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去青岛，见到的是作家刘杰。这是个丰产的写作者，他有一种自觉，认为作家存在的一个基本价值在于“修复文化”，但他并不是从新儒家的角度提出的。在他看来，“修复文化”包括了帮助大众建立基本的理性能力，至少不总在网络空间里一张嘴就说一些令人吃惊的傻话。
　　就此而言，我认为恐怕不能称之为“修复”，因为理性地判断与思考，从而理智地说话与行动这种能力，看不出曾在哪个时代或朝代被大众拥有过。大众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的理智程度似乎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不过我觉得刘杰这样的态度是对的，总还是要寄希望于教育，除了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要依赖人的阅读习惯的养成。有了阅读习惯就是对知识有需求，但知识的供给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刘杰所说，现在每年新出的图书有30多万种，其中不少是垃圾，要从一堆垃圾中选出其中的好东西，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考验。
　　即便是他，一个作家，网络购书仍然不能幸免于买到一部分垃圾。因此他认为作家要有一种使命意识，就是生产一些好书，去提高书堆里真正有价值的知识的比例。
　　然而这是一个很艰巨、很难见到成效因此也就容易让人沮丧的选择，坚持的人就少。面对社会大众中尤其是年轻人的非理智言行，一些人选择了通过一种激烈的言语进行对抗和攻击的方式。比如近期就有一些流行的自媒体文章，在面对非理性的“爱国行动”上，标题冒了粗口。其中的一位网红文章，更是“傻X”充斥全文。
　　这是一种可笑的智商优越感，知道“非理智行为对社会有害”这样的常识，实在不知从何体现了高智商。这种辱骂大众的文字，事实上本身就是把阅读者当成“蠢货”的一员，却有很多热烈的拥趸，让人不能理解。
　　他们常常会引用一点《乌合之众》的文字，装饰得好像自己读过了黄石公赐予的天书，非一般人能拥有。《乌合之众》猛烈批判社会群体通过形象化思维进行情绪传染的机制，动脑筋想一想，那些大骂盲目“爱国”的文章，也一样是用这种机制传染扩散，形成一个情绪群体。满屏幕的转发和炫耀“理性”，让人看到了一个更值得担忧的乌合群体的存在，他们以蔑视大众、意淫自己的智商为能事，却并不做一些冷静而必要的工作。
　　蔑视和辱骂大众会让人感觉很过瘾，它可以吸引眼球和赚取回报，显示个人“层次高”，最关键的一点是它没有风险，因为找不到苦主。比如年轻人被先捏造一个“小粉红”的集体形象，便于扩散传染，紧接着被他们并列于义和团。但他们知道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小粉红”们决不会杀上门来的，这才是聪明之处。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专门研究了知识分子，他认为那些“频繁使用抽象符号”的才算知识分子。这其实也在功能上给了知识分子一点方向，就是要防止自身成为“乌合”的一份子。这也证明了，这些人远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只是有能力有地方骂人的人。
　　大众需要不断教育，但不包含辱骂这种手段，即便部分群体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理智，还是应当保留对人的起码的尊重，因为尊重他人体现的是自重。希尔斯还有一个看法，认为是社会大众用劳动养活了一个文化阶层，因此这个文化阶层有义务对各种不正义发声，我们看到，希尔斯的主张包含了对大众的尊重。
　　我上大学的时候，新生要处理的第一批后勤事务中包括买一辆自行车，因为校园太大。那时北京中关村偷盗自行车的行为很普遍，从这一高校偷来卖到另一高校，但为了省钱，我和几个同学还是买了二手自行车，事先也知道这些都是赃物。前段时间和我的一位大学老师说起此事，深感自责，老师感慨了一句：“我们都是作过恶的。”
　　骂“社会”何其容易，只是社会是谁？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吗？因为一部分年轻人不理智但也并不算出格的情绪性行为，有时甚至只是网络上发发牢骚，就有一些人马上站到道德和智力的珠穆朗玛峰上大骂不止，实在是作得过了头。大家都是泡着羊水出生的，我迄今未见泡着纯净水出生的人。
　　在网络空间里看人，一个比一个漂亮，但走在街上就知道人还是那个样子，普普通通。不过相比PS自己的容貌，PS自己的道德形象和智力水平更让人生理不适。每每见此，我脑子里就会自动弹幕出一句京片子：“神马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