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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宠儿。自道光三十年正月封为恭亲王后至光绪二十四年病逝，经历了四十年坎坷的政治生涯。这当中，他四次被罢点，但百折不挠，为扶植和挽救大清江山，竭身尽力。难怪一向和他宿怨很深的慈禧也不得不承认，恭亲王奕之死为“失兹柱石”。奕是大清帝国的柱石，从这点上讲，他代表了中国封建最反动腐朽的政治力量，但是，面对“他族之窥伺”，所推行的中国必须自强的内政外交方针、路线则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动摇了那个时代的根基。而这后一点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主要所为。构成奕的自强目标的是新的外交方针的制定，近代化的教育及其工业化的主张上。所以《恭亲王奕大传》的作者称奕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
奕实现自强的第一目标是推行和平外交路线，目的很明确，是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强国之梦。因此，在咸丰十年，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六年又首次向外派遣了外交使团一巡回大使团访问欧美各国。使中国的外交开始走向近代型。在外交思想方面，他抛弃了“天朝大国”的虚骄作风和传统的“尊王攘夷”之道；他的外交策略是：备知底细，动中窥要；恃笔舌以争之，恃理势以折之；先在折服其气，然后乘机即转。这一套外交路线在很长一段时间指导了中国的外交活动，使中国的外交日有起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帝国对中国的侵略。
在教育方面，根据外交和工业化的需要，奕对传统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造。创立了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文馆和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前身为同文馆)，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招生的范围由八旗子弟扩大到满汉举人、贡生及五品以下京外官。学制延长为八年。奕的教育思想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明确的表述为：采西学、制洋器，一扫因循旧积习，不思振作之颓风。
奕对教育的改革引起了那些封建型知识分子的反对。由此开展了一场关于教育改革的大辩论。
在这场大辩论中，奕关于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表达得十分清楚。他认为，招生的范围之所以扩大到满汉举人、贡生及五品以下京外官等优秀知识分子，是因为这些人“读书明理，存心正大”，能抵制洋人。之所以开展科学教育，是因为中国可以雇买外国的先进技术，但是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的人才，探索科学的本源，掌握制造方法，以用轮船敌轮船，机器以御机器。开展西学是实现中国之强之策。否则的话，则和平不能持久，外国侵略将无法防范，“第苟且敷衍目前则可，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者则不可。”
这场辩论奕取胜了。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教育的改革推动了其它领域的近代化。
关于工业的近代化。奕的“自强”目标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内乱御外侮”，这中以前者为主。实现的途径是购置西方的枪炮、轮船包括海军舰队，建立兵工厂仿造西方武器。第二阶段战略目标由“平内乱御外侮”转向“御外侮”。奕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表面依恃的是近代武器，而实际上是因为在它的背后有强力的工业化作为后盾。因此，他认为只有实现近代工业化才可实现自强，才可御外侮。而促使他实现这种战略转移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事件。一个英国使参赞批评中国进步太慢，要求中国“借英日强”；另一是由制造轮船资金不足而引起的关于停造还是不停及由此而起的一场关方工业近代化的大辩论。
在这场大辩论中，奕发动封疆大吏和洋务大员们批斥了宋晋等人关于停造轮船的主张。认为，自造轮船是实现中国自强之要著，如果停造，依赖进口，势必失去自强之望。从经济上看，中法合同已定，如果单方撕毁，则欲省反成更大浪费。目前所用军费虽不少，但由此已形成造船工业中心，培养了第一批海军指挥和造舰人才，其功绩远远不只是几只轮船。奕断言，造船非但不能停，而且要永远造下去。为把船局办得更好，提出：一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提高造船技术；二是今后除造轮船外，再间造商船，以赢利生产养非赢利生产。这里，指出了一条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拓宽生产领域，发展民用工业，以民工养军工；改革了经营方式：除官办之外，可以官督商办，甚至可以商办。半年后第一个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办，以后矿业、铁路、电话也陆续开办。这场辩论使大机器工业在中国站住了脚，并造成了新观念：爱国则赞成工业化，否则就相反。
《恭亲王奕大传》刻画了一幅近代化运动倡导者的肖像，填补了史学上的一项空白。
(《恭亲王奕大传》，董守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第一版，9.00元)
奕
在教育方面，根据外交和工业化的需要，奕
奕
在这场大辩论中，奕
这场辩论奕
关于工业的近代化。奕
在这场大辩论中，奕
《恭亲王奕
(《恭亲王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