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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拍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去找潘迪华，请她帮忙指导女演员，希望演员们在胶带前能展示出上海女人的味道。潘迪华先是推托道：“味道这种东西是训练不出来的，是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一点一点泡出来的。”
李安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不做这样的事情，以后就更加不可能做到了。能够拍出多少就多少，尽力啦。我们都是爱上海的。”
一番话，就把潘迪华的眼泪说出来了。潘迪华放下正在吃着的绍兴醉鸡，一个手指头点过去道：“好，我尽力而为。”
演员到了潘迪华家里，叫她潘老师，她说：“不要不要，做人老师是有责任的，还是叫我潘姐姐吧。”一场搓麻将的戏，拍了四个多小时。潘迪华的十个手指头里全是表情，丰富得不得了，直把李安看得呆掉。拿了这卷胶带回剧组，对一干演员道：“来，一起学习潘姐搓麻将。”
潘迪华这个女人，但凡是做与上海有关的事情，贴钱也是肯的。
一个初春，在澳门开演唱会，她给自己的演出取了一个名字“上海啊，上海”。选的自然是上海老歌，诸如“永远的微笑”，“四季歌”，“夜来香”。为了乐队的事情，她与对方讨价还价。对方希望用当地的乐队，节约开销，潘迪华执意用香港的乐队，觉得那一班乐队能够做出上海的味道。最后的折中办法是，潘迪华少拿佣金，省下的那一部分，请乐队。潘迪华不后悔，她说：“钱谁都要的，但有的时候，宁可不要。”
为了体现自己心里的东西，舞台的对白全是自己写的，按照春夏秋冬，一幕一幕写下来，写了十几遍。演的时候，国语，广东话，英语，上海话穿插着运用，因为是她，这样的混杂，没有夹生，却是多了许多老上海五方杂处的气息，直把台下的人听得陷落下去，欲罢不能。潘迪华经常这样讲：“我老了，我的日子是要计算着过的，不可以有浪费的。”
这就要说到电影《花样年华》了。人们基本同意这样一个观点：《花样年华》如果没有潘迪华，是一部香港文艺片。因为有了潘迪华，它才是一部上海移民的怀旧片。
导演王家卫，5岁的时候随母亲从上海搬到香港。父亲是海员，常年不在家，王家卫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母亲爱看电影，于是，王家卫的童年就在电影院里度过了。
回忆个人历史，母亲是历史的背景，越过滤，越清晰。
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年代是值得纪念的，旧街、小巷、面摊、测字先生，以及色彩含蓄的领带和风情莫测的旗袍。王家卫在香港演员潘迪华身上总能看见这些旧时代的影子、母亲的影子。当然，潘迪华还不止这些。在她的身上，有租界的味道、洋场的味道、明星的味道、沧桑女人的味道和悲剧的味道。
王家卫挑潘迪华来演旧的时代，是一种气质的契合。潘迪华的眉梢轻轻地一扬，就抖落下满地的花瓣，仔细看去，每一片上，都写着旧日的风骨。
让潘迪华演过去的女人，导演是必须具有非常的控制力的。要不，她就把别人都遮盖过去了。
电影《阿飞正传》，潘迪华演张国荣的养母——一个曾经繁华过的女人，一个想摆脱苦难而苦难却更加深重的女人。在戏中，她可以把脸部做成伤感的寓言；在一支烟里，她可以抽出风尘和恍惚。她是配角，但出了电影院，人们记住的是潘迪华——她一出场，浑身上下都是戏——所以，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配角奖。
先前，《花样年华》里，没有上海房东这个角色。电影已经拍了8个月了。一日，潘迪华去看电影，正好遇见王家卫也在那里。此时，距离拍摄《阿飞正传》已经9年。王家卫见到潘迪华，一惊讶。9年了，潘姐依然风情绰约，滋味俱全。一口比如评弹说书韵味的上海话，激活了王家卫的所有的上海记忆。电影完毕，潘迪华刚刚到家里，王家卫的电影便追过来，说要加戏，定规的要把潘迪华做成一个角色放在电影里。后来证明，王家卫的冲动，都是艺术的闪灵。
第一次去香港见她，是1990年，她刚刚从泰国演出回来。
我拿着地址，坐着有轨电车，在跑马地站下来，上一个坡道，但见一排古风洋装的公寓。
那时分，正是黄昏，太阳呈现出一种牺牲的美，风中多了一丝凉意。潘迪华倚在落地长窗前等我，她的衣着和站立的样子，让我想起纽约古老公寓里善解人意的女巫师。她把我让到临窗的沙发上，招呼女佣泡了红茶，摆出了干果，连声说，房子太小，不好意思。
我有一个同学，是典型的上海宁波人，家里满是镜子和英国的自鸣钟，桌面是乳白色的大理石，茶具搁上去，发出脆冽的响声。同学的母亲很会做小菜，笋尖拌开洋，黄鱼烧肉，还有醉虾蟹——坐在潘迪华的沙发上，我觉得是坐在我的同学家，一种交替拼贴的熟悉。不同的是，潘迪华的布置更加华丽，初一进去，有一种眩晕和幻觉，仿佛是一台布景。
果然，潘迪华是宁波人，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祖屋在常熟路歌剧院隔壁。在四十年代，潘迪华随一些明星去香港拍电影。拍来拍去，不见有红出来的迹象。女孩子，长得又好看，有人求婚，也就嫁了。
遇人不淑，是许多美丽女人的命数。日子有些过不下去了，挨了一段时日，并不见好转，也无甚转机，潘迪华当断即断。
没有了家的依托，潘迪华的生命拐杖就是演艺事业了。
29岁，潘迪华去伦敦学习欧美流行歌曲。
每天，冒黑烟的火车按班次定时驶过，铁道两旁低矮的旧砖房被震得隆隆发响。然而，这已经惊动不了屋里面的人了。
冬天，又冷又湿的伦敦，潘迪华撑着伞，换三趟车，去老师那里学艺。那时候，苦是顾不得的，只觉得是一列脱离了固定轨道的火车，无从选择，也来不及思索要去哪里，只知道向前滑去——希望，是窗外的一只流萤。
然后就是六十年代了，潘迪华的欧美民歌和她沉郁的声线，让她红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潘迪华的花样年华。
美人迟暮是令人伤感的。但是因为有了好莱坞《金色池塘》里的凯瑟琳·赫本，潘迪华亦有了安慰。她像林中的灵狐，等待着。所以在有了《阿飞正传》以后，又有了《花样年华》。她在《花样年华》中演一个上海籍的房东太太，几句上海话，一点小感觉，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了一个世故的上海女人的样子。
曾经在后台看潘迪华穿巴黎买来的镂空长丝袜。她戴起手套，一寸一寸地把丝袜拎起来，提上去，还收着小腹，屏住呼吸，终于穿好服帖了，她嘘了一口气道：“我一双丝袜可以穿一个季节，就是因为我比较晓得它的穿法。”
想起中学年代，去同学家。花园弄堂的后门，厨房间里，一块熨衣板，一条蓝色卡其布裤子硬是要熨得笔挺才肯穿了去上学。我每天去那里等她，每天看她在那里耐心地熨裤子。完了，还要用尼龙刷子，沾了牙粉，把鞋面上的白色滚边刷出一个纤毫不染。上海女人的腔调，是在悠长的日子里孵出来的。
王家卫是相信潘迪华口味的。《花样年华》里的几段音乐都来自潘迪华的收藏。有一张四十年代的拉丁唱片，王家卫听了，就再也不肯还回来了。到上海为《花样年华》做宣传，张曼玉和梁朝伟都走了，她还留着，她要过过说上海话、吃上海菜的瘾。
我们去一家小饭店吃饭——炒螺蛳，清炒河虾仁，糯米粉蒸肉。潘迪华索性舍弃筷子，用手指头捏着吃。她说，用手吃更加有味道。她自己吃，也给身边的人派菜，殷勤地劝：“吃呀吃呀，不要客气！” 虾油卤螃蟹端上来，她的眼睛亮起来，伸出筷子，又停在半空里，道：“照规矩，我是不可以吃螃蟹的。”收回筷子，又有些不情愿，自说自话道：“不过不吃蛮可惜的，还是吃一块好了。”众人也附和，她就真的吃了一块，然后，又吃了一块。吃完，意犹未尽，说：“吃不掉打包，不要浪费。”
我和她相约，旧历年，去香港浅水湾喝下午茶。她很兴奋，连连说好，又说，那里变了很多了。50年代，她在那里住过，照相本子里有那个年代的照片。旧历年初四，我如约到香港，打电话给潘迪华，她不在，她的儿子说，母亲经不住朋友请，去美国演出了。
2007年初夏，想约潘迪华出来饮茶，她说，不要了，还是到我家里来，我可以给你听歌。
坐在她家的客厅里，罗马帘半掩在那里，沙发上铺了非洲带回来的毯子，绚烂得不得了。她放她的演出录像给我们看。我们是看客，她却入了戏，看着看着，热泪盈眶，与她说话，亦是前言不搭后语，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潘迪华留饭，道：“自己人，不讲究的，吃点上海口味的小菜。”
菲佣来摆桌子，潘迪华远远一瞥，不满意，懒得说，自己过去重新安排。饭菜端了来，卤牛肉，咸白菜炒虾米，荠菜馄饨，很家常的食物，因水晶吊灯的照耀，都金贵起来。
潘姐姐说，等她再老一些，她要到上海来做寓公，然后，在电台主持一档《镏金岁月》的栏目——这样，我们在她的眼里，就又看见了幻想的光芒。
李安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不做这样的事情，以后就更加不可能做到了。能够拍出多少就多少，尽力啦。我们都是爱上海的。”
一番话，就把潘迪华的眼泪说出来了。潘迪华放下正在吃着的绍兴醉鸡，一个手指头点过去道：“好，我尽力而为。”
演员到了潘迪华家里，叫她潘老师，她说：“不要不要，做人老师是有责任的，还是叫我潘姐姐吧。”一场搓麻将的戏，拍了四个多小时。潘迪华的十个手指头里全是表情，丰富得不得了，直把李安看得呆掉。拿了这卷胶带回剧组，对一干演员道：“来，一起学习潘姐搓麻将。”
潘迪华这个女人，但凡是做与上海有关的事情，贴钱也是肯的。
一个初春，在澳门开演唱会，她给自己的演出取了一个名字“上海啊，上海”。选的自然是上海老歌，诸如“永远的微笑”，“四季歌”，“夜来香”。为了乐队的事情，她与对方讨价还价。对方希望用当地的乐队，节约开销，潘迪华执意用香港的乐队，觉得那一班乐队能够做出上海的味道。最后的折中办法是，潘迪华少拿佣金，省下的那一部分，请乐队。潘迪华不后悔，她说：“钱谁都要的，但有的时候，宁可不要。”
为了体现自己心里的东西，舞台的对白全是自己写的，按照春夏秋冬，一幕一幕写下来，写了十几遍。演的时候，国语，广东话，英语，上海话穿插着运用，因为是她，这样的混杂，没有夹生，却是多了许多老上海五方杂处的气息，直把台下的人听得陷落下去，欲罢不能。潘迪华经常这样讲：“我老了，我的日子是要计算着过的，不可以有浪费的。”
这就要说到电影《花样年华》了。人们基本同意这样一个观点：《花样年华》如果没有潘迪华，是一部香港文艺片。因为有了潘迪华，它才是一部上海移民的怀旧片。
导演王家卫，5岁的时候随母亲从上海搬到香港。父亲是海员，常年不在家，王家卫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母亲爱看电影，于是，王家卫的童年就在电影院里度过了。
回忆个人历史，母亲是历史的背景，越过滤，越清晰。
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年代是值得纪念的，旧街、小巷、面摊、测字先生，以及色彩含蓄的领带和风情莫测的旗袍。王家卫在香港演员潘迪华身上总能看见这些旧时代的影子、母亲的影子。当然，潘迪华还不止这些。在她的身上，有租界的味道、洋场的味道、明星的味道、沧桑女人的味道和悲剧的味道。
王家卫挑潘迪华来演旧的时代，是一种气质的契合。潘迪华的眉梢轻轻地一扬，就抖落下满地的花瓣，仔细看去，每一片上，都写着旧日的风骨。
让潘迪华演过去的女人，导演是必须具有非常的控制力的。要不，她就把别人都遮盖过去了。
电影《阿飞正传》，潘迪华演张国荣的养母——一个曾经繁华过的女人，一个想摆脱苦难而苦难却更加深重的女人。在戏中，她可以把脸部做成伤感的寓言；在一支烟里，她可以抽出风尘和恍惚。她是配角，但出了电影院，人们记住的是潘迪华——她一出场，浑身上下都是戏——所以，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配角奖。
先前，《花样年华》里，没有上海房东这个角色。电影已经拍了8个月了。一日，潘迪华去看电影，正好遇见王家卫也在那里。此时，距离拍摄《阿飞正传》已经9年。王家卫见到潘迪华，一惊讶。9年了，潘姐依然风情绰约，滋味俱全。一口比如评弹说书韵味的上海话，激活了王家卫的所有的上海记忆。电影完毕，潘迪华刚刚到家里，王家卫的电影便追过来，说要加戏，定规的要把潘迪华做成一个角色放在电影里。后来证明，王家卫的冲动，都是艺术的闪灵。
第一次去香港见她，是1990年，她刚刚从泰国演出回来。
我拿着地址，坐着有轨电车，在跑马地站下来，上一个坡道，但见一排古风洋装的公寓。
那时分，正是黄昏，太阳呈现出一种牺牲的美，风中多了一丝凉意。潘迪华倚在落地长窗前等我，她的衣着和站立的样子，让我想起纽约古老公寓里善解人意的女巫师。她把我让到临窗的沙发上，招呼女佣泡了红茶，摆出了干果，连声说，房子太小，不好意思。
我有一个同学，是典型的上海宁波人，家里满是镜子和英国的自鸣钟，桌面是乳白色的大理石，茶具搁上去，发出脆冽的响声。同学的母亲很会做小菜，笋尖拌开洋，黄鱼烧肉，还有醉虾蟹——坐在潘迪华的沙发上，我觉得是坐在我的同学家，一种交替拼贴的熟悉。不同的是，潘迪华的布置更加华丽，初一进去，有一种眩晕和幻觉，仿佛是一台布景。
果然，潘迪华是宁波人，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祖屋在常熟路歌剧院隔壁。在四十年代，潘迪华随一些明星去香港拍电影。拍来拍去，不见有红出来的迹象。女孩子，长得又好看，有人求婚，也就嫁了。
遇人不淑，是许多美丽女人的命数。日子有些过不下去了，挨了一段时日，并不见好转，也无甚转机，潘迪华当断即断。
没有了家的依托，潘迪华的生命拐杖就是演艺事业了。
29岁，潘迪华去伦敦学习欧美流行歌曲。
每天，冒黑烟的火车按班次定时驶过，铁道两旁低矮的旧砖房被震得隆隆发响。然而，这已经惊动不了屋里面的人了。
冬天，又冷又湿的伦敦，潘迪华撑着伞，换三趟车，去老师那里学艺。那时候，苦是顾不得的，只觉得是一列脱离了固定轨道的火车，无从选择，也来不及思索要去哪里，只知道向前滑去——希望，是窗外的一只流萤。
然后就是六十年代了，潘迪华的欧美民歌和她沉郁的声线，让她红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潘迪华的花样年华。
美人迟暮是令人伤感的。但是因为有了好莱坞《金色池塘》里的凯瑟琳·赫本，潘迪华亦有了安慰。她像林中的灵狐，等待着。所以在有了《阿飞正传》以后，又有了《花样年华》。她在《花样年华》中演一个上海籍的房东太太，几句上海话，一点小感觉，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了一个世故的上海女人的样子。
曾经在后台看潘迪华穿巴黎买来的镂空长丝袜。她戴起手套，一寸一寸地把丝袜拎起来，提上去，还收着小腹，屏住呼吸，终于穿好服帖了，她嘘了一口气道：“我一双丝袜可以穿一个季节，就是因为我比较晓得它的穿法。”
想起中学年代，去同学家。花园弄堂的后门，厨房间里，一块熨衣板，一条蓝色卡其布裤子硬是要熨得笔挺才肯穿了去上学。我每天去那里等她，每天看她在那里耐心地熨裤子。完了，还要用尼龙刷子，沾了牙粉，把鞋面上的白色滚边刷出一个纤毫不染。上海女人的腔调，是在悠长的日子里孵出来的。
王家卫是相信潘迪华口味的。《花样年华》里的几段音乐都来自潘迪华的收藏。有一张四十年代的拉丁唱片，王家卫听了，就再也不肯还回来了。到上海为《花样年华》做宣传，张曼玉和梁朝伟都走了，她还留着，她要过过说上海话、吃上海菜的瘾。
我们去一家小饭店吃饭——炒螺蛳，清炒河虾仁，糯米粉蒸肉。潘迪华索性舍弃筷子，用手指头捏着吃。她说，用手吃更加有味道。她自己吃，也给身边的人派菜，殷勤地劝：“吃呀吃呀，不要客气！” 虾油卤螃蟹端上来，她的眼睛亮起来，伸出筷子，又停在半空里，道：“照规矩，我是不可以吃螃蟹的。”收回筷子，又有些不情愿，自说自话道：“不过不吃蛮可惜的，还是吃一块好了。”众人也附和，她就真的吃了一块，然后，又吃了一块。吃完，意犹未尽，说：“吃不掉打包，不要浪费。”
我和她相约，旧历年，去香港浅水湾喝下午茶。她很兴奋，连连说好，又说，那里变了很多了。50年代，她在那里住过，照相本子里有那个年代的照片。旧历年初四，我如约到香港，打电话给潘迪华，她不在，她的儿子说，母亲经不住朋友请，去美国演出了。
2007年初夏，想约潘迪华出来饮茶，她说，不要了，还是到我家里来，我可以给你听歌。
坐在她家的客厅里，罗马帘半掩在那里，沙发上铺了非洲带回来的毯子，绚烂得不得了。她放她的演出录像给我们看。我们是看客，她却入了戏，看着看着，热泪盈眶，与她说话，亦是前言不搭后语，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潘迪华留饭，道：“自己人，不讲究的，吃点上海口味的小菜。”
菲佣来摆桌子，潘迪华远远一瞥，不满意，懒得说，自己过去重新安排。饭菜端了来，卤牛肉，咸白菜炒虾米，荠菜馄饨，很家常的食物，因水晶吊灯的照耀，都金贵起来。
潘姐姐说，等她再老一些，她要到上海来做寓公，然后，在电台主持一档《镏金岁月》的栏目——这样，我们在她的眼里，就又看见了幻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