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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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安全作为治理难题的本质在于,二者如何可能被一套体制逻辑所统筹容纳.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不仅是对制度规则、政策任务、组织激励的临时纠偏,而且是围绕悖论进行的阶段性体制重塑.“总体性领导的整体治理”构筑了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基本体制和历史经验.整体治理的内涵并非是对社会稀缺资源和规范的全面掌控和自上而下配置,而是强调通过对治理资源和治理主体的广泛动员,实现治理体系对风险和悖论的全面渗透和吸纳,构筑消解悖论的多层次机制.总体性领导也并非诉诸解放权力的先验赋予,而是在构筑统一战线和“共同”的历程中获得治理体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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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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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安全作为治理难题的本质在于,二者如何可能被一套体制逻辑所统筹容纳.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不仅是对制度规则、政策任务、组织激励的临时纠偏,而且是围绕悖论进行的阶段性体制重塑.“总体性领导的整体治理”构筑了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基本体制和历史经验.整体治理的内涵并非是对社会稀缺资源和规范的全面掌控和自上而下配置,而是强调通过对治理资源和治理主体的广泛动员,实现治理体系对风险和悖论的全面渗透和吸纳,构筑消解悖论的多层次机制.总体性领导也并非诉诸解放权力的先验赋予,而是在构筑统一战线和“共同”的历程中获得治理体制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自由.随着发展和安全议题在全球弥漫,这一统筹逻辑在世界范围内也将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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