的色彩”。青与绿既然有正色与间色之别，所以从先秦以降，也就有了尊贵与低贱的区别。
颜色的尊卑在舆服制度上规定得最为显明，青衣则为帝、妃的春祭专用服装。《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仓，与苍同。仓龙即青马，指黑马。所居与马、旗、衣、玉，非仓即青，实际上都是“青”。郑玄注说“皆所以顺时气也”。春与东方相应，东方之色青，故春祭用青。然一经帝王所用，即上升为尊贵色彩。正色青为尊贵，间色绿就须降为卑贱。《诗经·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及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毛诗序》即说：“《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苏辙《诗集传》说：“绿，间色。黄，正色。以绿为衣而黄为里，言妾上僣而夫人失位也。”这正是从颜色的贵贱，看此诗为尊卑倒置，贵贱失所。现在一般看为睹物思人，思念故妻的诗，其实则是打破绿卑黄尊的观念，也反映了色彩的观念随时代而变。
颜色的美丑尊卑并非一成不变，即使在等级制度的社会里也不是凝固静止的。各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变化的一面，虽然包含初期的承袭性。不同时代都有自己的法定的和审美时尚追求的系统，这在法定的中国舆服制与民俗流行时尚上最为显著。青衣在汉代就由尊降卑，成为低贱者应穿的衣服。秦于五行中尚水德，水对应黑色，故秦旗色黑。刘邦因斩蛇，所谓“白帝子”，白对应金，金生水，水所主黑色暗示秦朝。刘邦欲反秦，故以“赤帝子”自居，因崇火德，旗帜皆赤。黑色必然降为低贱，青因有黑义，一并受到连累，青衣包括黑衣在内，也就成为低贱者标志。蔡邕《青衣赋》描写一位容貌美丽的奴婢，做事干练，惋惜她生于“贱微”，就像“金生沙砾，珠出蚌泥。”按理“宜作夫人”，然只能处于“在此贱微”的青衣行列。青衣即当时奴婢。作为侍女、宫女，亦属此类，穿的也是青衣。曹操《与太尉杨彪书》说：“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青衣成了失去自由的奴婢代号。《晋书·孝怀帝纪》载，晋怀帝司马炽被刘聪俘虏，“刘聪大会，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此以侍酒奴仆的方式侮辱降帝，青衣在当时之卑贱则不言而喻。这种法定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明清时社会地位低下的男子也要穿青衣，如乐工、衙役，甚至想象中的神怪的差役也不例外。《红楼梦》第十三回：“两班青衣按时奏乐”，这是在秦可卿灵前奏乐，乐工当然是男子。《聊斋志异》卷十一《齐天大圣》的“乃命青衣使请命于阎罗”，言孙悟空命役使向地下阎罗请示，此役使自不待言应为男子，亦称青衣。此用世间衣着描摹神鬼。 属于正色的青衣如此卑贱，至于为间色的绿衣就更为低下，侮辱性质也更强烈，这从上文所引汉代人对《绿衣》旧解已见端倪。扬雄《法言·吾子》：“绿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纻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李轨注：“绿衣虽有三百领，色杂不可入宗庙。”纻絮即麻絮，属于做棉衣的下等物料，与之偶对的“绿衣”即杂色的下等服色。杂色绿衣“不可入宗庙”，这和《祝福》中祥林嫂不能擦拭祭器没有什么区别。西汉前期为了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曾规定经商者要穿白衣，庖人要戴绿头巾，一般地位卑下的亦如此服，标志地位低下。《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夫死寡居，五十多岁了，还不安分。经营珠宝的董偃，只有十三岁，随母出入其家。因貌美，而被公主养起来，成人后即被愛幸。为了解决不法同居之忧，公主设法请武帝至家食饮，借机让董偃装作庖人，穿戴“绿帻傅韝”进见，正在兴头的武帝赐给衣冠，便成为有身份者，贵宠一时。“绿帻”即绿头巾。颜师古注说是“贱人之服也”。“韝”即为臂套，相当于现在的袖套，是庖人宰杀牛羊的工作服。缘此“绿帻”一度升级为宠臣之服。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篇》即说：“绿帻文照曜，紫燕光陆离。”似乎这样的好时光没有多长，李白《古风》其八“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就用来指斗鸡走狗的浮薄少年。唐代的绿色不仅卑贱，而且带有耻辱性质。唐人诗好借汉指唐，绿头巾也就因了董偃而加上侮辱的色彩。中唐封演说：“李陵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僭违。赋税常先诸县。去官，竟不捶一人。”{5}碧（绿）头巾，成为一种“大耻”，成为耻辱的标记。而碧是浅蓝色，比起蓝色的青与深蓝色的苍，要鲜亮得多，又是戴在头上的东西，远望即知，所以谁也不愿受这种精神折磨。为什么碧色头巾有如此羞辱的威力，董偃的“绿帻”或许与此具有一定的联系，然个中消息还不那么昭然若揭。
其中的蹊跷，也引起明清两代学人的注意。明人郎瑛说：
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意人言拟之此也。原唐史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绿巾以辱之，随所犯之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着此服为耻意。今吴人骂人妻有淫行者曰“绿头巾”，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皆此意从来。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已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6}
此言及见春秋时货妻女者裹以绿头巾，当指明人王大可《国宪家猷》所说：“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倡。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王氏为嘉靖癸丑（1553年）进士，郎瑛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尚还健在。所谓“及见”，或许指王氏《国宪家猷》所言。然王氏所言，不见载于《左传》与《国语》等先秦文献。《四库提要》谓王氏此著，“皆杂采故事，依类排纂，然端绪错杂，古今混揉。”有“不见于经传”，也有“考核之疏”。其娼夫绿巾见于春秋之说，恐亦属此类。至于郎瑛谓明代规定乐人以绿巾裹头，与妻有私通者称为戴有绿头巾，认为当与李封用绿巾有关。以一种现象而溯源于某一事为起源，其事固有联系，但不一定由此而起。先由民俗之渐染，再经法制之规定，当为一种现象逐渐出现的结合缘由。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陔余丛考》引录郎瑛之说后言：“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7}赵翼博学淹通，然此说亦不出郎瑛之范围。
无名氏《元典章前集·礼部二·服色》：“至元五年十月……该准中书省劄付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今拟娼妓名分等第穿着紫皀衫子，戴着冠儿。娼妓之家长并亲属裹青巾。”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即位之第十年。《元史·世祖本纪》说：“世祖度量宽宏，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娼妓之家长及亲属男必裹绿巾的法定，不见于前代文献记载，此恐非元代自创，很可能是前代已有之成规。观忽必烈“以夏变夷，立经陈纪”的风度，我们的推测或许不会有什么大误。南宋庄绰《鸡肋编》卷中有则记述：
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四五焉。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8}
“贴夫”行径迹近暗娼，因而以鸭为大讳，因雌鸭需要与二三雄鸭交合方有子，故“贴夫”人家忌讳说他家是“鸭儿”。而鸭中有名“绿头鸭”者，为雄性野鸭。所以骂谁是“鸭儿”，就是说他的夫人有“贴夫”行为。这里还隐含着另一层意义，也就是说她的丈夫是二三绿头鸭之一，犹言后世之“绿帽子”，乌龟王八之类。由此回看李封以“裹绿头巾”为惩罚，吴人以为大耻，当亦属此类。以鸭儿为讳出于两浙，吴地亦在其内，故其俗当以江南为先，后来逐渐流行到北方。《水浒传》写郓哥捉奸不成，反被王婆打骂，心中没有出气处。第二十四回写他直寻武大郎，看到即说：
“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肥了？”
武大歇下担儿，道：“我只是这般模样！有甚麽吃得肥处？”
郓哥道：“我前日要籴些麦稃，一地里没籴处，人都道你屋里有。”
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
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耷耷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
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
由此可见，老婆偷汉子，其夫就可能被人詈骂为“鸭”。郓哥找武大出气，先说他“吃得肥”，即暗指潘金莲“贴夫”;再言籴麦稃，即往“鸭儿”题上引，“肥耷耷地”即谓武大是“鸭”，而且“煮你在锅里也没气”，即言“鸭儿”这种男人，无血性，不争气，纵妻私通。逼得武大只好说出：“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这正是郓哥寻求的出气处。依此并知“煮在锅里没气”，也是骂人詈语，谓妻放纵而夫不能管束，与骂人为“鸭”取意相同，并无二致。庄绰所说的“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倒没有看出与“贴夫”同出一辙的涵义。《水浒传》在元末明初逐渐成书，此街里巷间粗俗语，博学的庄绰虽引起注意，倒不能全都意会。然庄氏所言，已提示出这种詈语已南北流行。《水浒传》中武松故事发生于山东，郓哥所言之街巷之语已极为人熟知，连武大亦可知晓，可见流行之深入人心。元代法定娼妓之家男子并亲属男性应“裹青巾”，而郎瑛谓明代“吴人称妻有淫行者为绿头巾”，则此风俗世情当以吴地为甚，而已遍及南北。 娼夫裹碧巾既在元代著于功令，属于法定，而流行于明代，亦为极自然的事。元末明初的刘辰《国初事迹》说：“太祖（朱元璋）立富乐院于乾道街。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搭腷，足穿带毛猪皮靴，不容街上走，止于道旁左右行……专令礼房王迪管令……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妓院由皇家礼房派专人管理，服装色泽有明令规定。“男子令带绿巾”，从元至明，承袭不变。刘辰曾参撰太祖实录，《四库提要》谓其书：“即修实录时所进事略草本也。辰于明初，尝使方国珍，又尝在李文忠幕下，所见旧事皆真确，而其文质直，无所隐讳。”政事如此，民风世情之涉及国家功令者自不待言。除了“戴绿巾”，还系红腰带，穿带毛猪皮靴，红绿黄三色对比显明刺激，一眼可见出其身份。《西游记》里的猪八戒，贪色懒惰，对猪的这种认知，也转嫁到娼夫身上，这便是所穿猪皮靴缘因于对身份性质的确定。
清承明制，绿头巾、猪皮靴之制并因规定而流行。《聊斋志异》卷九《佟客》，在“异史氏曰”部分，言人在一转念时，往往改变主意，是因了“听床头呜泣”。附带讲了个微型故事：
邑有快役某，每数日不归，妻遂与里中无赖通。一日归，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诘妻。妻不服。既于床头得少年遗物，妻窘无词，惟长跪哀乞。某怒甚，掷以绳，逼令自缢。妻请妆服而死，许之。
妻乃入室理妆;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频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气咄之，妻返走入房，方将结带，某掷盏呼曰：“咍，返矣！一顶绿头巾，或不能压人死耳。”
遂为夫妇如初。此亦大绅者类，一笑。
忍俊之余，可见“绿头巾”之世情观念，已深入人心。《聊斋》多记明时世俗，然此俗必遗传于清，否则岂能发人“一笑”。《醒世恒言·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不像你……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羞也不羞！”燕谷老人《续孽海花》第三十二回：“孙三拍拍她马屁，也得了不少的钱，自然没有话说，情愿戴了绿头巾，到小寓中伺候她。”至于猪皮靴亦见于《聊斋》卷七《颠道人》异史氏曰：“余乡殷生文屏，毕司农之妹夫也，为人玩世不恭。章丘有周生者，以寒贱起家，出必驾肩而行。亦与司农有瓜葛之旧。值太夫人寿，殷料其必来，先候于道，着猪皮靴，公服持手本。俟周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员，接章丘生员！’周惭，下舆，略致数语而别。少间，同聚于司农之堂，冠裳满座，视其服色，无不窃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终出门，各命舆马。殷亦大声呼：‘殷老爷独龙车何在？’有二健仆，横扁杖于前，腾身跨之。致声拜谢，飞驰而去。”殷生“为人玩世不恭”，好谐谑。为了戏嘻周生，特意“着猪皮靴”，行于“道左”。据上引《国初事迹》，可知是装扮成家有从娼者，所以周生感到羞惭。所谓“视其服色，无不窃笑。”则可知殷生的“公服”，除了猪皮靴，当还有绿头巾，甚或红搭腷之类。
以治明清史著名的孟森在《跋〈聊斋志异·颠道人〉》说：“殷生着猪皮靴，骑扁仗，少时读之，但觉其奇，不辨是何舆服。后始知明代功令，教坊妓者之夫所服所乘，定制如此。《聊斋》去明未远，当时言此，必人人知为妓夫仪式，故绝不复加诠释。今则仅知绿头巾者为龟奴，犹于流俗口中存教坊贱者之体制，猪皮靴及独龙车，则世罕知矣。”{9}孟氏又引倩人倪鸿《桐阴清话》中的《教坊规条碑》，其中《秦淮旧院教坊规条碑》略云：“入教坊者为官妓，另报丁口赋税。凡报明脱籍过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论。老病不准乘舆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以此证明殷生着猪皮靴、坐扁杖舆服之由来。看来明清两代对于娼妓之家管束，愈来愈为严苛。而今只有“绿帽子”还留存世俗民情之中。
三、青、绿色由尊转卑的缘由
颜色原来没有什么贵贱美丑，社会观念使之所由区分，其中政治的法定与审美观念的转移，最为关键。绿色在大自然中最占主体，山水草木无不是绿色的体现，而且在春夏秋冬中延续时间最久。当春风一旦荡漾，大地无不染上绿色，显示无限的蓬勃生命力，成为春天、生命、青春的象征。绿色作为间色，来源于青色，属于后起的颜色。上古初民，面对大自然无边无际的青山、青草与树木、河流的绿色，必然会有尚青崇绿的观念。春天祭祀帝妃服以青衣，正是上古准宗教式的尚青观念的遗存。它和《周礼·考工记·画缋》的“东方谓之青”，同样出自尚青意识。古称春天为“青阳”。《尸子·仁意》：“春为青阳，夏为朱明。”春天色为青，阳气萌动。故《汉书·礼乐志》：“青阳开动，根荄以遂。”草木繁衍滋生力强盛，而青则是与暖色相对的冷色，属于阴性，因而隋代规定为上层妇女的礼服：“嫔及从三品以上官命妇，青服，助祭朝会，凡大事则服之。”{10}储君太子居于东宫，东方属木，于色为青，故东宫亦称青宫，舆服制度亦同，古代学子和明清秀才的服装也是青色交领。都是富有生命力的象征。《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释为：“青衿，青领也。学子所服。”亦相当于今日的学生服。陈子昂《登泽州北楼宴》：“勿使青衿子，嗟尔白头翁。”“青衿子”犹今日俗语“学生娃”。皇帝的诏书曾一度采用青纸，成为晋代规定，大概象征着法力无限的原因，后借以直指诏书。刘禹锡《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月偶书所怀·二十二韵》：“绿油貔虎拥，青纸凤凰衔。”即言其人带有皇帝任命的诏书。
又因“青出于蓝”，蓝天可称青天，道家幻想的天帝所居的宫阙仙境，亦称为“青都”或上清。道教信徒沈约《前缓声歌》：“息凤曾城曲，灭景青都中。”有青都必有青帝，青帝为五天帝之一，是位于东方的司春之神。所以黄巢《题菊花》说：“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道家的典籍称为青书，简文帝萧纲《仙客》：“青书长命箓，紫水芙蓉衣。”道家的秘文符语称箓，出于道典青书，所以道家的符箓亦称青符，画写在青藤纸上。干宝《搜神记》卷二：“汉武帝时，殿下有怪，常见朱衣披发相随，持烛而去。帝谓刘凭曰：‘卿可除此否？’凭曰：‘可。’乃以青符掷之，见数鬼倾地。”道士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录，又称“青词”。说见中唐李肇《翰林志》。青词还有悔过乞福之用。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青词》：“按陈绎曾云‘青词者，方士忏过之词也，或以祈福，或以荐亡，唯道家用之。’其谓密词，则释道通用矣。词用俪语，诸集皆有，而《事文类聚》所载尤多。”宋明两代，道家盛行，文人集中青词甚多。青词，亦可称“绿章”，因青词还带有上奏天庭的奏章表文性质，故名。李贺《绿章封事》：“绿章封事咨元父，六街马蹄浩无主。”王琦注说：“《演繁露》：‘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家科儀奏事于天帝者，皆青藤纸朱字，名为青词。’绿章即青词，谓以绿纸为表章也。”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总之，由于“青”为天色，故与神话传说、道教关系密切，凡其中事物多以“青”命名，“青”似乎成了道家鲜明的标记。 云有蓝白之分，青云与白云同样是诗文中用频极高的热词。自《楚辞·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以及《远游》的“涉青云以泛滥兮，忽临睨夫旧乡。”前指云的色彩，后指高空的云。后来“青云”便有了高官显爵与远大志向的喻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司马光《和任屯田感旧叙怀》：“自致青云今有几？化为异物已居多。”此均指显要地位。李白《鞠歌行》：“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洗拂青云上，当时贱如泥。”又《陈情赠友人》：“他日青云上，黄金报主人。”又《陈情友人》：“鲍生荐夷吾，一举置齐相。斯人无良朋，岂有青云望。”李白热衷道家，且负青云之志而有强烈的布衣卿相观念，故用“青云”约40次，然杜甫崇尚儒家，其诗数量为李白的1.5倍，然用“青云”约只有10次，诗圣与诗仙之区别，以此多寡亦可所由分也。“青云”作为修饰语，可滋生出许多文采性强的词汇来。如“青云士”“青云客”均喻显宦，李白《古风》其十五：“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又《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海内贤豪青云客，就中与君心莫逆。”还有“青云梯”“青云路”谓获取高位的途径，“青云科”指获取高位的工具。高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羁旅虽同白社游，诗书已作青云料。”而“青云心”“青云士”“青云意”“青云器”，则与志向远大有关。也有与隐居相关者，如郭璞《游仙诗》其十二：“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至于“青云直上”则为表示飞黄腾达的熟语。
以上为“青”高贵或高尚的一面。青由尊贵沦落降为卑贱，则从汉代发轫。前言汉尚火德，以克秦之水德。水主黑色，而“青”往往为“黑”同义语，且与“绿”为近义词，并混用。前文所言的董偃绿巾，蔡邕笔下的婢女称“青衣”，均烙有时代的标记。男子的青袍，亦为贱者之服。汉无名氏《古诗》：“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长条随风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其人青袍虽为罗衣，观诗意，似非有地位者。江淹《与苏九德别》：“春草似青袍，秋月如团扇。”九德为县名，故注者以为苏九德当为九德县令，属于仕宦中的低位。杜甫的《徒步归行》就说得更为明显：“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旧唐书·舆服志》：“贞观四年又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上元元年……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自此以后，品位低者，皆以绿、青为主而未更变。高适上引诗又说：“此时亦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就指解褐为封丘县尉而言。至于绿袍，《新唐收·杨炎传》载，因元载败，杨炎贬道州司马。德宗即位，拜为相。“自道州还也，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炎止曰：‘吾岭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安可弃是乎？’”司马品低，故袍为绿色。绿衣则与绿袍同义，姚合任县令，有《武功县作》其十二：“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绿衣。”宋以后亦然，陆游《望永思陵》：“绿衣迎拜属车尘，草木曾沾雨露春。”青衫亦同青袍。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此司马青衫与杨炎道州司马的绿袍，性质没有两样。后来干脆以“青衫”借指失意官员，王安石《杜甫画像》：“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亦泛指官职卑微，欧阳修《圣俞会饮》：“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衫。”
官员之卑微者袍衫以青、绿为标志，一般人的低贱者自然就会由袍而“升级”到帽巾。前言汉代女性低微如奴婢着青衣，男则戴绿帻是同一道理。到了唐宋发展到绿巾为耻辱性“贴夫”之标志，此市井细语先见于吴地。至明清则由民俗“升级”到政府功令，娼夫必着绿头巾。娼妓所居即谓青楼，始见于南朝。萧梁刘邈《万山见采桑葚人》：“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于汉代本指青漆涂饰豪华楼居，如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道，高门结重关。”经几何时一变而为妓院，这大概与汉代婚俗有关。北方行婚礼所用青布的帐篷，称为青庐。如《世说新语·假谲》首条：“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现，魏武乃入，抽利刃劫新妇与绍还出。”《玉台新咏》卷一《为焦仲妻作》：“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北朝婚礼，青布缦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看来，至唐代已搞不清庐之所以为青的原因。这或许与先秦上古崇青观念相关。《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即以桃叶的茂盛，以健美的新娘必然得到婆家的欢迎，就包含一层青色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观念。又《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即以绿竹的青青壮壮，以引起有修养的君子。婚篷取之青色，当取意一对青年新生活之开始，以颜色表示祝愿心理。汉代青、绿色降至卑贱，庖人、奴婢则着青戴绿，除了低下意味外，似还与商业交易性有关。婚仪尚绿与商业性绿色融合，则卖笑的娼妓居所称为“青楼”，娼夫还须戴绿巾，则由尊降卑，又由卑降至辱贱。它本身包涵政府法定与民俗观念美丑转移，在漫长的岁月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绿、青色的“商业性”特点，还体现在酒店上。酒店的广告性招牌，就是用高悬青色帘或旗作为标记。元稹《和乐天重题别东楼》：“唤客潜挥远红袖，卖垆高挂小青旗。”晚唐萧遘《春诗》：“青旗问沽酒，何处拨寒醅。”陆游《春游于樊江戏示坐客》：“银鞍乌帽寻春景，朱户青旗沽旗处。”郑谷《旅寓洛阳村舍》：“白鸟窥鱼网，青帘认酒家。”都说寻找酒家则以青帘为标帜。酒旗用青色，犹如娼楼一样，只是性质不同罢了。
青、绿色延到今日，一是传统戏曲，无论南之昆剧、越剧，还是北之秦腔、豫剧，或者综合南北之长的京剧，都有“青衣”角色。青衣旦区别于花旦、刀马旦，表现的是中年妇女，衣着分二色，一为青色，一为黑色。《铡美案》中的秦香莲，贫贱而着黑衣黑裙;《蝴蝶杯》田玉川之母，为县令夫人，则着青衣青裙。此则亦因“青”之多义与时代世俗赋予颜色之尊卑均有关系。一是邮递员的青色服，当与西王母的青鸟使有关，青鸟使亦称青使，专管传递书信。另外，交通使用的红绿灯，绿灯表示行驶安全无阻，亦与绿色富有生命力有一定联系。把提供方便之门称作“开绿灯”，也与绿色的准商业性或许有些关涉。而“绿帽子”却有顽强的生存力，一直延续今日。今日绿草仍然象征青春与力量。至于青、绿色其他的含意，则为时间淘汰无存。
注 释：
{1}[明]杨慎.丹铅杂录·卷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7-48.
{2}[汉]班固《白虎通》卷三《社稷》之《社稷之坛》引《春秋传》曰：“天子有大社也，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故将封东方诸候，取青土，直以白茅。”“青土”即黑土。这种仪式延续到汉代。《初学记》引《汉旧事》：“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坛，封诸候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于其国，故谓之授茅土。”
{3}[明]高启《题大黄痴〈天池石壁图〉》：“我闻此中可度难，玉枕秘籍传自青牛师。”又《与王隐居宿宁贞道馆》：“愿从希夷游，稽首青牛翁。”
{4}萧涤非.杜甫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28.
{5}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0.
{6}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八[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03.
{7}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6.851-852.
{8}[宋]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73.
{9}孟森.心史丛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83.
{10}[唐]魏征.隋书·礼仪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61.
（责任编辑 曹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