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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中国工业废水滥排偷排，矿山废渣肆意堆放，释放了重金属这个魔鬼。大量重金属排入河流，不计其数的耕地使用污水灌溉，经年累月，土壤重金属含量不断增加。直到“毒粮”被端上餐桌，人们才极不情愿地接受这一事实：土壤污染，其实早就已经与空气和水源污染一样，成了中国民众的生存威胁。只不过因为影响不够直观，土壤污染此前并没有像雾霾那样获得流行词般的关注度。
触目惊心的污染现状
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重度污染点位比例为1.1%，耕地的点位超标率更是高达19.4%，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等。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大数据背后的详尽污染信息，受影响地区和人群，以及污染对城镇居民的粮食和水源影响等，迄今仍未公诸于众。
从数据上看，镉的点位超标比例占到全国所有调查点位的7%，位居所有重金属污染物之首。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数据相比，土壤中的镉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其中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而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则增加了10%-40%。
公报还指出，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餐桌上的“毒粮”危机
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带领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件，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重金属镉超标。
再往前回溯污染的踪影不难发现：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上的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为28.4%，其次是镉，超标率为10.3%。
这些旧数据呈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威胁到了粮食这一民生命脉。而另一个长期遭到忽视的状况是：比起通过市场购买粮食、食物来源多样化的城镇居民，身处土地污染第一线的农民所遭受的健康和经济损害，以及持续为之付出的代价，则更为糟糕。
有专家分析认为，粮食重金属超标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土壤重金属本底值高。我国西南和中南地区是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镉等重金属元素的基础含量高。二是我国有色金属传统的开采地区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开采史。长期的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和含重金属的工业废水、废渣排放造成了土壤污染，从而导致粮食重金属超标。三是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导致酸雨增加，土壤酸化。在酸性增强的条件下，土壤中的镉等重金属活性也随之增强，更易被水稻等作物吸收。另外，有些地区种植的一些水稻品种，由于生物体的自然适应性，本身具有较高的镉的富集特性。
“某地”到底在哪儿？
在我国，大量有关土壤污染的调研都没有提及所在地区的名字，代之以“某市”、“某地區”。以镉污染状况调查为例：2011年，常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郭志忠等调查分析了南方某市水稻镉污染状况时，随机采集市辖9个区县市的农户自产水稻414份，镉超标率为29.2%；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岳等检测了南方某镉污染区本地自产的粮食，发现采集的58份粮食中，镉含量超出国家标准的有41份，大米中最高超出限量12.5倍；中南大学郭朝晖等调查了湖南省某有色金属矿业区周边的蔬菜重金属污染，蔬菜镉含量平均值为11.48mg/kg，明显超过了国家食品卫生标准……“某地”究竟在哪儿？不完整的信息，使得公众对自身所在地区的环境和粮食安全状况无从了解。
污染土地的处置难题
污染评估体系旨在建立保护公众健康的屏障，而以农田为主的大片被污染土地仍需修复或作其他妥善处置。筹集污染土地的修复资金源，落实污染企业的责任，以及解决污染土地农民的生计，成了土壤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几大难题。
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称，在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土壤污染尤为严重，而这一区域的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同样是100亩地，西南地区可能涉及到十几家农民，比北方多很多，影响面比较大，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既实现治理目标又让农民有一定的经济收益是治理难点。”
北京交通大学长期研究镉污染的副教授柯屾指出，政府部门对环境污染造成人体健康事件的调查处理，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在个别地方，由于环保诉求得不到呼应，当地居民逐渐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对污染之怨演变成对政府部门不作为之怨。这样，本来由企业生产引发的污染事故，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引发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直接对抗，甚至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公众如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科研人员能否提供污染应对与解决的技术方案，法律与制度体系怎样为受害者提供保障……伴随着中国民众环境安全意识的日益提升，这些问题都将被反复考量。
触目惊心的污染现状
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重度污染点位比例为1.1%，耕地的点位超标率更是高达19.4%，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等。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大数据背后的详尽污染信息，受影响地区和人群，以及污染对城镇居民的粮食和水源影响等，迄今仍未公诸于众。
从数据上看，镉的点位超标比例占到全国所有调查点位的7%，位居所有重金属污染物之首。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数据相比，土壤中的镉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其中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而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则增加了10%-40%。
公报还指出，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餐桌上的“毒粮”危机
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带领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件，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重金属镉超标。
再往前回溯污染的踪影不难发现：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上的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为28.4%，其次是镉，超标率为10.3%。
这些旧数据呈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威胁到了粮食这一民生命脉。而另一个长期遭到忽视的状况是：比起通过市场购买粮食、食物来源多样化的城镇居民，身处土地污染第一线的农民所遭受的健康和经济损害，以及持续为之付出的代价，则更为糟糕。
有专家分析认为，粮食重金属超标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土壤重金属本底值高。我国西南和中南地区是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镉等重金属元素的基础含量高。二是我国有色金属传统的开采地区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开采史。长期的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和含重金属的工业废水、废渣排放造成了土壤污染，从而导致粮食重金属超标。三是由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导致酸雨增加，土壤酸化。在酸性增强的条件下，土壤中的镉等重金属活性也随之增强，更易被水稻等作物吸收。另外，有些地区种植的一些水稻品种，由于生物体的自然适应性，本身具有较高的镉的富集特性。
“某地”到底在哪儿？
在我国，大量有关土壤污染的调研都没有提及所在地区的名字，代之以“某市”、“某地區”。以镉污染状况调查为例：2011年，常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郭志忠等调查分析了南方某市水稻镉污染状况时，随机采集市辖9个区县市的农户自产水稻414份，镉超标率为29.2%；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岳等检测了南方某镉污染区本地自产的粮食，发现采集的58份粮食中，镉含量超出国家标准的有41份，大米中最高超出限量12.5倍；中南大学郭朝晖等调查了湖南省某有色金属矿业区周边的蔬菜重金属污染，蔬菜镉含量平均值为11.48mg/kg，明显超过了国家食品卫生标准……“某地”究竟在哪儿？不完整的信息，使得公众对自身所在地区的环境和粮食安全状况无从了解。
污染土地的处置难题
污染评估体系旨在建立保护公众健康的屏障，而以农田为主的大片被污染土地仍需修复或作其他妥善处置。筹集污染土地的修复资金源，落实污染企业的责任，以及解决污染土地农民的生计，成了土壤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几大难题。
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称，在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土壤污染尤为严重，而这一区域的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同样是100亩地，西南地区可能涉及到十几家农民，比北方多很多，影响面比较大，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既实现治理目标又让农民有一定的经济收益是治理难点。”
北京交通大学长期研究镉污染的副教授柯屾指出，政府部门对环境污染造成人体健康事件的调查处理，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在个别地方，由于环保诉求得不到呼应，当地居民逐渐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对污染之怨演变成对政府部门不作为之怨。这样，本来由企业生产引发的污染事故，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引发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直接对抗，甚至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公众如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科研人员能否提供污染应对与解决的技术方案，法律与制度体系怎样为受害者提供保障……伴随着中国民众环境安全意识的日益提升，这些问题都将被反复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