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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彦博喜欢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握着钢笔，一边面对土地、一边面对纸张，在看见金黄玉米的同时又吟诵心爱的诗句
9月15日傍晚，辛勤劳作了一天的管彦博打完烤烟嫩芽后，背着一筐青草蹒跚地往家里赶，落日的余晖斜射下来，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晚上，吃完饭后，他走到自己的房间，在几张密麻的稿签上反复涂抹与删改。
管彦博，33岁，贵州省赫章县双坪乡新田村农民。与９亿农民不一样的是，10多年来，管彦博辛勤的汗水不仅流在自己的10多亩土地上，还侵蚀上万页的稿签。他除了种植禾苗之外，还有一样很不寻常的东西：数百首精致的诗歌。
管彦博喜欢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握着钢笔，一边面对土地、一边面对纸张，在看见金黄玉米的同时又吟诵心爱的诗句。
这个“农民诗人”的生存状态，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法拷贝。
一个农家孩子的求学路
庄稼和诗歌／如两朵在我手掌上燃烧的火焰/我逐渐被耗尽／大地和纸页/渐渐吸干我喷涌的血，我把我的身体全部拆开/连手指也一节一节地折断。我喜欢疼痛
如果挣扎不是一种美／比生命更持久的美/我为何苦苦在白纸上挣扎。群星闪烁/被星光照耀的大地也安详而美丽/然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目光习惯黑暗
——管彦博（《诗篇》）
记者从贵阳出发，辗转大方毕节等地，8小时行驶500公里抵达赫章县城，沿山脊梁蜿蜒爬行，60公里山路整整用了4个小时，我们才到达双坪乡新田村新田组。管彦博一家住在一个海拔2300余米的山坳里，一栋100平方米左右的青色石木结构瓦房依山而建，院子旁边是一座烘烤烟叶的烤房。他的书房比较简陋，墙上刻着几个空心字：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就是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管彦博生活与写作的居所。
管彦博家里有80岁左右的父母、妻子、儿子共5口人，一家的生活之本就是十余亩产量不到3000斤玉米的黄土。父亲管仕明是一位乡村干部、母亲是文盲，上有大哥二哥三哥和三个姐姐，管彦博在家里最小。和许多农民的孩子一样，管彦博在泥巴堆里长到八岁时，父母让他跟邻居大点的孩子到附近的坪子村上小学。学校位于家门口一座大山的顶上，每一天，他需要带着母亲给他烧煮的鸡蛋或包谷，出门后一直爬，约一个小时，转过几座小山头才能抵达。
“我们上学是早出晚归，中午在学校的山上烧洋芋吃，学校所在地缺水，每个下午，我们一个个黑着脸、嘴、手上课。有次老师问我你的手怎么了？其实没什么，只是黑得已经看不出手的样子而已。”
刚读书时，学校还种地，有时安排去割草积肥，有时去栽洋芋，“似乎还捡过青杠子，好像是拿去制酒，有的同学早上上学时带了粪撮，沿路有牲畜粪便就把它捡起，晚上回来继续捡。我很少捡粪，一般是捡柴，早上带着柴刀出来，中午可以砍柴拿到学校去，晚上可以砍柴扛回家来。”
管彦博在那所学校只读完三年级，“因为我们年级只剩下五个人了，无法开班，有三个留级，有个和我成绩稍好点就转学到公办学校法都小学。”由于父亲生病在家，管彦博在学校成绩也不好，几乎每节课都受到老师批评，有时管彦博在出面割草或打猪草时，就一个人偷偷地哭，“过得相当苦闷，想死的念头都有了”，管彦博回忆说，“现在想来，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真的很危险”。
法都小学离管彦博家有四公里多，一到冬天，去上课就更加赶不上，每天起来，他还要到离家半公里多的河边去挑一担水回来，再去上学，有时起床晚了，估计要迟到，不吃早餐跑到教室才慢慢喘气，由于学习不好，回家后农活太多，他升初中时落榜，复读一年，他才踏进了初中的大门。
1986年秋天，管彦博读到初二。三哥管鹏接到了毕节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家里就只剩下两位体弱多病的老人了。
中考落选后，管彦博没按照父亲的意愿去补习，而是拿着父亲拿给他的50元补习费悄悄来到可乐乡中学。他做出了人生一个重要的决定：读高中。
高一那年，三哥管鹏又被学校推荐到西南师大，家里更加举步维艰。到了高三，给管彦博上课的老师大部分调进城里了。当地教育部门将管彦博及全班同学转学到赫章一中就读。管彦博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生病，父亲“愤怒”地做着家务……
管彦博每次回家，看到父母带病劳作，日渐消瘦的情形，心里一阵一阵揪心的痛，有一次，他向父母要生活费时，父亲悄然泪流满面，管彦博也跟着哭了起来。
会考结束，管彦博放弃了高考，怀抱几本文学书籍，“像当年出走的样子，扛着微不足道的行李和诗稿，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村”。
那是1993年12月的冬天。
种植土地与诗稿
我在黔西北一个无名无姓的村庄栖居／一手拖着黑夜一手举着灯盏／独自前行／阳光下我捧读生活的庄稼／夜晚我跟我尊敬的大师和朋友倾谈
——管彦博（《乡村活法》）
从小学到初中，管彦博几乎没看过课外书籍，作文也屡受老师的批评。到了高中，第一篇作文就意外地受到老师的褒奖，一下子扭转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和兴趣，紧张的学习之余，课外阅读成了管彦博的一种消遣方式。
一次，学校的墙报上抄了管彦博写的一篇小散文诗，当时正在学校办油印刊物《驼铃》的李文均老师见后，对管彦博说：“好好整，要出名的！”
往后，管彦博与办《驼铃》的几位老师渐渐熟悉起来，写作兴趣日渐高涨。高二那年，管彦博勒紧裤带，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订了半年的《诗神》，认真研读。半年后，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这个秋天，我不敢回家看望母亲》。
“1994年，我把这首处女作寄给《星星诗刊》之后，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用稿信，这首诗发表在1994年4月的《星星诗刊》上。”叙述这段故事时，管彦博至今还表现出一丝激动的情绪。
管彦博家居住的村庄距县城100多公里，离乡政府所在地10公里，水电路不通，人们的生活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燃烧着。在这“高处不胜寒”的村庄，管彦博肩负着两个坚决的任务：种地写诗和赡养父母。
为了尽量增加收入，1997年，他自学烤烟的种植、烘烤、分级扎把等技术，栽了五亩烤烟。成功以后，他每年都种了几亩，除了2002年因烟站推广红花大金元，由于气候原因失败，仅卖得2000多元钱外，每年都有6000至8000元收入。同时，他还鼓动周围的群众种烤烟，自己义务提供技术服务，管彦博也就成了带领群众致富的能手。
让管彦博记忆犹新的是：1994年的春天，他在耕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耕牛拖到在地里，掌着犁跟着耕牛跑了好长一段距离，手掌被石头划了一个大口子。
当时，管彦博与外界的通信工具就是一台破旧的收音机，由于信号原因，杂音很大，叽里呱啦听不清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白天在庄稼地里干着繁重的农活，晚上在一间幽暗潮湿的小屋里，读书写字，“大山之外的吵闹被阻在大山之外，由于乡村的闭塞与我的孤陋寡闻，耳朵也清静了许多”， 管彦博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写道。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管彦博赶着与他相依10年的老黄牛在地里耕地，一只飞鸟从他的头顶飞过，在旁边的树枝上摆动着，管彦博见状，一个意象突然从他的脑海里闪过：人们忽视一只鸟的存在/一只鸟在人们心里/也没什么分量/而我／还花时间去想些东西。于是，管彦博赶忙解开老黄牛身上的犁，跑回家里，迅速写下《庄稼里看鸟》。
管彦博的很多诗歌都是这样“在偶然间获得的”。
在那个原始的山村，惟一的通讯方式就是邮递。双坪乡只有一个邮政代办点，这个代办点就成了管彦博诗歌的发射基地。他定期步行10余公里来到代办点，把诗歌投寄出去，把属于自己的信函带回家，一个人在煤油灯下静静地读，静静地写。
大山里的坚守者
我不能为苍白的生命加重和涂色/也要为被屈辱的灵魂歌唱/纵使所有的人都厌倦了倾诉和叙述/我仍是世间最后一个悲伤的歌者
——《孤灯》
一个人的地位低下／并不影响他的高尚／我在黑暗中／依然活得自尊而开心
——《夜间的我》
1995年年底，管彦博给《绿风诗刊》寄去组诗——《诗篇或世纪音乐》。过了一段时间，用稿回信来了，打开一看，上面写道：“管彦博先生：大作《诗篇或世纪音乐 》选留，请勿他投。” 就因为那一组诗，他意外地成为《绿风诗刊》的重点作者。
多年来，他耕作的10余亩土地，既盛产粮食，也盛产诗歌。在管彦博的书柜里，记者看到近20个写满诗歌的笔记本，这是他自1993年至2005年创作的诗歌手抄诗集。
“我只是在将生活与思想表现出来，没想到今天收集起来却成了一笔意外的财富。”管彦博说：“每年年底，我都要对自己一年来的诗歌进行整理，并工整地抄在一个笔记本上，一年一本。其实这就是一套手抄丛书，丛书取名叫《不舍室写作集》，接下来是‘××年卷’，同时还有一个‘集名’。”
2004年夏天，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任教的三哥的帮助下，管彦博花了近2000元钱，自费印刷了诗集——《点石诗存》，收集了管彦博近10年来的重要诗作，不过印量仅100本。
从1993年到2005年的12年间，管彦博一边耕地，一边写诗，创作诗歌数百首，并登上了《星星》、《绿风》、《诗歌报月刊》等诗刊，创作了三组《诗篇或世纪音乐》组诗及《爱你是我不敢表达的诗歌》等重要诗作。连续两次获得“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慧眼奖”（1998年度和1999年度）和“第二届河南省高校豫园星笔会诗歌创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创作简历收入《中国文艺家辞典》等多种辞书，作品《永不放弃》收入《中国网络诗歌前沿佳作评赏》。随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也意外地降落在这个农民的头上。
多年来，管彦博放弃了参军的机会，也没有外出打过工，直到2005年夏天，管彦博因为写诗的原因，他所在的双坪乡政府打算请他到党政办工室处理文字工作。由此，管彦博的生活了10余年的生活方式才有了丁点的改变，他写诗也从用笔写字变为用键盘打字。
1997年，因为他写诗和拥有许多书的关系，一个正读初中的女孩经常找他借书看，后来便相互爱上了，并在2000年国庆结了婚，那时他已26岁。2001年孩子管不凡出世，他的妻子柯昌慧在离开学校多年后参加了中考，并被录取到黔西师范，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作为丈夫，管彦博既要挣钱，又要照顾老人和孩子，但他仍无怨地尽力为妻子解决后顾之忧。
出一本书是每个搞写作的人心中的梦想，想出一部诗集的想法管彦博也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三十岁那年。第二次是写作满十年时，又想印一卷诗总结，最终，由于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原因，出诗集的梦只得流产”。
今年夏天，管彦博又编了几部诗集，用电子邮件发两部给《诗刊文库》编委会，编辑看后认为可列入《诗刊文库》出版，但需助销一千册，出两部七印张以上的诗集，管彦博要付四万元左右。想来想去，他决定还是放弃。因为钱对他来说还有更大的作用。
2005年第二期《高原》“卷首语”中还有这样的话：管彦博这一现象在贵州诗界，无疑是一个个案，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个案。
贵州省社科院蔡贞眠得知他的情况后分析认为，一向顶着烈日寒风劳作，过着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日子的人们为何要选择离乡背井、外出打工挣钱却不肯安于现状？而管彦博为何总是喜欢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握着钢笔，一边面对土地、一边面对纸张，在看见金黄玉米的同时又吟诵心爱的诗句，并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恐怕这才是管彦博的神秘之处和价值所在。
“读彦博的诗，就如进行一次心灵的长旅，感受他诗歌所带来的快感与痛苦的交织”。《贵州都市报》编辑田峰说：“每次阅读，我都是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
当记者问到未来的打算时，管彦博说，“我仅仅在想，将来孩子在哪儿读书，我就在哪儿打工挣钱供孩子，做好一个标准的走读父亲的同时继续写我的诗歌。”
9月15日傍晚，辛勤劳作了一天的管彦博打完烤烟嫩芽后，背着一筐青草蹒跚地往家里赶，落日的余晖斜射下来，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晚上，吃完饭后，他走到自己的房间，在几张密麻的稿签上反复涂抹与删改。
管彦博，33岁，贵州省赫章县双坪乡新田村农民。与９亿农民不一样的是，10多年来，管彦博辛勤的汗水不仅流在自己的10多亩土地上，还侵蚀上万页的稿签。他除了种植禾苗之外，还有一样很不寻常的东西：数百首精致的诗歌。
管彦博喜欢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握着钢笔，一边面对土地、一边面对纸张，在看见金黄玉米的同时又吟诵心爱的诗句。
这个“农民诗人”的生存状态，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法拷贝。
一个农家孩子的求学路
庄稼和诗歌／如两朵在我手掌上燃烧的火焰/我逐渐被耗尽／大地和纸页/渐渐吸干我喷涌的血，我把我的身体全部拆开/连手指也一节一节地折断。我喜欢疼痛
如果挣扎不是一种美／比生命更持久的美/我为何苦苦在白纸上挣扎。群星闪烁/被星光照耀的大地也安详而美丽/然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目光习惯黑暗
——管彦博（《诗篇》）
记者从贵阳出发，辗转大方毕节等地，8小时行驶500公里抵达赫章县城，沿山脊梁蜿蜒爬行，60公里山路整整用了4个小时，我们才到达双坪乡新田村新田组。管彦博一家住在一个海拔2300余米的山坳里，一栋100平方米左右的青色石木结构瓦房依山而建，院子旁边是一座烘烤烟叶的烤房。他的书房比较简陋，墙上刻着几个空心字：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就是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管彦博生活与写作的居所。
管彦博家里有80岁左右的父母、妻子、儿子共5口人，一家的生活之本就是十余亩产量不到3000斤玉米的黄土。父亲管仕明是一位乡村干部、母亲是文盲，上有大哥二哥三哥和三个姐姐，管彦博在家里最小。和许多农民的孩子一样，管彦博在泥巴堆里长到八岁时，父母让他跟邻居大点的孩子到附近的坪子村上小学。学校位于家门口一座大山的顶上，每一天，他需要带着母亲给他烧煮的鸡蛋或包谷，出门后一直爬，约一个小时，转过几座小山头才能抵达。
“我们上学是早出晚归，中午在学校的山上烧洋芋吃，学校所在地缺水，每个下午，我们一个个黑着脸、嘴、手上课。有次老师问我你的手怎么了？其实没什么，只是黑得已经看不出手的样子而已。”
刚读书时，学校还种地，有时安排去割草积肥，有时去栽洋芋，“似乎还捡过青杠子，好像是拿去制酒，有的同学早上上学时带了粪撮，沿路有牲畜粪便就把它捡起，晚上回来继续捡。我很少捡粪，一般是捡柴，早上带着柴刀出来，中午可以砍柴拿到学校去，晚上可以砍柴扛回家来。”
管彦博在那所学校只读完三年级，“因为我们年级只剩下五个人了，无法开班，有三个留级，有个和我成绩稍好点就转学到公办学校法都小学。”由于父亲生病在家，管彦博在学校成绩也不好，几乎每节课都受到老师批评，有时管彦博在出面割草或打猪草时，就一个人偷偷地哭，“过得相当苦闷，想死的念头都有了”，管彦博回忆说，“现在想来，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真的很危险”。
法都小学离管彦博家有四公里多，一到冬天，去上课就更加赶不上，每天起来，他还要到离家半公里多的河边去挑一担水回来，再去上学，有时起床晚了，估计要迟到，不吃早餐跑到教室才慢慢喘气，由于学习不好，回家后农活太多，他升初中时落榜，复读一年，他才踏进了初中的大门。
1986年秋天，管彦博读到初二。三哥管鹏接到了毕节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家里就只剩下两位体弱多病的老人了。
中考落选后，管彦博没按照父亲的意愿去补习，而是拿着父亲拿给他的50元补习费悄悄来到可乐乡中学。他做出了人生一个重要的决定：读高中。
高一那年，三哥管鹏又被学校推荐到西南师大，家里更加举步维艰。到了高三，给管彦博上课的老师大部分调进城里了。当地教育部门将管彦博及全班同学转学到赫章一中就读。管彦博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生病，父亲“愤怒”地做着家务……
管彦博每次回家，看到父母带病劳作，日渐消瘦的情形，心里一阵一阵揪心的痛，有一次，他向父母要生活费时，父亲悄然泪流满面，管彦博也跟着哭了起来。
会考结束，管彦博放弃了高考，怀抱几本文学书籍，“像当年出走的样子，扛着微不足道的行李和诗稿，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村”。
那是1993年12月的冬天。
种植土地与诗稿
我在黔西北一个无名无姓的村庄栖居／一手拖着黑夜一手举着灯盏／独自前行／阳光下我捧读生活的庄稼／夜晚我跟我尊敬的大师和朋友倾谈
——管彦博（《乡村活法》）
从小学到初中，管彦博几乎没看过课外书籍，作文也屡受老师的批评。到了高中，第一篇作文就意外地受到老师的褒奖，一下子扭转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和兴趣，紧张的学习之余，课外阅读成了管彦博的一种消遣方式。
一次，学校的墙报上抄了管彦博写的一篇小散文诗，当时正在学校办油印刊物《驼铃》的李文均老师见后，对管彦博说：“好好整，要出名的！”
往后，管彦博与办《驼铃》的几位老师渐渐熟悉起来，写作兴趣日渐高涨。高二那年，管彦博勒紧裤带，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订了半年的《诗神》，认真研读。半年后，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这个秋天，我不敢回家看望母亲》。
“1994年，我把这首处女作寄给《星星诗刊》之后，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用稿信，这首诗发表在1994年4月的《星星诗刊》上。”叙述这段故事时，管彦博至今还表现出一丝激动的情绪。
管彦博家居住的村庄距县城100多公里，离乡政府所在地10公里，水电路不通，人们的生活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燃烧着。在这“高处不胜寒”的村庄，管彦博肩负着两个坚决的任务：种地写诗和赡养父母。
为了尽量增加收入，1997年，他自学烤烟的种植、烘烤、分级扎把等技术，栽了五亩烤烟。成功以后，他每年都种了几亩，除了2002年因烟站推广红花大金元，由于气候原因失败，仅卖得2000多元钱外，每年都有6000至8000元收入。同时，他还鼓动周围的群众种烤烟，自己义务提供技术服务，管彦博也就成了带领群众致富的能手。
让管彦博记忆犹新的是：1994年的春天，他在耕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耕牛拖到在地里，掌着犁跟着耕牛跑了好长一段距离，手掌被石头划了一个大口子。
当时，管彦博与外界的通信工具就是一台破旧的收音机，由于信号原因，杂音很大，叽里呱啦听不清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白天在庄稼地里干着繁重的农活，晚上在一间幽暗潮湿的小屋里，读书写字，“大山之外的吵闹被阻在大山之外，由于乡村的闭塞与我的孤陋寡闻，耳朵也清静了许多”， 管彦博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写道。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管彦博赶着与他相依10年的老黄牛在地里耕地，一只飞鸟从他的头顶飞过，在旁边的树枝上摆动着，管彦博见状，一个意象突然从他的脑海里闪过：人们忽视一只鸟的存在/一只鸟在人们心里/也没什么分量/而我／还花时间去想些东西。于是，管彦博赶忙解开老黄牛身上的犁，跑回家里，迅速写下《庄稼里看鸟》。
管彦博的很多诗歌都是这样“在偶然间获得的”。
在那个原始的山村，惟一的通讯方式就是邮递。双坪乡只有一个邮政代办点，这个代办点就成了管彦博诗歌的发射基地。他定期步行10余公里来到代办点，把诗歌投寄出去，把属于自己的信函带回家，一个人在煤油灯下静静地读，静静地写。
大山里的坚守者
我不能为苍白的生命加重和涂色/也要为被屈辱的灵魂歌唱/纵使所有的人都厌倦了倾诉和叙述/我仍是世间最后一个悲伤的歌者
——《孤灯》
一个人的地位低下／并不影响他的高尚／我在黑暗中／依然活得自尊而开心
——《夜间的我》
1995年年底，管彦博给《绿风诗刊》寄去组诗——《诗篇或世纪音乐》。过了一段时间，用稿回信来了，打开一看，上面写道：“管彦博先生：大作《诗篇或世纪音乐 》选留，请勿他投。” 就因为那一组诗，他意外地成为《绿风诗刊》的重点作者。
多年来，他耕作的10余亩土地，既盛产粮食，也盛产诗歌。在管彦博的书柜里，记者看到近20个写满诗歌的笔记本，这是他自1993年至2005年创作的诗歌手抄诗集。
“我只是在将生活与思想表现出来，没想到今天收集起来却成了一笔意外的财富。”管彦博说：“每年年底，我都要对自己一年来的诗歌进行整理，并工整地抄在一个笔记本上，一年一本。其实这就是一套手抄丛书，丛书取名叫《不舍室写作集》，接下来是‘××年卷’，同时还有一个‘集名’。”
2004年夏天，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任教的三哥的帮助下，管彦博花了近2000元钱，自费印刷了诗集——《点石诗存》，收集了管彦博近10年来的重要诗作，不过印量仅100本。
从1993年到2005年的12年间，管彦博一边耕地，一边写诗，创作诗歌数百首，并登上了《星星》、《绿风》、《诗歌报月刊》等诗刊，创作了三组《诗篇或世纪音乐》组诗及《爱你是我不敢表达的诗歌》等重要诗作。连续两次获得“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慧眼奖”（1998年度和1999年度）和“第二届河南省高校豫园星笔会诗歌创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创作简历收入《中国文艺家辞典》等多种辞书，作品《永不放弃》收入《中国网络诗歌前沿佳作评赏》。随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也意外地降落在这个农民的头上。
多年来，管彦博放弃了参军的机会，也没有外出打过工，直到2005年夏天，管彦博因为写诗的原因，他所在的双坪乡政府打算请他到党政办工室处理文字工作。由此，管彦博的生活了10余年的生活方式才有了丁点的改变，他写诗也从用笔写字变为用键盘打字。
1997年，因为他写诗和拥有许多书的关系，一个正读初中的女孩经常找他借书看，后来便相互爱上了，并在2000年国庆结了婚，那时他已26岁。2001年孩子管不凡出世，他的妻子柯昌慧在离开学校多年后参加了中考，并被录取到黔西师范，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作为丈夫，管彦博既要挣钱，又要照顾老人和孩子，但他仍无怨地尽力为妻子解决后顾之忧。
出一本书是每个搞写作的人心中的梦想，想出一部诗集的想法管彦博也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三十岁那年。第二次是写作满十年时，又想印一卷诗总结，最终，由于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原因，出诗集的梦只得流产”。
今年夏天，管彦博又编了几部诗集，用电子邮件发两部给《诗刊文库》编委会，编辑看后认为可列入《诗刊文库》出版，但需助销一千册，出两部七印张以上的诗集，管彦博要付四万元左右。想来想去，他决定还是放弃。因为钱对他来说还有更大的作用。
2005年第二期《高原》“卷首语”中还有这样的话：管彦博这一现象在贵州诗界，无疑是一个个案，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个案。
贵州省社科院蔡贞眠得知他的情况后分析认为，一向顶着烈日寒风劳作，过着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日子的人们为何要选择离乡背井、外出打工挣钱却不肯安于现状？而管彦博为何总是喜欢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握着钢笔，一边面对土地、一边面对纸张，在看见金黄玉米的同时又吟诵心爱的诗句，并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恐怕这才是管彦博的神秘之处和价值所在。
“读彦博的诗，就如进行一次心灵的长旅，感受他诗歌所带来的快感与痛苦的交织”。《贵州都市报》编辑田峰说：“每次阅读，我都是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
当记者问到未来的打算时，管彦博说，“我仅仅在想，将来孩子在哪儿读书，我就在哪儿打工挣钱供孩子，做好一个标准的走读父亲的同时继续写我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