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谢志高相识二十余年了。对他的印象，可用四个字概括：人好画好。人好在哪里？画好在哪里？得像品陈年老酒一样慢慢品。
　　两年前，他送了我一本他的大作《墨余论画》，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说自己论画友，赏名家。对我这个没进过美术院校的从艺者来说，是一本入门书，读起来很解渴。我每年从北京到故里山居都带着它。我先后拜读过三遍。说真的，对我来说，如今能卒读的书不多，何况是一本论艺的著述。那些说空道理、拿腔拿调或故弄玄虚之作，我厌烦，一概不看。志高的书，有理论有实践，读起来亲切。或许是爱屋及乌，但志高那深入浅出而又独到见地的文字，确实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发现，我已成为志高老友的一介“白发学童。”
　　谢志高是当代中国人物画的领军人物。我赞同中国画坛评论界大腕邵大箴等人对谢志高艺术的评价和艺术地位的界定。作为一个画坛的门外汉，从门外看志高，只能说些门外之见。
　　我喜欢志高的为人。他没有某些名画家的怪癖和狂傲，没有大画家的架子，画艺超群而不张扬。他不沾烟酒，不善交际，为人随和低调。面对滚滚名利红尘，面对同道的天价和种种轰动效应，不羡慕，不追逐，淡然处之。他甘于寂寞，依然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画自己的画。他谦诚，愿倾听他人的意见。1997年，他在深圳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大型个展，从速写、人物写生、水墨小品到巨幅创作，估计展出数百件之多。观者如潮，好评如潮。在一片赞扬声之中，志高却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深受感动，说：“你先忙，回北京改天再说。”回京后，他在中国画研究院附近一家静雅的饭店，请我便餐，征询我对深圳画展的意见。我在那次画展中，久久驻足观赏过一幅阿细跳月的画作。那女孩的婀娜舞姿使我沉醉。但我觉得笔墨可以再放开一些，墨韵还可以再浓重一些。我对志高说：“笔墨是否可以再放开一些。你的基本功那么扎实，再放也放不到哪里去……”志高不介意我的唐突，谦诚地倾听着。事后我才明白，志高追求的是一种纯朴、厚实、清新，贴近百姓的雅俗共赏的风格。而我当时倾心的是大写意。这个一己之见有些偏执。我为自己的冒失汗颜。但我以为朋友之间就应该知无不言。好在志高虚怀若谷，把这些门外汉的妄言当做朋友间的一片真诚。我几次办画展都请他，他从不推辞，再忙也赶过来捧场。还送字送画表达祝贺之情。这是一位可交而且可深交的朋友。与志高的交往虽然平平常常，但会久久远远。
　　我喜欢志高的绘画艺术。画风有诸多流派，总体可分北派和南派。北派画风，粗放、厚重、大气。南派画风，灵动、秀气、浑雅。有一年在杭州参加浙派人物画展座谈会，我说了浙派人物画的诸多特色和长处，又对比北派人物画，说了厚重大气不足的遗憾。我企盼有一种南北画风融合的艺术出现。而谢志高的艺术亦南亦北，亦旧亦新，亦中亦西，又传统又现代。造型是写实的，彩墨是浪漫的。我欣喜地感到，志高的人物画，正是我企盼的那种南北融合的艺术。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自己的路，引领中国人物画朝着新旧结合的方向前行。
　　这种画风的形成，得益于志高的人生经历。他1942年出生在上海，在故里汕头和广州读书十年。从广州美院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工作，上山下乡到工厂，当编辑十年。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当老师十年。他又满世界写生、讲学，足迹遍及中外。1988年他调到中国画研究院直至退休。南方——北方，城市——农村，东方——西方……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经历，造就了谢志高的人品和画品。时代磨难他，也成就了他。
　　谢志高是一位有时代感和责任感的画家。他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画我们时代的人物。他的人物画，是一种接地气的艺术，而接地气的艺术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这是我对这位老朋友的艺术挚爱的真谛。
　　他有思想，有见解。眼下最令人担忧的是有技法无想法，或有娴熟技法而无独到想法的画家太多。这造成大量平庸之作涌现。人们呼唤文化，呼唤人格，呼唤画格，为中国画招魂。文化兮归来！魂兮归来！《墨余论艺》印证了志高是一位有理论有实践的画家，文笔也了得，对每位名家大师都有一两句点穴式的评鉴，真正称得上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画家。他科班出身，对时代对社会皆有深刻的认识，对艺术方向有清醒的把握。在《墨余论艺》中，他写了三十余篇对现当代名家大师经典之作的品赏。评鉴很到位。对吾师崔子范先生的画，他的结论是“中国花鸟画坛又树起了一块沉甸甸的丰碑”。对蒋兆和先生，他的结论是“开一代新风的宗师”。称李可染的山水画具有“非凡的张力”。对三十多位名家大师一一作了有见地的评点。不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下过苦功夫，不洞悉现当代中国画坛名家大师的创作风貌，心中没有画坛全局，是绝不敢造次的。
　　志高已年过七旬，到了“古稀之年”。不过，书画延年，再活上二三十年都不稀罕。如今衣食无忧，正是奔艺术的好时期，一生低调为人，已成高人。一世老实为艺，已艺超常人。俗话云，绘画艺术成熟在晚年，志高寄托了我与众多朋友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