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冯祥亮
男，1940年11月28日生，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三角村人，中等师范学历。1960年参加教育工作成为公办教师；1966—1983年为民办教师；1984年再次转为公办教师。1960—1983年先后于多所农村小学任教；1984—1987年于永安乡中担任初中教师、在岸下村小学担任校长；1987—1996年在正定县教育局工作，主要负责《正定教育志》的编撰工作，获得地方类教育志一等奖；1996—2000年在车站街小学（后改革重组为子龙小学）工作，主要负责教师工会工作。退休后在河北省老年大学正定分校继续学习，并参与三角村村志的编撰工作。
一、两难中的挣扎：求学与务农（1950—1960年）
在当时那个年代，上学和干农活是充满矛盾和对抗的。1947年，我本该上学，大妹妹的出生使我不得不留在家中照顾她。因此我比同龄人上学晚，1950年才开始上学。当时学校的条件特别差，三角村初级小学只有一个复式班和一名老师。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从家里带上凳子，几个人凑一张桌子带过去，拼到班里就是课桌和板凳。三四年级的时候，穷得连桌子都没有了，老师就用土坯垒一排给我们当
桌子。
当时，农忙时学生少，农闲时学生多。学生们一到农忙假就赶去地里帮忙。因为岁数小，干活累，觉得上学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我特别喜欢上学。1956年春天，我在永安高级小学上六年级，因为家中盖房子缺劳动力，我只能辍学回家干活。虽然后来参加了升学考试，但是由于半年没有学习，我没有考上。考不上就只能在家里务农，赶车喂牛、下地除草……什么都干。可是心里，还是想上学。农业劳动的强度很大，一天农活做下来往往一点力气都没有，每天晚上只好躺在床上看书，看三四个小时，也从这开始养成了我躺着读书的习惯。1958年下半年，正定师范开了一个附中班，就是初中，我去参加招生考试，特别顺利地考上了，18岁的我得以继续上初中。
1960年春天，我上初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学校让我们去灵寿“抗旱”“支农”。这期间，我意外地和教育相识，从此携手并进。当时县里教师数量十分紧缺，希望挑选一批参加劳动的初中毕业生接受教师培训。原则是挑选成绩特别突出、在学校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非常意外地选中了我，当时我还没有毕业，但县里说教师紧缺严重，可以直接给我发放毕业证书，我想着当老师挺不错，就答应了。在县里接受了5个多月的教师培训，培训的内容是“抓双基教育——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重点是培训基本技能（包括如何对待学生以及教师教学的基本技能，如板书、教态、教学方法等）。我们还练习讲课，也就是现在的试讲，只不过次数很少，也没有现在专业，就是站到讲台上给坐在下边的培训老师讲讲课。
二、与教育同行：我的从教经历（1960—2000年）
1.摸索：在外教学（1960—1962年）
1960年秋天，我在接受完教师培训后经分配成为蟠桃小学一年级的教师。当时的小学是“包班制”，我需要承担起整个班所有学科的教学任务。一门课程应该教什么、怎么教，作为新教师，我只能慢慢摸索，“摸着石头过河”。我按照自己对教材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每天花2小时备课，然后既当老师又当学生，什么时候讲熟练了、充当学生提的问题都讲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去睡觉；也经常去听一听老教师的课，学习一些经验技巧。当时全县学校推行辽宁北关小学和河南上乐村小学小学生识字“突破万字关”的经验，我们学校也学习了，做法就是把教室的桌子上、板凳上、墻上、地上，凡是学生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写上字，营造一种识字的氛围，用这种方式让学生识字。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还是挺有用的，学生能多识字，教师也不需要太辛苦一遍一遍教。
一学年后，我带的班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县里第一名的好成绩。至于原因，我认为，首先是蟠桃地区紧邻正定县城，生活条件相对其他村来说要好一些，家长们都挺支持孩子上学，学生后顾之忧少；还有就是班上的学生都比较攒劲①，而且我充分利用优秀学生的带头作用，学生之间互帮互助，成绩自然就上去了。由于我教学业绩好，1961年被升调到诸福屯中心小学担任五年级语文老师。当时饥荒严重，孩子们没有精力学习，我让他们怎么舒服怎么坐，你一句我一句念课文，学写字的时候就让他们趴在地上写，只要能学能教，纪律什么的就不提。上完课就去地里找吃的，给扛不住的学生吃。晚上饿得受不了，就躺在床上看书、备课；为了让自己有支撑下去的动力，我练毛笔字，算是苦中作乐吧。
2.蛰伏：中途务农（1963—1966年）
1962年，国家精简教师队伍，其中一个精简对象就是“1958年以后参加教育工作，非师范学校毕业者。”①于是我被下放回村劳动。务农期间，我就是一个庄稼人，天天跟黄土地打交道。但我毕竟当过老师，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都会让我过去记个礼单，写写毛笔字。街上遇到谁家的孩子，就问问现在学到哪、学得怎么样，孩子要是有不懂的不会的，我就主动给他讲。次数多了，好学的孩子就经常跑到家里让我辅导功课。教学是门熟练技术活，时间久了不用，东西就丢了，所以我每天晚上还是坚持看书和备课。
1966年，正定县开始搞“四清”运动，导致后期教师队伍编制严重不足。县里开会说，为了使学生不失学，要招收一部分民办教师。我的转机出现了，县里通知我和其他一些下放教师重新回校任教，所以1966年，我成了民办教师。
3.坚守：“文化大革命”中另辟蹊径抓教学（1966—1976年）
那段时期是我不愿提及和回忆的。那时，正常的教学工作被打乱了，教师们也人人自危，我因出身贫困又没有犯过什么严重错误，学生们听我的话，对我还算尊重，所以未受严重迫害。虽然教学秩序混乱，但我未曾放弃教育和教学，在不接受组织调查和批评的时候，就看看书练练字，能上课的时候就尽量让学生多识字、多练算数。比如学《毛主席语录》的时候，我不仅把每个字教给他们，还让他们给每个字组词、造句，这对小学生非常重要；让学生用《毛主席语录》里出现的字学数数，横排竖排算加减法等，就这样一直坚持教学。 4.多重身份：中学教师和小学校长（1984—1987年）
1984年，按照当时的教师调动原则，学区领导在学区内根据需要有权进行教师调动。永安乡中是正定县第一个乡中，领导安排我到永安乡中负责教学楼建设工作。教学楼完工后，教育局领导计划把我安排到西邢家庄小学做教学主任，但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而拒绝了，请求领导让我留在永安乡中担任语文教师。在我看来，在初中教书和在小学教书，从备课、教学技巧、与学生相处等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比如语文最基础的识字造句，我从不让学生死记怎么读怎么写，这样的学习没有意思②。每个字我都在旁边画个画，不好画的我就用这个字讲个笑话，学生乐呵呵的，一堂课下来就记住了，造句的时候就能想出好多有关联的东西，写作文的时候也能用这种方式想、表达了。和学生相处，我是个老师又不像老师，我不打不批评，经常带着他们上野地①
里，我们坐在一块聊聊天，看看庄稼地，放放风筝，他们就能写出好作文。至于这样安排的原因，应该是20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我成了“老油条”，在教学和管理上有自己的把控了。同时，我坚持家访，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对不学的、顽皮的、家里不支持上学的学生反复家访，保证我的孩子有学上，争取家长的支持和
理解。
1986年，教育局安排我到岸下小学当校长，我本想拒绝，但领导让我看了当年正定县所有小学教学成绩排名，岸下倒数第一。我不忍拒绝，也想尝试改变学校的状况。因而任职后立刻从学校教师着手进行调整改变，清退不合格、不负责的教师，重新聘请工作认真、学历合格的教师；组织教师共同进行教案设计，定期和教师一对一交流；组织师生共同修订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在初见成效后，我被调到县教育局，负责教育志编写工作。编写耗时费力，但我非常满足，也充满斗志。能够整理出、记录下教育在一个地方发生发展的过程，是我从教多年的梦想，也是对我的考验，因此我投入了万分的精力，与编写小组一同努力，几经易稿和审核，耗时9年才最终完成出版。
5.再学习：中师学习阶段（1989—1991年）
1989年，县里为了提升教师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教学技能，让初中学历的教师接受有关中师的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我觉得自己的学历太低，知识和能力也不够，所以参加了这次进修。白天上课，晚上放学后抓紧时间备课，备完课就自学中师的知识，不懂的记在本子上，第二天问同事或者问进修老师。周六周日全天在正定进修学校上课，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学完回家骑着车子都在背课文。学校事情多的时候，晚上就不睡觉，躺着看书做题。1991年，课程结束后通过考核，我拿到中师证书。
6.心系教育：身居教育第二线（1996—2000年）
1996年，因正常工作调动，我被安排到车站街小学负责行政工作，做教师工会主任，主要负责教师福利和教师工会。虽然已经退出教育一线，但我经常进到班级去听听老师们的课，和老师们交流一些问题。把一个学校的教师队伍管理好是非常重要的，不同年级、不同學科、不同年龄段甚至不同性别之间教师的相处模式也是不同的。为了提高教师们的合作意识和教学水平，我组织新老教师互相听评课和共同设计课程的一对一互帮活动。开展一年后，教师间的氛围更融洽，教学要点把握准确合理，学校教学成绩得到明显
提升。
三、离不开的教育：我的退休生活（2000年至今）
“书无穷尽，学无止境。”退休后我参加了河北省老年大学，还担任主编参与三角村村志的编撰工作。盛世修志，可以说对于村文化的发展、帮助村民们真正认识三角村的历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编撰村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料的寻找、整理甚至是真实性的判定都是极其耗费人力物力的。而我始终坚持，就是希望人们能够清晰地了解一个村，甚至更大范围内教育的发展轨迹。这是我在从教过程中甚至是在退休生活中一直尽力在做的，也是我最骄傲的事情。这样的勇气来源于我是一名教师，来自下辈子还要做教师的
信念！
访谈后记
有关冯祥亮老师的口述访谈，经历了寒冬，又到了夏末。从教40年，从意外成为一名教师，到渴求将一辈子献给教育，冯老师和教育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他说，“教育是最不能被遗忘的东西”。
同冯老师一样，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教的老教师群体，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变迁，见证了最贫困时期“躺着学”的教育；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苦中作乐，挣扎着走下去；更在教育的逐步振兴中继续发光发热。他们心中有最朴实无华的教育信念，他们有最简单纯粹的教育梦想。这些，为现阶段的教师教育者和广大教师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铭记教育发展，永远保持一颗教育赤子之心。
最后，十分感谢冯老师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教育成长经历，并将其多年来整理、记录的文字资料供我参考。感谢胡艳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我的父母帮助我联系、沟通，并全程陪伴我完成本次口述史的访谈和整理工作。
向老一代中国教师致敬，向数万万普通教育工作者致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男，1940年11月28日生，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三角村人，中等师范学历。1960年参加教育工作成为公办教师；1966—1983年为民办教师；1984年再次转为公办教师。1960—1983年先后于多所农村小学任教；1984—1987年于永安乡中担任初中教师、在岸下村小学担任校长；1987—1996年在正定县教育局工作，主要负责《正定教育志》的编撰工作，获得地方类教育志一等奖；1996—2000年在车站街小学（后改革重组为子龙小学）工作，主要负责教师工会工作。退休后在河北省老年大学正定分校继续学习，并参与三角村村志的编撰工作。
一、两难中的挣扎：求学与务农（1950—1960年）
在当时那个年代，上学和干农活是充满矛盾和对抗的。1947年，我本该上学，大妹妹的出生使我不得不留在家中照顾她。因此我比同龄人上学晚，1950年才开始上学。当时学校的条件特别差，三角村初级小学只有一个复式班和一名老师。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从家里带上凳子，几个人凑一张桌子带过去，拼到班里就是课桌和板凳。三四年级的时候，穷得连桌子都没有了，老师就用土坯垒一排给我们当
桌子。
当时，农忙时学生少，农闲时学生多。学生们一到农忙假就赶去地里帮忙。因为岁数小，干活累，觉得上学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我特别喜欢上学。1956年春天，我在永安高级小学上六年级，因为家中盖房子缺劳动力，我只能辍学回家干活。虽然后来参加了升学考试，但是由于半年没有学习，我没有考上。考不上就只能在家里务农，赶车喂牛、下地除草……什么都干。可是心里，还是想上学。农业劳动的强度很大，一天农活做下来往往一点力气都没有，每天晚上只好躺在床上看书，看三四个小时，也从这开始养成了我躺着读书的习惯。1958年下半年，正定师范开了一个附中班，就是初中，我去参加招生考试，特别顺利地考上了，18岁的我得以继续上初中。
1960年春天，我上初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学校让我们去灵寿“抗旱”“支农”。这期间，我意外地和教育相识，从此携手并进。当时县里教师数量十分紧缺，希望挑选一批参加劳动的初中毕业生接受教师培训。原则是挑选成绩特别突出、在学校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非常意外地选中了我，当时我还没有毕业，但县里说教师紧缺严重，可以直接给我发放毕业证书，我想着当老师挺不错，就答应了。在县里接受了5个多月的教师培训，培训的内容是“抓双基教育——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重点是培训基本技能（包括如何对待学生以及教师教学的基本技能，如板书、教态、教学方法等）。我们还练习讲课，也就是现在的试讲，只不过次数很少，也没有现在专业，就是站到讲台上给坐在下边的培训老师讲讲课。
二、与教育同行：我的从教经历（1960—2000年）
1.摸索：在外教学（1960—1962年）
1960年秋天，我在接受完教师培训后经分配成为蟠桃小学一年级的教师。当时的小学是“包班制”，我需要承担起整个班所有学科的教学任务。一门课程应该教什么、怎么教，作为新教师，我只能慢慢摸索，“摸着石头过河”。我按照自己对教材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每天花2小时备课，然后既当老师又当学生，什么时候讲熟练了、充当学生提的问题都讲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去睡觉；也经常去听一听老教师的课，学习一些经验技巧。当时全县学校推行辽宁北关小学和河南上乐村小学小学生识字“突破万字关”的经验，我们学校也学习了，做法就是把教室的桌子上、板凳上、墻上、地上，凡是学生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写上字，营造一种识字的氛围，用这种方式让学生识字。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还是挺有用的，学生能多识字，教师也不需要太辛苦一遍一遍教。
一学年后，我带的班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县里第一名的好成绩。至于原因，我认为，首先是蟠桃地区紧邻正定县城，生活条件相对其他村来说要好一些，家长们都挺支持孩子上学，学生后顾之忧少；还有就是班上的学生都比较攒劲①，而且我充分利用优秀学生的带头作用，学生之间互帮互助，成绩自然就上去了。由于我教学业绩好，1961年被升调到诸福屯中心小学担任五年级语文老师。当时饥荒严重，孩子们没有精力学习，我让他们怎么舒服怎么坐，你一句我一句念课文，学写字的时候就让他们趴在地上写，只要能学能教，纪律什么的就不提。上完课就去地里找吃的，给扛不住的学生吃。晚上饿得受不了，就躺在床上看书、备课；为了让自己有支撑下去的动力，我练毛笔字，算是苦中作乐吧。
2.蛰伏：中途务农（1963—1966年）
1962年，国家精简教师队伍，其中一个精简对象就是“1958年以后参加教育工作，非师范学校毕业者。”①于是我被下放回村劳动。务农期间，我就是一个庄稼人，天天跟黄土地打交道。但我毕竟当过老师，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都会让我过去记个礼单，写写毛笔字。街上遇到谁家的孩子，就问问现在学到哪、学得怎么样，孩子要是有不懂的不会的，我就主动给他讲。次数多了，好学的孩子就经常跑到家里让我辅导功课。教学是门熟练技术活，时间久了不用，东西就丢了，所以我每天晚上还是坚持看书和备课。
1966年，正定县开始搞“四清”运动，导致后期教师队伍编制严重不足。县里开会说，为了使学生不失学，要招收一部分民办教师。我的转机出现了，县里通知我和其他一些下放教师重新回校任教，所以1966年，我成了民办教师。
3.坚守：“文化大革命”中另辟蹊径抓教学（1966—1976年）
那段时期是我不愿提及和回忆的。那时，正常的教学工作被打乱了，教师们也人人自危，我因出身贫困又没有犯过什么严重错误，学生们听我的话，对我还算尊重，所以未受严重迫害。虽然教学秩序混乱，但我未曾放弃教育和教学，在不接受组织调查和批评的时候，就看看书练练字，能上课的时候就尽量让学生多识字、多练算数。比如学《毛主席语录》的时候，我不仅把每个字教给他们，还让他们给每个字组词、造句，这对小学生非常重要；让学生用《毛主席语录》里出现的字学数数，横排竖排算加减法等，就这样一直坚持教学。 4.多重身份：中学教师和小学校长（1984—1987年）
1984年，按照当时的教师调动原则，学区领导在学区内根据需要有权进行教师调动。永安乡中是正定县第一个乡中，领导安排我到永安乡中负责教学楼建设工作。教学楼完工后，教育局领导计划把我安排到西邢家庄小学做教学主任，但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而拒绝了，请求领导让我留在永安乡中担任语文教师。在我看来，在初中教书和在小学教书，从备课、教学技巧、与学生相处等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比如语文最基础的识字造句，我从不让学生死记怎么读怎么写，这样的学习没有意思②。每个字我都在旁边画个画，不好画的我就用这个字讲个笑话，学生乐呵呵的，一堂课下来就记住了，造句的时候就能想出好多有关联的东西，写作文的时候也能用这种方式想、表达了。和学生相处，我是个老师又不像老师，我不打不批评，经常带着他们上野地①
里，我们坐在一块聊聊天，看看庄稼地，放放风筝，他们就能写出好作文。至于这样安排的原因，应该是20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我成了“老油条”，在教学和管理上有自己的把控了。同时，我坚持家访，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对不学的、顽皮的、家里不支持上学的学生反复家访，保证我的孩子有学上，争取家长的支持和
理解。
1986年，教育局安排我到岸下小学当校长，我本想拒绝，但领导让我看了当年正定县所有小学教学成绩排名，岸下倒数第一。我不忍拒绝，也想尝试改变学校的状况。因而任职后立刻从学校教师着手进行调整改变，清退不合格、不负责的教师，重新聘请工作认真、学历合格的教师；组织教师共同进行教案设计，定期和教师一对一交流；组织师生共同修订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在初见成效后，我被调到县教育局，负责教育志编写工作。编写耗时费力，但我非常满足，也充满斗志。能够整理出、记录下教育在一个地方发生发展的过程，是我从教多年的梦想，也是对我的考验，因此我投入了万分的精力，与编写小组一同努力，几经易稿和审核，耗时9年才最终完成出版。
5.再学习：中师学习阶段（1989—1991年）
1989年，县里为了提升教师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教学技能，让初中学历的教师接受有关中师的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我觉得自己的学历太低，知识和能力也不够，所以参加了这次进修。白天上课，晚上放学后抓紧时间备课，备完课就自学中师的知识，不懂的记在本子上，第二天问同事或者问进修老师。周六周日全天在正定进修学校上课，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学完回家骑着车子都在背课文。学校事情多的时候，晚上就不睡觉，躺着看书做题。1991年，课程结束后通过考核，我拿到中师证书。
6.心系教育：身居教育第二线（1996—2000年）
1996年，因正常工作调动，我被安排到车站街小学负责行政工作，做教师工会主任，主要负责教师福利和教师工会。虽然已经退出教育一线，但我经常进到班级去听听老师们的课，和老师们交流一些问题。把一个学校的教师队伍管理好是非常重要的，不同年级、不同學科、不同年龄段甚至不同性别之间教师的相处模式也是不同的。为了提高教师们的合作意识和教学水平，我组织新老教师互相听评课和共同设计课程的一对一互帮活动。开展一年后，教师间的氛围更融洽，教学要点把握准确合理，学校教学成绩得到明显
提升。
三、离不开的教育：我的退休生活（2000年至今）
“书无穷尽，学无止境。”退休后我参加了河北省老年大学，还担任主编参与三角村村志的编撰工作。盛世修志，可以说对于村文化的发展、帮助村民们真正认识三角村的历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编撰村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料的寻找、整理甚至是真实性的判定都是极其耗费人力物力的。而我始终坚持，就是希望人们能够清晰地了解一个村，甚至更大范围内教育的发展轨迹。这是我在从教过程中甚至是在退休生活中一直尽力在做的，也是我最骄傲的事情。这样的勇气来源于我是一名教师，来自下辈子还要做教师的
信念！
访谈后记
有关冯祥亮老师的口述访谈，经历了寒冬，又到了夏末。从教40年，从意外成为一名教师，到渴求将一辈子献给教育，冯老师和教育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他说，“教育是最不能被遗忘的东西”。
同冯老师一样，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教的老教师群体，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变迁，见证了最贫困时期“躺着学”的教育；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苦中作乐，挣扎着走下去；更在教育的逐步振兴中继续发光发热。他们心中有最朴实无华的教育信念，他们有最简单纯粹的教育梦想。这些，为现阶段的教师教育者和广大教师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铭记教育发展，永远保持一颗教育赤子之心。
最后，十分感谢冯老师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教育成长经历，并将其多年来整理、记录的文字资料供我参考。感谢胡艳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我的父母帮助我联系、沟通，并全程陪伴我完成本次口述史的访谈和整理工作。
向老一代中国教师致敬，向数万万普通教育工作者致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