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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媒体在评论跨国公司时,总是显得很激动。“那些洋品牌们”,它们这样归类。
最近陷入舆论漩涡的是星巴克。一些媒体用“暴利”来形容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纷纷指责它“咖啡售价比美国贵1/3”,“售价为物料成本10倍”。
同往常一样,这个论调迅速煽动起一些民族主义人士的情绪:“崇洋媚外”,“只买贵的不选对的”,他们把话题进一步扩大,认为不用国货的人都应该“深刻反省”一下。
假如我们暂离一下“被歧视”强迫症,运用一些商业思维,冷静思考,可能会获得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星巴克在美国、中国或欧洲是否应该卖相同价格?
星巴克的成本主要分为两部分:销售成本,它包含店面租金即房屋占用成本、咖啡、牛奶及运输油价等;店铺的经营开支,比如店员工资等。此外,它还有一些其他支出,比如折旧及摊销和行政管理成本等。财报里,中国及亚太区运营利润率较美国本土高一些—但假如不考虑一些长期股权回报(比如上海与统一的合资公司),运营成本占比并无优势—无论如何,这个维持在二三十个百分点的利润率称不上暴利,媒体不断凸显这一点存在误导之嫌,尤其拿中国与欧洲的利润率对比,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可比性,因为欧洲咖啡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开拓成本和市场战略都不一样。
在不赚不赔的情况下,一个公司的商品售价是它的保本成本。显然,在不同市场,星巴克想要达到利润平衡点的条件并不相同,销售杠杆不同,覆盖固定成本的边际收益也不同。同时,相比于美国本土市场,中国市场处于一个高速扩张的状态中,还要承担更大风险。
这解释了为什么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定价不同,或者简单一点理解:这个世界还没那么平。
与此同时,自由竞争的市场不存在强买强卖,每家公司有权对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每个消费者也可以选择是否接受。你更不能简单地以物料成本来反推一个公司的运营成本。商品的定价不仅仅受成本影响,更在于消费者对它的心理认知,这里包含了品牌价值和一些品牌附加值比如它所倡导的生活方式。
一些媒体之所以轻率地做出结论,其背后主要受到一种民粹主义思维的影响。它们把可口可乐、百事、百胜、星巴克这种列为一类,当做外人;而民族品牌则为另一类,是自己人。而在商业世界,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官僚主义一样,会阻碍自由竞争。
一方面,中国对外资很开放,外贸大概占据了GDP 70%的比例,最初是抱着“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引入外资的,这也是融入世界必经的一步;但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现在又表现出明显的“外资情结”,频繁提到跨国巨头的存在影响了本土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政府在公共管理上存在已经很要命了,媒体需要更加谨 慎。
这种谨慎有时表现为一种尺度及克制,对企业经营表现出起码的善意和体谅。这并不是要媒体放弃所谓的监督,而是不应把它当做指哪打哪的武器。手中的话语权越大,就越需要运用尺度的艺术,因为一个报道就可能直接影响一家企业的生死。
最近,央视在《新闻联播》中批评《喜羊羊》等动画片存在暴力失度、语言不文明的现象。但假如你问我,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喜羊羊是我两岁半女儿最喜爱的卡通形象。
媒体的批评不断触及各个层面,虽然这种批评是正常的,但对于被批评的公司来说,就会诚惶诚恐,拿出财力和精力来去修改,比如喜羊羊要花千万元去“整改内容”。假如要扮成一个管理者,就要学会和保持克制。对手握巨大公权力的政府而言如此,媒体—如果它还把自己当媒体的话也是如此,虽然公众和这些媒体自身已经很少这么看了。
最近陷入舆论漩涡的是星巴克。一些媒体用“暴利”来形容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纷纷指责它“咖啡售价比美国贵1/3”,“售价为物料成本10倍”。
同往常一样,这个论调迅速煽动起一些民族主义人士的情绪:“崇洋媚外”,“只买贵的不选对的”,他们把话题进一步扩大,认为不用国货的人都应该“深刻反省”一下。
假如我们暂离一下“被歧视”强迫症,运用一些商业思维,冷静思考,可能会获得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星巴克在美国、中国或欧洲是否应该卖相同价格?
星巴克的成本主要分为两部分:销售成本,它包含店面租金即房屋占用成本、咖啡、牛奶及运输油价等;店铺的经营开支,比如店员工资等。此外,它还有一些其他支出,比如折旧及摊销和行政管理成本等。财报里,中国及亚太区运营利润率较美国本土高一些—但假如不考虑一些长期股权回报(比如上海与统一的合资公司),运营成本占比并无优势—无论如何,这个维持在二三十个百分点的利润率称不上暴利,媒体不断凸显这一点存在误导之嫌,尤其拿中国与欧洲的利润率对比,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可比性,因为欧洲咖啡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开拓成本和市场战略都不一样。
在不赚不赔的情况下,一个公司的商品售价是它的保本成本。显然,在不同市场,星巴克想要达到利润平衡点的条件并不相同,销售杠杆不同,覆盖固定成本的边际收益也不同。同时,相比于美国本土市场,中国市场处于一个高速扩张的状态中,还要承担更大风险。
这解释了为什么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定价不同,或者简单一点理解:这个世界还没那么平。
与此同时,自由竞争的市场不存在强买强卖,每家公司有权对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每个消费者也可以选择是否接受。你更不能简单地以物料成本来反推一个公司的运营成本。商品的定价不仅仅受成本影响,更在于消费者对它的心理认知,这里包含了品牌价值和一些品牌附加值比如它所倡导的生活方式。
一些媒体之所以轻率地做出结论,其背后主要受到一种民粹主义思维的影响。它们把可口可乐、百事、百胜、星巴克这种列为一类,当做外人;而民族品牌则为另一类,是自己人。而在商业世界,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官僚主义一样,会阻碍自由竞争。
一方面,中国对外资很开放,外贸大概占据了GDP 70%的比例,最初是抱着“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引入外资的,这也是融入世界必经的一步;但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现在又表现出明显的“外资情结”,频繁提到跨国巨头的存在影响了本土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政府在公共管理上存在已经很要命了,媒体需要更加谨 慎。
这种谨慎有时表现为一种尺度及克制,对企业经营表现出起码的善意和体谅。这并不是要媒体放弃所谓的监督,而是不应把它当做指哪打哪的武器。手中的话语权越大,就越需要运用尺度的艺术,因为一个报道就可能直接影响一家企业的生死。
最近,央视在《新闻联播》中批评《喜羊羊》等动画片存在暴力失度、语言不文明的现象。但假如你问我,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喜羊羊是我两岁半女儿最喜爱的卡通形象。
媒体的批评不断触及各个层面,虽然这种批评是正常的,但对于被批评的公司来说,就会诚惶诚恐,拿出财力和精力来去修改,比如喜羊羊要花千万元去“整改内容”。假如要扮成一个管理者,就要学会和保持克制。对手握巨大公权力的政府而言如此,媒体—如果它还把自己当媒体的话也是如此,虽然公众和这些媒体自身已经很少这么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