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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的冯朝军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感觉，他的办公室布置得简简单单，没有字画，没有雕刻品，有的只是两盆盆栽、一株绿树。
他说起话来也不高谈阔论，反而喜欢用较少的言词切中肯綮。跟冯朝军聊天是一件很惊喜的事，因为聊完才发现，他的朴实其实没那么简单。
解决远郊区院线索难题
《方圆》：之前你曾提到平谷反贪局案件少、查办难的情况，但是2011年平谷院反贪局从立案数、大要案数以及有罪判决率上都创造了新高，这是怎么做到的？
冯朝军：平谷院反贪局作为典型的远郊区县反贪局，一直存在“有价值线索少、大要案少和查办案件难度大”这个“两少一难”的问题，2011年平谷反贪局立案6件8人，大要案5件5人，这个数据确实创造了平谷反贪办理大要案的一个记录，但和其他兄弟院反贪局比起来，还不算多大的成绩。
现在我们应对“两少一难”的首要办法就是珍视线索，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本来就不多的有价值的线索。
《方圆》：能举个例子吗？
冯朝军：2010年反贪局收到过一封举报某国有保险公司部分主要领导违纪的信件，在初查过程中，我们未能发现被举报对象的犯罪证据，案件一度搁浅，我们甚至做好了不立案的准备。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该公司的账目非常混乱，存在部分账目核对不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了公司的另一位高层。
确定这里面存在问题以后，我和同事进驻了这家公司，以查虚假发票的名义进行账目核实。3个多月，我们几个追查了近千本零零散散的账目和票据凭证，终于发现其总经理挪用公款180万元的犯罪事实。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这个总经理私设小金库的行为绝非凭一己之力能完成的，当即我们又调查了公司其他管理资金账目的人员，果然发现该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会计也曾挪用公款，另两名国家工作人员则各受贿65万元。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线索与线索之间只是一线牵连，线索的疏忽或把握很可能就在一念之间。
找准职务犯罪的源头
《方圆》：提高办案量还有其他办法吗？
冯朝军：明确工作重心，认清自己的定位。平谷是农业大区，三农问题很重要，盯紧了农村，就盯紧了职务犯罪的源头。
2010年有一个案件让我印象深刻。犯罪人是城关镇辖下某村的副书记，女的，十几年来贪污了村里村民的低保等补助达10多万元。当时那个村里补助项目很多，农村低保、困难群众补助、老党员补助、离退休人员补助等等，她假装热心地询问和帮助村民办理补助，申请补助款，办理下来以后私吞了这些钱，然后回告村民称因材料不足没有申请成功。她最早的一笔贪污甚至远在1996年，当时的低保还只有30多块钱。
事发之前这个女书记的口碑还不错，多次被评为先进党员、先进农村干部。谁能想到她竟然背弃村民对她的信赖。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我感觉很痛心，受害村民达30多人，有很多都是家徒四壁，等着低保钱买米下锅的困难户。低保那点钱，看上去不多，可是到了需要的人手上，那真是救命钱。
更可气的是，其中一位村民中还包括一个聋哑人、一个智障患者。她的邻居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本来凭借低保户的身份可以在学校享受补助和减免学费的照顾，但因为她的贪污行为，那家人没有拿到低保证，就不能申请学校给予低保户的资金补助和减免学费的照顾，损失多达几千元。
类似的案件还有不少，前些日子，前芮营村几民村干部合谋虚报冒领贪污粮食直补款一案，甚至引发了几百名村民联合上访的事件。
就平谷院反贪局近年来办理的案件来看，有80%都跟农户与他们身边的基层官员相关。
另外，局里每年都会收到大量来自村民的举报，也有许多是不实的，但对待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我们不敢有一丝怠慢，因为有价值的线索还是得到这鱼龙混杂的大量举报中去淘。
《方圆》：为什么这么重视农村基层的案件？
冯朝军：办理涉农案件的经验告诉我，此类案件通常数额小，影响力不大，而且嫌疑人级别较低，但是它们总是涉及村民百姓最切身的利益，容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所以要十分重视。
其实我也曾是平谷农村的孩子，对于平谷农村的民生，像贪污低保女书记那样的案件，我总会感到很难受，这算是我重视农村案件的私人原因。
让案件变得顺理成章
《方圆》：你办理案件过程中，最重视的是什么东西？
冯朝军：我担任反贪局长时间并不长，但是根据我在公诉部门、经济部门任职的经验，我认为证据是办理案件最关键的内容。要办理好一个案件，必须在证据上下功夫。我的理念就是：把证据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案件就顺理成章了。
《方圆》：如何理解？
冯朝军：“一抓二哄三口供”，这是过去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常用的“三板斧”。 但现在再靠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想办好案件就很困难了。
很多时候，过于倚重口供的做法往往把办案人员折磨得精疲力竭，即使这样也很有可能收效甚微。如果把重心放在证据的收集、完善上面，既可以省力气，也可以避免案件质量低下。
《方圆》：这种理念你是怎么实施的？
冯朝军：主要是通过完善初查。初查是收集证据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两年平谷院实行办案理念的调整，更加重视了初查环节中的证据收集，侦查重心也从偏重于正面接触嫌疑人获取口供转变到正面接触前的调查取证上来。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不接触嫌疑人，穷尽一切初查手段获取证据信息”。具体来说，我们在取得有价值的线索之后，锁定嫌疑人，收集嫌疑人周边的信息，包括财产信息、经济活动信息、社交信息，然后进行调查、评估。嫌疑人外出吃饭，和谁吃，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只要有据可查的信息都不放过。
一般来说，这些信息有绝大多数都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只有少数会成为证据。但这些工作并非白费工夫，广泛地初查，可以使证据不会被遗漏，同时也让办案人员更加了解嫌疑人。
《方圆》：为什么这么看重初查，证据收集的工作在立案以后不是更加方便么？
冯朝军：重视初查有三个好处，首先初查使得立案更有把握，案件判决率大大提高；其次，查办案件不依赖于口供，可以说取得了面对嫌疑人的主动权；然后，检方对信息的全面把握给嫌疑人带来很大压力，有利于促使嫌疑人招供，甚至有利于深挖犯罪。
＞反贪局长
永远生活在压力之下
北京市平谷区是北京16个区县中最东边的一个，距主城约70公里。地理上的疏远使得平谷的风土人情和北京主城大不相同，这里有山村里的朴素和安宁，也有山村的低调和谦逊。
冯朝军8岁随父母搬家来到平谷，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大部分时候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在他看来，即便这样宁静的氛围中，作为反贪局长也“永远生活在压力之下”。事实上，整个平谷区以农村为主，可能的犯罪主体非常少，上上下下也就几百个人。“人少，案件就不可能多；加之圈子小，几百个人互相都认识，有的甚至沾亲带故，人际关系很是复杂，无形中也加大了办案难度。”
为此，冯朝军开发了自己的减压方法——爬山，每每办案遭遇瓶颈，或是心里有些压抑，他都会开车到平谷的山里去转转，下车猛吸山中的清新空气，然后把秽气全给吐出去；或者摘几颗山中野生的酸枣，吃下去，沁人心脾，舒服得很。他尤其推荐平谷城区北面的一个太后村爬山，“相传是辽国萧太后的出生地，爬上一两个小时汗流浃背回来，冲个热水澡，就什么忧虑和烦恼都没了。”
他说起话来也不高谈阔论，反而喜欢用较少的言词切中肯綮。跟冯朝军聊天是一件很惊喜的事，因为聊完才发现，他的朴实其实没那么简单。
解决远郊区院线索难题
《方圆》：之前你曾提到平谷反贪局案件少、查办难的情况，但是2011年平谷院反贪局从立案数、大要案数以及有罪判决率上都创造了新高，这是怎么做到的？
冯朝军：平谷院反贪局作为典型的远郊区县反贪局，一直存在“有价值线索少、大要案少和查办案件难度大”这个“两少一难”的问题，2011年平谷反贪局立案6件8人，大要案5件5人，这个数据确实创造了平谷反贪办理大要案的一个记录，但和其他兄弟院反贪局比起来，还不算多大的成绩。
现在我们应对“两少一难”的首要办法就是珍视线索，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本来就不多的有价值的线索。
《方圆》：能举个例子吗？
冯朝军：2010年反贪局收到过一封举报某国有保险公司部分主要领导违纪的信件，在初查过程中，我们未能发现被举报对象的犯罪证据，案件一度搁浅，我们甚至做好了不立案的准备。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该公司的账目非常混乱，存在部分账目核对不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了公司的另一位高层。
确定这里面存在问题以后，我和同事进驻了这家公司，以查虚假发票的名义进行账目核实。3个多月，我们几个追查了近千本零零散散的账目和票据凭证，终于发现其总经理挪用公款180万元的犯罪事实。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这个总经理私设小金库的行为绝非凭一己之力能完成的，当即我们又调查了公司其他管理资金账目的人员，果然发现该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会计也曾挪用公款，另两名国家工作人员则各受贿65万元。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线索与线索之间只是一线牵连，线索的疏忽或把握很可能就在一念之间。
找准职务犯罪的源头
《方圆》：提高办案量还有其他办法吗？
冯朝军：明确工作重心，认清自己的定位。平谷是农业大区，三农问题很重要，盯紧了农村，就盯紧了职务犯罪的源头。
2010年有一个案件让我印象深刻。犯罪人是城关镇辖下某村的副书记，女的，十几年来贪污了村里村民的低保等补助达10多万元。当时那个村里补助项目很多，农村低保、困难群众补助、老党员补助、离退休人员补助等等，她假装热心地询问和帮助村民办理补助，申请补助款，办理下来以后私吞了这些钱，然后回告村民称因材料不足没有申请成功。她最早的一笔贪污甚至远在1996年，当时的低保还只有30多块钱。
事发之前这个女书记的口碑还不错，多次被评为先进党员、先进农村干部。谁能想到她竟然背弃村民对她的信赖。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我感觉很痛心，受害村民达30多人，有很多都是家徒四壁，等着低保钱买米下锅的困难户。低保那点钱，看上去不多，可是到了需要的人手上，那真是救命钱。
更可气的是，其中一位村民中还包括一个聋哑人、一个智障患者。她的邻居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本来凭借低保户的身份可以在学校享受补助和减免学费的照顾，但因为她的贪污行为，那家人没有拿到低保证，就不能申请学校给予低保户的资金补助和减免学费的照顾，损失多达几千元。
类似的案件还有不少，前些日子，前芮营村几民村干部合谋虚报冒领贪污粮食直补款一案，甚至引发了几百名村民联合上访的事件。
就平谷院反贪局近年来办理的案件来看，有80%都跟农户与他们身边的基层官员相关。
另外，局里每年都会收到大量来自村民的举报，也有许多是不实的，但对待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我们不敢有一丝怠慢，因为有价值的线索还是得到这鱼龙混杂的大量举报中去淘。
《方圆》：为什么这么重视农村基层的案件？
冯朝军：办理涉农案件的经验告诉我，此类案件通常数额小，影响力不大，而且嫌疑人级别较低，但是它们总是涉及村民百姓最切身的利益，容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所以要十分重视。
其实我也曾是平谷农村的孩子，对于平谷农村的民生，像贪污低保女书记那样的案件，我总会感到很难受，这算是我重视农村案件的私人原因。
让案件变得顺理成章
《方圆》：你办理案件过程中，最重视的是什么东西？
冯朝军：我担任反贪局长时间并不长，但是根据我在公诉部门、经济部门任职的经验，我认为证据是办理案件最关键的内容。要办理好一个案件，必须在证据上下功夫。我的理念就是：把证据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案件就顺理成章了。
《方圆》：如何理解？
冯朝军：“一抓二哄三口供”，这是过去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常用的“三板斧”。 但现在再靠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想办好案件就很困难了。
很多时候，过于倚重口供的做法往往把办案人员折磨得精疲力竭，即使这样也很有可能收效甚微。如果把重心放在证据的收集、完善上面，既可以省力气，也可以避免案件质量低下。
《方圆》：这种理念你是怎么实施的？
冯朝军：主要是通过完善初查。初查是收集证据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两年平谷院实行办案理念的调整，更加重视了初查环节中的证据收集，侦查重心也从偏重于正面接触嫌疑人获取口供转变到正面接触前的调查取证上来。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不接触嫌疑人，穷尽一切初查手段获取证据信息”。具体来说，我们在取得有价值的线索之后，锁定嫌疑人，收集嫌疑人周边的信息，包括财产信息、经济活动信息、社交信息，然后进行调查、评估。嫌疑人外出吃饭，和谁吃，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只要有据可查的信息都不放过。
一般来说，这些信息有绝大多数都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只有少数会成为证据。但这些工作并非白费工夫，广泛地初查，可以使证据不会被遗漏，同时也让办案人员更加了解嫌疑人。
《方圆》：为什么这么看重初查，证据收集的工作在立案以后不是更加方便么？
冯朝军：重视初查有三个好处，首先初查使得立案更有把握，案件判决率大大提高；其次，查办案件不依赖于口供，可以说取得了面对嫌疑人的主动权；然后，检方对信息的全面把握给嫌疑人带来很大压力，有利于促使嫌疑人招供，甚至有利于深挖犯罪。
＞反贪局长
永远生活在压力之下
北京市平谷区是北京16个区县中最东边的一个，距主城约70公里。地理上的疏远使得平谷的风土人情和北京主城大不相同，这里有山村里的朴素和安宁，也有山村的低调和谦逊。
冯朝军8岁随父母搬家来到平谷，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大部分时候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在他看来，即便这样宁静的氛围中，作为反贪局长也“永远生活在压力之下”。事实上，整个平谷区以农村为主，可能的犯罪主体非常少，上上下下也就几百个人。“人少，案件就不可能多；加之圈子小，几百个人互相都认识，有的甚至沾亲带故，人际关系很是复杂，无形中也加大了办案难度。”
为此，冯朝军开发了自己的减压方法——爬山，每每办案遭遇瓶颈，或是心里有些压抑，他都会开车到平谷的山里去转转，下车猛吸山中的清新空气，然后把秽气全给吐出去；或者摘几颗山中野生的酸枣，吃下去，沁人心脾，舒服得很。他尤其推荐平谷城区北面的一个太后村爬山，“相传是辽国萧太后的出生地，爬上一两个小时汗流浃背回来，冲个热水澡，就什么忧虑和烦恼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