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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录电影的发展本身离不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纪录电影所涉及的选材、创作、传播、产业化等各方面都植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文化背景中。中国纪录电影也应该通过转型期社会所提供的条件和素材去找到自身的发展之路，同时以记录、反思、对话的使命去更全面充分地构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影像记忆。
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性的、整体性的社会逐渐转变为多元化、差异化的社会，而纪录电影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正是处于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中的转型期中国社会。
近年来纪录电影在生产数量上不断增长的同时，其选材上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政治题材作品在创作手法上更贴近大众的审美口味，历史文化类、自然探险类、社会现实类题材的纪录片数量开始增加。2018年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中，社会现实类作品的数量占当年上映纪录电影作品总量的一半以上。
中国纪录电影也应该通过转型期社会所提供的条件和素材去找到自身的发展之路，同时以记录、反思、对话的使命去更全面充分地构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影像记忆。
转型期中国纪录电影创作特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电影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起迎来了新一次发展浪潮，到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超过百亿元，并逐年迅速递增。中国纪录片则在这一时期在电视平台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果，而进一步产业化、商业化的要求使得纪录片在电视这一主阵地之外需要继续拓展市场，其中就包括重回院线。
与此同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为纪录片包括纪录电影提供了更多创作和传播方面的可能性，微距技术、航拍、水下摄影、超高清技术等技术创新给纪录电影带来了很多技术美学上的新探索，而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发展也使得纪录片在传播上拥有了更广阔更灵活的平台。其中，一批政治题材或历史人文题材的纪录电影开始拓展纪录电影的院线市场，例如《舌尖上的新年》《旋风九日》等作品，这类影片相对而言拥有较为可观的投资，制作上有比较高的影像美学追求。
另一方面，自90年代開始的新纪录运动，意味着“出现了一种趋势：揭发中国的现实问题和人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中的人”。1因此出现了一批以底层影像为主的独立影片作品。而进入21世纪后，有观点认为中国纪录片呈现出“一种应对体制变革与市场需求，呼应国力强盛，整合主流诉求、大众口味、精英视角等多元意识形态诉求形成的形式新变与纪录片社会责任感的回归”。2纪录片的文化特性从主要作为主流文化的见证和宣传的角色，转向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存或融合的多元化视角。主流选材的纪录电影出于符合大众审美期待的考虑，更多倾向于使用平民化视角和戏剧化叙事，而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实影片也选择更为契合社会重点问题和事件的题材。当然，“边缘”或者“底层”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与其探讨拍摄对象的社会位置，不如说是一些影片开始向个体困境与社会事实的复杂关联转变。2010年上映的纪录电影作品《归途列车》关注到打工者家庭两代人之间对于未来期望和选择的冲突，也包含了社会流动中的家庭关系问题和教育问题，影片中火车站拥挤的春运场景和外出务工者的归家渴望也令人印象深刻。农民工相关问题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复杂化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现象，类似选材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我的诗篇》《村小的孩子》《厚街》等。
纪录电影对转型期社会现实的回应
（一）社会现实题材作品：转型期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近年来，院线上映的纪录电影作品中，社会现实题材作品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其中一些作品并不仅立足于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主体性表达，而是关注到了转型期社会在结构性的变动中的良性发展和新的矛盾。
郑琼导演的纪录电影作品《出·路》记录了3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的成长，意图体现他们之间的差异。这部影片背后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转变，改革前“先赋性”身份地位的社会分层秩序在市场因素作用下发生改变，实现了“读书改变命运”而获得自致性身份地位的可能性。但同时，正如影片中所记录的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最终的“出路”一样，由于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教育、家庭关系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社会阶层流动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限制，因而社会分层结构也同样呈现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除了在影片内容上对于转型期社会现实的回应，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电影在创作视角和出发点上对于社会问题报以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社会转型中的困境？吕新雨教授曾提出一种体现底层价值体系的“某种粗粝的人道主义”，并认为通过“底层成为自传”的方式可以为底层带来自觉性和主体性的表达。3而电影学者王小鲁则认为纪录片的伦理“建立于镜头前和镜头后的具体互动”，4他认为目前的独立影像是一种“行动性和介入性不强”但做到了“认真倾听了现实与素材的声音”的“静观电影”。5这两种观点都表明纪录片已经消解和舍弃自上而下的视角而是去呈现某个群体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意义世界，分歧在于将关于社会中少数群体的影像作为来自主流群体之外的呼声还是作为冷静的注视和记录这两种立场。对于纪录电影的创作来说，将创作者的主观性当作探求真实的试纸抑或是一双克制而谨慎的眼睛，都不代表必须预先设定某种必须坚持的视角和动机，而从方法上来看，或许挖掘题材蕴含的社会深度和困境中的结构性因素本身是为创作者和观众同时提供反思自身立场的途径的有效方法。
（二）历史人文题材作品：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
1.传统文化的困境与转化
历史人文类相关题材是纪录片中比较受欢迎的，而在纪录电影的创作上，很多作品选择了通过影像手段来记录和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习俗。例如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旨在寻找传统节庆中的文化风俗，《我在故宫修文物》则重点体现了传统文化保护和工匠精神，但这两部影片是基于同系列纪录片而重新剪辑制作的版本，最终收获的关注相比起原作显得比较少一些。
另外，近年来的作品中有不少都关注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传承困境，其中一些影片以社会人文视角，将传统艺术和文化的流失与传统“乡土性社会”6受到的现代化冲击关联起来。纪录电影《大河唱》以摇滚歌手苏阳为线，探寻他的音乐背后黄河土地上的秦腔、皮影、说书、花儿这几种传统艺术。类似地，影片《黄河尕谣》也从民谣歌手的角度体现文化艺术与故土的羁绊，以及在离土、离乡的过程中这种羁绊的逐渐黯淡。 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给民间传统文化的留存和延续带来了困难，民间传统艺术形式的流失，我们赖以构建自身认知和行为的文化根基也随之淡化。2020年上映的人物传记类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尽管是以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的人生经历作为主要内容，但影片也表现了叶嘉莹从古典诗词中获得了人生意义的精神滋养，同时运用大量的古诗词吟诵配以碑文、古物等空镜头，营造出浓厚的诗意韵味。这部影片引起的关注中也可以看到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似乎逐渐淡薄的传统文化的呼唤。
2.历史记忆的建构与深化
在社会转型带来的大众文化兴起前，主流文化作品是纪录片最主要的类型。近年来，政治、历史题材纪录电影以及社会现实题材中关于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纪录电影也在发展变化，也将视角关注到鲜活生动的个人经历与表达上来反映社会历史背景。更为亲切的平民化视角并未淡化这些作品中的主流价值观取向，反而更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做到了对于国家历史记忆的形塑、强化和补充。
关注幸存“慰安妇”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则通过沉重克制的影像语言记录了几位老人及其照顾者对于她们人生经历的口述，呈现了关于残酷战争的沉痛历史记忆，最终在院线获得过亿的票房。另外，在经历了艰难惨痛的疫情后，2021年初纪录电影《武汉日夜》上映，影片记录了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医院重症监护室中的抗疫故事，最终票房超过2000万，在近年院线上映的纪录电影中位于前列。近期上映的纪录电影《九零后》通过16位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联大学子的回忆与讲述，再现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艰苦岁月中师生们南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青年求学的赤忱之心鲜活生动，而奉献于国家建设的热情更感人至深，获得票房口碑双赢，强化了纪录电影的社会功能。
（三）国际传播和影响：塑造“中国形象”
纪录片由于其自身的纪实属性，在复杂的全球化局面中，成为转型期中国的国情现状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一方面，独立纪录电影曾通过各类电影节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传播的途径，但是“电影节倾向奖励那些敢于表现历史、社会和人性黑暗面，具有所谓批判意识和勇气的作品。纪录片因其‘真实’的属性，直接与当下社会现实发生关系，因而极易被刻意‘误读’”。7很多影片在与电影节审美倾向的互认中，以揭露边缘化生存的影像实现对于自身价值的确认，并未能构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全貌，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场为偏见和误读的意图做证的合谋。
另一方面，近年来获得院线公映资质的纪录电影虽在国际规模化的发行放映上缺少较有效的实践，但很多作品也都参与到了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奖项。例如，《四个春天》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二十二》获得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城市梦》获得2019纽约纪录片电影节Viewfinders Competition单元评审团奖;《归途列车》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长纪录片奖以及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奖项
然而，目前纪录电影对中国形象的描画远未达到成熟而全面的程度。“纪录片应该反映生活的主流。中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大部分纪录片缺少对社会的大变革和具有普遍意义事件的正面观照，这就使那些反映凡人小事的纪录片只停留在一种观念上，而不能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8发展至今，一些纪录电影已经找到中国社会发展中有其独特价值的切口，且发现并记录了很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但仍需要更进一步去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在转录、呈现事件和角度和形式探索新的可能性。
转型期中国社会与纪录电影的未来发展
纪录电影的社会关怀和市场性特征与其实际上承担的记录社会变迁的功能是一以贯之的，面向市场从不意味着应该在商业化浪潮中抛弃纪录片在纪实和美学上的本性。同时需要理解的是，社会转型本身不是“新”与“旧”的简单交替，而是一个复杂的冲突矛盾与融合转化并存的过程。这表明，纪录电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所呈现出来的被记录者对其生活境遇的感受和理解，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披露，而是去提供发现、讨论和反思的可能性。
事实上，中国纪录电影的发展本身势必离不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纪录电影所涉及的选材、创作、传播、产业化等各方面都植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文化背景中。转型期社会为纪录片提供了发展条件和大量素材，但这并不仅意味着对纪录电影应抱有多选择社会现实题材的期待，纪录电影更应该继续实现多元化的发展。
一是影像语言上更多创新性的尝试，例如纪录电影《棒！少年》以较为契合体育竞技题材的蒙太奇手法将比赛的紧张感和少年们的情绪状态展现出来，在观感上，更为紧凑的叙事结构会更易被观众所接受。而影片《九零后》中增加了大量色彩沉重的情景式绘画元素来再现一代联大学子年轻时求学读书的场面，作为影像和照片资料的补充，兼具构图色彩上的美感和回忆叙述的历史感。无论是技术还是美学理念都在随着纪录片的发展而变化，那么这种变化需要更多的创新尝试去继续推动演变。
二是题材类型上的多元化，尽管主要的题材分类在内容上依然可以按照政治、历史、人文、社会、自然进行大类的划分，但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和其中的个体都有其丰富的意义和价值，近年来院线纪录电影中既出现了《四个春天》这样的家庭影像作品，也有《重返·狼群》这样的作品体现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中关于保护和自由的主题。主流和边缘始终是相对的概念，真正打破选题的片面的方式是作品題材应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是文化特性和反思视角的多元化。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记录行为中互动关系的非预期性，创作者和受众个人身份地位和教育背景的差异，这些问题都可能会使得单一的文化视角不足以反映出事件的全貌和反思的全部维度，因此期待纪录电影在制作主体、创作视角上都可以更加多元化。影片《二十二》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慰安妇幸存者这一题材中，主要从个体叙述的角度呈现这段残酷历史遗留的影响，非常生活化的回忆和情感表述中隐含着对于历史伤痛的深刻体验与反思。而周浩导演的新作《孤注》则通过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互动的直接呈现来探讨个人如何与伤痛经历抵抗和共存，将对于拍摄行为的反思同样抛给观众，这类记录视角的尝试或许就存在着启发更多讨论的可能。
总之，纪录电影应对于仍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保持密切的关注，对社会现实保持敏锐的观察，把握社会热点议题就可能在市场上得到大众更多的认同和反响，从而纪录电影也会找到实现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可行途径。期待纪录电影能在找到自身的发展之路的同时，以记录、反思、对话的使命去更全面充分地构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影像记忆。
作者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性的、整体性的社会逐渐转变为多元化、差异化的社会，而纪录电影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正是处于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中的转型期中国社会。
近年来纪录电影在生产数量上不断增长的同时，其选材上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政治题材作品在创作手法上更贴近大众的审美口味，历史文化类、自然探险类、社会现实类题材的纪录片数量开始增加。2018年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中，社会现实类作品的数量占当年上映纪录电影作品总量的一半以上。
中国纪录电影也应该通过转型期社会所提供的条件和素材去找到自身的发展之路，同时以记录、反思、对话的使命去更全面充分地构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影像记忆。
转型期中国纪录电影创作特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电影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起迎来了新一次发展浪潮，到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超过百亿元，并逐年迅速递增。中国纪录片则在这一时期在电视平台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果，而进一步产业化、商业化的要求使得纪录片在电视这一主阵地之外需要继续拓展市场，其中就包括重回院线。
与此同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为纪录片包括纪录电影提供了更多创作和传播方面的可能性，微距技术、航拍、水下摄影、超高清技术等技术创新给纪录电影带来了很多技术美学上的新探索，而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发展也使得纪录片在传播上拥有了更广阔更灵活的平台。其中，一批政治题材或历史人文题材的纪录电影开始拓展纪录电影的院线市场，例如《舌尖上的新年》《旋风九日》等作品，这类影片相对而言拥有较为可观的投资，制作上有比较高的影像美学追求。
另一方面，自90年代開始的新纪录运动，意味着“出现了一种趋势：揭发中国的现实问题和人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中的人”。1因此出现了一批以底层影像为主的独立影片作品。而进入21世纪后，有观点认为中国纪录片呈现出“一种应对体制变革与市场需求，呼应国力强盛，整合主流诉求、大众口味、精英视角等多元意识形态诉求形成的形式新变与纪录片社会责任感的回归”。2纪录片的文化特性从主要作为主流文化的见证和宣传的角色，转向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存或融合的多元化视角。主流选材的纪录电影出于符合大众审美期待的考虑，更多倾向于使用平民化视角和戏剧化叙事，而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实影片也选择更为契合社会重点问题和事件的题材。当然，“边缘”或者“底层”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与其探讨拍摄对象的社会位置，不如说是一些影片开始向个体困境与社会事实的复杂关联转变。2010年上映的纪录电影作品《归途列车》关注到打工者家庭两代人之间对于未来期望和选择的冲突，也包含了社会流动中的家庭关系问题和教育问题，影片中火车站拥挤的春运场景和外出务工者的归家渴望也令人印象深刻。农民工相关问题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复杂化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现象，类似选材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我的诗篇》《村小的孩子》《厚街》等。
纪录电影对转型期社会现实的回应
（一）社会现实题材作品：转型期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近年来，院线上映的纪录电影作品中，社会现实题材作品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其中一些作品并不仅立足于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主体性表达，而是关注到了转型期社会在结构性的变动中的良性发展和新的矛盾。
郑琼导演的纪录电影作品《出·路》记录了3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的成长，意图体现他们之间的差异。这部影片背后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转变，改革前“先赋性”身份地位的社会分层秩序在市场因素作用下发生改变，实现了“读书改变命运”而获得自致性身份地位的可能性。但同时，正如影片中所记录的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最终的“出路”一样，由于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教育、家庭关系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社会阶层流动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限制，因而社会分层结构也同样呈现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除了在影片内容上对于转型期社会现实的回应，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电影在创作视角和出发点上对于社会问题报以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社会转型中的困境？吕新雨教授曾提出一种体现底层价值体系的“某种粗粝的人道主义”，并认为通过“底层成为自传”的方式可以为底层带来自觉性和主体性的表达。3而电影学者王小鲁则认为纪录片的伦理“建立于镜头前和镜头后的具体互动”，4他认为目前的独立影像是一种“行动性和介入性不强”但做到了“认真倾听了现实与素材的声音”的“静观电影”。5这两种观点都表明纪录片已经消解和舍弃自上而下的视角而是去呈现某个群体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意义世界，分歧在于将关于社会中少数群体的影像作为来自主流群体之外的呼声还是作为冷静的注视和记录这两种立场。对于纪录电影的创作来说，将创作者的主观性当作探求真实的试纸抑或是一双克制而谨慎的眼睛，都不代表必须预先设定某种必须坚持的视角和动机，而从方法上来看，或许挖掘题材蕴含的社会深度和困境中的结构性因素本身是为创作者和观众同时提供反思自身立场的途径的有效方法。
（二）历史人文题材作品：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
1.传统文化的困境与转化
历史人文类相关题材是纪录片中比较受欢迎的，而在纪录电影的创作上，很多作品选择了通过影像手段来记录和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习俗。例如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旨在寻找传统节庆中的文化风俗，《我在故宫修文物》则重点体现了传统文化保护和工匠精神，但这两部影片是基于同系列纪录片而重新剪辑制作的版本，最终收获的关注相比起原作显得比较少一些。
另外，近年来的作品中有不少都关注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传承困境，其中一些影片以社会人文视角，将传统艺术和文化的流失与传统“乡土性社会”6受到的现代化冲击关联起来。纪录电影《大河唱》以摇滚歌手苏阳为线，探寻他的音乐背后黄河土地上的秦腔、皮影、说书、花儿这几种传统艺术。类似地，影片《黄河尕谣》也从民谣歌手的角度体现文化艺术与故土的羁绊，以及在离土、离乡的过程中这种羁绊的逐渐黯淡。 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给民间传统文化的留存和延续带来了困难，民间传统艺术形式的流失，我们赖以构建自身认知和行为的文化根基也随之淡化。2020年上映的人物传记类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尽管是以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的人生经历作为主要内容，但影片也表现了叶嘉莹从古典诗词中获得了人生意义的精神滋养，同时运用大量的古诗词吟诵配以碑文、古物等空镜头，营造出浓厚的诗意韵味。这部影片引起的关注中也可以看到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似乎逐渐淡薄的传统文化的呼唤。
2.历史记忆的建构与深化
在社会转型带来的大众文化兴起前，主流文化作品是纪录片最主要的类型。近年来，政治、历史题材纪录电影以及社会现实题材中关于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纪录电影也在发展变化，也将视角关注到鲜活生动的个人经历与表达上来反映社会历史背景。更为亲切的平民化视角并未淡化这些作品中的主流价值观取向，反而更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做到了对于国家历史记忆的形塑、强化和补充。
关注幸存“慰安妇”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则通过沉重克制的影像语言记录了几位老人及其照顾者对于她们人生经历的口述，呈现了关于残酷战争的沉痛历史记忆，最终在院线获得过亿的票房。另外，在经历了艰难惨痛的疫情后，2021年初纪录电影《武汉日夜》上映，影片记录了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医院重症监护室中的抗疫故事，最终票房超过2000万，在近年院线上映的纪录电影中位于前列。近期上映的纪录电影《九零后》通过16位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联大学子的回忆与讲述，再现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艰苦岁月中师生们南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青年求学的赤忱之心鲜活生动，而奉献于国家建设的热情更感人至深，获得票房口碑双赢，强化了纪录电影的社会功能。
（三）国际传播和影响：塑造“中国形象”
纪录片由于其自身的纪实属性，在复杂的全球化局面中，成为转型期中国的国情现状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一方面，独立纪录电影曾通过各类电影节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传播的途径，但是“电影节倾向奖励那些敢于表现历史、社会和人性黑暗面，具有所谓批判意识和勇气的作品。纪录片因其‘真实’的属性，直接与当下社会现实发生关系，因而极易被刻意‘误读’”。7很多影片在与电影节审美倾向的互认中，以揭露边缘化生存的影像实现对于自身价值的确认，并未能构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全貌，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场为偏见和误读的意图做证的合谋。
另一方面，近年来获得院线公映资质的纪录电影虽在国际规模化的发行放映上缺少较有效的实践，但很多作品也都参与到了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奖项。例如，《四个春天》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二十二》获得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城市梦》获得2019纽约纪录片电影节Viewfinders Competition单元评审团奖;《归途列车》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长纪录片奖以及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奖项
然而，目前纪录电影对中国形象的描画远未达到成熟而全面的程度。“纪录片应该反映生活的主流。中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大部分纪录片缺少对社会的大变革和具有普遍意义事件的正面观照，这就使那些反映凡人小事的纪录片只停留在一种观念上，而不能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8发展至今，一些纪录电影已经找到中国社会发展中有其独特价值的切口，且发现并记录了很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但仍需要更进一步去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在转录、呈现事件和角度和形式探索新的可能性。
转型期中国社会与纪录电影的未来发展
纪录电影的社会关怀和市场性特征与其实际上承担的记录社会变迁的功能是一以贯之的，面向市场从不意味着应该在商业化浪潮中抛弃纪录片在纪实和美学上的本性。同时需要理解的是，社会转型本身不是“新”与“旧”的简单交替，而是一个复杂的冲突矛盾与融合转化并存的过程。这表明，纪录电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所呈现出来的被记录者对其生活境遇的感受和理解，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披露，而是去提供发现、讨论和反思的可能性。
事实上，中国纪录电影的发展本身势必离不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纪录电影所涉及的选材、创作、传播、产业化等各方面都植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文化背景中。转型期社会为纪录片提供了发展条件和大量素材，但这并不仅意味着对纪录电影应抱有多选择社会现实题材的期待，纪录电影更应该继续实现多元化的发展。
一是影像语言上更多创新性的尝试，例如纪录电影《棒！少年》以较为契合体育竞技题材的蒙太奇手法将比赛的紧张感和少年们的情绪状态展现出来，在观感上，更为紧凑的叙事结构会更易被观众所接受。而影片《九零后》中增加了大量色彩沉重的情景式绘画元素来再现一代联大学子年轻时求学读书的场面，作为影像和照片资料的补充，兼具构图色彩上的美感和回忆叙述的历史感。无论是技术还是美学理念都在随着纪录片的发展而变化，那么这种变化需要更多的创新尝试去继续推动演变。
二是题材类型上的多元化，尽管主要的题材分类在内容上依然可以按照政治、历史、人文、社会、自然进行大类的划分，但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和其中的个体都有其丰富的意义和价值，近年来院线纪录电影中既出现了《四个春天》这样的家庭影像作品，也有《重返·狼群》这样的作品体现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中关于保护和自由的主题。主流和边缘始终是相对的概念，真正打破选题的片面的方式是作品題材应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是文化特性和反思视角的多元化。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记录行为中互动关系的非预期性，创作者和受众个人身份地位和教育背景的差异，这些问题都可能会使得单一的文化视角不足以反映出事件的全貌和反思的全部维度，因此期待纪录电影在制作主体、创作视角上都可以更加多元化。影片《二十二》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慰安妇幸存者这一题材中，主要从个体叙述的角度呈现这段残酷历史遗留的影响，非常生活化的回忆和情感表述中隐含着对于历史伤痛的深刻体验与反思。而周浩导演的新作《孤注》则通过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互动的直接呈现来探讨个人如何与伤痛经历抵抗和共存，将对于拍摄行为的反思同样抛给观众，这类记录视角的尝试或许就存在着启发更多讨论的可能。
总之，纪录电影应对于仍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保持密切的关注，对社会现实保持敏锐的观察，把握社会热点议题就可能在市场上得到大众更多的认同和反响，从而纪录电影也会找到实现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可行途径。期待纪录电影能在找到自身的发展之路的同时，以记录、反思、对话的使命去更全面充分地构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影像记忆。
作者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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