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上海通过各种渠道，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工商巨子、银行大亨、文化界名流的身边，通过“红色聚餐会”暗中传递着“山那边”的信息，为迎接黎明的到来而冒险奔波。
　　“红楼”曾是“民主之家”
　　 在上海大世界的斜对面、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870号，有一栋三层楼高的红棉酒家，是一家粤菜馆，当年被冠以“红楼”的美称，平时常有工商界民主人士在此聚餐。红棉酒家的董事长盛丕华，在抗战中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与志同道合的陈叔通、黄炎培、胡厥文等每两周在这里聚餐一次，实则讨论国家大事。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李维汉、刘晓等都曾前来参加过座谈。
　　 经常出席双周聚餐会的中共地下黨员、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李正文曾回忆说：“因我与黄炎培相识，参加了上海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会’）和职教社的活动，包括在红棉酒家举行的大部分工商界聚餐会，还作过两次报告。这个聚餐会就是全国工商联的前身。”除中共领导外，沈钧儒、许广平、周建人、马寅初、章乃器、林汉达等著名民主人士，也曾参加过“红楼”里举行的演讲或座谈，所以，“红楼”隐然成为上海的“民主之家”。
　　董必武：“决不对民主和平失望”
　　 便于掩护的聚餐会，能够迅速传播扩散信息，成为一个半公开的宣传方式。尤其是大型聚餐会，参与人员数量多且来自方方面面，消息隔天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其中，有两次大型聚餐会是在西藏南路19号中国基督教上海青年大楼里举行的，这座九层高大楼的建筑风格中西合璧，一直是各界民主人士聚会之所。楼内雪庚堂餐厅，中西厨艺俱全，大堂宽敞气派，可摆二三十桌。
　　 1947年3月，国共合作破裂，即将离沪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想作一场告别演讲，中共地下党请民建会暗中筹备举办。在预订雪庚堂餐厅时，民建会称“是工商界人士大聚餐，人数约在一二百人以上”。当天，所有客人到齐就座后，董必武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演讲，其中最令人振奋的话是：“朋友们，我们还要回来的！”“决不对民主和平失望！”
　　 中共撤离国统区后，民主同盟活动也受到打击压迫。民盟主席张澜由南京赶到上海，领导盟员坚持斗争。民建会在青年会大楼为他举办了欢迎聚餐会。那天，很多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代表都来到聚餐会，须发皆白、一袭长衫的张澜即席发表了“坚持和平民主协商，决不放弃正义主张”的讲话，让在场人士深为感动。
　　 10月，国民党公开镇压国统区民主运动，宣布民盟非法。中共建议，上海民主党派转入地下，化整为零，这些分散开来的小组在中国银行、钱业公会、浦东同乡会等处餐厅，都曾举行过每周一次的聚餐会。更多的小组聚餐会则是在会员家里举行的，如王艮仲、徐永祚、吴羹梅、王志莘、孟征祥、李文杰和金学成（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报刊编辑兼营商）等，都举办过家庭聚餐会，以“滚雪球”的方式，团结吸收了更多工商界人士前来参加。
　　搜集情报组织策反
　　 当年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个星五聚餐会，由黄炎培主持，参与人数逾百人，包括金融界、工商业名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等。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内迁大后方，参加过重庆星五聚餐会，听过周恩来的报告，还见过毛泽东，如王志莘、王性尧、王宽诚、包玉刚、宋汉章、吴蕴初、冼冠生、胡厥文等。
　　 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自由通商条约，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其伤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利益。经济学家季崇威被邀请到星五聚餐会上作报告;星五会员、上海工业协会理事长吴蕴初出面呈文国民政府，呼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切实采取措施限制美货输入，挽救民族工业”。接着，吴蕴初等五人带队赴南京请愿，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了两千多人的游行队伍到北火车站送行，南京随即派宋子文、陈立夫到上海座谈，由此推动了中共发起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斗争。
　　 1949年春天，华北地区大部已解放。解放军大军压城之际，聚餐会会员还参与了搜集情报和组织策反活动。浦东同乡会的姚惠泉搞到了国民党军队在市郊布防的碉堡工事图，马上交给了解放军。在中央银行任职的黄竞武，不仅将国民党运黄金去台湾的情报密告中共，还曾在会员孟征祥家中聚餐时密谋策反军警人员。后来，黄竞武惨遭特务杀害。
　　 （摘自《上海滩》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