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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大年，中国电影编剧，小说家。满族，193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天津市扶轮中学。1980年至今任专业作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影视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有小说《大撤退》、《女战俘的遭遇》、《公主的女儿》、《尚未污染的山林》等。多部作品获全国和报刊文学奖，被译成英、法、日、韩文在国外出版、发表。
“退学，不当亡国奴！
回家，妈教你！”
我至今记得卢沟桥隆隆的炮声。我家住北平西城寿康里2号，四合院里的人们慌忙往玻璃窗上贴牛皮纸条，防备炮弹震碎的玻璃伤人；夏天也挂上棉门帘，说能挡弹片。此外，老百姓再没有防御措施了。这是1937年七七事变时的往事。我6岁，在胡同口看见一些伤兵过路，居民们上前送茶水、馒头，说是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路军在抵抗日本兵。夜晚，爸爸走到小床边亲吻我和弟弟，只说了一句“乖，听妈妈的话！”就匆匆离去。我趴窗户看见他提了一只小皮箱，由妈妈送出四合院。后来才知道，爸爸跟随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正逢暑假，妈妈不准我出四合院。9月开学，还让我去上学吗？妈妈考虑再三，决心坚持她的教育计划，叫庞妈送我去学校。
我一家四口都与南开中学有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水兵张伯苓死里逃生，痛定思痛，决心创办现代学校，培养有科学知识的青年，教育救国。他向爱国人士募捐，创办了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我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他们崇尚教育救国的思想，同为南开中学教师，在南开恋爱、结婚，主婚人就是校长张伯苓。15年后我和弟弟也是南开的学生。
我母亲接任北平第三十八小学校长。她重视智力早期开发，就拿我做实验，给我制定的教育计划是：3岁进幼稚园，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这个计划妈妈给我讲过多次，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学前妈妈就教我背诵了几十首诗歌，有一首“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只须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寄托着母亲和小学校长对孩子们的希望。
我们原本有个幸福的小家庭。父亲在几所学校兼课，写文章也翻译英文大部头，收入不菲。北京的小康之家多是独门独院，有顺口溜形容这四合院的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厨子洋车胖丫头”。我家的情景大同小异。天棚是夏天给院子遮阳的，北京有棚行，派架子工来搭杉篙席棚，秋后拆走。坐地大瓦缸养金鱼。石榴树是各种花卉的代名词，由花店按季节把含苞待放的盆花送来，凋谢的取走。还有西山的骆驼送煤，井坊的水车送水。上门服务，承包者也按时收费。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有5位佣人：厨师。拉包月的人力车夫，送我父亲上下班，一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没有胖丫头，干杂活的是一位老妈子。再就是我和弟弟一人一位奶妈。我母亲当校长，比谁都忙，孩子托付给奶妈，断奶以后也归她带。我的奶妈姓庞，来自农村，特忠厚，护孩子，为了孩子的事敢跟我母亲吵架，比亲娘还亲。我上幼稚园和小学，都是庞妈接送，昼夜呵护，一直抚养了我6年。
按照母亲的教育计划，我5岁进入北京师大附小，离家近，就在和平门外新华街。庞妈早饭后花两个铜板叫辆洋车（人力车），抱着我坐车去上学，她就在教室窗外等着，形影不离。中午坐洋车回家吃饭，下午再这样跑个来回。好天气她也动员我走一两趟，省下的铜板买了一只小乌龟，满院子爬，是弟弟的玩伴。
日寇侵占了北平，学校虽然复课，校门口却挂起“膏药旗”，师生进出校门必须给它鞠躬。不久还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都是大日本天皇的顺民。三十八小学的情形也一样，母亲愤然辞职，不为日伪做事。最让她伤心的，是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就要接受奴化教育。母亲含着眼泪说：“退学，不当亡国奴！回家，妈教你。”从这天起，爸爸的书桌边摆了一把高腿椅子，庞妈按时抱我坐上去，听妈妈讲课，或者描红写字。
不久，我的二舅、二姨、五姨也带着孩子逃难住进了寿康里2号这座四合院。二舅说，日本兵在城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农村成了人间地狱。母亲说她辞职，不给日伪做事，汉奸迟早会来找麻烦，要二舅设法送我们去香港。
这些亲戚我见过。10个月前，河北省无极县的豪门李府派了两辆蓝呢围子骡马轿车，来北平接四姑娘回府过年，我也跟着回趟姥姥家。长大了才弄明白姥姥家的底细。我姥爷是清朝举人。大舅是保定讲武堂出身的将军。二舅经商，在保定府和天津卫有店铺。五姑娘也在天津念书，因为烫了发，被老举人一耳光打到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她的夫君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也是为了教育救国，他俩回到故乡河北省，在邢台师范学校当校长和教师。如果划经济成分，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官僚地主兼工商业。说好听点，也是书香门第。
“这是中国的地方！
日本兵霸占了，
我们绝不答应！”
妈妈急着离开北平。可是父亲一直没有来信，她就每天夜晚关紧门窗，听武汉电台的广播，了解时局信息。当时武汉是全国抗战中心城市，广播前都要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妈妈多次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跟着广播学唱这首抗战歌，白天教我书写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给我讲解歌词的意思。现在回想起来，妈妈毅然辞职，不为日伪做事；又叫我退学，不受奴化教育，在家学习功课，读写抗战歌曲，不但坚持她的教育计划，而且大义凛然。
二舅花了不少钱，先送我五姨出北平，与携带邢台师范10万册图书的五姨夫会合，去南方开办学校。又连夜把我们母子三人送到天津租界区的六国饭店，脱离了日伪控制。两位奶妈与我们在前门火车站分手时流泪满面，跟妈妈说，弟弟胳膊上有块胎记，我的耳朵垂儿上有颗痣，今生来世，走到天涯海角也能相认。妈妈请二舅留用她们，如果回老家，一定给足路费。 二舅给我们买到了去香港的招商局轮船头等舱客票，又送我们登船。妈妈这年32岁，独自带着两个幼儿，一只皮箱，告别她读书任教、恋爱结婚的福地天津卫，出渤海南下，相信一定能够找到我的父亲。
轮船很大，我和弟弟可以在宽绰的前甲板上跑着玩。妈妈心情很好，时常笑着解答我的问题：海水为什么是黄的？过两天为什么又是蓝的？还拿细绳拴个罐头筒把蓝水打上来，一看却是白的。在大餐间吃饭的时候，妈妈让我唱《义勇军进行曲》，乘客们使劲鼓掌，还有人把我抱到桌上站着，跟我一起唱。
客轮一路停靠好几个码头，妈妈都要带我登岸看一看，买一点当地特产：青岛的梨，上海的奶糖，厦门的香蕉，汕头的荔枝，而且一定要讲这个地方丰富的物产和英雄故事，结论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勤劳勇敢，中国不会亡！
这些故事我听得懂吗？我的课文是：“排排坐，吃果果。小猫来，小狗来，小白兔也来。”怎么一下子就跳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林则徐烧鸦片”呢？在美丽的青岛，妈妈激动地说：“这是中国的地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德国兵占了青岛。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了，日本兵又霸占青岛，中国人绝不答应！”我不但听得懂，而且铭刻在心——“中国的地方，外国人霸占了，我们绝不答应！”去香港的途中，触景生情，妈妈提前给我上了一堂爱国主义的历史地理课。
来到香港，举目无亲。先住旅馆，花销太大，就到棚户区租住一间窄小潮湿的陋室栖身。妈妈每天清早做饭，出去打零工，傍晚回来必定给我补习功课，伺弄我们洗脸刷牙、上床以后，她还要给内地的熟人写信，寻找我父亲。这时我才发现，仅有的一只皮箱里，除了衣物，就是我的课本、纸笔墨盒。我们已经沦为穷困的难民了，与从前的生活有天壤之别。
妈妈也曾带着我和弟弟到繁华的街区逛一逛，给我讲这里为什么叫维多利亚港湾，为什么英国人住高楼大厦，中国人反而住在棚户区。一天夜晚，我们在九龙眺望灯火辉煌的香港岛，连着水中倒影，好看极了。妈妈又说，香港是个好地方，中国的好地方！
把逃难的故事写成书
爸爸终于赶来香港，把我们接到广州，遇上日寇数十架飞机大轰炸；来到长沙，又赶上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惊慌失措的警备司令“焦土抗战”，把一座古城焚毁十之七八。爸爸一度从军，不能带家眷。因此又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湖南、广西、贵州的城镇和农村辗转逃难——先到省城桂林、贵阳，躲不开敌机疯狂的轰炸，许多机关、学校也都迁往郊外。又到冷水滩、耒阳等县镇。最长久的是在小水铺金盆乡农民家住了三年。妈妈独力支撑着这个家，没有放弃她的教育计划，就是在桂林七星岩大山洞里躲空袭警报，也要教我和弟弟读书写字。一旦有了条件，妈妈就让我插班、跳班去上学。当五姨夫在冷水滩祠堂里办起了铁路扶轮中学的时候，当我父亲在小水铺农村办起了师范专科学校的时候，妈妈都欣然担任教师，坚持他们教育救国的理想。
我也很争气，按照妈妈的教育计划，10岁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住校，从双层床的高铺摔下来，左臂脱臼。学生伙食是糙米红薯饭，没有菜，每桌每餐永远是一盘干辣椒炒粗盐粒，吃得我常流鼻血。妈妈前来探视，见我用绷带挂着左胳膊读书，笑着说“毕竟年龄太小”，一语未毕，泪如雨下。
我第一次看见父母争吵，还是爸爸有权威，决定让我休学，回家玩半年，增强体质。果然见效，我下河摸鱼，爬树掏鸟，个头也蹿高了，再次入学读初一。
1944年日寇大举进犯湘桂，打到了贵州独山，造成百万难民惨绝人寰的湘桂大撤退。我们的难民火车拥堵在全国最后一段黔桂铁路上，日本兵跑到了前头。难民们扶老携幼，绵延千里，走进云贵高原的打狗河谷，多次遭到土匪抢劫，连我的毛衣都被扒走，爸爸说：“一贫如洗，就不怕土匪抢劫了。”果然，饥民可畏，此后反倒是难民看见土匪就追，一直追进村寨，任你打杀，全然不顾，几个钟头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几百具尸体，难民大队又浩浩荡荡地上路了。这年我13岁，可以当父母的帮手，挖野菜，撸树叶，煮地瓜粥，搀扶妈妈过河沟，跋涉半年，终于走到了贵阳。由于虱子传染，母亲和我同时罹患危重猩红热。医院束手无策。幸亏父亲的同学从美军那里要来盘尼西林（青霉素），救了我母子一命。我不知道恩人的姓名，但听说买盘尼西林要金条，这位贵州大学教授如何买得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次著名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武汉失守后20万人在宜昌乘民生公司轮船，冒着敌机轰炸，从三峡撤退到重庆，保存了抗战力量。敦刻尔克大撤退，英法联军30多万人，从法国敦刻尔克港，乘1000多艘民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撤回英国，保存了反法西斯兵力。唯独百万难民的湘桂大撤退不见经传。妈妈说这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是爱国的。民族的灾难不能忘记。所以40年之后我把难民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大撤退》，奉献读者，也纪念母亲。
日本鬼子已无力进攻贵阳，来年就要挨原子弹了。我们家的逃难也到达终点站重庆，父亲在乡村建设学院任教授，母亲当图书管理员，继续教育救国的工作。张伯苓校长有远见，七七事变前就在沙坪坝新建了重庆南开中学。父母又把我和弟弟送进南开校园。家里太穷了，妈妈说这时候学成语“家徒四壁”最好理解。南开也给了我兄弟俩“清寒学生助学金”，住校，免交学费。
沙坪坝离家100多里，只有寒暑假才回家。此时乡村建设学院也放假，我就去帮妈妈整理图书，破损缺页的都粘好，同时获得进入书库阅读的“特权”，连“禁书”都可以翻一翻，《金瓶梅》《大众哲学》不外借，我也身靠书架读完了。十几个寒暑假都钻图书馆，养成了爱书和读书的好习惯。
我没有按照母亲的教育计划上大学。重庆刚解放就参军了，翌年入朝作战。母亲含辛茹苦，积劳成疾，罹患不治之败血症，45岁就过早地撒手人寰。我想母亲会原谅儿子未能在病榻前尽孝。可以告慰您的是，我把军人微薄的津贴费全寄给新华书店买书，朝鲜战争虽然激烈，只要抓紧时间，树林、坑道皆可读书。出国作战4年，我荣立4次战功，读书200多本，比在校学生读书还多，这是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岁月飘忽，斗转星移。多难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母亲节到了，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母亲的辛劳，崇敬这伟大的母爱。
写给妈妈的话
妈妈的爱，武装到我的牙齿
赵大年
吃花生，啃排骨，很多老年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在耄耋之年却做得很轻松、愉快。我的牙齿怎么还这么好呢？我没有保养秘笈，就是讲究口腔卫生。
我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妈妈您是一位小学校长，正是在您的教育下，我从小就养成了刷牙的习惯，同时也培养了爱牙护齿的意识。
从我三四岁记事起我就刷牙，每次刷牙您都鼓励我用温水刷，挤一点牙膏，用软毛的小牙刷，告诉我上下刷、里外刷，要慢慢刷，不要着急。
小时候您管我，除了刷牙之外，爱护口腔还有很多事，比如吃饺子要蘸醋，醋是酸的，这个饭后不能刷牙，因为酸一泡珐琅质就软化了，这时候刷牙就把珐琅质破坏了。再有，尤其在换牙的时候，您不让我嗑瓜子，不让啃骨头，免得牙畸形。
从我身上不难看出，如果小时候没有您的鼓励和督促，也许就不会养成令我受益终身保护牙齿的好习惯，我非常感激您，您的爱已经武装到了我的牙齿！
编辑手记
执着老人执着爱
辛娅
又见赵老，已是数年以后，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铄、声如洪钟。
“你带U盘了吧？我把文章拷贝给你。”赵老边说边熟练地操作起来。“赵老，我自己来吧！”“还是我来吧。我从九○年就开始玩电脑了，比你溜！”复制、粘贴、存盘，不到半分钟，一切OK啦。赵老不无自豪地说：“看我像个固执的老头儿吧，凡事我喜欢自己做，不倚老卖老，我是最早玩电脑的人，要与时俱进啊！”
“你稍等会儿，我再找找看。过去的老照片是肯定找不到了，好像有一张李滨声给我画的漫画。”“赵老，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算了！”赵老不顾我们的反对，以他的沉默表示着他的态度，执意翻箱倒柜起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赵老的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儿。突然，他拿起一个很古老的信封，坐到写字台前，打开一看，我们全惊呆了，两张照片都已泛黄，一张是赵老母亲任北平第三十八小学校长时的照片，一张是赵老儿时与弟弟大业的合影。我们惊喜过望！
赵老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两张泛黄的老照片，忽然，他的眼神凝固在母亲的照片上，喃喃地说：“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可惜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赵老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责编：辛娅）
赵大年，中国电影编剧，小说家。满族，193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天津市扶轮中学。1980年至今任专业作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影视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有小说《大撤退》、《女战俘的遭遇》、《公主的女儿》、《尚未污染的山林》等。多部作品获全国和报刊文学奖，被译成英、法、日、韩文在国外出版、发表。
“退学，不当亡国奴！
回家，妈教你！”
我至今记得卢沟桥隆隆的炮声。我家住北平西城寿康里2号，四合院里的人们慌忙往玻璃窗上贴牛皮纸条，防备炮弹震碎的玻璃伤人；夏天也挂上棉门帘，说能挡弹片。此外，老百姓再没有防御措施了。这是1937年七七事变时的往事。我6岁，在胡同口看见一些伤兵过路，居民们上前送茶水、馒头，说是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路军在抵抗日本兵。夜晚，爸爸走到小床边亲吻我和弟弟，只说了一句“乖，听妈妈的话！”就匆匆离去。我趴窗户看见他提了一只小皮箱，由妈妈送出四合院。后来才知道，爸爸跟随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正逢暑假，妈妈不准我出四合院。9月开学，还让我去上学吗？妈妈考虑再三，决心坚持她的教育计划，叫庞妈送我去学校。
我一家四口都与南开中学有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水兵张伯苓死里逃生，痛定思痛，决心创办现代学校，培养有科学知识的青年，教育救国。他向爱国人士募捐，创办了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我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他们崇尚教育救国的思想，同为南开中学教师，在南开恋爱、结婚，主婚人就是校长张伯苓。15年后我和弟弟也是南开的学生。
我母亲接任北平第三十八小学校长。她重视智力早期开发，就拿我做实验，给我制定的教育计划是：3岁进幼稚园，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这个计划妈妈给我讲过多次，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学前妈妈就教我背诵了几十首诗歌，有一首“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只须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寄托着母亲和小学校长对孩子们的希望。
我们原本有个幸福的小家庭。父亲在几所学校兼课，写文章也翻译英文大部头，收入不菲。北京的小康之家多是独门独院，有顺口溜形容这四合院的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厨子洋车胖丫头”。我家的情景大同小异。天棚是夏天给院子遮阳的，北京有棚行，派架子工来搭杉篙席棚，秋后拆走。坐地大瓦缸养金鱼。石榴树是各种花卉的代名词，由花店按季节把含苞待放的盆花送来，凋谢的取走。还有西山的骆驼送煤，井坊的水车送水。上门服务，承包者也按时收费。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有5位佣人：厨师。拉包月的人力车夫，送我父亲上下班，一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没有胖丫头，干杂活的是一位老妈子。再就是我和弟弟一人一位奶妈。我母亲当校长，比谁都忙，孩子托付给奶妈，断奶以后也归她带。我的奶妈姓庞，来自农村，特忠厚，护孩子，为了孩子的事敢跟我母亲吵架，比亲娘还亲。我上幼稚园和小学，都是庞妈接送，昼夜呵护，一直抚养了我6年。
按照母亲的教育计划，我5岁进入北京师大附小，离家近，就在和平门外新华街。庞妈早饭后花两个铜板叫辆洋车（人力车），抱着我坐车去上学，她就在教室窗外等着，形影不离。中午坐洋车回家吃饭，下午再这样跑个来回。好天气她也动员我走一两趟，省下的铜板买了一只小乌龟，满院子爬，是弟弟的玩伴。
日寇侵占了北平，学校虽然复课，校门口却挂起“膏药旗”，师生进出校门必须给它鞠躬。不久还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都是大日本天皇的顺民。三十八小学的情形也一样，母亲愤然辞职，不为日伪做事。最让她伤心的，是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就要接受奴化教育。母亲含着眼泪说：“退学，不当亡国奴！回家，妈教你。”从这天起，爸爸的书桌边摆了一把高腿椅子，庞妈按时抱我坐上去，听妈妈讲课，或者描红写字。
不久，我的二舅、二姨、五姨也带着孩子逃难住进了寿康里2号这座四合院。二舅说，日本兵在城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农村成了人间地狱。母亲说她辞职，不给日伪做事，汉奸迟早会来找麻烦，要二舅设法送我们去香港。
这些亲戚我见过。10个月前，河北省无极县的豪门李府派了两辆蓝呢围子骡马轿车，来北平接四姑娘回府过年，我也跟着回趟姥姥家。长大了才弄明白姥姥家的底细。我姥爷是清朝举人。大舅是保定讲武堂出身的将军。二舅经商，在保定府和天津卫有店铺。五姑娘也在天津念书，因为烫了发，被老举人一耳光打到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她的夫君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也是为了教育救国，他俩回到故乡河北省，在邢台师范学校当校长和教师。如果划经济成分，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官僚地主兼工商业。说好听点，也是书香门第。
“这是中国的地方！
日本兵霸占了，
我们绝不答应！”
妈妈急着离开北平。可是父亲一直没有来信，她就每天夜晚关紧门窗，听武汉电台的广播，了解时局信息。当时武汉是全国抗战中心城市，广播前都要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妈妈多次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跟着广播学唱这首抗战歌，白天教我书写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给我讲解歌词的意思。现在回想起来，妈妈毅然辞职，不为日伪做事；又叫我退学，不受奴化教育，在家学习功课，读写抗战歌曲，不但坚持她的教育计划，而且大义凛然。
二舅花了不少钱，先送我五姨出北平，与携带邢台师范10万册图书的五姨夫会合，去南方开办学校。又连夜把我们母子三人送到天津租界区的六国饭店，脱离了日伪控制。两位奶妈与我们在前门火车站分手时流泪满面，跟妈妈说，弟弟胳膊上有块胎记，我的耳朵垂儿上有颗痣，今生来世，走到天涯海角也能相认。妈妈请二舅留用她们，如果回老家，一定给足路费。 二舅给我们买到了去香港的招商局轮船头等舱客票，又送我们登船。妈妈这年32岁，独自带着两个幼儿，一只皮箱，告别她读书任教、恋爱结婚的福地天津卫，出渤海南下，相信一定能够找到我的父亲。
轮船很大，我和弟弟可以在宽绰的前甲板上跑着玩。妈妈心情很好，时常笑着解答我的问题：海水为什么是黄的？过两天为什么又是蓝的？还拿细绳拴个罐头筒把蓝水打上来，一看却是白的。在大餐间吃饭的时候，妈妈让我唱《义勇军进行曲》，乘客们使劲鼓掌，还有人把我抱到桌上站着，跟我一起唱。
客轮一路停靠好几个码头，妈妈都要带我登岸看一看，买一点当地特产：青岛的梨，上海的奶糖，厦门的香蕉，汕头的荔枝，而且一定要讲这个地方丰富的物产和英雄故事，结论都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勤劳勇敢，中国不会亡！
这些故事我听得懂吗？我的课文是：“排排坐，吃果果。小猫来，小狗来，小白兔也来。”怎么一下子就跳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林则徐烧鸦片”呢？在美丽的青岛，妈妈激动地说：“这是中国的地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德国兵占了青岛。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了，日本兵又霸占青岛，中国人绝不答应！”我不但听得懂，而且铭刻在心——“中国的地方，外国人霸占了，我们绝不答应！”去香港的途中，触景生情，妈妈提前给我上了一堂爱国主义的历史地理课。
来到香港，举目无亲。先住旅馆，花销太大，就到棚户区租住一间窄小潮湿的陋室栖身。妈妈每天清早做饭，出去打零工，傍晚回来必定给我补习功课，伺弄我们洗脸刷牙、上床以后，她还要给内地的熟人写信，寻找我父亲。这时我才发现，仅有的一只皮箱里，除了衣物，就是我的课本、纸笔墨盒。我们已经沦为穷困的难民了，与从前的生活有天壤之别。
妈妈也曾带着我和弟弟到繁华的街区逛一逛，给我讲这里为什么叫维多利亚港湾，为什么英国人住高楼大厦，中国人反而住在棚户区。一天夜晚，我们在九龙眺望灯火辉煌的香港岛，连着水中倒影，好看极了。妈妈又说，香港是个好地方，中国的好地方！
把逃难的故事写成书
爸爸终于赶来香港，把我们接到广州，遇上日寇数十架飞机大轰炸；来到长沙，又赶上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惊慌失措的警备司令“焦土抗战”，把一座古城焚毁十之七八。爸爸一度从军，不能带家眷。因此又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湖南、广西、贵州的城镇和农村辗转逃难——先到省城桂林、贵阳，躲不开敌机疯狂的轰炸，许多机关、学校也都迁往郊外。又到冷水滩、耒阳等县镇。最长久的是在小水铺金盆乡农民家住了三年。妈妈独力支撑着这个家，没有放弃她的教育计划，就是在桂林七星岩大山洞里躲空袭警报，也要教我和弟弟读书写字。一旦有了条件，妈妈就让我插班、跳班去上学。当五姨夫在冷水滩祠堂里办起了铁路扶轮中学的时候，当我父亲在小水铺农村办起了师范专科学校的时候，妈妈都欣然担任教师，坚持他们教育救国的理想。
我也很争气，按照妈妈的教育计划，10岁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住校，从双层床的高铺摔下来，左臂脱臼。学生伙食是糙米红薯饭，没有菜，每桌每餐永远是一盘干辣椒炒粗盐粒，吃得我常流鼻血。妈妈前来探视，见我用绷带挂着左胳膊读书，笑着说“毕竟年龄太小”，一语未毕，泪如雨下。
我第一次看见父母争吵，还是爸爸有权威，决定让我休学，回家玩半年，增强体质。果然见效，我下河摸鱼，爬树掏鸟，个头也蹿高了，再次入学读初一。
1944年日寇大举进犯湘桂，打到了贵州独山，造成百万难民惨绝人寰的湘桂大撤退。我们的难民火车拥堵在全国最后一段黔桂铁路上，日本兵跑到了前头。难民们扶老携幼，绵延千里，走进云贵高原的打狗河谷，多次遭到土匪抢劫，连我的毛衣都被扒走，爸爸说：“一贫如洗，就不怕土匪抢劫了。”果然，饥民可畏，此后反倒是难民看见土匪就追，一直追进村寨，任你打杀，全然不顾，几个钟头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几百具尸体，难民大队又浩浩荡荡地上路了。这年我13岁，可以当父母的帮手，挖野菜，撸树叶，煮地瓜粥，搀扶妈妈过河沟，跋涉半年，终于走到了贵阳。由于虱子传染，母亲和我同时罹患危重猩红热。医院束手无策。幸亏父亲的同学从美军那里要来盘尼西林（青霉素），救了我母子一命。我不知道恩人的姓名，但听说买盘尼西林要金条，这位贵州大学教授如何买得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次著名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武汉失守后20万人在宜昌乘民生公司轮船，冒着敌机轰炸，从三峡撤退到重庆，保存了抗战力量。敦刻尔克大撤退，英法联军30多万人，从法国敦刻尔克港，乘1000多艘民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撤回英国，保存了反法西斯兵力。唯独百万难民的湘桂大撤退不见经传。妈妈说这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是爱国的。民族的灾难不能忘记。所以40年之后我把难民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大撤退》，奉献读者，也纪念母亲。
日本鬼子已无力进攻贵阳，来年就要挨原子弹了。我们家的逃难也到达终点站重庆，父亲在乡村建设学院任教授，母亲当图书管理员，继续教育救国的工作。张伯苓校长有远见，七七事变前就在沙坪坝新建了重庆南开中学。父母又把我和弟弟送进南开校园。家里太穷了，妈妈说这时候学成语“家徒四壁”最好理解。南开也给了我兄弟俩“清寒学生助学金”，住校，免交学费。
沙坪坝离家100多里，只有寒暑假才回家。此时乡村建设学院也放假，我就去帮妈妈整理图书，破损缺页的都粘好，同时获得进入书库阅读的“特权”，连“禁书”都可以翻一翻，《金瓶梅》《大众哲学》不外借，我也身靠书架读完了。十几个寒暑假都钻图书馆，养成了爱书和读书的好习惯。
我没有按照母亲的教育计划上大学。重庆刚解放就参军了，翌年入朝作战。母亲含辛茹苦，积劳成疾，罹患不治之败血症，45岁就过早地撒手人寰。我想母亲会原谅儿子未能在病榻前尽孝。可以告慰您的是，我把军人微薄的津贴费全寄给新华书店买书，朝鲜战争虽然激烈，只要抓紧时间，树林、坑道皆可读书。出国作战4年，我荣立4次战功，读书200多本，比在校学生读书还多，这是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岁月飘忽，斗转星移。多难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母亲节到了，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母亲的辛劳，崇敬这伟大的母爱。
写给妈妈的话
妈妈的爱，武装到我的牙齿
赵大年
吃花生，啃排骨，很多老年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在耄耋之年却做得很轻松、愉快。我的牙齿怎么还这么好呢？我没有保养秘笈，就是讲究口腔卫生。
我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妈妈您是一位小学校长，正是在您的教育下，我从小就养成了刷牙的习惯，同时也培养了爱牙护齿的意识。
从我三四岁记事起我就刷牙，每次刷牙您都鼓励我用温水刷，挤一点牙膏，用软毛的小牙刷，告诉我上下刷、里外刷，要慢慢刷，不要着急。
小时候您管我，除了刷牙之外，爱护口腔还有很多事，比如吃饺子要蘸醋，醋是酸的，这个饭后不能刷牙，因为酸一泡珐琅质就软化了，这时候刷牙就把珐琅质破坏了。再有，尤其在换牙的时候，您不让我嗑瓜子，不让啃骨头，免得牙畸形。
从我身上不难看出，如果小时候没有您的鼓励和督促，也许就不会养成令我受益终身保护牙齿的好习惯，我非常感激您，您的爱已经武装到了我的牙齿！
编辑手记
执着老人执着爱
辛娅
又见赵老，已是数年以后，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铄、声如洪钟。
“你带U盘了吧？我把文章拷贝给你。”赵老边说边熟练地操作起来。“赵老，我自己来吧！”“还是我来吧。我从九○年就开始玩电脑了，比你溜！”复制、粘贴、存盘，不到半分钟，一切OK啦。赵老不无自豪地说：“看我像个固执的老头儿吧，凡事我喜欢自己做，不倚老卖老，我是最早玩电脑的人，要与时俱进啊！”
“你稍等会儿，我再找找看。过去的老照片是肯定找不到了，好像有一张李滨声给我画的漫画。”“赵老，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算了！”赵老不顾我们的反对，以他的沉默表示着他的态度，执意翻箱倒柜起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赵老的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儿。突然，他拿起一个很古老的信封，坐到写字台前，打开一看，我们全惊呆了，两张照片都已泛黄，一张是赵老母亲任北平第三十八小学校长时的照片，一张是赵老儿时与弟弟大业的合影。我们惊喜过望！
赵老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两张泛黄的老照片，忽然，他的眼神凝固在母亲的照片上，喃喃地说：“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可惜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赵老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