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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篡夺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位后,袁世凯仍然不知足,还想当皇帝。总统虽大,处处受人掣肘,国会的、内阁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一言九鼎,权力最大,无上尊荣。但是又不敢太露骨,故作谦虚地说,“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好像当皇帝于他并非是一件发自内心的事。
全国老百姓怎么可能会强迫他一定做皇帝呢?还一直在防着他做皇帝呢。当他篡夺了总统之位后,很多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袁世凯在一步步地谋划当皇帝了。可是为了造成一种被逼无奈的“事实”,袁世凯必须伪造民意,强奸民意。其中一招就是软硬兼施,让“六君子”——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严复是被连蒙带骗弄进去的),以“研究国体问题”为名,成立所谓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帝制,认为“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法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赤裸裸地开历史倒车,为袁世凯称帝张目。
绝不骑墙的梁启超
此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想拉拢梁启超入伙,帮闲鼓吹帝制,梁启超不同意,但担心袁世凯对自己下毒手,遂携家人出走天津。其实,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主张君主立宪。然而,戊戌变法失败,继之,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满清贵族并无多大诚意,接着革命爆发,共和到来,君主立宪不了了之。此时,梁启超看到共和也同样能够带来立宪政体,已由一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回归民国转而拥护共和。
对袁世凯的做法,梁启超不但不支持,还有过真诚的提醒。1915年4月,梁启超南下省亲,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他“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更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还曾拉了袁世凯部下冯国璋一同觐见袁世凯,当面劝阻袁世凯称帝。事实上,在做华盛顿还是做拿破仑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并不是没有过辗转反侧的思量,只是袁世凯私心太重,权欲太强,加上亲信投其所好,同时好让自己从中捞个开国元勋的便宜,以及袁克定为了将来能做太子,都极力鼓动,便对梁的一番忠告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
筹安会成立后,就改变国体发出荒唐谬论,梁启超看了非常气愤,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万言文,决定投给报章发表,从理论上对帝制派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刻、犀利的批驳,公开反对改变国体,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急忙派人携十万元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要求梁不要发表该文章,以免造成舆论影响,拆自己的台。梁启超不听,而且还将该文录寄袁世凯。袁世凯火冒三丈,派人威胁恐吓,梁启超仍然不为所动。
但这阻止不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他加紧强奸、操纵民意,造成全国请愿、选举国民代表搞国体投票,推戴自己为皇帝的“大好形势”。其中有一个细节,即杨度等人策划组织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到新华门外(袁世凯住中南海)去跪呈劝进表,恳请袁世凯顺应民意,赶快当皇帝,说什么“妓女等虽持皮肉生涯,也算商标性质。若援捐躯报国之条,自惭形秽;准诸以身发财之义,敢外生成。合亟披沥下枕劝进”。妓女劝进成为时人的一大笑话,有人开玩笑说:“袁强奸民意尚嫌不足,又强奸妓女。”闻者无不捧腹大笑。
对袁世凯一步甚于一步的丑陋表演,梁启超无法保持沉默,又撰《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痛批袁世凯:“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则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
软硬不吃的严复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之后,举国震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反袁的战斗号角。袁世凯为了挽回影响,派人请严复捉刀代笔,驳斥梁启超,并送去一张四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被严复拒绝。
严复于1877年留学英国,学贯中西,回国后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世界名著,呼吁救国图存,影响几代人,声望非常高。所以袁世凯不仅拉他入伙,而且感觉在这个时候,只有这位当时中国的第一号西学人才主张君主立宪,才能“镇”得住同样声望极高的梁启超。不想在严复这里也吃了闭门羹。
严复拒绝了袁世凯的“好意”之后,种种“恶意”便接踵而来,他收到二十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都是要他捉刀拟文驳梁请袁当皇帝。严复软硬不吃。袁世凯“知其不可夺,驳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这个孙毓筠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特别感激杨度。杨度成了袁世凯的得力亲信之后,要为其做皇帝提供“理论支撑”,就把孙毓筠拉进筹安会,因为孙毓筠在任参政院参政时曾组织“宪政研究会”,也致力于宪政研究。这时,被视为最有名望的学者严复不肯出手相帮,袁世凯只好让孙毓筠滥竿充数。
这一次关于君主立宪的笔仗应该说袁世凯输定了,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袁世凯也顾不得梁启超的冷嘲热讽了,重要的是把帝位搞到手再说。为了让自己登基更显合法性,他又使出“左手持金钱”的办法,收买名家撰写劝奉他赶紧称帝的“劝进电”,此时,知识界颇有名望的王闿运进入了他的视线。
骨酥笔软的王闿运
王闿运是晚清很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其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且王闿运敢为直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被认为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奉为一代宗师。民国二年,王闿运受袁世凯之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袁世凯对他的敬重可见一斑。就在袁世凯忙着为当皇帝做最后冲刺之前,王闿运已辞去国史馆馆长之职回老家湖南养老。袁世凯就嘱托自己的心腹、被袁世凯安排为湖南巡按使、后来又加封“靖武将军”的汤芗铭,拿三十万元去“请”王闿运写一封劝进电,借王闿运的声望为自己脸上贴金。
于是王闿运的劝进电就新鲜出笼了:“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不啻万余人。窃读汉语记(当为《后汉书》)有云:‘代汉者当涂高。’‘汉’谓汉族,‘当涂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袁世凯老家河南项城)即楚古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此,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闿守之节,勿失兆姓归命之诚,使衰老余生重睹天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
一封不到一百五十字劝进电,穿凿附会、鬼话连篇、肉麻吹谀之文,值三十万元,王闿运赚这个钱真是太轻松容易!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本该有的脊梁也折断了,自视甚高的一代宗师终究不过是一个泥胎粉金的学僚。
在袁世凯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的攻势下,王闿运投其所好,不惜承命作拍马舔沟之文获赏;也有梁启超这样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坚守立场,绝不骑墙者;严复虽然被“拉”进了筹安会,但不为袁世凯写一个字,就是用金钱贿买也不给袁一个字,让“大总统”为此灰头土脸,三个名家在权势面前的态度各有特点。
在一个风云际会的乱世,一个知识分子难免会面对种种利害和选择(又何止知识分子),只有认清世界文明趋势潮流,历史前进的大方向(而不是小曲折),才会站得比常人高,看得比常人远,利害权衡得比常人准,才会为自己当下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为眼前利益所遮障,不为后人所耻笑。
(摘自《名人传记》)
全国老百姓怎么可能会强迫他一定做皇帝呢?还一直在防着他做皇帝呢。当他篡夺了总统之位后,很多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袁世凯在一步步地谋划当皇帝了。可是为了造成一种被逼无奈的“事实”,袁世凯必须伪造民意,强奸民意。其中一招就是软硬兼施,让“六君子”——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严复是被连蒙带骗弄进去的),以“研究国体问题”为名,成立所谓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帝制,认为“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法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赤裸裸地开历史倒车,为袁世凯称帝张目。
绝不骑墙的梁启超
此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想拉拢梁启超入伙,帮闲鼓吹帝制,梁启超不同意,但担心袁世凯对自己下毒手,遂携家人出走天津。其实,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主张君主立宪。然而,戊戌变法失败,继之,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满清贵族并无多大诚意,接着革命爆发,共和到来,君主立宪不了了之。此时,梁启超看到共和也同样能够带来立宪政体,已由一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回归民国转而拥护共和。
对袁世凯的做法,梁启超不但不支持,还有过真诚的提醒。1915年4月,梁启超南下省亲,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他“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更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还曾拉了袁世凯部下冯国璋一同觐见袁世凯,当面劝阻袁世凯称帝。事实上,在做华盛顿还是做拿破仑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并不是没有过辗转反侧的思量,只是袁世凯私心太重,权欲太强,加上亲信投其所好,同时好让自己从中捞个开国元勋的便宜,以及袁克定为了将来能做太子,都极力鼓动,便对梁的一番忠告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
筹安会成立后,就改变国体发出荒唐谬论,梁启超看了非常气愤,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万言文,决定投给报章发表,从理论上对帝制派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刻、犀利的批驳,公开反对改变国体,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急忙派人携十万元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要求梁不要发表该文章,以免造成舆论影响,拆自己的台。梁启超不听,而且还将该文录寄袁世凯。袁世凯火冒三丈,派人威胁恐吓,梁启超仍然不为所动。
但这阻止不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他加紧强奸、操纵民意,造成全国请愿、选举国民代表搞国体投票,推戴自己为皇帝的“大好形势”。其中有一个细节,即杨度等人策划组织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到新华门外(袁世凯住中南海)去跪呈劝进表,恳请袁世凯顺应民意,赶快当皇帝,说什么“妓女等虽持皮肉生涯,也算商标性质。若援捐躯报国之条,自惭形秽;准诸以身发财之义,敢外生成。合亟披沥下枕劝进”。妓女劝进成为时人的一大笑话,有人开玩笑说:“袁强奸民意尚嫌不足,又强奸妓女。”闻者无不捧腹大笑。
对袁世凯一步甚于一步的丑陋表演,梁启超无法保持沉默,又撰《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痛批袁世凯:“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则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
软硬不吃的严复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之后,举国震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反袁的战斗号角。袁世凯为了挽回影响,派人请严复捉刀代笔,驳斥梁启超,并送去一张四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被严复拒绝。
严复于1877年留学英国,学贯中西,回国后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世界名著,呼吁救国图存,影响几代人,声望非常高。所以袁世凯不仅拉他入伙,而且感觉在这个时候,只有这位当时中国的第一号西学人才主张君主立宪,才能“镇”得住同样声望极高的梁启超。不想在严复这里也吃了闭门羹。
严复拒绝了袁世凯的“好意”之后,种种“恶意”便接踵而来,他收到二十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都是要他捉刀拟文驳梁请袁当皇帝。严复软硬不吃。袁世凯“知其不可夺,驳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这个孙毓筠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特别感激杨度。杨度成了袁世凯的得力亲信之后,要为其做皇帝提供“理论支撑”,就把孙毓筠拉进筹安会,因为孙毓筠在任参政院参政时曾组织“宪政研究会”,也致力于宪政研究。这时,被视为最有名望的学者严复不肯出手相帮,袁世凯只好让孙毓筠滥竿充数。
这一次关于君主立宪的笔仗应该说袁世凯输定了,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袁世凯也顾不得梁启超的冷嘲热讽了,重要的是把帝位搞到手再说。为了让自己登基更显合法性,他又使出“左手持金钱”的办法,收买名家撰写劝奉他赶紧称帝的“劝进电”,此时,知识界颇有名望的王闿运进入了他的视线。
骨酥笔软的王闿运
王闿运是晚清很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其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且王闿运敢为直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被认为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奉为一代宗师。民国二年,王闿运受袁世凯之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袁世凯对他的敬重可见一斑。就在袁世凯忙着为当皇帝做最后冲刺之前,王闿运已辞去国史馆馆长之职回老家湖南养老。袁世凯就嘱托自己的心腹、被袁世凯安排为湖南巡按使、后来又加封“靖武将军”的汤芗铭,拿三十万元去“请”王闿运写一封劝进电,借王闿运的声望为自己脸上贴金。
于是王闿运的劝进电就新鲜出笼了:“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不啻万余人。窃读汉语记(当为《后汉书》)有云:‘代汉者当涂高。’‘汉’谓汉族,‘当涂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袁世凯老家河南项城)即楚古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此,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闿守之节,勿失兆姓归命之诚,使衰老余生重睹天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
一封不到一百五十字劝进电,穿凿附会、鬼话连篇、肉麻吹谀之文,值三十万元,王闿运赚这个钱真是太轻松容易!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本该有的脊梁也折断了,自视甚高的一代宗师终究不过是一个泥胎粉金的学僚。
在袁世凯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的攻势下,王闿运投其所好,不惜承命作拍马舔沟之文获赏;也有梁启超这样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坚守立场,绝不骑墙者;严复虽然被“拉”进了筹安会,但不为袁世凯写一个字,就是用金钱贿买也不给袁一个字,让“大总统”为此灰头土脸,三个名家在权势面前的态度各有特点。
在一个风云际会的乱世,一个知识分子难免会面对种种利害和选择(又何止知识分子),只有认清世界文明趋势潮流,历史前进的大方向(而不是小曲折),才会站得比常人高,看得比常人远,利害权衡得比常人准,才会为自己当下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为眼前利益所遮障,不为后人所耻笑。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