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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本身就存在着非生活化的惯性和“冲动”。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将学校的这种倾向称为“明显的危险”（conspicuous dangers），并对其深怀戒心。在杜威看来，正式教育产生以前，未成年人参与社会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成人的工作与劳动，一种是游戏式的模仿，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是未成年人亲身经历并有切身体验的，而“正式教育易流于疏离、死板——用寻常的字眼，就是抽象的、咬文嚼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