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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受害者。他在1933年2月下旬开始的江西苏区开展的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由于他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与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谢唯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兼内务部部长古柏等同志，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总代表，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无情斗争和残酷打击。
邓小平同志于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等领导职务。1933年5月，邓小平同志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调往乐安县属的南村乡（属望仙区委）当巡视员。
南村乡位于乐安县城东南部，与县城相距35华里，东邻崇仁，南接宜黄，是一个有着二百多户居民的边缘集镇。它三面环山，中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由南向北倾泻而下。河旁两岸古木参天，林海茫茫，四季郁郁葱葱，风景十分优美。1933年3月，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南村开辟为新苏区，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中共乐安中心县委和望仙区委都同时由望仙迁往南村，县委和区委机关，就分别驻在河岸边张湖北“老爷”（当地大土豪劣绅）家里和“张氏祠堂”（又名“港下屋”）。
1983年9月下旬，我赴北京访问原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胡嘉宾。据胡嘉宾同志回忆，邓小平同志来南村只有孤身一人，他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当时的省委所在地宁都七里坪出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途经乐安的徐庄、引水、招携、望仙等地，行程一百多华里，徒步来到南村。
据胡老回忆，邓小平到南村时，他是第一个与其见面的。当小平同志拿出介绍信交给他时，他感到组织对小平同志的处理不公。因为，他了解“邓、毛、谢、古”四同志所谓“江西罗明路线”错误的事实真相，他对“邓、毛、谢、古”四同志的遭遇深表同情。他说，他为小平到南村，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公开说：“邓小平同志是个好同志，你们大家对他不了解，我了解。”他还举例说：“谢唯俊同志，大家总熟悉吧？他是我们二分区的司令员，我兼二分区政委，他有什么错误？是不是搞过什么反党活动？大家心里都清楚。”他又接着说：“小平同志同谢唯俊同志一样，都是坚持正确路线的好同志，我们大家仍然要尊重他，关心他，支持他的工作……”
胡嘉宾同志说，他经过再三考虑，并征求小平同志本人意见，分配他就地担任望仙区委巡视员。
邓小平同志面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巨大压力，始终坚持正确的意见，不畏惧，不动摇。他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努力工作。他在南村乡巡视党的工作时，发现那里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好，就主动找区委书记蓝凤辉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个人见解。小平同志提出，在分田中一定要坚持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充分发动群众，绝不能采用包办代替和命令的方法强迫群众分田。区、乡领导接受了小平同志提出的意见，妥善地解决了土地分配问题。一天，他又到附近的茅冈乡巡视工作。发现那里的分田委员会，既不征求群众意见，也没有将分配的田插上牌子。结果，许多群众都不知道自己的田分在哪里，名义上分了田，实际流于形式。针对这一情况，小平同志当即帮助他们从组织贫农团发动群众开展查田入手，重新进行了土地分配，并将分配给群众的土地，分别标名插牌，使群众感到非常满意。
南村是中心县委、县苏等领导机关驻地，加上中央主力红军就驻扎在附近的前团村，经常有敌机前来轰炸和骚扰，使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不得安宁。为了对付敌机的轰炸和骚扰，小平同志提出建议，要求各级干部要积极向群众宣传防空知识，讲解防空意义。组织发动群众挖防空洞，建立防空警报哨所，并由赤卫队员或少先队员轮流值守，搞好防空警报，做到敌机来时就地隐蔽，敌机不来照常工作、生产和生活，使苏区群众生产不受影响，生命和财产有了安全保障。
邓小平同志在南村工作时间虽然很短，但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不计个人得失，努力工作，平易近人，生活俭朴的崇高思想品德和生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原区苏裁判部部长陈桂英回忆，我和邓小平同志同到区委报到的第一天，区委书记蓝凤辉知道小平同志的“来历”，考虑他的“身份”和“地位”特殊，建议中心县委给他安置一间住房，但他拒不接受。他对蓝凤辉同志说：“我是区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啥子要我到中心县委机关去住？我现在是在您的领导下工作，不是什么首长，谢谢您对我的照顾。”就这样，他一直同大家挤在一起，与同志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邓小平同志在南村大概不满十天，组织上通知他立即回省委，另行分配工作。据胡嘉宾同志说，所以调小平同志回去，主要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小平同志不信任，认为南村是赤白交界地区，乐安县城就被敌军占领，他们担心小平同志会“右倾逃跑”。
据胡嘉宾回忆，小平同志离开南村的前一天上午，小平同志邀请他和少共中心县委书记李彬一起，去红军总部驻地前团村看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等同志。邓小平同志同李克农等同志见面之后，坦率地倾诉了自己所受的打击，表达了平时难于流露出的内心痛苦，担心这次回去，不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又要使什么“新花招”，对他加以打击迫害。
李克农同志听说小平同志要调回省委工作，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这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他又安慰小平同志说：“革命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会向错误路线妥协。希望您更加坚强，经得起党的考验……”
中午，李克农同志留他们一起吃饭。陪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红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红军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和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胡底等同志。
临别时，李克农同志语重心长地嘱咐小平同志注意保重身体，并将自己经常骑的一匹骡子送给邓小平同志。
第二天清晨，邓小平同志与中心县委、区委的领导同志一一话别，骑着李克农同志送给他的那头骡子回宁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迎接新的战斗。
责编/文波
邓小平同志于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等领导职务。1933年5月，邓小平同志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调往乐安县属的南村乡（属望仙区委）当巡视员。
南村乡位于乐安县城东南部，与县城相距35华里，东邻崇仁，南接宜黄，是一个有着二百多户居民的边缘集镇。它三面环山，中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由南向北倾泻而下。河旁两岸古木参天，林海茫茫，四季郁郁葱葱，风景十分优美。1933年3月，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南村开辟为新苏区，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中共乐安中心县委和望仙区委都同时由望仙迁往南村，县委和区委机关，就分别驻在河岸边张湖北“老爷”（当地大土豪劣绅）家里和“张氏祠堂”（又名“港下屋”）。
1983年9月下旬，我赴北京访问原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胡嘉宾。据胡嘉宾同志回忆，邓小平同志来南村只有孤身一人，他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当时的省委所在地宁都七里坪出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途经乐安的徐庄、引水、招携、望仙等地，行程一百多华里，徒步来到南村。
据胡老回忆，邓小平到南村时，他是第一个与其见面的。当小平同志拿出介绍信交给他时，他感到组织对小平同志的处理不公。因为，他了解“邓、毛、谢、古”四同志所谓“江西罗明路线”错误的事实真相，他对“邓、毛、谢、古”四同志的遭遇深表同情。他说，他为小平到南村，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公开说：“邓小平同志是个好同志，你们大家对他不了解，我了解。”他还举例说：“谢唯俊同志，大家总熟悉吧？他是我们二分区的司令员，我兼二分区政委，他有什么错误？是不是搞过什么反党活动？大家心里都清楚。”他又接着说：“小平同志同谢唯俊同志一样，都是坚持正确路线的好同志，我们大家仍然要尊重他，关心他，支持他的工作……”
胡嘉宾同志说，他经过再三考虑，并征求小平同志本人意见，分配他就地担任望仙区委巡视员。
邓小平同志面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巨大压力，始终坚持正确的意见，不畏惧，不动摇。他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努力工作。他在南村乡巡视党的工作时，发现那里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好，就主动找区委书记蓝凤辉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个人见解。小平同志提出，在分田中一定要坚持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充分发动群众，绝不能采用包办代替和命令的方法强迫群众分田。区、乡领导接受了小平同志提出的意见，妥善地解决了土地分配问题。一天，他又到附近的茅冈乡巡视工作。发现那里的分田委员会，既不征求群众意见，也没有将分配的田插上牌子。结果，许多群众都不知道自己的田分在哪里，名义上分了田，实际流于形式。针对这一情况，小平同志当即帮助他们从组织贫农团发动群众开展查田入手，重新进行了土地分配，并将分配给群众的土地，分别标名插牌，使群众感到非常满意。
南村是中心县委、县苏等领导机关驻地，加上中央主力红军就驻扎在附近的前团村，经常有敌机前来轰炸和骚扰，使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不得安宁。为了对付敌机的轰炸和骚扰，小平同志提出建议，要求各级干部要积极向群众宣传防空知识，讲解防空意义。组织发动群众挖防空洞，建立防空警报哨所，并由赤卫队员或少先队员轮流值守，搞好防空警报，做到敌机来时就地隐蔽，敌机不来照常工作、生产和生活，使苏区群众生产不受影响，生命和财产有了安全保障。
邓小平同志在南村工作时间虽然很短，但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不计个人得失，努力工作，平易近人，生活俭朴的崇高思想品德和生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原区苏裁判部部长陈桂英回忆，我和邓小平同志同到区委报到的第一天，区委书记蓝凤辉知道小平同志的“来历”，考虑他的“身份”和“地位”特殊，建议中心县委给他安置一间住房，但他拒不接受。他对蓝凤辉同志说：“我是区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啥子要我到中心县委机关去住？我现在是在您的领导下工作，不是什么首长，谢谢您对我的照顾。”就这样，他一直同大家挤在一起，与同志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邓小平同志在南村大概不满十天，组织上通知他立即回省委，另行分配工作。据胡嘉宾同志说，所以调小平同志回去，主要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小平同志不信任，认为南村是赤白交界地区，乐安县城就被敌军占领，他们担心小平同志会“右倾逃跑”。
据胡嘉宾回忆，小平同志离开南村的前一天上午，小平同志邀请他和少共中心县委书记李彬一起，去红军总部驻地前团村看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等同志。邓小平同志同李克农等同志见面之后，坦率地倾诉了自己所受的打击，表达了平时难于流露出的内心痛苦，担心这次回去，不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又要使什么“新花招”，对他加以打击迫害。
李克农同志听说小平同志要调回省委工作，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这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他又安慰小平同志说：“革命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会向错误路线妥协。希望您更加坚强，经得起党的考验……”
中午，李克农同志留他们一起吃饭。陪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红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红军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和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胡底等同志。
临别时，李克农同志语重心长地嘱咐小平同志注意保重身体，并将自己经常骑的一匹骡子送给邓小平同志。
第二天清晨，邓小平同志与中心县委、区委的领导同志一一话别，骑着李克农同志送给他的那头骡子回宁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迎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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