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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石中的侠士故事
侠出现于春秋，盛行于战国。这一时期有许多侠士千古留名。荆轲就是著名的侠士之一。《战国策·燕策》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中，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侠士荆轲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中，有四幅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图1的画像上，荆轲右手扬起，匕首刺在柱上；秦王张皇失措，躲在柱后；秦舞阳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盛樊於期头的箱盖已打开，头已露了出来。画像上的榜题为“荆轲”“秦王”“樊於期”“秦舞阳”。
南阳唐河针织厂汉墓中也发现有荆轲刺秦王画像石。图2画像中人自右至左是荆轲、秦王、秦舞阳，荆轲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刺之，秦王抽身站起，横剑欲还击，秦舞阳惊慌奔走。
《史记·刺客列传》说：“聂政乃独行，仗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武梁祠还藏有聂政刺韩王、豫让刺赵襄子、要离刺庆忌等画像石。图3画像中左边部分表现聂政刺韩王。共有四人，韩王坐右边木榻，面向左方，聂政膝上放琴，左手持匕首向韩王刺去，聂政左面一人坐，膝上有琴，是同来操琴者。聂政上方一人，躬身手持匕首，准备救助韩王。画上两处榜题曰“聂政”“韩王”。
唐河针织厂汉墓也出土有聂政自屠画像石。图4画中三人，一人仰首弯腰，袒胸露臂，右手握剑置于胸前作自刎状，另一人戴高冠着长衣，坐于几上，旁有一侍者。
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出土的汉画像石，石面共雕四组画像。图5自下而上，第一组四人，左二人着细腰长衣，手中各持棍状物，侧身向右作行走状，右侧一人腰极细，体稍小，着长衣遮足，两手相拱，似迎接左方来的二人，其后刻一婴儿。第二组为一人与一兽相斗，兽在左边，仰身竖立欲向前扑；人在右边，手持一刀，侧身挺胸弯腰奔向凶兽。第三组四人，皆着同样的长衣，头顶皆有发髻。左侧二人似在争持一物，腰间似皆佩有刀或剑形物。右侧二人一前一后向左侧作奔跑状，手中似亦各持有物。第四组三人，两人居两侧，身着细腰长衣，头梳高髻，颌生长鬚。中间偏左为一小孩，着短衣，散发、赤腿，双手前伸。左侧老人右手握佩剑剑柄，左手抚摸着小孩头上的散发。右侧佩剑老人，双手抱一鸟，似递给中间的小孩。画像表现的应是“獒咬赵盾”“赵氏孤儿”的故事。（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
山东武梁祠画像石也有程婴计存赵氏孤儿这样的内容。
两汉时期，承春秋战国遗绪，侠风更甚。汉画像石恰如春秋战国时期名侠的集合，艺术地再现了侠士的风采，映照出两汉时期慕侠尚义的民俗。
汉代侠的分类
两汉侠的活动范围广，任侠风潮持续的时间长。与春秋战国之侠相比，汉侠有更显赫的名声，有极高的声望，而且汉侠中一大部分人的社会活动已走入民间。
一、闾巷布衣之侠。这类侠没有高贵的地位和丰厚的财产，大都活动在民间，凭自己的侠义行为名满天下。他们与春秋战国时期荆轲等所奉行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不同，其所遵奉的则是拯救整个人间社会之厄的侠义观念，更有承当精神。他们大多不参与各种政治势力的纷争，而常常急贫民之所急，全力救助贫弱。
西汉的闾巷布衣之侠有多方面的任侠行为，如见义勇为、排解纠纷、扶危济困、舍己助人等。朱家、郭解、剧孟可谓代表。朱家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花费巨大的精力去行侠，这在救季布之事上表现最为突出。季布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在楚汉战争中多次打败刘邦。刘邦当皇帝后，悬赏千金要抓季布，并下令称有敢藏匿季布者灭三族，朱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收留季布并待如上宾。朱家还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从曲阜来到洛阳，暗自找到汝阳侯滕公求他代为季布说情，刘邦终于赦免了季布，并召拜他为郎中之职，文帝时季布升任河东太守。朱家如此全力为人解难，被后来各代侠客奉为楷模。
东汉闾巷布衣之侠是在屡遭官府的残酷镇压之下坚持行侠的，其侠义行为主要是全力救助受邪恶势力迫害逃亡的正义之士。东汉孔融一家舍生救张俭的侠义行为颇为感人。山阳高平人张俭是个正直的官吏，因弹劾残害百姓的大宦官侯览，被奸佞诬告，陷于党锢之祸，受到官府缉捕。孔家三人为救张俭个个争死，其侠情侠性可歌可泣。张俭亡命四方，人们敬重他的品行，都担着家破人亡的风险来容纳他，为他抛弃官爵，丢弃封邑，甚至家族破败，献出生命。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但浩然正气光照后世。
二、亦官亦侠的官侠。汉代有相当一批官员对做官不太在意，常常按侠义观念行事，一面为官，一面行侠。原涉是汉成帝时的闾里侠魁，他初为谷口令，因季父被人所杀，自动去官，欲行报复。后谷口诸豪代为报仇将仇人杀死了，他不能脱尽干系，只得亡命他乡，遇大赦才回到原地，侠士们都很仰慕他。
两汉时期侠士存在的原因
汉代出现任侠高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儒家思想的规范。两汉时期具有指导地位的思想意识是儒家思想，侠的道义中蕴含着与儒家某些思想道德相吻合的内容，如勇、信、义的思想。儒家提倡重义轻利，当义与生命发生尖锐冲突时，应“舍生而取义”，这一观念与侠义观念是一致的。侠是极端崇尚义的，义是侠观念的核心，侠的所有活动就是维护义，行侠就是行义。重义轻利，视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为义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儒家提倡勇，认为勇是君子的理想人格，这一主张也被侠认同。侠见义勇为，无侠不勇。侠客重言信行果，孔子则把“信”视为天下有道德的标志之一。儒家治国，尤其重然诺必信。再如有恩必酬、有仇必报是汉代侠客行事的普遍原则。而在儒家道德规范中，也包含着亲仇不共戴天的原则。正因为儒家道德规范与侠士所追求的道义在某些方面相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侠士生存的道德保护伞。
二、汉初统治者的影响。汉初的皇帝、将相大都是布衣出身，轻文重武，沾些侠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西汉初上层统治者的出身、性格、爱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侠风勃兴。
三、汉代的尚武精神。汉代人极具尚武精神，西汉帝王大都尚武，高祖刘邦以武力建国，自不待言，其后文帝也“欲自征匈奴，君臣谏，不听”（《汉书·孝文本纪》）。及至武帝，南伐闽越，北逐匈奴，东讨朝鲜，西征大宛，开创了西汉的极盛之世。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多次亲赴沙场，创立后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民间极为流行的角抵、田猎驰逐活动以及汉墓中发现的大量的兵器随葬品和骑射、斗兽、击剑、互搏等汉代画像砖石，从侧面反映了汉人的尚武精神。这种普遍存在的尚武精神对汉代任侠风尚的影响很大。
四、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侠客所奉行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很容易被统治阶层的人物利用。暗杀，往往是统治阶层矛盾白热化而无法诉诸军事斗争时最理想、最简便的手段。西汉梁王遣客刺杀袁盎，就是采用这种手段。对于处于卑微境地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惩恶扬善、扶弱济贫、急难死义的侠客，往往成为除了圣明天子和清官廉吏之外，能够解民于倒悬的唯一希望，因而他们对侠士异常崇敬。这也正是汉画像中有大量侠士义士故事图像的原因。
侠出现于春秋，盛行于战国。这一时期有许多侠士千古留名。荆轲就是著名的侠士之一。《战国策·燕策》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中，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侠士荆轲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中，有四幅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图1的画像上，荆轲右手扬起，匕首刺在柱上；秦王张皇失措，躲在柱后；秦舞阳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盛樊於期头的箱盖已打开，头已露了出来。画像上的榜题为“荆轲”“秦王”“樊於期”“秦舞阳”。
南阳唐河针织厂汉墓中也发现有荆轲刺秦王画像石。图2画像中人自右至左是荆轲、秦王、秦舞阳，荆轲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刺之，秦王抽身站起，横剑欲还击，秦舞阳惊慌奔走。
《史记·刺客列传》说：“聂政乃独行，仗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武梁祠还藏有聂政刺韩王、豫让刺赵襄子、要离刺庆忌等画像石。图3画像中左边部分表现聂政刺韩王。共有四人，韩王坐右边木榻，面向左方，聂政膝上放琴，左手持匕首向韩王刺去，聂政左面一人坐，膝上有琴，是同来操琴者。聂政上方一人，躬身手持匕首，准备救助韩王。画上两处榜题曰“聂政”“韩王”。
唐河针织厂汉墓也出土有聂政自屠画像石。图4画中三人，一人仰首弯腰，袒胸露臂，右手握剑置于胸前作自刎状，另一人戴高冠着长衣，坐于几上，旁有一侍者。
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出土的汉画像石，石面共雕四组画像。图5自下而上，第一组四人，左二人着细腰长衣，手中各持棍状物，侧身向右作行走状，右侧一人腰极细，体稍小，着长衣遮足，两手相拱，似迎接左方来的二人，其后刻一婴儿。第二组为一人与一兽相斗，兽在左边，仰身竖立欲向前扑；人在右边，手持一刀，侧身挺胸弯腰奔向凶兽。第三组四人，皆着同样的长衣，头顶皆有发髻。左侧二人似在争持一物，腰间似皆佩有刀或剑形物。右侧二人一前一后向左侧作奔跑状，手中似亦各持有物。第四组三人，两人居两侧，身着细腰长衣，头梳高髻，颌生长鬚。中间偏左为一小孩，着短衣，散发、赤腿，双手前伸。左侧老人右手握佩剑剑柄，左手抚摸着小孩头上的散发。右侧佩剑老人，双手抱一鸟，似递给中间的小孩。画像表现的应是“獒咬赵盾”“赵氏孤儿”的故事。（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
山东武梁祠画像石也有程婴计存赵氏孤儿这样的内容。
两汉时期，承春秋战国遗绪，侠风更甚。汉画像石恰如春秋战国时期名侠的集合，艺术地再现了侠士的风采，映照出两汉时期慕侠尚义的民俗。
汉代侠的分类
两汉侠的活动范围广，任侠风潮持续的时间长。与春秋战国之侠相比，汉侠有更显赫的名声，有极高的声望，而且汉侠中一大部分人的社会活动已走入民间。
一、闾巷布衣之侠。这类侠没有高贵的地位和丰厚的财产，大都活动在民间，凭自己的侠义行为名满天下。他们与春秋战国时期荆轲等所奉行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不同，其所遵奉的则是拯救整个人间社会之厄的侠义观念，更有承当精神。他们大多不参与各种政治势力的纷争，而常常急贫民之所急，全力救助贫弱。
西汉的闾巷布衣之侠有多方面的任侠行为，如见义勇为、排解纠纷、扶危济困、舍己助人等。朱家、郭解、剧孟可谓代表。朱家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花费巨大的精力去行侠，这在救季布之事上表现最为突出。季布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在楚汉战争中多次打败刘邦。刘邦当皇帝后，悬赏千金要抓季布，并下令称有敢藏匿季布者灭三族，朱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收留季布并待如上宾。朱家还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从曲阜来到洛阳，暗自找到汝阳侯滕公求他代为季布说情，刘邦终于赦免了季布，并召拜他为郎中之职，文帝时季布升任河东太守。朱家如此全力为人解难，被后来各代侠客奉为楷模。
东汉闾巷布衣之侠是在屡遭官府的残酷镇压之下坚持行侠的，其侠义行为主要是全力救助受邪恶势力迫害逃亡的正义之士。东汉孔融一家舍生救张俭的侠义行为颇为感人。山阳高平人张俭是个正直的官吏，因弹劾残害百姓的大宦官侯览，被奸佞诬告，陷于党锢之祸，受到官府缉捕。孔家三人为救张俭个个争死，其侠情侠性可歌可泣。张俭亡命四方，人们敬重他的品行，都担着家破人亡的风险来容纳他，为他抛弃官爵，丢弃封邑，甚至家族破败，献出生命。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但浩然正气光照后世。
二、亦官亦侠的官侠。汉代有相当一批官员对做官不太在意，常常按侠义观念行事，一面为官，一面行侠。原涉是汉成帝时的闾里侠魁，他初为谷口令，因季父被人所杀，自动去官，欲行报复。后谷口诸豪代为报仇将仇人杀死了，他不能脱尽干系，只得亡命他乡，遇大赦才回到原地，侠士们都很仰慕他。
两汉时期侠士存在的原因
汉代出现任侠高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儒家思想的规范。两汉时期具有指导地位的思想意识是儒家思想，侠的道义中蕴含着与儒家某些思想道德相吻合的内容，如勇、信、义的思想。儒家提倡重义轻利，当义与生命发生尖锐冲突时，应“舍生而取义”，这一观念与侠义观念是一致的。侠是极端崇尚义的，义是侠观念的核心，侠的所有活动就是维护义，行侠就是行义。重义轻利，视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为义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儒家提倡勇，认为勇是君子的理想人格，这一主张也被侠认同。侠见义勇为，无侠不勇。侠客重言信行果，孔子则把“信”视为天下有道德的标志之一。儒家治国，尤其重然诺必信。再如有恩必酬、有仇必报是汉代侠客行事的普遍原则。而在儒家道德规范中，也包含着亲仇不共戴天的原则。正因为儒家道德规范与侠士所追求的道义在某些方面相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侠士生存的道德保护伞。
二、汉初统治者的影响。汉初的皇帝、将相大都是布衣出身，轻文重武，沾些侠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西汉初上层统治者的出身、性格、爱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侠风勃兴。
三、汉代的尚武精神。汉代人极具尚武精神，西汉帝王大都尚武，高祖刘邦以武力建国，自不待言，其后文帝也“欲自征匈奴，君臣谏，不听”（《汉书·孝文本纪》）。及至武帝，南伐闽越，北逐匈奴，东讨朝鲜，西征大宛，开创了西汉的极盛之世。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多次亲赴沙场，创立后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民间极为流行的角抵、田猎驰逐活动以及汉墓中发现的大量的兵器随葬品和骑射、斗兽、击剑、互搏等汉代画像砖石，从侧面反映了汉人的尚武精神。这种普遍存在的尚武精神对汉代任侠风尚的影响很大。
四、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侠客所奉行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很容易被统治阶层的人物利用。暗杀，往往是统治阶层矛盾白热化而无法诉诸军事斗争时最理想、最简便的手段。西汉梁王遣客刺杀袁盎，就是采用这种手段。对于处于卑微境地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惩恶扬善、扶弱济贫、急难死义的侠客，往往成为除了圣明天子和清官廉吏之外，能够解民于倒悬的唯一希望，因而他们对侠士异常崇敬。这也正是汉画像中有大量侠士义士故事图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