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曼谷旧国会大厦展厅，陈列有皇室玩偶，供年幼的皇子、公主增强对民间的认识。有一组木雕：一老妇和一垂髻小儿对坐，两人四手相错叠合，老妇的拇指与食指，正轻轻地捏起小儿手背上的一坨“嫩肉”。看那老妇的嘴，似乎念念有词。哇！这不正是杭州人旧时的儿戏吗？配以的儿歌是：“哎呦哇，咋啥啦？蚊子苍蝇咬我啦。快快爬上来。”于是，最下面的一只手轮换到了上面，儿戏与儿歌继续。
　　这几乎是伴随过所有老杭州人幼时的儿戏，如今我的太太仍然和外孙女在玩，这也是蚊子苦多的昔日的遗痕。在几百年前的泰皇宫中看见这儿戏，真的难以置信。难道是从中国，或者杭州，传过去的？难道，是从泰国传到杭州来的？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池田静夫在《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中说：南宋之后，继承它的“元统治者并不能真正受到汉人的敬服，在当时汉人的心目中，都城依旧是杭州。而这些起源于杭州的文化，就逐渐向四方流传。后来，那些与杭州文化关系密切的文化人，逐渐分散到各地，这些文化不断地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
　　我是在陈桥驿先生的《杭州运河历史研究》之《序》（2006年1月版）中读到池田静夫这段话的。或许，曼谷旧国会大厦中的玩偶所表现的儿戏，正是这一种杭州文化因素的“流传”。否则，没有更好的解答。
　　儿戏与儿歌中的这一种历史的折影，说开去，还有。譬如辛亥革命以后，咸鱼大翻身的会党又被打入了“地府”，浙江的朱瑞就奉袁世凯的命令捕杀过帮会。于是，“好佬”们纷纷隐身，万不得已，也只能凭借手势与器物的摆放，在茶肆酒楼中寻找“同宗同帮”。其中最富变化的，就是手势的不同屈伸。我在四川大邑的一次采访中，地方史研究者就和我说到过袍哥的手语，十指变动的内涵，极为丰富。
　　“石头剪刀布”的儿戏，老杭州叫“寻宗帮”，就是“好佬”寻找“同宗同帮”的遗留。“上到江头，下到湖墅”，当年的码头，几乎是这种“江湖文化”的最集中之地。当然，可以肯定，这手势，在当时是只做不说的。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游戏有“非儿”的因素，譬如像“蚊子咬”中的老人的引导。
　　还有一种“跳格子”儿戏，两人对垒，以双脚的蹦跳迎合，决定输赢，并伴有儿歌：“腾，腾钩折啊；折，折钩帕啊；帕，帕钩腾啊”。“腾（石头），折（剪刀），帕（布）”，其实，这就是老杭州“正版”的“石头剪刀布”。从脚的蹦跳，转为手势的变换，以“寻宗帮”的口令替代了“腾，腾钩折”，这应该是又一个时代的开始。
　　当然，时代印痕模糊的儿歌也有：“睏睏小眠床，喫喫白相相……五块五块喫大菜，六块六块喫小菜……”它表达什么？伢儿不会深究，后来不让唱了，是大人追究了。现在看来，“翻过钱塘江”去“白相”，去“喫大菜、喫小菜”（其实是大众菜和小灶菜），应该就是“休闲文化”的折影。只不过，时代不同，意识不同。


　　信口胡诌的也有：“人造卫星，小小月亮，飞机大炮，打煞‘某某某’”；“天上有桥，桥下有水，水上有船，船到杭州，周吴陈王，王先生做梦，梦见娘舅，娘舅原来是个‘某某某’”。 这其中的“某某某”，不同玩境有不同的代入：譬如“日本佬”“美国佬”“蒋介石”“杜鲁门”，也可能是身边的“某某某”伙伴。
　　这些老儿歌，看似是小儿沸反盈天的无意，透出的是一定的意识，这就是上文说到的某种时代的“引导”。其实，儿戏中的儿歌、儿语，本质应该是生活的折射，而不是政治。譬如，我家小外孙女最早表达的“en en”与“wu wu”，一种极自然的发声。
　　说到此，有明白的或许会说：哦，这杭州话不雅，写不进文章的。哎，您先别下结论，先听我说一部台北的幼儿系列碟片《巧虎》。在第一年的12张片子中，就有父母和幼儿扭了屁股唱“en en”“xu xu”的。它以一种最简洁的发音，告诉幼儿“便便”的意思。也可以说，杭州话中最不能为外来人理解的这两个词的发音，就是这么来的。此后的变音，就是我们自以为的“成熟”，一个渐进。
　　有关“enen”与“xuxu”儿歌，不作展开。但要说明的是，这一种人人需要随时张口表达的词，对于老杭州来说，也有文雅的说法：前者称“大解”，后者稱“小解”。譬如我的老父，读过四书五经，哪怕落魄到了粗人，也是这么说的。
　　这两词，在杭州话中统称“解手”。据说，产生于古时的中原人往南迁徙的押解途中：“大人，我要净手则个”，于是小解，松绑一只手。“大人，我要出恭则个”，于是大解，松两只手。所以，北人没有“小解”“大解”之说。
　　上世纪70年代，京城一高官夫人为其女择婿，经人周密安排后，与某后生相见。高官夫人端坐之“严嵩”，后生见了，不免生出“内急”之感，他说我要“小解”。高官夫人不明白“小解”的意思，继而不快。据此，有人说这后生是江浙人，北人与南人习性的不同，也就注定了“择婿”的黯淡。这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