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春入伍的兵，但入伍四年后才获得“探家”的机会。
　　身边的战友几乎是20岁上下入伍，尽管家中平平安安，没有“危”“重”之类的电报相催，但关于婚姻大事的信件却是一封接着一封。我探家也是为了处理婚姻问题，1967年6月，我把自己妁“特大喜讯”告诉了战友，以便给他们捎话、捎信、捎东西。
　　战友刘继田是文盲，在新兵连时都是我给他写信、念信。我知道他已有介绍的对象，他送来一个小包、一双鞋和两件衣服，请求我帮他相亲。
　　相亲，是一种安排男女双方见面的撮合，几乎是如临大敌。而受托为战友相对象，比相亲更加为难，但我还是答应了他。到继田家后，我及时把从三千里外带回的小包交给他父母。我把前来的目的转达后，两位老人很高兴，立即传话让姑娘过来。
　　姑娘腼腆地喊了声“大哥”，便拿起壶为我续茶。这毕竟不是相自己的对象，我觉得很不自然，除了夸自己的战友，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敢直视她，但还要完成“相”的任务。姑娘倒完茶便坐在小凳子上，低着头，红着脸，不时地用手绢擦汗。
　　歸队前，我再去了一趟刘家，她仍然不停地让茶、倒茶。我还是不敢直视她，所以努力记住了老人的评价，姑娘还让我捎了手工纳底的袜子、鸡蛋等。这是“千里送鹅毛”，是心意，我一路上努力尽着看护和通风的职责。
　　归队后，我向战友如实地做了汇报，并对没有看清作了检讨。由于双方家庭都有诚意，我所谓的代“相”，也只是走过场，继田在第一次探家时完成了结婚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