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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更趋频繁和活跃，而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与日俱增，鼓励和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日渐成为中国政府化解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压力的政策性考量。但我们注意到，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遭受的挫折似乎和享受的成功一样常见。尽管这对于仍处于摸索阶段的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而言实属正常，但中国企业若能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对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多加重视，则应能避免或减少一些无谓的损失。为此，本所律师谨以有限的经验和观察，总结了十个值得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时特别注意的问题，希望能够有借鉴意义。
一、东道国或地区的宏观环境
考察东道国或地区政治、经济和法制等方面的宏观环境，主要是为了对前往该国或地区投资的安全性有一个宏观上的了解。一般认为，如果东道国或地区与中国政府订有双边的投资保护协定，或者共同加入了有利于投资保护和促进的国际公约或协定，则该东道国或地区的政治、法制环境相对而言将较为有利。了解东道国或地区的宏观环境可以有不少途径，其中偏官方的途径包括通过我国商务部和驻外使领馆等机构。商务部已在其陆续推出的《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国别/地区系列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近30个国家的经贸概况、投资环境、政策法规、税收体系、投资风险和障碍等情况。准备“走出去”的企业不妨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对于前往宏观环境不那么健全、稳定的国家/地区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必要时可考虑在中国购买一定的海外投资保险，以尽可能地减少其在东道国或地区因遭遇政府征收、政府违约、政治暴乱、汇兑限制等宏观层面的风险而蒙受损失。据我们所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可以提供此类保险和服务。
二、对专业顾问的选择
聘请专业顾问对拟投资项目或目标公司展开尽职调查（通常包括财务会计、商务/市场、法律、税务、环保等方面），以了解东道国或地区的具体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拟投资项目或目标公司的具体情况。对拟投资项目或目标公司展开尽职调查已成为跨境投资、尤其是并购项目当事方的普遍实践。
在选择专业顾问团队时，需要考虑和衡量的因素其实很多，这里只简要提两三点建议以供参考。一是不宜只注重专业团队因人员多、规模大而产生的影响力，因为专业顾问的经验、能力和专业精神未必总与其规模成正比。二是需注意相关专业顾问是否存在国别歧视。无论其出于意识形态、个人情感还是其他原因对中国或中国人存有偏见甚至歧视，那么毋庸置疑，即使其业务能力再强，也不宜为中国企业所用。此外，尽管东道国或地区的专业顾问，比如具有当地执业资格的律师、会计师等将在对外投资项目中发挥主要作用，但中国背景的专业团队可以发挥的作用也不应被忽视：一方面，需要由其处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涉及的中国法的合规性问题；另一方面，其在跨境交易中往往也可以起到“把关”和“桥梁”的作用，从而正确传达中国企业的商业意图、更好地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在同样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来华投资的很多外国投资者在聘请中国执业律师的同时，往往也会聘请其所在国/地区的法律顾问为其项目进行协调和把关。
三、排他期间的设定
一旦锁定目标公司或与境外项目有关方开始较为正式的磋商，中国企业应注意与目标公司或有关当事方就项目的排他性作出书面且具有约束力的安排。即，要求目标公司或项目有关方承诺，在约定的排他期间内，其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项目进行任何形式的磋商、谈判，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更严格一点，甚至可以要求对方不得引起任何第三方对项目的兴趣或满足第三方的任何试探性查询。当然，具体的文字表述应视项目的具体情况和中方的特别要求等而定。
上述排他性安排通常见于当事方在项目前期签署的保密协议、框架协议或意向书等文件中。排他期间的长短因项目具体情况而异，其中以3—6个月较为常见。对作为投资方的中国企业而言，一般来说排他期间越长越有利。为避免排他安排流于形式，应让对方就违反排他性约定所可能给中方造成的损失作出补偿或赔偿承诺。中方在其前期投入（比如差旅费、聘请专业顾问的费用等）较易估计且失去项目的机会成本不算高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直接与对方约定一个明确的补偿金额，以省去日后就损失额进行举证的繁琐。
四、尽职调查的重点
尽管对目标公司或潜在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主要由专业顾问负责完成，但对中国企业而言，如果能对尽职调查工作的重点做到心中有数，往往能使尽职调查工作更具有针对性，也有利于更好地组织、协调和指挥其专业顾问团队的工作，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并不是所有项目的尽职调查都需要面面俱到。
尽职调查主要是为了发现目标公司或潜在项目的隐藏风险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调查的重点则因目标公司或潜在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异。但通常来说，环保（比如污染情况）、专利（比如核心技术是否涉及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税收、劳动人事（比如是否有较重的员工薪酬福利负担）等方面隐藏较大风险和责任的可能性往往比较大，因此值得特别注意。另外，由于尽职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发现问题，所以有時候可能确实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包括费用上的成本和时间上的成本。但一般而言，问题的及早发现总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及时终止项目也好，在项目投进去之前就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对方签字承诺也好。等项目投进去了才发现存在大问题，往往需要花更大的代价来解决，有时甚至还没法解决，这就出现了大家常说的省小钱、花大钱的情况，就很不合算了。
五、定金与违约补偿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因遭遇外方违约而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并不鲜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外方的违约成本过低造成的。因此，对中国企业而言，尤其是在中国企业为交易支付了一定的定金的情况下，与外方约定合理、而不是象征性的违约补偿金是十分必要的。
六、合理的价格调整机制
除前文提到的定金和违约补偿外，在正式的交易文件中写入合理的价格调整条款也是值得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特别注意的事项之一，对于从事境外工程总承包业务的中国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如果国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突然上涨，或汇率出现大幅波动，而合同缺乏相应的价格调整机制，则作为项目投资方或工程承揽方的中国企业将很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暂停投资或停止作业，将承担违约责任；而如果继续做下去，又将面临投入越多、亏损越大的局面。因此，合理的价格调整条款应成为境外合同文件（尤其是EPC合同）中不可或缺的、保护中方利益的基本条款。
七、作为小股东时应争取的保护性权利
就以小股东身份参与境外投资项目的中国企业而言，获得一些必要的保护性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权，包括根据持股比例取得一定的董事席位或董事会观察员席位；对重大事项，比如目标公司分红、发行新股、进行重大资产处置的否决权；在目标公司发行新股时的优先认购权；在外方股东转股时的优先权，比如优先受让权、跟售权等等。当然，这些保护性权利的取得往往有赖于中方在项目中是否有足够的谈判筹码，以及中方（包括其专业顾问）的谈判技巧和付出的努力等。
八、争议解决
由于涉及司法主权问题，一国法院的判决或裁决往往很难在域外得到承认和执行，因此，在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当事方的争议多通过第三国仲裁解决。选择仲裁机构时应注意其中立性，既需要了解该仲裁机构与东道国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关系，也需要看其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或歧视。此外，当事方对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选择，以及有关仲裁具有终局效力的约定也应明确，防止约定仲裁的条款无效和仲裁结果被法院判决所取代。
九、本土化
“本土化”问题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参与海外并购时面临的挑战。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中国企业应注意充分理解和尊重东道国或地区的文化、宗教和历史传统；另一方面，还应注意按照市场经济的思维来运作项目和管理企业，特别是在并购的情形下。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投资者来华投资的成功经验，其实值得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时充分借鉴。
十、劳资关系
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中，劳资关系不仅被视为问题，更被不少人视为陷阱。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中国企业注意的，一是前文提到的，在海外并购项目中，目标企业在劳动人事方面可能存在较大的隐藏风险。二是中方需要意识到，对东道国或地区的雇员而言，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代表的是资本而不是社会制度，劳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立的，中国企业需要通过谈判而不是依赖行政命令来解决劳资双方的问题。另外，工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主要不是负责调剂员工的业余活动的，而是组织罢工、代表员工与资方谈判的一个法律主体；如何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工会在东道国或地区享有的法定权利也是中国企业必须重视的方面。
〔如对本文所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希望进一步探讨，敬请随时来函联系（inquiry@hanyilaw.com）〕
一、东道国或地区的宏观环境
考察东道国或地区政治、经济和法制等方面的宏观环境，主要是为了对前往该国或地区投资的安全性有一个宏观上的了解。一般认为，如果东道国或地区与中国政府订有双边的投资保护协定，或者共同加入了有利于投资保护和促进的国际公约或协定，则该东道国或地区的政治、法制环境相对而言将较为有利。了解东道国或地区的宏观环境可以有不少途径，其中偏官方的途径包括通过我国商务部和驻外使领馆等机构。商务部已在其陆续推出的《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国别/地区系列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近30个国家的经贸概况、投资环境、政策法规、税收体系、投资风险和障碍等情况。准备“走出去”的企业不妨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对于前往宏观环境不那么健全、稳定的国家/地区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必要时可考虑在中国购买一定的海外投资保险，以尽可能地减少其在东道国或地区因遭遇政府征收、政府违约、政治暴乱、汇兑限制等宏观层面的风险而蒙受损失。据我们所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可以提供此类保险和服务。
二、对专业顾问的选择
聘请专业顾问对拟投资项目或目标公司展开尽职调查（通常包括财务会计、商务/市场、法律、税务、环保等方面），以了解东道国或地区的具体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拟投资项目或目标公司的具体情况。对拟投资项目或目标公司展开尽职调查已成为跨境投资、尤其是并购项目当事方的普遍实践。
在选择专业顾问团队时，需要考虑和衡量的因素其实很多，这里只简要提两三点建议以供参考。一是不宜只注重专业团队因人员多、规模大而产生的影响力，因为专业顾问的经验、能力和专业精神未必总与其规模成正比。二是需注意相关专业顾问是否存在国别歧视。无论其出于意识形态、个人情感还是其他原因对中国或中国人存有偏见甚至歧视，那么毋庸置疑，即使其业务能力再强，也不宜为中国企业所用。此外，尽管东道国或地区的专业顾问，比如具有当地执业资格的律师、会计师等将在对外投资项目中发挥主要作用，但中国背景的专业团队可以发挥的作用也不应被忽视：一方面，需要由其处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涉及的中国法的合规性问题；另一方面，其在跨境交易中往往也可以起到“把关”和“桥梁”的作用，从而正确传达中国企业的商业意图、更好地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在同样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来华投资的很多外国投资者在聘请中国执业律师的同时，往往也会聘请其所在国/地区的法律顾问为其项目进行协调和把关。
三、排他期间的设定
一旦锁定目标公司或与境外项目有关方开始较为正式的磋商，中国企业应注意与目标公司或有关当事方就项目的排他性作出书面且具有约束力的安排。即，要求目标公司或项目有关方承诺，在约定的排他期间内，其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就项目进行任何形式的磋商、谈判，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更严格一点，甚至可以要求对方不得引起任何第三方对项目的兴趣或满足第三方的任何试探性查询。当然，具体的文字表述应视项目的具体情况和中方的特别要求等而定。
上述排他性安排通常见于当事方在项目前期签署的保密协议、框架协议或意向书等文件中。排他期间的长短因项目具体情况而异，其中以3—6个月较为常见。对作为投资方的中国企业而言，一般来说排他期间越长越有利。为避免排他安排流于形式，应让对方就违反排他性约定所可能给中方造成的损失作出补偿或赔偿承诺。中方在其前期投入（比如差旅费、聘请专业顾问的费用等）较易估计且失去项目的机会成本不算高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直接与对方约定一个明确的补偿金额，以省去日后就损失额进行举证的繁琐。
四、尽职调查的重点
尽管对目标公司或潜在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主要由专业顾问负责完成，但对中国企业而言，如果能对尽职调查工作的重点做到心中有数，往往能使尽职调查工作更具有针对性，也有利于更好地组织、协调和指挥其专业顾问团队的工作，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并不是所有项目的尽职调查都需要面面俱到。
尽职调查主要是为了发现目标公司或潜在项目的隐藏风险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调查的重点则因目标公司或潜在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异。但通常来说，环保（比如污染情况）、专利（比如核心技术是否涉及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税收、劳动人事（比如是否有较重的员工薪酬福利负担）等方面隐藏较大风险和责任的可能性往往比较大，因此值得特别注意。另外，由于尽职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发现问题，所以有時候可能确实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包括费用上的成本和时间上的成本。但一般而言，问题的及早发现总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及时终止项目也好，在项目投进去之前就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对方签字承诺也好。等项目投进去了才发现存在大问题，往往需要花更大的代价来解决，有时甚至还没法解决，这就出现了大家常说的省小钱、花大钱的情况，就很不合算了。
五、定金与违约补偿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因遭遇外方违约而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并不鲜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外方的违约成本过低造成的。因此，对中国企业而言，尤其是在中国企业为交易支付了一定的定金的情况下，与外方约定合理、而不是象征性的违约补偿金是十分必要的。
六、合理的价格调整机制
除前文提到的定金和违约补偿外，在正式的交易文件中写入合理的价格调整条款也是值得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特别注意的事项之一，对于从事境外工程总承包业务的中国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如果国际市场的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突然上涨，或汇率出现大幅波动，而合同缺乏相应的价格调整机制，则作为项目投资方或工程承揽方的中国企业将很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暂停投资或停止作业，将承担违约责任；而如果继续做下去，又将面临投入越多、亏损越大的局面。因此，合理的价格调整条款应成为境外合同文件（尤其是EPC合同）中不可或缺的、保护中方利益的基本条款。
七、作为小股东时应争取的保护性权利
就以小股东身份参与境外投资项目的中国企业而言，获得一些必要的保护性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权，包括根据持股比例取得一定的董事席位或董事会观察员席位；对重大事项，比如目标公司分红、发行新股、进行重大资产处置的否决权；在目标公司发行新股时的优先认购权；在外方股东转股时的优先权，比如优先受让权、跟售权等等。当然，这些保护性权利的取得往往有赖于中方在项目中是否有足够的谈判筹码，以及中方（包括其专业顾问）的谈判技巧和付出的努力等。
八、争议解决
由于涉及司法主权问题，一国法院的判决或裁决往往很难在域外得到承认和执行，因此，在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当事方的争议多通过第三国仲裁解决。选择仲裁机构时应注意其中立性，既需要了解该仲裁机构与东道国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特殊的利益关系，也需要看其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或歧视。此外，当事方对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选择，以及有关仲裁具有终局效力的约定也应明确，防止约定仲裁的条款无效和仲裁结果被法院判决所取代。
九、本土化
“本土化”问题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参与海外并购时面临的挑战。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中国企业应注意充分理解和尊重东道国或地区的文化、宗教和历史传统；另一方面，还应注意按照市场经济的思维来运作项目和管理企业，特别是在并购的情形下。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投资者来华投资的成功经验，其实值得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时充分借鉴。
十、劳资关系
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中，劳资关系不仅被视为问题，更被不少人视为陷阱。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中国企业注意的，一是前文提到的，在海外并购项目中，目标企业在劳动人事方面可能存在较大的隐藏风险。二是中方需要意识到，对东道国或地区的雇员而言，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代表的是资本而不是社会制度，劳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立的，中国企业需要通过谈判而不是依赖行政命令来解决劳资双方的问题。另外，工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主要不是负责调剂员工的业余活动的，而是组织罢工、代表员工与资方谈判的一个法律主体；如何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工会在东道国或地区享有的法定权利也是中国企业必须重视的方面。
〔如对本文所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希望进一步探讨，敬请随时来函联系（inquiry@hanyi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