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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理的股权结构对于城商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手工收集的银行网点地理分布数据和财务数据，分析了2008—2017年中国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跨区经营战略对这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商行的股权集中度越高，其经营业绩越差，这说明大股东存在明显的“掏空”行为;而跨区经营战略通过降低大股东的关联贷款可以有效抑制股权集中对经营业绩的损害。该结论在处理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和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跨区经营战略的经济效果会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差异和区位偏好差异表现出异质性，其抑制作用仅在行业竞争较小组和非省会城市偏好组中显著。
关键词：城商行;公司治理;股权集中度;跨区经营;经营业绩;关联贷款;行业竞争;网点结构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1（05）0101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说明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既是银保监会深化银行业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的主要保障。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城商行不断发展成为我国银行体系的“第三梯队”，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商行发展迅速，但其治理机制建设没有跟上发展速度。其中包商银行曾作为城商行的优秀代表，却在2019年发生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包商银行表面上有着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三会一层”组织架构，但实际上有着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两大公司治理顽疾[1]。说明在金融业机构中股权结构是决定其公司治理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
现有文献对于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的研究结论不一：一部分文献认为城商行股权集中能充分发挥大股东的监督职能，进而可以抑制管理层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最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2];另有一部分文献认为，大股东权力越集中即代表大股东控制公司的能力越强，越容易产生大股东“掏空”的问题。因此股权集中度过高不仅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还会侵占银行资金，损害存款人的利益，最终降低银行的经营业绩[3-4];此外，还有一部分文献总结出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关系[5-6]。由此可见，文献研究分歧较大，仍需厘清股权结构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深入探究发现，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经营业绩越差，说明大股东存在明显的“掏空”行为。近年来城商行问题频发，大多涉及到股权结构问题。那么在解决问题，提升公司治理的诉求下，城商行自身内部是否有改善的战略，也是本文进一步挖掘的重点。
针对城商行从内部完善其公司治理的角度，首先需从城商行自身特征和本质属性入手。单一化和地域性是城商行与生俱来的典型特征，经营活动范围有限，可供选择的客户较少。根据已有研究发现，大股东会通过关联贷款的手段损害中小股东和银行储户的利益。具体而言，大股东利用关联贷款逃废债务现象严重，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7]。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为了破解城商行发展瓶颈，银监会曾出台政策《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明文鼓励城商行通过收购、重组或者直接设立分支机构等模式在所属城市外的经济区域布局经营，实现跨区域发展。跨区经营戰略可以帮助城商行突破地域限制，增加市场份额[8]。进一步能有效打破经营边界，寻找到更多的优质客户，降低关联贷款数量，增加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对抗能力。此外，大股东为了“掏空”城商行，通常会利用货币报酬来拉拢管理者。随着跨区经营战略的实施，城商行的资产规模扩张使得管理者的薪酬得到提升，这会降低管理者的合谋动机，进而约束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基于此，本文将从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的视角切入，验证该战略对于城商行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探寻规避中小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方式和路径。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我国城商行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城商行股权集中度越高，其经营业绩越差，说明大股东存在明显的“掏空”行为。而跨区经营战略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削弱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向联系。同时，跨区经营战略还能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手段，具体体现在关联方从城商行获得的贷款比例会随着异地网点的增加而下降。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跨区经营战略的经济效果会因为行业竞争差异和网点结构差异表现出异质性，该战略的抑制作用仅在行业竞争较小以及非省会异地网点较多的组别中表现出来。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上市公司视角研究公司治理的文献颇为丰富，在国家对于金融业机构的公司治理愈发关注的背景下，却鲜有文献对城商行公司治理进行深入的探讨。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中小商业银行持续稳健发展的前提，而有效的股权管理又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基础。因此，本文从城商行这一视角切入，拓展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研究。第二，探讨了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对其公司治理的影响。在金融行业改革和发展背景下，跨区经营战略作为城商行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已有文献对其研究并不充分，本文拓展了跨区经营战略的经济结果，并充分探究了该战略影响城商行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联系的渠道。第三，着重从行业竞争和网点结构的异质性方面展开研究，不同省份之间的行业竞争程度不同，不同城商行对异地网点结构安排也不同，因此跨区战略对城商行的作用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能细化城商行在实际公司治理中的经营管理活动。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基于文献回顾，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二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第四部分是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关系 股权结构究竟如何影响公司业绩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合理的股权结构不仅能提高城商行的公司治理水平，降低经营风险，还能有效平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城商行的股权集中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9]，集中化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大股东发挥监督职能[2，10]，降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11]，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可是，股权越集中，大股东的控股能力就越强，其“掏空”动机也会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加[3-4]。对商业银行而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不仅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还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集中化的股权结构不利于提高银行的经营业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股权集中度越低，公司被收购的可能性就越高，管理层则会通过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来降低被收购的风险，所以，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的经营业绩存在负向联系[12-14]。此外，有学者还发现了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业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5-6]，说明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银行的经营业绩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银行存在最优股权结构。总体而言，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基于此，为了探究股权集中度会对城商行的经营业绩造成何种影响，本文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假设。
H1a：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经营业绩越好。
H1b：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经营业绩越差。
（二）股权集中度、跨区经营战略与经营业绩
针对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战略，我国学者集中讨论了该战略的直接经济结果。比如，范香梅等[15-16]发现跨区经营战略使得城商行的经营业绩出现了一定的恶化，而蔡卫星等[8，17]则发现，该战略对于城商行的盈利能力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不仅如此，国外学者还发现，银行网点地理分布的多样性可以帮助银行实现规模经济[18]，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19]和经营风险[18]，但是地理分布的多样性也会增加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20]。归纳和总结现有研究不难发现，少有学者关注跨区经营战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近年来由于城商行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事件，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战略是否会对大股东的这些行为产生影响呢？
城商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经营活动集中在注册地，使其经济业务高度依赖本土企业，集中化的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降低城商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21]。但是，单个城市的客户资源有限，约束了城商行的发展。而跨区经营战略可以帮助城商行突破地域限制，增加市场份额[8]。那么，跨区经营战略会如何影响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张敏等[22]发现大股东为了“掏空”银行会允许管理层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进而弥补经营业绩恶化带来的薪酬损失。资产规模作为影响银行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23]，随着跨区经营战略的实施，城商行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高管薪酬也会随着提升。此时，管理者与大股东的合谋动机降低，进而会约束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之，规模扩张会降低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之间的敏感性[24]，这又会进一步降低高管的合谋动机。这样看来，跨区经营战略可以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随着异地网点的增加，城商行可以快速扩张资产规模，规模的扩张使得大股东有了更加强烈的“掏空”动机，这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城商行的经营业绩。针对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如下第二个假设。
H2a：跨区经营战略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H2b：跨区经营战略会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此外，如果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战略会对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会如何体现呢？从大股东“掏空”银行的手段来看，现有文献已经证实关联贷款是最为常见的方式[4，22，25-26]。因此，该战略的影响很可能会延伸到对大股东关联贷款上。因此，本文在第二个假设基础上提出了与之对应的第三个假设。
H3a：跨区经营战略会降低城商行关联贷款占比。
H3b：跨区经营战略会提升城商行关联贷款占比。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把城商行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区间为2008—2017年。城商行财务数据，主要通过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得，对于缺失数据采用手工收集年度报表进行补齐;城商行网点地理分布数据，通过银保监会网站公布的金融机构许可证信息手工整理获得;城商行关联贷款数据，通过手工收集年度报告获得;地区经济数据，通过EPS全球统计数据库和城市统计年鉴整理获得。此外，本文还剔除了财务数据完全缺失的样本。需要指出，我國区域性银行包括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虽然农村商业银行也存在跨区经营行为，但是这种跨区经营行为局限在同一城市下的不同区县，其经营活动没有超出地方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所以，本文只把城商行作为研究对象。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解释
首先，本文构造模型（1）来验证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假设H1a和H1b）;其次，通过构造模型（2）来分析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是否会对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假设H2a和H2b）;最后，利用模型（3）来探讨跨区经营战略对城商行关联贷款的影响（假设H3a和H3b）。
Roai，t=α0+α1Firsti，t+αiXi，t+Yeart+εi，t（1）
Roai，t=α0+α1Firsti，t+α2Firsti，t×Crossi，t+α3Crossi，t+αiXi，t+Yeart+εi，t（2）
Rloani，t=α0+α1Crossi，t+αiXi，t+Yeart+εi，t（3）
参照现有文献[16，27]的做法，模型（1）使用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First）使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衡量，First的值越大，城商行的股权越集中;同时，模型（1）还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商行经营业绩的其他指标（X），比如资产规模（Asset）、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Inr）、银行成立的年限（Age）、是否上市（Public）、是否发生过合并（Merge） 这里特指城商行在成立之后是否发生过合并重组，如甘肃银行是由平凉市商业银行和白银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而来、徽商银行由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北、蚌埠6家城市商业银行等合并组建。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ε代表模
型的随机干扰项;i和t分别表示城商行个体i以及年份t。模型（2）则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调节变量（Cross），Cross表示城商行异地网点的占比，其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取值越大，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的幅度越大。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商行关联贷款的占比（Rloan）。此外，本文针对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时间效应。主要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城商行资产利润率（Roa）的均值为1%，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说明城商行之间的盈利能力差异不大。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的最小值为5%，最大值为75%，说明有的城商行股权结构相对分散，这可能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有的则过度集中，从而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城商行跨区经营程度（Cross）的均值为0.28，即每100个银行网点中，约有28个网点设立在注册地以外，其标准差为0.26，反映出城商行的跨区战略波动较为明显;Cross最小值为0，说明部分样本没有实施跨区战略，其经营活动集中在注册地。关联贷款占比（RLoan）的均值为1%，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1%，说明样本之间的差异较大，部分城商行关联贷款占比较高，潜在经营风险较大。需要说明，由于部分城商行信息披露不完整，使得关联贷款的观察值数小于其他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主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H1a和H1b，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3的第（1）（2）列。其中，第（1）列表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影响;第（2）列则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商行经营业绩的其他因素。从分析结果来看，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的系数分别为-0.0063和-0.0058，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城商行股权越集中，经营业绩越差，即城商行大股东存在明显的“掏空”行为，所以假设H1b得到验证。在该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做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既然股权集中会损害城商行的经营业绩，那么股权制衡应该可以从反面验证该结论。因此，本文探讨了股权制衡
参照张敏等[22，29]的做法，分别利用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Five、Ten作为股权制衡的衡量指标。Five和Ten的值越大，说明城商行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影响。从第（3）（4）列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Five和Ten的系数分别为0.0007、0.000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程度越强，城商行经营业绩越好。进而，本文从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两个角度证实了假设H1b，即股权越集中，大股东“掏空”动机越明显，城商行的经营业绩越差。此外，控制变量与城商行经营业绩（Roa）之间的关系与现有文献[16，28]基本一致。
进一步分析，由于历史原因，城商行在成立之初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控股模式。随后，为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民营资本在城商行中的持股比例不断上升，甚至成为了第一大股东。那么，由此产生的股权性质差异是否会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产生影响呢？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把样本分为了国有城商行和非国有城商行
需要说明，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往往是一致行动人。因此，在确定城商行股权性质时，本文利用股权穿透的方法来追溯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如果第一大股东属于地方政府及其一致行动人，就定义该城商行为“国有”城商行，否则为“非国有”城商行。，并对分组后的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可以看到，无论是国有组还是非国有组，Firs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向关系没有受到股权性质差异的影响。对于国有大股东而言，城商行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经营业绩，还需要考虑外部经济效益，比如市政建设、地区就业等民生项目，而这些项目的背后又存在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所以，地方官员很可能利用国有大股东的身份来实现个人的政治诉求，进而损害国有城商行的经营业绩。为了证实以上论述，本文在第（1）（2）列结果的基础上引入地方官员变更
参照戴亦一等[30-33]的做法，利用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变更作为地方官员变更的代理变量，如果市委书记变更发生在当年的1—6月份，Change取值为1，变更发生在7—12月份取值为0。（市委书记，Change）作为调节变量。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前任和现任官员在变更当年需要完成交接工作，此时地方政府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官员对国有城商行的干预自然也会减少，国有大股东“掏空”城商行的行为就会得到削弱。如果能证实地方官员变更（Change）的调节作用在国有城商行中显著，而在非国有城商行中不显著，那么，地方官员在国有城商行中发挥的作用便得到证实。从第（4）列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国有组中First×Change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非国有组第（3）列First×Change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地方官员的更替会抑制国有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而证实了国有城商行大股东“掏空”行为背后隐含的地方官员因素。此外，单变量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保持一致，限于篇幅表4没有列出。
（二）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的调节效应分析
跨区经营战略是城商行突破地域限制做强做大的必然选择，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5。从第（1）（2）列可以发现，First×Cross的系数分别为0.0137和0.012，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跨区经营战略可以有效地削弱股权集中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损害，进而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所以，本文的假设H2a得到证实。此外，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之后，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自然会增加。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本文利用异地网点所在城市与城商行注册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总和的自然对数（Dist）来替换Cross，并对假设H2a进行再次检验。可以看到，第（3）（4）列First×Dist的系数分别为0.0025和0.0023，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之后，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向关系会随着总分机构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从而再次验证了假设H2a。 虽然表5的分析结果证实了假设H2a，但是模型（2）中的调节变量（Cross）与被解释变量（Roa）之间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该问题。从影响城商行异地网点结构的因素来看，首先，一个城市的人口越多，金融资源的需求量会更大，城商行到该城市设立异地网点的可能性就更高;其次，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的距离越远，总部的监督成本越高，所以，城商行更可能把异地网点设立在距离注册地较近的城市，并且城市的人口和地理位置外生于城商行的经营业绩，满足工具变量的使用条件。参照Goetz等[34]的做法，本文把省内出现了异地城商行的所有城市的平均人口数量与地理加权距离倒数的乘积（IVcross）作为Cross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再次分析，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第（1）（2）列Ivcross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构造的工具变量（Ivcross）较为合理。第二阶段回归中，第（3）（4）列First×Ivcross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假设H2a在处理了模型（2）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三）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对关联贷款的影响
从大股东侵蚀银行经济利益的手段来看，关联贷款是最常见的方式。那么，跨区经营战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是否会体现在对关联贷款的影响上呢？为此，本文分析了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对关联贷款的影响。参照张敏等[22]的做法，本文手工收集了城商行关联贷款数据，并使用关联贷款占比（关联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Rloan）作为被解释变量，此外还借鉴钱先航等[35]的做法，使用关联贷款总量（关联贷款与总资产的比值，Loan）作为稳健性检验，具体分析结果见表7。就关联贷款占比而言，第（1）（2）列Cross的系数分别为-0.0083和-0.0176，并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同样，关联贷款规模第（3）（4）列Cross的系数也都显著为负，即本文的假设H3a得到验证。这表明城商行在实施跨区战略之后，随着异地网点的增加，大股东从城商行获得关联贷款的比例逐渐降低，该结果对于解释跨区经营战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提供了有力证据。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战略削弱了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向联系，这对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此外，考虑到该战略的经济效果可能会因为外部营商环境差异表现出异质性结果。因此，本文有必要就该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四、进一步分析
（一）行业竞争差异分析
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程度越高，外部竞争也更加激烈。城商行作为区域性银行，虽然在当地具有品牌优势，但是在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中很难取得竞争优势，不利于异地网点开展业务。那么，跨区经营战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因为外部竞争差异产生异质性结果呢？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利用樊纲等[36]公布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各省金融行业竞争指数”作为外部竞争衡量指标，并按照该指标的均值把城商行所在省份分为高低两组，对模型（2）的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表8的回归结果来看，在行业竞争较低的省份，First×Cross的系数分别为0.017和0.0168，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行业竞争较高的省份，First×Cross的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在行业竞争较低的地区实施跨区经营战略更有助于提高城商行的公司治理水平。该发现对于行业监管者因城施策提供了帮助，不同省份应当根据自身的金融发展状况细化监管。
（二）异地网点结构差异分析
不同省份之间的行业竞争程度不同，同样省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甚至出现了“省会独大”的情况，城商行自然会把更多的异地网点设立在省会城市。所以，本文根据城商行的异地网点结构差异，进一步探讨跨区经营战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因为异地网点结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本文把样本分为了省会偏好型和非省会偏好型，如果某个城商行在省会城市设立的网点多于它在其他城市网点的总和，则该城商行属于省会偏好型;否则属于非省会偏好型。此外，本文剔除了注册地在省会城市的城商行，因为这类城商行的网点本来就集中在省会城市，不属于异地网点结构选择差异的探讨范围。从表8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省会偏好组First×Cross的系数不显著，而非省会偏好组的First×Cross的系数分别为0.0202和0.0193，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省会城市设立较多的网点没有达到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效果。省会城市虽然有较好的经济发展优势，但行业竞争也会更加激烈。此外，相比其他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本土城商行，异地城商行缺少品牌优势，很难通过获得优质的客户资源来扩大资产规模，自然无法增加与大股东的对抗能力。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1.样本选择性偏差处理。虽然表6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和经营业绩之间的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但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监管部门通常只会允许盈利能力强、资产规模大、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商行设立异地网点，这种行政决策的限制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所以，本文进一步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处理该问题。第一阶段，针对全部样本，使用Probit模型寻找决定城商行是否实施跨区经营战略的影响因素，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λ）。第二阶段，仅针对已经实施了跨区经营战略的样本，在控制λ的情况下分析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的经济效果。参考蔡卫星等[8，16-17]的做法，本文选取了如下可能影响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决策的因素：盈利能力（Roa）、资产规模（Asset）、资本充足率（Car）、资本水平（Cap）、贷款增速（GLoan）、不良贷款率（Npflr）、银行年龄（Age），并对这些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需要说明，由于Probit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因此本文这样定义Dum_cross，如果城商行当年存在异地网点，Dum_cross取值为1，否则为0。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在第一阶段重点关注城商行经营业绩（Roa）与跨区经营战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表9第（1）列Roat-1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营业绩越好，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的可能性越高，这和现有文献的结论一致。第二阶段的分析中，λ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样本存在选择偏差;First×Dum_cross的系数为0.0141，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表5和表6的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在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 2.替换被解释变量。参照现有文献的常见做法，本文在模型（1）和模型（2）中使用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此外，也有研究[37]使用权益报酬率（Roe）作为城商行经营业绩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替换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并对原假设进行再次检验。通过表10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第（1）（2）列First的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权益报酬率越低，这与之前的结论保持一致。第（3）（4）列First×Cross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为正，假设H2a得到再次验证。
3.替换关联贷款度量指标。Rao等[26]发现关联贷款会使得城商行的资金向部分客户集中，所以本文进一步使用客户贷款集中度（第一大和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Fl和Tenl）作为关联贷款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表10第（5）—（8）列的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第一大客户组还是前十大客户组，Cross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和表7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跨区经营战略可以有效降低大股东从城商行获得关联贷款的规模。
五、研究結论和政策启示
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问题频发，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要数区域性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以全国134家城商行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联系，随后利用城商行异地网点分布数据探讨了跨区经营战略是否会对这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该战略的调节作用是否会因为行业竞争环境差异和区位偏好差异产生不同的经济结果。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城商行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经营业绩越差，说明股权集中会增加大股东的“掏空”动机，并且这种关系不会因为城商行的股权属性产生差异。
（2）跨区经营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地缓解股权集中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损害，进而达到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效果，该结论在处理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之后仍然成立。
（3）关联贷款作为大股东侵占银行利益的重要手段，随着异地网点的增加，大股东能够从城商行获得关联贷款规模逐渐下降，该结果较好地解释了跨区经营是如何发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
（4）从分组检验的结果来看，地区的行业竞争激烈程度以及异地网点结构选择偏好会使上述结果产生异质性，如果地区的行业竞争越激烈或者在省会城市设立较多的网点，跨区经营战略对于提升银行治理水平的效果不明显。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是保障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三项攻坚任务。重大金融风险的防控不仅需要宏观政策的调控，更需要微观经济主体增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在于：首先，随着城商行股权结构的不断优化，一股独大的局面虽然有所缓解，但是大股东仍然存在损害城商行利益的行为，因此，完善治理结构，发挥“三会一层”的监督职能势在必行;其次，跨区经营战略作为城商行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具有积极作用，该研究发现可以为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最后，就城商行的管理层而言，应当针对不同的营商环境适当地调整异地网点结构，充分利用非省会城市的市场空隙来规避激烈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周学东. 中小银行金融风险主要源于公司治理失灵： 从接管包商银行看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关键 [J]. 中国金融， 2020（15）： 19-21.
[2] SHLEIFER A， VISHNY R W.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2）： 737-783.
[3] 谭兴民， 宋增基， 杨天赋. 中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研究， 2010（11）： 144-154.
[4] 祝继高， 饶品贵， 鲍明明. 股权结构、信贷行为与银行绩效： 基于我国城商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12（7）： 48-62.
[5] 李增泉， 孙铮， 王志伟. “掏空”与所有权安排：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验证据 [J]. 会计研究， 2004（12）： 3-13.
[6] 曹廷求， 杨秀丽， 孙宇光.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 度量方法和内生性 [J]. 经济研究， 2007（10）： 126-137.
[7] 解晓非. 完善城商行法人治理结构是防治关联贷款的重要途径 [J]. 中国金融， 2004（18）： 43-44.
[8] 蔡卫星. 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放松、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 [J]. 金融研究， 2016（6）： 127-141.
[9] 李维安， 曹廷求. 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城市银行绩效： 来自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证据 [J]. 经济研究， 2004（12）： 4-15.
[10]ADMATI A R， PFLEIDERER P， ZECHNER J. Large shareholder activism， risk shar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equilibrium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6）： 1097-1130.
[11]SHLEIFER A， VISHNY R W.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3）： 461-488. [12]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2）： 471-517.
[13]杨德勇， 曹永霞. 中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07（5）： 87-97.
[14]李成， 秦旭. 银行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8（1）： 9-32.
[15]范香梅， 邱兆祥， 张晓云. 我国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1（1）： 64-71.
[16]李广子. 跨区经营与中小银行绩效 [J]. 世界经济， 2014（11）： 119-145.
[17]王擎， 吴玮， 黄娟.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 信贷扩张、风险水平及银行绩效 [J]. 金融研究， 2012（1）： 141-153.
[18]DENG S E， ELYSIAN E.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bank holding company value， and risk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8， 40（6）： 1217-1238.
[19]LEVINE R， LIN C， XIE W.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and banks’ funding cost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20， 6（16）： 65-82.
[20]CHU Y， DENG S， XIA C. Bank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and systemic risk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0， 33（10）： 4811-4838.
[21]虞群娥. 政府参与地方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分析 [J]. 金融研究， 2004（7）： 57-65.
[22]张敏， 刘颛， 张雯. 关联贷款与商业银行的薪酬契约：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2（5）： 108-122.
[23]陈学彬. 中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机制分析 [J]. 金融研究， 2005（7）： 76-94.
[24]JOHN K， QIAN Y. Incentive feature in CEO compens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J].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3（9）： 109-121
[25]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ZAMARRIPA G. Related lending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1）： 231-268.
[26]RAO P， YUE H， ZHU J. An investigation of credit borrower concentration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5， 54（5）： 208-221.
[27]赵昌文， 杨记军， 夏秋. 中国转型期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与绩效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9（7）： 46-55.
[28]雷光勇， 王文. 政府治理、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经营业绩 [J]. 金融研究， 2014（1）： 110-123.
[29]刘家松， 聂宝平. 商业银行境外引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 基于2007—2015年62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J]. 会计研究， 2016（10）： 34-41.
[30]戴亦一， 潘越， 冯舒.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 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4（2）： 74-86.
[31]潘越， 宁博， 肖金利.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 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 135-147.
[32]陈德球， 金雅玲， 董志勇. 政策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效率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4）： 27-35.
[33]徐业坤， 马光源.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产能过剩 [J]. 经济研究， 2019（5）： 129-145.
[34]GOETZ M R， LAEVEN L， LEVINE R. Does the geographic expansion of banks reduce risk？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6， 120（2）： 346-362.
[35]錢先航， 曹廷求， 李维安. 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商行的贷款行为 [J]. 经济研究， 2011（12）： 72-85.
[36]樊纲， 王小鲁， 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37]赵尚梅， 杜华东， 车亚斌. 城商行股权结构与绩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2（7）： 39-48.
责任编辑、校对： 李再扬
City Commercial Bank Concentrated Ownership， Cross-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CHEN Xudong， YAN Jingshi， JIA Pan
（School of Account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Reasonable ownership structure is essential for city commercial bank to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city commercial bank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ross-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on this relationship by using hand-collecte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data and financial data of city commercial ban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the worse operating performance， which indicates the significant tunneling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The cross-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can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damage of concentrated ownership to operating performance by reducing the related loans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reverse causality and sample selectivity bia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cross-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is heterogeneous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exter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 preference. Specifically，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the strategy is only significant in the regions with less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in the non-provincial capital city preference group.
Keywords： city commercial 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centrated ownership; cross-regional business; operating performance; related loans; industry competition; location preference
关键词：城商行;公司治理;股权集中度;跨区经营;经营业绩;关联贷款;行业竞争;网点结构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1（05）0101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说明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既是银保监会深化银行业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的主要保障。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城商行不断发展成为我国银行体系的“第三梯队”，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商行发展迅速，但其治理机制建设没有跟上发展速度。其中包商银行曾作为城商行的优秀代表，却在2019年发生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包商银行表面上有着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三会一层”组织架构，但实际上有着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两大公司治理顽疾[1]。说明在金融业机构中股权结构是决定其公司治理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
现有文献对于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的研究结论不一：一部分文献认为城商行股权集中能充分发挥大股东的监督职能，进而可以抑制管理层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最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2];另有一部分文献认为，大股东权力越集中即代表大股东控制公司的能力越强，越容易产生大股东“掏空”的问题。因此股权集中度过高不仅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还会侵占银行资金，损害存款人的利益，最终降低银行的经营业绩[3-4];此外，还有一部分文献总结出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关系[5-6]。由此可见，文献研究分歧较大，仍需厘清股权结构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深入探究发现，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经营业绩越差，说明大股东存在明显的“掏空”行为。近年来城商行问题频发，大多涉及到股权结构问题。那么在解决问题，提升公司治理的诉求下，城商行自身内部是否有改善的战略，也是本文进一步挖掘的重点。
针对城商行从内部完善其公司治理的角度，首先需从城商行自身特征和本质属性入手。单一化和地域性是城商行与生俱来的典型特征，经营活动范围有限，可供选择的客户较少。根据已有研究发现，大股东会通过关联贷款的手段损害中小股东和银行储户的利益。具体而言，大股东利用关联贷款逃废债务现象严重，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7]。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为了破解城商行发展瓶颈，银监会曾出台政策《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明文鼓励城商行通过收购、重组或者直接设立分支机构等模式在所属城市外的经济区域布局经营，实现跨区域发展。跨区经营戰略可以帮助城商行突破地域限制，增加市场份额[8]。进一步能有效打破经营边界，寻找到更多的优质客户，降低关联贷款数量，增加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对抗能力。此外，大股东为了“掏空”城商行，通常会利用货币报酬来拉拢管理者。随着跨区经营战略的实施，城商行的资产规模扩张使得管理者的薪酬得到提升，这会降低管理者的合谋动机，进而约束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基于此，本文将从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的视角切入，验证该战略对于城商行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探寻规避中小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方式和路径。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我国城商行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城商行股权集中度越高，其经营业绩越差，说明大股东存在明显的“掏空”行为。而跨区经营战略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削弱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向联系。同时，跨区经营战略还能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手段，具体体现在关联方从城商行获得的贷款比例会随着异地网点的增加而下降。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跨区经营战略的经济效果会因为行业竞争差异和网点结构差异表现出异质性，该战略的抑制作用仅在行业竞争较小以及非省会异地网点较多的组别中表现出来。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上市公司视角研究公司治理的文献颇为丰富，在国家对于金融业机构的公司治理愈发关注的背景下，却鲜有文献对城商行公司治理进行深入的探讨。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中小商业银行持续稳健发展的前提，而有效的股权管理又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基础。因此，本文从城商行这一视角切入，拓展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研究。第二，探讨了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对其公司治理的影响。在金融行业改革和发展背景下，跨区经营战略作为城商行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已有文献对其研究并不充分，本文拓展了跨区经营战略的经济结果，并充分探究了该战略影响城商行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联系的渠道。第三，着重从行业竞争和网点结构的异质性方面展开研究，不同省份之间的行业竞争程度不同，不同城商行对异地网点结构安排也不同，因此跨区战略对城商行的作用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能细化城商行在实际公司治理中的经营管理活动。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基于文献回顾，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二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第四部分是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关系 股权结构究竟如何影响公司业绩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合理的股权结构不仅能提高城商行的公司治理水平，降低经营风险，还能有效平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城商行的股权集中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9]，集中化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大股东发挥监督职能[2，10]，降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11]，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可是，股权越集中，大股东的控股能力就越强，其“掏空”动机也会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加[3-4]。对商业银行而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不仅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还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集中化的股权结构不利于提高银行的经营业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股权集中度越低，公司被收购的可能性就越高，管理层则会通过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来降低被收购的风险，所以，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的经营业绩存在负向联系[12-14]。此外，有学者还发现了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业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5-6]，说明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银行的经营业绩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银行存在最优股权结构。总体而言，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基于此，为了探究股权集中度会对城商行的经营业绩造成何种影响，本文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假设。
H1a：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经营业绩越好。
H1b：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经营业绩越差。
（二）股权集中度、跨区经营战略与经营业绩
针对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战略，我国学者集中讨论了该战略的直接经济结果。比如，范香梅等[15-16]发现跨区经营战略使得城商行的经营业绩出现了一定的恶化，而蔡卫星等[8，17]则发现，该战略对于城商行的盈利能力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不仅如此，国外学者还发现，银行网点地理分布的多样性可以帮助银行实现规模经济[18]，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19]和经营风险[18]，但是地理分布的多样性也会增加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20]。归纳和总结现有研究不难发现，少有学者关注跨区经营战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近年来由于城商行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事件，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战略是否会对大股东的这些行为产生影响呢？
城商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经营活动集中在注册地，使其经济业务高度依赖本土企业，集中化的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降低城商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21]。但是，单个城市的客户资源有限，约束了城商行的发展。而跨区经营战略可以帮助城商行突破地域限制，增加市场份额[8]。那么，跨区经营战略会如何影响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张敏等[22]发现大股东为了“掏空”银行会允许管理层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进而弥补经营业绩恶化带来的薪酬损失。资产规模作为影响银行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23]，随着跨区经营战略的实施，城商行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高管薪酬也会随着提升。此时，管理者与大股东的合谋动机降低，进而会约束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之，规模扩张会降低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之间的敏感性[24]，这又会进一步降低高管的合谋动机。这样看来，跨区经营战略可以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随着异地网点的增加，城商行可以快速扩张资产规模，规模的扩张使得大股东有了更加强烈的“掏空”动机，这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城商行的经营业绩。针对上述观点，本文提出如下第二个假设。
H2a：跨区经营战略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H2b：跨区经营战略会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此外，如果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战略会对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会如何体现呢？从大股东“掏空”银行的手段来看，现有文献已经证实关联贷款是最为常见的方式[4，22，25-26]。因此，该战略的影响很可能会延伸到对大股东关联贷款上。因此，本文在第二个假设基础上提出了与之对应的第三个假设。
H3a：跨区经营战略会降低城商行关联贷款占比。
H3b：跨区经营战略会提升城商行关联贷款占比。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把城商行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区间为2008—2017年。城商行财务数据，主要通过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得，对于缺失数据采用手工收集年度报表进行补齐;城商行网点地理分布数据，通过银保监会网站公布的金融机构许可证信息手工整理获得;城商行关联贷款数据，通过手工收集年度报告获得;地区经济数据，通过EPS全球统计数据库和城市统计年鉴整理获得。此外，本文还剔除了财务数据完全缺失的样本。需要指出，我國区域性银行包括城商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虽然农村商业银行也存在跨区经营行为，但是这种跨区经营行为局限在同一城市下的不同区县，其经营活动没有超出地方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所以，本文只把城商行作为研究对象。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解释
首先，本文构造模型（1）来验证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假设H1a和H1b）;其次，通过构造模型（2）来分析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是否会对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假设H2a和H2b）;最后，利用模型（3）来探讨跨区经营战略对城商行关联贷款的影响（假设H3a和H3b）。
Roai，t=α0+α1Firsti，t+αiXi，t+Yeart+εi，t（1）
Roai，t=α0+α1Firsti，t+α2Firsti，t×Crossi，t+α3Crossi，t+αiXi，t+Yeart+εi，t（2）
Rloani，t=α0+α1Crossi，t+αiXi，t+Yeart+εi，t（3）
参照现有文献[16，27]的做法，模型（1）使用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First）使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衡量，First的值越大，城商行的股权越集中;同时，模型（1）还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商行经营业绩的其他指标（X），比如资产规模（Asset）、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Inr）、银行成立的年限（Age）、是否上市（Public）、是否发生过合并（Merge） 这里特指城商行在成立之后是否发生过合并重组，如甘肃银行是由平凉市商业银行和白银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而来、徽商银行由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北、蚌埠6家城市商业银行等合并组建。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ε代表模
型的随机干扰项;i和t分别表示城商行个体i以及年份t。模型（2）则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调节变量（Cross），Cross表示城商行异地网点的占比，其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取值越大，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的幅度越大。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商行关联贷款的占比（Rloan）。此外，本文针对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时间效应。主要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城商行资产利润率（Roa）的均值为1%，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说明城商行之间的盈利能力差异不大。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的最小值为5%，最大值为75%，说明有的城商行股权结构相对分散，这可能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有的则过度集中，从而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城商行跨区经营程度（Cross）的均值为0.28，即每100个银行网点中，约有28个网点设立在注册地以外，其标准差为0.26，反映出城商行的跨区战略波动较为明显;Cross最小值为0，说明部分样本没有实施跨区战略，其经营活动集中在注册地。关联贷款占比（RLoan）的均值为1%，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1%，说明样本之间的差异较大，部分城商行关联贷款占比较高，潜在经营风险较大。需要说明，由于部分城商行信息披露不完整，使得关联贷款的观察值数小于其他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主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H1a和H1b，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3的第（1）（2）列。其中，第（1）列表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影响;第（2）列则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商行经营业绩的其他因素。从分析结果来看，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的系数分别为-0.0063和-0.0058，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城商行股权越集中，经营业绩越差，即城商行大股东存在明显的“掏空”行为，所以假设H1b得到验证。在该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做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既然股权集中会损害城商行的经营业绩，那么股权制衡应该可以从反面验证该结论。因此，本文探讨了股权制衡
参照张敏等[22，29]的做法，分别利用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Five、Ten作为股权制衡的衡量指标。Five和Ten的值越大，说明城商行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影响。从第（3）（4）列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Five和Ten的系数分别为0.0007、0.000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程度越强，城商行经营业绩越好。进而，本文从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两个角度证实了假设H1b，即股权越集中，大股东“掏空”动机越明显，城商行的经营业绩越差。此外，控制变量与城商行经营业绩（Roa）之间的关系与现有文献[16，28]基本一致。
进一步分析，由于历史原因，城商行在成立之初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控股模式。随后，为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民营资本在城商行中的持股比例不断上升，甚至成为了第一大股东。那么，由此产生的股权性质差异是否会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产生影响呢？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把样本分为了国有城商行和非国有城商行
需要说明，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往往是一致行动人。因此，在确定城商行股权性质时，本文利用股权穿透的方法来追溯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如果第一大股东属于地方政府及其一致行动人，就定义该城商行为“国有”城商行，否则为“非国有”城商行。，并对分组后的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可以看到，无论是国有组还是非国有组，Firs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向关系没有受到股权性质差异的影响。对于国有大股东而言，城商行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经营业绩，还需要考虑外部经济效益，比如市政建设、地区就业等民生项目，而这些项目的背后又存在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所以，地方官员很可能利用国有大股东的身份来实现个人的政治诉求，进而损害国有城商行的经营业绩。为了证实以上论述，本文在第（1）（2）列结果的基础上引入地方官员变更
参照戴亦一等[30-33]的做法，利用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变更作为地方官员变更的代理变量，如果市委书记变更发生在当年的1—6月份，Change取值为1，变更发生在7—12月份取值为0。（市委书记，Change）作为调节变量。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前任和现任官员在变更当年需要完成交接工作，此时地方政府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官员对国有城商行的干预自然也会减少，国有大股东“掏空”城商行的行为就会得到削弱。如果能证实地方官员变更（Change）的调节作用在国有城商行中显著，而在非国有城商行中不显著，那么，地方官员在国有城商行中发挥的作用便得到证实。从第（4）列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国有组中First×Change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非国有组第（3）列First×Change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地方官员的更替会抑制国有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而证实了国有城商行大股东“掏空”行为背后隐含的地方官员因素。此外，单变量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保持一致，限于篇幅表4没有列出。
（二）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的调节效应分析
跨区经营战略是城商行突破地域限制做强做大的必然选择，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5。从第（1）（2）列可以发现，First×Cross的系数分别为0.0137和0.012，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跨区经营战略可以有效地削弱股权集中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损害，进而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所以，本文的假设H2a得到证实。此外，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之后，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自然会增加。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本文利用异地网点所在城市与城商行注册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总和的自然对数（Dist）来替换Cross，并对假设H2a进行再次检验。可以看到，第（3）（4）列First×Dist的系数分别为0.0025和0.0023，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之后，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向关系会随着总分机构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从而再次验证了假设H2a。 虽然表5的分析结果证实了假设H2a，但是模型（2）中的调节变量（Cross）与被解释变量（Roa）之间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该问题。从影响城商行异地网点结构的因素来看，首先，一个城市的人口越多，金融资源的需求量会更大，城商行到该城市设立异地网点的可能性就更高;其次，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的距离越远，总部的监督成本越高，所以，城商行更可能把异地网点设立在距离注册地较近的城市，并且城市的人口和地理位置外生于城商行的经营业绩，满足工具变量的使用条件。参照Goetz等[34]的做法，本文把省内出现了异地城商行的所有城市的平均人口数量与地理加权距离倒数的乘积（IVcross）作为Cross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再次分析，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第（1）（2）列Ivcross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构造的工具变量（Ivcross）较为合理。第二阶段回归中，第（3）（4）列First×Ivcross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假设H2a在处理了模型（2）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三）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对关联贷款的影响
从大股东侵蚀银行经济利益的手段来看，关联贷款是最常见的方式。那么，跨区经营战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是否会体现在对关联贷款的影响上呢？为此，本文分析了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对关联贷款的影响。参照张敏等[22]的做法，本文手工收集了城商行关联贷款数据，并使用关联贷款占比（关联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Rloan）作为被解释变量，此外还借鉴钱先航等[35]的做法，使用关联贷款总量（关联贷款与总资产的比值，Loan）作为稳健性检验，具体分析结果见表7。就关联贷款占比而言，第（1）（2）列Cross的系数分别为-0.0083和-0.0176，并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同样，关联贷款规模第（3）（4）列Cross的系数也都显著为负，即本文的假设H3a得到验证。这表明城商行在实施跨区战略之后，随着异地网点的增加，大股东从城商行获得关联贷款的比例逐渐降低，该结果对于解释跨区经营战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提供了有力证据。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城商行的跨区经营战略削弱了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负向联系，这对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此外，考虑到该战略的经济效果可能会因为外部营商环境差异表现出异质性结果。因此，本文有必要就该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四、进一步分析
（一）行业竞争差异分析
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程度越高，外部竞争也更加激烈。城商行作为区域性银行，虽然在当地具有品牌优势，但是在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中很难取得竞争优势，不利于异地网点开展业务。那么，跨区经营战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因为外部竞争差异产生异质性结果呢？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利用樊纲等[36]公布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各省金融行业竞争指数”作为外部竞争衡量指标，并按照该指标的均值把城商行所在省份分为高低两组，对模型（2）的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表8的回归结果来看，在行业竞争较低的省份，First×Cross的系数分别为0.017和0.0168，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行业竞争较高的省份，First×Cross的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在行业竞争较低的地区实施跨区经营战略更有助于提高城商行的公司治理水平。该发现对于行业监管者因城施策提供了帮助，不同省份应当根据自身的金融发展状况细化监管。
（二）异地网点结构差异分析
不同省份之间的行业竞争程度不同，同样省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甚至出现了“省会独大”的情况，城商行自然会把更多的异地网点设立在省会城市。所以，本文根据城商行的异地网点结构差异，进一步探讨跨区经营战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因为异地网点结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本文把样本分为了省会偏好型和非省会偏好型，如果某个城商行在省会城市设立的网点多于它在其他城市网点的总和，则该城商行属于省会偏好型;否则属于非省会偏好型。此外，本文剔除了注册地在省会城市的城商行，因为这类城商行的网点本来就集中在省会城市，不属于异地网点结构选择差异的探讨范围。从表8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省会偏好组First×Cross的系数不显著，而非省会偏好组的First×Cross的系数分别为0.0202和0.0193，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省会城市设立较多的网点没有达到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效果。省会城市虽然有较好的经济发展优势，但行业竞争也会更加激烈。此外，相比其他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本土城商行，异地城商行缺少品牌优势，很难通过获得优质的客户资源来扩大资产规模，自然无法增加与大股东的对抗能力。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1.样本选择性偏差处理。虽然表6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和经营业绩之间的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但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监管部门通常只会允许盈利能力强、资产规模大、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商行设立异地网点，这种行政决策的限制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所以，本文进一步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处理该问题。第一阶段，针对全部样本，使用Probit模型寻找决定城商行是否实施跨区经营战略的影响因素，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λ）。第二阶段，仅针对已经实施了跨区经营战略的样本，在控制λ的情况下分析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的经济效果。参考蔡卫星等[8，16-17]的做法，本文选取了如下可能影响城商行跨区经营战略决策的因素：盈利能力（Roa）、资产规模（Asset）、资本充足率（Car）、资本水平（Cap）、贷款增速（GLoan）、不良贷款率（Npflr）、银行年龄（Age），并对这些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需要说明，由于Probit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因此本文这样定义Dum_cross，如果城商行当年存在异地网点，Dum_cross取值为1，否则为0。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在第一阶段重点关注城商行经营业绩（Roa）与跨区经营战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表9第（1）列Roat-1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营业绩越好，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的可能性越高，这和现有文献的结论一致。第二阶段的分析中，λ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样本存在选择偏差;First×Dum_cross的系数为0.0141，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表5和表6的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在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 2.替换被解释变量。参照现有文献的常见做法，本文在模型（1）和模型（2）中使用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此外，也有研究[37]使用权益报酬率（Roe）作为城商行经营业绩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替换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并对原假设进行再次检验。通过表10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第（1）（2）列First的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权益报酬率越低，这与之前的结论保持一致。第（3）（4）列First×Cross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为正，假设H2a得到再次验证。
3.替换关联贷款度量指标。Rao等[26]发现关联贷款会使得城商行的资金向部分客户集中，所以本文进一步使用客户贷款集中度（第一大和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Fl和Tenl）作为关联贷款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表10第（5）—（8）列的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第一大客户组还是前十大客户组，Cross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和表7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跨区经营战略可以有效降低大股东从城商行获得关联贷款的规模。
五、研究結论和政策启示
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问题频发，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要数区域性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以全国134家城商行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联系，随后利用城商行异地网点分布数据探讨了跨区经营战略是否会对这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该战略的调节作用是否会因为行业竞争环境差异和区位偏好差异产生不同的经济结果。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城商行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经营业绩越差，说明股权集中会增加大股东的“掏空”动机，并且这种关系不会因为城商行的股权属性产生差异。
（2）跨区经营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地缓解股权集中对城商行经营业绩的损害，进而达到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效果，该结论在处理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之后仍然成立。
（3）关联贷款作为大股东侵占银行利益的重要手段，随着异地网点的增加，大股东能够从城商行获得关联贷款规模逐渐下降，该结果较好地解释了跨区经营是如何发挥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
（4）从分组检验的结果来看，地区的行业竞争激烈程度以及异地网点结构选择偏好会使上述结果产生异质性，如果地区的行业竞争越激烈或者在省会城市设立较多的网点，跨区经营战略对于提升银行治理水平的效果不明显。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是保障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三项攻坚任务。重大金融风险的防控不仅需要宏观政策的调控，更需要微观经济主体增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在于：首先，随着城商行股权结构的不断优化，一股独大的局面虽然有所缓解，但是大股东仍然存在损害城商行利益的行为，因此，完善治理结构，发挥“三会一层”的监督职能势在必行;其次，跨区经营战略作为城商行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具有积极作用，该研究发现可以为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最后，就城商行的管理层而言，应当针对不同的营商环境适当地调整异地网点结构，充分利用非省会城市的市场空隙来规避激烈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周学东. 中小银行金融风险主要源于公司治理失灵： 从接管包商银行看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关键 [J]. 中国金融， 2020（15）： 19-21.
[2] SHLEIFER A， VISHNY R W.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2）： 737-783.
[3] 谭兴民， 宋增基， 杨天赋. 中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研究， 2010（11）： 144-154.
[4] 祝继高， 饶品贵， 鲍明明. 股权结构、信贷行为与银行绩效： 基于我国城商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12（7）： 48-62.
[5] 李增泉， 孙铮， 王志伟. “掏空”与所有权安排：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验证据 [J]. 会计研究， 2004（12）： 3-13.
[6] 曹廷求， 杨秀丽， 孙宇光.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 度量方法和内生性 [J]. 经济研究， 2007（10）： 126-137.
[7] 解晓非. 完善城商行法人治理结构是防治关联贷款的重要途径 [J]. 中国金融， 2004（18）： 43-44.
[8] 蔡卫星. 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放松、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 [J]. 金融研究， 2016（6）： 127-141.
[9] 李维安， 曹廷求. 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城市银行绩效： 来自山东、河南两省的调查证据 [J]. 经济研究， 2004（12）： 4-15.
[10]ADMATI A R， PFLEIDERER P， ZECHNER J. Large shareholder activism， risk shar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equilibrium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6）： 1097-1130.
[11]SHLEIFER A， VISHNY R W.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3）： 461-488. [12]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2）： 471-517.
[13]杨德勇， 曹永霞. 中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07（5）： 87-97.
[14]李成， 秦旭. 银行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8（1）： 9-32.
[15]范香梅， 邱兆祥， 张晓云. 我国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1（1）： 64-71.
[16]李广子. 跨区经营与中小银行绩效 [J]. 世界经济， 2014（11）： 119-145.
[17]王擎， 吴玮， 黄娟.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 信贷扩张、风险水平及银行绩效 [J]. 金融研究， 2012（1）： 141-153.
[18]DENG S E， ELYSIAN E.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bank holding company value， and risk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8， 40（6）： 1217-1238.
[19]LEVINE R， LIN C， XIE W.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and banks’ funding cost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20， 6（16）： 65-82.
[20]CHU Y， DENG S， XIA C. Bank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and systemic risk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0， 33（10）： 4811-4838.
[21]虞群娥. 政府参与地方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分析 [J]. 金融研究， 2004（7）： 57-65.
[22]张敏， 刘颛， 张雯. 关联贷款与商业银行的薪酬契约：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2（5）： 108-122.
[23]陈学彬. 中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机制分析 [J]. 金融研究， 2005（7）： 76-94.
[24]JOHN K， QIAN Y. Incentive feature in CEO compens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J].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3（9）： 109-121
[25]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ZAMARRIPA G. Related lending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1）： 231-268.
[26]RAO P， YUE H， ZHU J. An investigation of credit borrower concentration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5， 54（5）： 208-221.
[27]赵昌文， 杨记军， 夏秋. 中国转型期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与绩效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9（7）： 46-55.
[28]雷光勇， 王文. 政府治理、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经营业绩 [J]. 金融研究， 2014（1）： 110-123.
[29]刘家松， 聂宝平. 商业银行境外引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 基于2007—2015年62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J]. 会计研究， 2016（10）： 34-41.
[30]戴亦一， 潘越， 冯舒.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 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4（2）： 74-86.
[31]潘越， 宁博， 肖金利.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 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 135-147.
[32]陈德球， 金雅玲， 董志勇. 政策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效率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4）： 27-35.
[33]徐业坤， 马光源.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产能过剩 [J]. 经济研究， 2019（5）： 129-145.
[34]GOETZ M R， LAEVEN L， LEVINE R. Does the geographic expansion of banks reduce risk？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6， 120（2）： 346-362.
[35]錢先航， 曹廷求， 李维安. 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商行的贷款行为 [J]. 经济研究， 2011（12）： 72-85.
[36]樊纲， 王小鲁， 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37]赵尚梅， 杜华东， 车亚斌. 城商行股权结构与绩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2（7）： 39-48.
责任编辑、校对： 李再扬
City Commercial Bank Concentrated Ownership， Cross-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CHEN Xudong， YAN Jingshi， JIA Pan
（School of Account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Reasonable ownership structure is essential for city commercial bank to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city commercial bank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ross-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on this relationship by using hand-collecte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data and financial data of city commercial ban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the worse operating performance， which indicates the significant tunneling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The cross-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can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damage of concentrated ownership to operating performance by reducing the related loans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reverse causality and sample selectivity bia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cross-regional business strategy is heterogeneous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exter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 preference. Specifically，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the strategy is only significant in the regions with less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in the non-provincial capital city preference group.
Keywords： city commercial 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centrated ownership; cross-regional business; operating performance; related loans; industry competition; location p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