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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都柏林作家博物馆出来时，我的手机响了，卫报App弹出快讯：警方称，埃塞克斯郡一辆卡车集装箱内发现39具中国公民遗体。我愣了一下。蓝天如洗，阳光和暖，这是爱尔兰深秋难得的好天，楼上有几个男孩子，穿着统一的白衬衣和深蓝色开衫，隔着窗玻璃向外张望，应该是他们的课间休息时间;红砖外墙上爬着藤蔓植物的红叶，阳光一照好像四处跳动着火苗。
按行程，作家博物馆后是乔伊斯中心和健力士中心，我参观得三心二意，一直在手机上刷新闻，爱尔兰（货车公司所在地）、北爱尔兰（司机家乡）、都柏林（司机几天前乘坐渡轮从这里前往英国）的名字不断跳出来，我想起昨天在海边悬崖上的徒步，我们边走边拍照，不时去灌木丛中摘几颗还有一周才熟的黑莓尝尝。风大而不寒，吹得云层千变万化，青灰色的爱尔兰海与白色的灯塔对我们来说只是冷峻的背景板，偶尔驶过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就更是如此了——还要被评头论足一番：这艘灰色的不如刚才那艘白色的上相云云，没人意识到那些集装箱里可能还装着人。
这是我们抵达都柏林的第五天。除了海边徒步的半日，我们都在各种博物馆图书馆教堂城堡里讴歌人類文明。文明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爱尔兰国家画廊里约翰·拉维（John Lavery）为妻子画的特写，据说展现了被殖民的爱尔兰人隐忍的表情;它是街头艺术家Joe Caslin在都柏林建筑立面上绘制的，直面女权、同志婚姻等社会议题的巨型壁画;它也是始建于1707年的爱尔兰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Marsh’s Library里头的气味，混合了木香、霉味和尘土的腥。领着我们参观的副馆长说，他们猜测斯威夫特当年为了写《格列佛游记》，曾来此参考过一本旅行书，可惜他和乔伊斯的借书记录已不可寻，但布莱姆·斯托克的借阅记录很详细，早在出版《德古拉》三十年前，他就造访过这座图书馆，读过的好几本书里都描绘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后来这里被文学化成了吸血鬼故乡。馆方贴心地为我们准备了一本1662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旅行指南，里头居然有中国的分省地图，并且相当准确，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在“湖广”一章找到了自己的家乡。副馆长小心翼翼地帮我们翻页，她说，这本指南当年只印刷了500-1000份，主要用作外交礼物，平日很少见光——文明薄如蝉翼，但也重于泰山——这是我参观圣三一学院图书馆的直观感受。这里光长厅（long room）就收藏了20万本书，“如果你能懂二十种语言，一天读一本，读完要五百年。”导游说，事实上，因为没有考虑到文明的重量，这里一度被书籍压塌，而20万本只是长厅的收藏数，整座图书馆的收藏总数超过了700万本。作为一个写书的人，到这种地方往往非常惶恐：你凭借什么从这么多书里跳出来，到达读者手上呢？
文明还是威克洛（Wicklow）郡史莱辛格（Slazenger）家族后代嫁接的那株双生树，夕阳西下时，树的通体会变成粉红色。我们在树下听他讲述家族故事，无非是扩张、扩张、破产、买卖的循环，倒是他作为园丁，说起“树用根来交流”时更吸引人。他不过三十多岁，但这份职业已经赋予了他无尽的耐心：园丁最困难的一点就是需要和漫长的时间打交道，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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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一个叫戴维·伯恩（Davy Byrnes）的年轻人从家乡威克洛郡出发，前往都柏林闯荡，他花了2300英镑在杜克街（Duke Street）21号置下自己的第一处房产，并把它变成了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秘密集会地点和都柏林最有名的文学酒吧，乔伊斯和他虚构的小人物布鲁姆都曾光顾，也是我们都柏林“文学之旅”的第一站。六个人拼了两张小桌，点了成堆的沙拉、牡蛎、蟹肉和生鱼片，配合菜单背面《尤利西斯》的段落食用：“布卢姆先生把他那一条条的三明治吃掉。是新鲜干净的面包做的。呛鼻子的芥末和发出脚丫子味儿的绿奶酪，吃来既恶心可又过瘾。他嘬了几口红葡萄酒，觉得满爽口。里面并没掺洋苏木染料。喝起来味道越发醇厚，而且能压压寒气。”
伯恩酒吧的天花板、吊灯和壁画保持着二战前的风格，唯有吧台在木料上砌了白色台面，稍稍削减了乔伊斯笔下的“曲线美”。店中就我们一拨游客，本地人对到处乱拍的冒失鬼（他们往往还穿着冲锋衣！）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举起手机，他们举起酒杯：“欢迎！”邻桌一位穿着正装、打红色领带的老爷子，颇有仪式感地往一杯鲜虾里挤柠檬水，我们在旁边轮流用中文猜他的职业，从指挥家到教师到退休高管，有人冒出一句“都柏林人”，众人笑曰最佳答案。
当然我们还是忍不住问了老爷子，正确答案为拉丁语教师兼作曲家。爱尔兰曾经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学习要么爱尔兰语（民族主义），要么拉丁语（天主教）。《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战后回到爱尔兰，母亲为他做了选择：学拉丁语。后来本尼迪克特意识到，他是在“粗糙的美式英语”崛起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前，接受传统广义古典学教育的最后一代，正如他也是电视作为媒介崛起前的最后一代，在他的少年时期，人们更习惯收听广播，BBC每晚连播由优秀演员朗读的小说佳作，“我们想象中尽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爷、尤赖亚·希普、德伯家的苔丝一样的人物。”
此刻的都柏林正经历着强劲的经济复苏，导游说，全球公司50强有49家的歐洲总部设在都柏林。经济复苏最显眼的标志是无处不在的吊车和起重机，英语里“吊车”与“鹤”是同一单词（crane），有人在街头贴上“Lost crane”的海报，抗议前者抢了后者的风头：“不同于金属制造的前者，后者翱翔于天际时美极了，而且它不会只在狗日的酒店上筑巢。”
我不确定自由翱翔的鹤在这里是否还有别的隐喻，但连锁酒店和连锁餐厅纷纷拔地而起，的确抬高了生活成本，并开始挤占城市文化空间，音乐家、作家、街头艺人这样的创意阶层开始流失。我们从伯恩酒吧出来，门外一位衔着烟的女士盘腿而坐——这一次我们没好意思问她（从前的）职业——地上用彩色粉笔写着：“地球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一次。有些人对我不怎么样，但我会一直昂着头，尽量不哭出来。因为我既然成了流浪者，就不能害羞，我能做的就是以心修面。到最后一切都会OK，如果不OK，那就是还没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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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前三天，都柏林的两位市议员发起提议，在2022年《尤利西斯》出版100年纪念日时将乔伊斯夫妻的遗骨从苏黎世迎回故乡。保守的天主教神权政治、高涨的民族主义，加上折磨人的审查制度，让乔伊斯1912年决定离开自己的国家，有生之年再没回来。1941年，乔伊斯在瑞士苏黎世去世，爱尔兰政府没有派官方代表参加他的葬礼，其外交部还要求搞清楚作家“死时是不是一名天主教徒”。
“在《尤利西斯》出版近一个世纪后，取代爱尔兰天主教信仰的资本主义声称已经看到了乔伊斯和他作品的价值，就像酿酒商健力士（Arthur Guinness）一样，摇身成为了爱尔兰万神殿的品牌……”爱尔兰作家马克·奥康奈尔（Mark OConnell）在报上发表文章，对迎回遗骨的提议不以为然，“乔伊斯的遗体……将成为都柏林展示自己文学圣地身份的另一种方式。然而，在现实中，这里正在向文化荒原过渡，创意空间正在关闭，为更多的酒店让路。乔伊斯的遗骨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游客，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还得离开，因为他根本住不起这里。”
马克·奥康奈尔在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写下了这篇文章，《尤利西斯》的其中一章就发生在那里，虽然他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工作，但每次经过前门时还会经历一次“灵魂的震颤”，因为就是在这里，在1904年6月16日下午，乔伊斯笔下的迪达勒斯和布卢姆不声不响地擦身而过。“即使乔伊斯不在这里，我们也无法摆脱他。”他写道，“整个都柏林城都被乔伊斯的作品萦绕。”
比如利菲河畔的“乔治之屋”。奥康奈尔送儿子上学时会经过这里，如今这里摇摇欲坠长出杂草，周围街区夜间颇不安宁，却是乔伊斯短篇小说《死者》发生之地。《死者》是《都柏林人》中最棒的一篇，可你需要真正阅读作品，才会在意那栋老宅和那些人影，从凯特与朱莉亚姨妈，到加布里埃尔和她的妻子，“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将变成幽灵……他意识到，但却不能理解他们变幻无常、时隐时现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死者的世界一度也要为经济让路——开发商计划将“乔治之屋”改造成一家有56个房间的主题青旅，直到2019年12月，计划被都柏林议会暂时叫停。
比较起来，我们到达时开幕刚好一个月的爱尔兰文学博物馆（MoLI）倒是一个积极的证明——证明经济复苏下的文旅产业并不只会建高档酒店，在理想的情况下，它们也可以建起一套接受先人信号的最新装置。
MoLI选址于乔伊斯曾经就读的都柏林大学Newman House校址，入口处布置成客厅模样，采光极好，窗边的朗读者雕塑沐浴在暖阳里——都柏林秋天的日头黄澄澄得可爱，窗外就是乔伊斯毕业留影时倚靠的白蜡树，树下又一尊雕塑，名曰“鸟鸣之时”：是一位捧书静思的长袍僧侣被鸟鸣打扰了思绪，扭头张望。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里。问讯处头戴深绿小帽的大叔也十分有范儿，应他的要求我写下了《尤利西斯》中文译者萧乾、文洁若的中英文名，后来我看他一直在google这对中国夫妇的资料。
1940年代萧乾曾任《大公报》驻欧记者并在剑桥大学就读，他后来回忆，当整个世界卷入战火，他却躲在剑桥一间14世纪的书房里研读《尤利西斯》的意识流。1944年6月，盟军从诺曼底登陆，他丢下学位和啃到一半的《芬灵根的守灵夜》，当随军记者去了。1945年萧乾回国，他在英国购买的乔伊斯随他一道回到内战前夕的上海，又流徙到香港，最后于1949年被带到开国前的北京。乔伊斯先是寄存在赵萝蕤处，后来通过严文井和何其芳转到刚刚成立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因此躲过了萧家其余藏书的劫难。四十多年后，萧乾动手翻译《尤利西斯》，又回到社科院资料室借出自己当初在剑桥买的这本1939年版，打开封皮，看到半个世纪之前自己的笔迹：“天书弟子萧乾虔读 一九四〇年初夏，剑桥”。
爱尔兰1922年独立，同年《尤利西斯》出版，次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萧伯纳亦获此奖，用MoLI的话：文学帮助这个经历了血腥独立战争的年轻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里馆藏不少，大师们的手稿、书信，诺贝尔奖章等等，用疏落而有设计感的形式展出，避免了观者的疲倦。还有《尤利西斯》全球译本展柜，萧乾文洁若的中文译本（译林出版社）自然也在其中。镇馆之宝是全世界第一本《尤利西斯》，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出版，简单的淡蓝底白字封皮，躺在打光如神龛的玻璃展柜之中，天花板上悬挂着一页页书稿，最终指向《尤利西斯》的最后一句话：yes， I will， yes（嗯，我愿意，嗯）。
在我最喜欢的互动展厅——或者说是一架不断接受来自往昔信号的射电望远镜，你可以坐在发着暗光的长桌旁，扯过来一只倒挂的喇叭听筒，聆听作家的原声，然后再取一张卡片纸，写下自己下一本书的第一句话，贴到对面的墙上。我的心咚咚跳着，写下一句“这个42升的登山包比我想的要小”，想象自己获得了某种加持，又开始一张张偷看别人的开头：“留住本真。”“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她想要得更多。”“你得非常自私地阅读，每一句话都指向只有你了解的真相。这是你分享这个故事的方式。”“我是女孩，我想女孩总是对的。”真是一个令人心生幻想与温柔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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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柏林的前几天，因为时差关系，我每天4点多起来，窗外还黑着，昏黄的街灯让人心安，更让人心安的是在团队活动开始前，以这种方式获得对自己时间的掌控权。伏案工作之际，天空变作墨蓝，又一点点变青，东方天际线一条刺目的金色光带，不断给附近云层输送着粉色和玫色的岩浆，但是朝西的街市仍然一片黑暗，街灯还未熄灭，我趴在二楼窗口看人影幢幢，一时分不清这是清晨还是日暮。在乔伊斯短篇小说《伊芙琳》里，这是个离别的时刻：她头倚在窗帘上，闻着沾满灰尘的窗帘布气味，最后看一眼从小长大的街区。她听见一个男子的脚步踏在混凝土人行道上，又踩在那些新造的红房子前的煤屑路上，嘎吱嘎吱地响着。她累了。今晚，她就要和水手弗兰克乘夜行船私奔，离开沉闷压抑的都柏林，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在新世界里她将得到自由和尊重，而不用重复母亲悲剧的一生。
北墙码头，一片喧嚣，她挤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他握住她的手，她觉得他在跟自己说话，一遍遍讲着漂洋过海的事儿。码头上挤满了掮着棕色行李的士兵。透过码头棚屋宽敞的大门，她瞥见那黑黝黝的庞然大物，停泊在码头墙边，船舷两侧的舱口闪晃着。她不吭一聲，只觉得脸上冰冷发白。她感到痛苦而迷惘，不由得祷告上帝，祈求他老人家指点。迷雾中悠然响起呜咽似的汽笛声，不绝如缕。
根据MoLI里乔伊斯地图的指示，我在某一个黄昏去了北墙码头，路过Facebook欧洲总部，刀劈般锋利的玻璃幕墙下，新世界的神衹举起大拇指给你点赞。沿着利菲河往下游走，一切都是新的，竖琴的桥，啤酒桶的大楼，偶见一些不知年头的红砖老房，上面也都有crane等着将它们翻新。远处是入海口了，那里有更多的crane，只有烟囱比它们更高，风很大，吹得白烟竞折腰。就是在那儿吧，弗兰克抓住了伊芙琳的手，要带她上船，她却觉得自己被拉进了人间所有的惊涛骇浪，尖叫了一声不，然后退却了。人们催促着上船，他仍在喊她，“于是，她对他板起一张惨白的脸，无可奈何地，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茫然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意，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
折返时正值日落，西边城市上空盘旋着一个橙红包围鹅黄的巨大飞碟，倒影在利菲河里就成了波光粼粼的玫瑰色。我在河边不锈钢电线杆上看到一张照片，被黄玫瑰和菊花簇拥着，还有一支败掉的向日葵和一个蓝色儿童背包，照片里年轻男子在弹奏吉他，怀里抱着只小狗，下面两行字，一行：Vincent McCormack（1978-2019）。手机google：这是一位音乐人，今年（2019）4月26日突然离世，第二行：“我将追随我的阴影的脚步（I keep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my shadows）。”循着这句话，找到了他在YouTube的账户，只有17位关注者，一共发布了20条，大部分是他弹唱的录音，也有几个摇摇晃晃的视频，其中一个，他举着打印的演出广告，一边念一边让两只小狗把它咬得稀巴烂。另一个，他躺在床上，模仿德国人的口音（并不像）朗读康德的《先验感性论》。
这是我在都柏林另一个心生温柔的时刻。回到城中已是华灯初上，我被街那头EPIC四个银色字母吸引，发现了爱尔兰移民博物馆，径直走进去，里头一场冷餐会刚刚开始，人们举着红酒，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穿过人群，下楼进了博物馆，迎面几个大字：“我们都来自某处（we all come from somewhere）。”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上，是当年白星轮船公司的移民海报：“单身女性去新南威尔士吧！”“加拿大的农场多么富饶！”再往里走，一块电子屏幕上，1926年开往中国的客轮已经出发，1949年开往苏格兰的客轮正在登船，1960年开往澳大利亚的客轮最后一次广播……在那以后，我就被工作人员礼貌地请了出去：博物馆已经下班，现在是私人聚会时间。
再一次回到移民博物馆是那个得知偷渡客新闻的下午。爱尔兰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有700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爱尔兰故事的核心就是其人民的流动。”博物馆告诉我们。人们选择离开的原因很多：饥荒、贫困、恶法、歧视、冒险等等。当然，移民不只是伤感，也有适应与贡献——这是博物馆后四分之三的内容，可是因为眼前的新闻，我在前四分之一走得很慢，在那里细细咀嚼各种离别的故事，就好像第二天我们横跨爱尔兰岛前往斯莱戈，本是去感受叶芝诗歌中描绘的西部风光以及环绕其间的精灵传说，但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车里播放的那首《阿萨瑞原野（The Fields of Athenry）》，导游说，离乡背井是爱尔兰音乐的一大主题。这首《阿萨瑞原野》以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为背景，讲述一位叫Michael的男子，因为给饥饿的家人偷窃玉米，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故事。1990年世界杯，爱尔兰球迷唱着这首民谣，为首次杀入决赛圈的爱尔兰队加油，于是一个属于他们的传统被“发明”出来，民谣几成国歌。2012年欧洲杯小组赛，爱尔兰0：4惨败于西班牙，爱尔兰球迷也是唱着这首忧伤的歌曲谢幕的：“……也许年轻人还会看到破晓，但监狱船已停靠在海湾……我听见一个小伙子在低语：玛丽，只要你自由，我就没事……你要好好活着，让我们的孩子有尊严地长大……”
一整天媒体上都是偷渡客的报道，从西部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消息，说死者可能来自越南。我们的司机也关注着新闻，“他们要躲进冷冻车厢，”他指着前面一辆运送冷冻肉类的大货，说有可能就是这样的车，“这样不容易被扫描发现。但你躲进去后，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结果就是他们没能及时离开。”这是我们到爱尔兰的第六天，天气开始变坏，偶尔一阵急雨砸得玻璃砰砰直响，高速公路两旁原野已有枯黄的色彩，远处的炊烟好像冻住了。“这些偷渡者被许诺这里有这个有那个，其实没有。”司机继续说，“当然，最终的办法是改善那些国家人民的处境。通常情况下，谁愿意离开家呢？家毕竟是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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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我登上了从都柏林开往贝尔法斯特的列车，去参观那里的泰坦尼克博物馆。我对那里第一印象算不上好，博物馆商店里，泰坦尼克号被做成了T恤、袜子、内裤（画满了船锚和掌舵）、水杯、公仔、冰箱贴、早餐茶、软糖、童书、明信片（谁会要一打失事电报的明信片呢）等等，好在博物馆本身并未迪士尼化，你沿舷梯上到二楼，就到了20世纪初的贝尔法斯特，声光电在这里重建了街市喧嚣与人影幢幢，历史缓缓展开：城市的勃兴与农村的凋敝、19世纪末以来持续的和平与繁荣在欧洲制造了一个“美好时代”（Belle ?poque）、新的交通与通讯工具让世界变小、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动正在发生、1905年跨大西洋乘客第一次超过百万（顺便说一句，乔伊斯的《伊芙琳》就发表于之前一年），而没有移民潮，没有史上最大规模的背井离乡就不可能建造泰坦尼克号……
然后你排队乘坐缆车，到建造泰坦尼克的船坞走一遭，工人的俚语飘荡在滚烫的铁水之上，如果有人“去了别的船坞”，那就代表又一个工人死去了。你眼看着这艘巨轮下水，前往南安普顿，在那里开始它的处女航，你看著它短暂停靠法国瑟堡与爱尔兰昆斯敦（今天的科克），看着它全速驶往新世界，又看着它撞上冰山沉没，每个环节都交织着一二三等舱乘客的故事和他们最后的命运，当然还有种种被证实或者证伪的大众传说，比如白星轮船公司并没有声称泰坦尼克“永不沉没”，船上也没有诅咒的木乃伊，史密斯船长没有说过“Be British”（拿出英国绅士的样子来）这样的话，但乐队的确一直演奏到最后一刻，只是最后一曲众说纷纭。博物馆结束于1985年发现泰坦尼克残骸的水下搜寻，一个颇有意味的画面是，一只头等舱的茶杯落在锅炉上头——在锅炉工玩命添煤的时候，头等舱客人们正悠闲地啜茶，但最后，就像旁白说的，“死亡这一刻，他们走到了一起。”
除了船，贝尔法斯特吸引我的还有它的墙。仅仅在不太久之前，这还是一座旅行者不宜踏足的城市——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你可以了解到她是如何从三十年的暴力与伤痕中走出来的，教堂中有一全白色的“反思空间”，里头印着受害者的证词：“如果门铃响了，我们全家就会陷入混乱。我们接电话时总是胆战心惊。我们的生活被恐惧所统治。”“我爬进衣柜，把自己挤进最下面那一层，捂住耳朵，闭上眼睛。直到现在我还总是梦见那个场景。”“我吃晚饭时还和母亲在一起，她出了门，再回来时已经躺在棺材里……我希望我的孩子都明白，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我们都一样，我们一样会流血，我们一样会哭泣，我们一样能感同身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天主教与新教社区是用高墙隔离的。如今墙被称为和平墙，已成景点，去之前我把它想象为纪念品商店的柏林墙碎片和泰坦尼克冰箱贴，结果真到墙脚下才意识到它仍然活着，两个好心的本地人提醒我，记着下午3点前回去墙的另一边，不然大门就要关闭了。
我在墙下转了半天，两边社区一片死寂，偶有黑色出租车（我还见到一辆红色观光大巴）卸下游客，也是导游带着，讲解一通墙上的壁画涂鸦政治口号，就急匆匆地走了，仿佛此地不可久留。和平墙上有个“墙上的墙”的展览，从美墨边境到巴以边境，墙无处不在，而且继续拔地而起。后来我才意识到，船和墙正是贝尔法斯特最耐人寻味的两个图腾。
船是一桩悲剧，却是那个乐观繁荣时代的产物。墙是和平象征，却拖着仇杀与战乱的长长阴影。船是活的，墙是死的。船是未来，墙是返祖。历史的钟摆总是在船与墙之间摇摆。船是移民，是流亡，是奥德赛。墙是原乡，是终老，是美杜莎。船是自由的战栗，墙是安全的风化。船是冒险的，也可能是疯狂的，墙是稳重的，也可能是麻痹的——这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里一再使用的词语。船是全球化，墙是部落化。船是世界公民，墙是身份政治。船总是看着远方，要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墙眼里只有邻里，确信情感与道德会随着距离拉大而不断衰减。
到贝尔法斯特第二天早晨，我在泰坦尼克博物馆附近的码头跑步，水边茅草多数已经变黄，沾着浓重的朝露，当年这里曾是泰坦尼克号下水的滑道（slipway）。那是1912年，欧洲尚处在“美好时代”的尾巴，“大灾难”这样的词汇通常被用来形容1881年维也纳卡尔剧院大火，或者1905年旧金山地震，在船的时代，没人能想象足以毁灭文明的真正大灾难是什么样子，直到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跑完步回酒店吃早餐，餐厅布置得如同白星轮船公司时代的头等舱，自助餐食也极为丰盛，我取了一份当日的《观察家报》边吃边读。邻桌坐着一个中产阶级四口之家，两个孩子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早一直在如船舱的客房走廊里奔走呼号，家长从未阻止，那个男人吃完了，跷着二郎腿喝着英式早餐茶，也在看《观察家报》。头版头条仍然是39位遇难偷渡客的新闻。19岁的越南女孩Bui Thi Nhung，出事前不到一周还在Facebook发了布鲁塞尔观光的消息，那辆死亡货车出发前两天，还有朋友问她，旅行怎么样了，女孩回复：almost spring。这是一句越南俗语，表示快到目的地了。后来她再没登录过。
我想起前几天在都柏林看的刚刚上映的《小丑》。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它的故事承载不起它的严肃，但那种流行病般的愤怒确实每时每刻都在与我们的现实共振。它是在预告船的时代的又一次结束吗？对于“承认”的需求塑造了制度与文明，由船搭载着前往世界各地，却也在暗涌里酝酿着内爆。我不知道这一次爆炸如何，会摧毁多少我们珍视的东西——在都柏林体会到的那些温柔的、耐心的、薄如蝉翼的东西。就像霍布斯鲍姆形容上一次繁荣与文明的终结：“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借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从跑步到早餐再到回屋，我满脑子都是久违的旋律——滚石唱片头天在微博上发布了1985年高清版《明天会更好》的视频，那是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信念，如今听来却让人无限感伤：或许那将是我们到头来失去了的表情。除了体育比赛，没人真希望去“见证历史”，但就在那个如朝露般短暂的早晨，我好像听到了钟摆开始转向的声音。
（本次行程由爱尔兰旅游局、北爱尔兰旅游局邀请，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