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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吕途著，中国法律出版社，2013
打工女孩，[美]张彤禾著，张坤、吴一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出梁庄记，梁鸿著，花城出版社，2013
工厂女孩，丁燕著，外文出版社，2013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沈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盘点2013年中国图书市场的亮点与热点，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题材从年头热到年尾，备受追捧，引发了从学界到大众媒体的广泛讨论，而伴随着这些讨论以及图书热卖，一个新的群体，连同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突然被放大、被凸显。这就是在2013年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城市外来打工群体的图书。
率先引起反响的，是长期从事劳工工作的吕途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紧接着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华裔记者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引起从大众媒体到知识界的广泛讨论。几乎与此同时，“铁葫芦”以“非虚构”为旗帜，策划出版了两本关于城市打工者的图书，一本是学者梁鸿关于自己故乡的《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3月），另一本是诗人丁燕亲身体验打工生活的《工厂女孩》（外文出版社，2013年3月）。在文学作品不约而同扎堆而上的情况下，学术图书呈现出稳步而高质量的出版动态，无论是译介的英国文化研究重要作品《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译林出版社，2013年2月），还是本土社会学者的持续调研成果《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沈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都显示出对于打工群体及其引发的问题的关注，是一个集合了各个学科、各个文化领域的共同行动。新生代农民工：浮出历史地表 这批图书在2013年“浮出历史地表”不是偶然的，其间学术传统的延续、社会发展的推动以及现实紧迫性等多种因素，一起促成了这场持续性的图书出版热潮。
历史地看，劳工问题或曰工人问题，始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关切所在。90年代中国所启动的国有企业改制，造成了大批被抛出体制的下岗工人，他们的生存问题，他们面临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连同社会主义时代重要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如东北），都进入了知识界的研究视野。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文化研究的深入剖析，艺术创作者的亲历现场，再加上一批海外学者的鼎力加盟，众多引起广泛反响的著作、电影，样式各异，路径不同，都汇聚在这样一个承受着转型剧痛的群体身上：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戴锦华《隐形书写》、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张猛的故事片《钢的琴》等等。
2013年出现的这批图书，延续了对于工人问题的思考，但是其焦点出现了调整，那就是从对于国企下岗职工的关注，转向了“新生代农民工”。根据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已经达到2.4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8.4%，在一些省份（如广东），这个比例甚至达到75%。如果说对于国企下岗工人的关注，涉及的是改革破冰，是过去的国家主体工人阶级作为体制转型的承受者，如何艰难地“从头再来”的出路问题；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的问题则指向更为尖锐的国家政策走向：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及阶级意识的浮现与再造。
就社会发展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是一种“拆分型再生产制度”，即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同时严苛的管理制度、微薄的工资待遇、恶劣的工作环境、低人一等的外来身份，使得进城打工者成为不折不扣的底层与弱势。2003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政策层面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在话语层面，媒体争相报道温家宝总理替建筑工人讨薪，这个群体的权益与艰辛、牺牲与困窘，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2013年众多的打工图书都延续了这一文化脉络，但是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的浮现，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出现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普遍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成长经历的差异（多在城市长大），新生代农民工显示了完全不同于他们父辈们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期待，他们勇于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不满于现实处境，他们要求分享社会的发展进步。
更为迫近的是，早在知识界的集中关注研究之前，新生代农民工就已经用行动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用脚投票的“用工荒”、富士康惨烈的接连跳、此起彼伏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尤其是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其引发的70多家工厂连锁罢工潮，使得学者们惊呼“抗争时代来临”（郭于华等，《二十一世纪》，2011年4月）。倏忽之间我们惊异地发现，不同于他们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哭哭啼啼、下跪讨薪的父辈们，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制度诉求，更坚定地捍卫自己利益的行动。2013年，当知识界还在用文字讲述着他们故事的时候，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开始实践工会直选、集体协商等政治创新。新的群体、新的诉求、新的变革，都在敦促知识界必须要给出恰当的回应。新话语：范式与方法 随着这批图书的出版与热销，广泛的争论探讨、商榷质疑也在不断涌现。深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新的话语空间，新的话语建构亟待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围绕这批图书的集中讨论，正呈现了诸多问题的扭结与汇聚。
首先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批关于打工者的图书，都不约而同使用了一个标签——“纪实”或“非虚构”。无论是学者梁鸿耗时近两年，辗转走访西安、南阳、内蒙古、郑州等地的亲身调查，还是作家丁燕在东莞的200天流水线打工生活，甚或是二代美国移民张彤禾与打工女孩的持续交往，这些图书都呈现出了一种文体的症候或焦虑。在纪实与叙事之间游走，在文学创作与现场记录之间摇摆，写作者一定要请我们相信，这些关于打工者的故事是真实的、可信的，是被忽略的“看不见的中国”（梁鸿作品宣传语），是普通读者不熟悉的“另一种生活，另一面中国”（丁燕作品封面），是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张彤禾作品腰封）。在这里我强调“纪实”的标签，并非是要指向一个特定的文学理论命题，即所谓的“非虚构作品”当如何界定，作家所选取的个体故事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典型”存在。恰恰是当写作者不断强调“纪实”与“非虚构”的时候，谁的真实，以及写作者的位置，成为了真正被凸显的问题。 学者梁鸿的《出梁庄记》是她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的续篇，主要描写了那些离开梁庄，漂泊在各地的梁庄人的打工生活。《出梁庄记》延续了梁鸿的知识分子情怀，对于乡土的深情，对于手足的关爱，但是梁鸿之于这些梁庄人，是真正的“在场”而不属于。梁鸿辗转各地，倾听他们的闲话，参与他们的生活，如实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正说明作者与这个群体及其生活，实在相距甚远。这才有了豆瓣上的读者评论：“这就是文青的支离破碎的记录。如果想通过这书去了解中国农村，那真是南辕北辙。每章里面都有一两段不那么口语化、非描述的文字，试图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和拔高。”书中不时出现的学术著作引文注脚，确乎显得有些蹩脚，但是这种格格不入感，显影的正是一个范式的困境，即作为城市中产的学者，如何再现与表达打工群体的生活和现状。在梁鸿那里，这些与她有着血缘关系的父老乡亲，始终是一个“他者”，一个她需要告别城市的舒适生活，不断回去、体验的“他者”。梁鸿写道：“‘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残酷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第196页）。在这里梁鸿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她所诗意描述的这种忧郁、这种无用感，普遍存在于同龄的“80后”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于新穷人（屌丝们）对于自己底层身份的体认中。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困境：不稳定的就业、永远追不上的房价、而立之年仍然“啃老”的羞窘、福利保障的变幻莫测……早已不仅仅是独属于一个特定群体的发展困境，而是整个当代中国青年普遍面临的生存和社会问题。如果还将青年农民工作为一个“他者”，一个有待知识分子代言、发现、显影的“他者”，就会忽略其中新的正在形成的权力关系。因为并非如实记录就能达到真实呈现，也并非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就能够为弱者打开新的生存空间。
在这本《出梁庄记》中，与其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细节与经验”，不如说是新的放大的差异与断裂：越来越具有行动能力的农民工群体与日渐稳定的城市中产者，他们在价值观、政治诉求方面的差异。在书中唯一记录的一次反抗中，梁鸿评论道：“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第268页）。我们姑且忽略在2013年，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已经明确指向了改革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等明确的政治改革方向，梁鸿的“希望”，恰恰彰显了她的真实书写所抵达的，不是她所描述的那个群体的真实，而只是一个中产者所愿意看到和相信的真实。
梁鸿的理性思考，所不能触及的是2.4亿人的未来，无论他们是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无论他们是安居乐业，还是愤怒不满，都不可能在既定的法律和秩序框架内，获得解决。2010年以来，我们目睹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开始新的行动，聚集新的能量，在这个历史的时刻，仍然将农民工刻板地书写为某种被损害者，被动地等待着知识分子的描述与代言，显然已经不够真实。2013年农民工问题的出版热潮，恰恰凸显了在既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中，我们日益无法安置这个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变革要求，是未来的改革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题中之义。在梁鸿的“南辕北辙”里，包含的是两种主体的摩擦与差异：日渐稳定的城市中产者及其他们所信奉的理性、守法的体制内变革，与日渐崛起的中国新工人们要求全面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冲突。
有意思的是，对于打工者主体性的重视，对于他们劳动与创造的强调，在一位华裔美国记者张彤禾的作品中，意外得到了充分显示，却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与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张彤禾，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在纽约郊区长大，作为二代移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毕业于哈佛大学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她的丈夫就是近年来以《寻路中国》《江城》等纪实性的关于中国的作品而迅速成名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张彤禾的这本《打工女孩》亦是作为她丈夫何伟作品的同系列图书出版的。
和梁鸿“非虚构”如出一辙的，在“译文纪实”的标题下，作者的身份、观察的立场，受到了广泛质疑。作为一本由美籍华人新闻记者，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关于中国女工的“非虚构作品”，中国读者感叹道：“你只是没有察觉出自己有多么主观”！大量的批评集中在一种后殖民的逻辑里，即这本在美国取得了广泛成功的作品，完全满足美国中产读者对于中国的心理预期。一方面张彤禾匠心独运地选择了东莞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隐喻。张彤禾写道：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第21页）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第29页）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第32页）
寥寥几笔，完成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转型，这个日渐强大的中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她动力十足、一日千里，不过幸好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还未完成，还有那么多的极端与龌龊，她值得期待，在罪恶中开出迷人的恶之花朵。
这当中最迷人的花朵，就是张彤禾着力描写的几个工厂女工。伍春明们从农村来到城市，通过不断奋斗，在血与泪的挫折中成长，最终完成自己的阶级跃升，从流水线女工到办公室白领，从传销发财到合伙开公司，在东莞这个罪恶之都里，姑娘们改变命运，重塑自我，她们的成功信条是“你只有靠自己！”毋庸置疑，这是彻底的以个人拼搏实现阶级跃升的美国梦，这个美好的美国梦属于华裔张彤禾，但是绝不属于东莞的中国女工们。张彤禾在书中不断追溯自己的家族史，因为在她看来，她跟伍春明们是一样的：打工妹从乡村来到城市，居无定所漂泊无依，那种离家的孤独感与环境的疏离感，让张彤禾感到“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东莞女工们的成功神话，是张彤禾个人的成功奋斗史。 再一次的，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他者的故事。这个他者的故事并非不够真实，如读者们提醒的，作者忽略了真正能够实现阶层跨越的打工妹，实属凤毛麟角，而且伍春明们的中产生活并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张彤禾屏蔽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中国女工们的艰辛生活，正是全球不平等政治经济结构的后果，中国经济的腾飞有赖于她们廉价的劳动力，美国中产阶级享受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建立在她们惨痛生活的代价之上的。这同时提醒我们，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又一个自我—他者的故事，对于中国劳工问题的思考，必须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的视角中。
相较于文学读物，围绕吕途《新工人》一书的讨论，更具范式探讨的理论意义。在豆瓣网上，劳工研究、NGO研究的相关人员就一些问题与吕途展开争论。
首先是针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吕途在书中指出，自己采用的是一种“无预设研究法”，“也就是一种没有假设前提的研究”（第4页），显然吕途意在强调这本书最后的问题呈现，并非是在某个理论、某个主题指导下的成果，而是来自与打工群体的接触、访谈，使得问题逐渐浮现，最后以本书“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框架呈现出来。吕途将自己的研究概括为“拼图法”：“……此次研究一定是不全面的；但是每个城市、每个村子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反映出中国现状的一个部分，当把这些部分按照一定的逻辑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我所反映的主题中国现状的一个全貌；在完成这本书的草稿之前，并没有研究的题目，没有研究的结构，也没有研究的结论，在整理每个访谈故事的过程中，我把故事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取出来，逐渐进行分类和归纳，最后形成了结构和篇章”（第4页）。吕途的努力，遭到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的质疑，因为没有研究是可以“无预设的”，“拼图法”固然想要以小见大，但恰恰是只有典型个案与典型问题，才具备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这种方法论的紧张，确乎牵涉着一个理论命题，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采取什么方法介入，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引导最后的结论。吕途的用心良苦无可指摘，研究者的质疑也确有道理，在很多问题上，本书都显得针对性不强，甚至有一些前后重复的段落。但是跟梁鸿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同，跟二代美国移民张彤禾不同，吕途多年从事劳工志愿工作，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调研能够与广大工友们分享，能够促进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反思。这再度凸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从“新生代农民工”到“中国新工人”的转变过程中，知识者和研究者，这些书写着他们的故事的人，站在哪里，在何种位置上发声？
吕途没有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而是用“新工人”明确提出了要把农民工纳入到工人群体的诉求。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工人阶级，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与未来。吕途的困境，事实上也始终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困境：阶级意识从何而来？在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自我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将发挥什么作用？面对战后中产阶级的崛起，既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是不是亟待修正？也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新工人的主体意识，是2013年的图书热背后真正的重大变局。新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 如果我们将视野从中国拉开去，将会发现这样一个重新定义阶级，重塑阶级意识的行动，并非一个中国特色的理论行为。近年来，西方学界开始重新使用、定义“阶级”概念，重新思考生产劳动与中产阶级的关系。这当然联系着西方普遍在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政治危机，同时也对应着重新对于20世纪革命，准确说是以阶级斗争为武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理解与认识。此时此刻，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理论行动的一部分，2013年打工图书的热销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正是这一理论探讨的中国特色版。
（本论文受天津财经大学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号为Q130202。）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程成）
打工女孩，[美]张彤禾著，张坤、吴一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出梁庄记，梁鸿著，花城出版社，2013
工厂女孩，丁燕著，外文出版社，2013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沈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盘点2013年中国图书市场的亮点与热点，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题材从年头热到年尾，备受追捧，引发了从学界到大众媒体的广泛讨论，而伴随着这些讨论以及图书热卖，一个新的群体，连同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突然被放大、被凸显。这就是在2013年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城市外来打工群体的图书。
率先引起反响的，是长期从事劳工工作的吕途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紧接着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华裔记者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引起从大众媒体到知识界的广泛讨论。几乎与此同时，“铁葫芦”以“非虚构”为旗帜，策划出版了两本关于城市打工者的图书，一本是学者梁鸿关于自己故乡的《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3月），另一本是诗人丁燕亲身体验打工生活的《工厂女孩》（外文出版社，2013年3月）。在文学作品不约而同扎堆而上的情况下，学术图书呈现出稳步而高质量的出版动态，无论是译介的英国文化研究重要作品《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译林出版社，2013年2月），还是本土社会学者的持续调研成果《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沈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都显示出对于打工群体及其引发的问题的关注，是一个集合了各个学科、各个文化领域的共同行动。新生代农民工：浮出历史地表 这批图书在2013年“浮出历史地表”不是偶然的，其间学术传统的延续、社会发展的推动以及现实紧迫性等多种因素，一起促成了这场持续性的图书出版热潮。
历史地看，劳工问题或曰工人问题，始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关切所在。90年代中国所启动的国有企业改制，造成了大批被抛出体制的下岗工人，他们的生存问题，他们面临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连同社会主义时代重要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如东北），都进入了知识界的研究视野。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文化研究的深入剖析，艺术创作者的亲历现场，再加上一批海外学者的鼎力加盟，众多引起广泛反响的著作、电影，样式各异，路径不同，都汇聚在这样一个承受着转型剧痛的群体身上：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戴锦华《隐形书写》、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张猛的故事片《钢的琴》等等。
2013年出现的这批图书，延续了对于工人问题的思考，但是其焦点出现了调整，那就是从对于国企下岗职工的关注，转向了“新生代农民工”。根据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已经达到2.4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8.4%，在一些省份（如广东），这个比例甚至达到75%。如果说对于国企下岗工人的关注，涉及的是改革破冰，是过去的国家主体工人阶级作为体制转型的承受者，如何艰难地“从头再来”的出路问题；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的问题则指向更为尖锐的国家政策走向：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及阶级意识的浮现与再造。
就社会发展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是一种“拆分型再生产制度”，即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同时严苛的管理制度、微薄的工资待遇、恶劣的工作环境、低人一等的外来身份，使得进城打工者成为不折不扣的底层与弱势。2003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政策层面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在话语层面，媒体争相报道温家宝总理替建筑工人讨薪，这个群体的权益与艰辛、牺牲与困窘，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2013年众多的打工图书都延续了这一文化脉络，但是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的浮现，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出现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普遍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成长经历的差异（多在城市长大），新生代农民工显示了完全不同于他们父辈们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期待，他们勇于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不满于现实处境，他们要求分享社会的发展进步。
更为迫近的是，早在知识界的集中关注研究之前，新生代农民工就已经用行动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用脚投票的“用工荒”、富士康惨烈的接连跳、此起彼伏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尤其是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其引发的70多家工厂连锁罢工潮，使得学者们惊呼“抗争时代来临”（郭于华等，《二十一世纪》，2011年4月）。倏忽之间我们惊异地发现，不同于他们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哭哭啼啼、下跪讨薪的父辈们，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制度诉求，更坚定地捍卫自己利益的行动。2013年，当知识界还在用文字讲述着他们故事的时候，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开始实践工会直选、集体协商等政治创新。新的群体、新的诉求、新的变革，都在敦促知识界必须要给出恰当的回应。新话语：范式与方法 随着这批图书的出版与热销，广泛的争论探讨、商榷质疑也在不断涌现。深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新的话语空间，新的话语建构亟待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围绕这批图书的集中讨论，正呈现了诸多问题的扭结与汇聚。
首先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批关于打工者的图书，都不约而同使用了一个标签——“纪实”或“非虚构”。无论是学者梁鸿耗时近两年，辗转走访西安、南阳、内蒙古、郑州等地的亲身调查，还是作家丁燕在东莞的200天流水线打工生活，甚或是二代美国移民张彤禾与打工女孩的持续交往，这些图书都呈现出了一种文体的症候或焦虑。在纪实与叙事之间游走，在文学创作与现场记录之间摇摆，写作者一定要请我们相信，这些关于打工者的故事是真实的、可信的，是被忽略的“看不见的中国”（梁鸿作品宣传语），是普通读者不熟悉的“另一种生活，另一面中国”（丁燕作品封面），是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张彤禾作品腰封）。在这里我强调“纪实”的标签，并非是要指向一个特定的文学理论命题，即所谓的“非虚构作品”当如何界定，作家所选取的个体故事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典型”存在。恰恰是当写作者不断强调“纪实”与“非虚构”的时候，谁的真实，以及写作者的位置，成为了真正被凸显的问题。 学者梁鸿的《出梁庄记》是她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的续篇，主要描写了那些离开梁庄，漂泊在各地的梁庄人的打工生活。《出梁庄记》延续了梁鸿的知识分子情怀，对于乡土的深情，对于手足的关爱，但是梁鸿之于这些梁庄人，是真正的“在场”而不属于。梁鸿辗转各地，倾听他们的闲话，参与他们的生活，如实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正说明作者与这个群体及其生活，实在相距甚远。这才有了豆瓣上的读者评论：“这就是文青的支离破碎的记录。如果想通过这书去了解中国农村，那真是南辕北辙。每章里面都有一两段不那么口语化、非描述的文字，试图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和拔高。”书中不时出现的学术著作引文注脚，确乎显得有些蹩脚，但是这种格格不入感，显影的正是一个范式的困境，即作为城市中产的学者，如何再现与表达打工群体的生活和现状。在梁鸿那里，这些与她有着血缘关系的父老乡亲，始终是一个“他者”，一个她需要告别城市的舒适生活，不断回去、体验的“他者”。梁鸿写道：“‘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残酷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第196页）。在这里梁鸿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她所诗意描述的这种忧郁、这种无用感，普遍存在于同龄的“80后”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于新穷人（屌丝们）对于自己底层身份的体认中。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就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困境：不稳定的就业、永远追不上的房价、而立之年仍然“啃老”的羞窘、福利保障的变幻莫测……早已不仅仅是独属于一个特定群体的发展困境，而是整个当代中国青年普遍面临的生存和社会问题。如果还将青年农民工作为一个“他者”，一个有待知识分子代言、发现、显影的“他者”，就会忽略其中新的正在形成的权力关系。因为并非如实记录就能达到真实呈现，也并非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就能够为弱者打开新的生存空间。
在这本《出梁庄记》中，与其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细节与经验”，不如说是新的放大的差异与断裂：越来越具有行动能力的农民工群体与日渐稳定的城市中产者，他们在价值观、政治诉求方面的差异。在书中唯一记录的一次反抗中，梁鸿评论道：“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第268页）。我们姑且忽略在2013年，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已经明确指向了改革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等明确的政治改革方向，梁鸿的“希望”，恰恰彰显了她的真实书写所抵达的，不是她所描述的那个群体的真实，而只是一个中产者所愿意看到和相信的真实。
梁鸿的理性思考，所不能触及的是2.4亿人的未来，无论他们是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无论他们是安居乐业，还是愤怒不满，都不可能在既定的法律和秩序框架内，获得解决。2010年以来，我们目睹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开始新的行动，聚集新的能量，在这个历史的时刻，仍然将农民工刻板地书写为某种被损害者，被动地等待着知识分子的描述与代言，显然已经不够真实。2013年农民工问题的出版热潮，恰恰凸显了在既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中，我们日益无法安置这个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变革要求，是未来的改革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题中之义。在梁鸿的“南辕北辙”里，包含的是两种主体的摩擦与差异：日渐稳定的城市中产者及其他们所信奉的理性、守法的体制内变革，与日渐崛起的中国新工人们要求全面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冲突。
有意思的是，对于打工者主体性的重视，对于他们劳动与创造的强调，在一位华裔美国记者张彤禾的作品中，意外得到了充分显示，却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与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张彤禾，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在纽约郊区长大，作为二代移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毕业于哈佛大学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她的丈夫就是近年来以《寻路中国》《江城》等纪实性的关于中国的作品而迅速成名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张彤禾的这本《打工女孩》亦是作为她丈夫何伟作品的同系列图书出版的。
和梁鸿“非虚构”如出一辙的，在“译文纪实”的标题下，作者的身份、观察的立场，受到了广泛质疑。作为一本由美籍华人新闻记者，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关于中国女工的“非虚构作品”，中国读者感叹道：“你只是没有察觉出自己有多么主观”！大量的批评集中在一种后殖民的逻辑里，即这本在美国取得了广泛成功的作品，完全满足美国中产读者对于中国的心理预期。一方面张彤禾匠心独运地选择了东莞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隐喻。张彤禾写道：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第21页）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第29页）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第32页）
寥寥几笔，完成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转型，这个日渐强大的中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她动力十足、一日千里，不过幸好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还未完成，还有那么多的极端与龌龊，她值得期待，在罪恶中开出迷人的恶之花朵。
这当中最迷人的花朵，就是张彤禾着力描写的几个工厂女工。伍春明们从农村来到城市，通过不断奋斗，在血与泪的挫折中成长，最终完成自己的阶级跃升，从流水线女工到办公室白领，从传销发财到合伙开公司，在东莞这个罪恶之都里，姑娘们改变命运，重塑自我，她们的成功信条是“你只有靠自己！”毋庸置疑，这是彻底的以个人拼搏实现阶级跃升的美国梦，这个美好的美国梦属于华裔张彤禾，但是绝不属于东莞的中国女工们。张彤禾在书中不断追溯自己的家族史，因为在她看来，她跟伍春明们是一样的：打工妹从乡村来到城市，居无定所漂泊无依，那种离家的孤独感与环境的疏离感，让张彤禾感到“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东莞女工们的成功神话，是张彤禾个人的成功奋斗史。 再一次的，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他者的故事。这个他者的故事并非不够真实，如读者们提醒的，作者忽略了真正能够实现阶层跨越的打工妹，实属凤毛麟角，而且伍春明们的中产生活并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张彤禾屏蔽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中国女工们的艰辛生活，正是全球不平等政治经济结构的后果，中国经济的腾飞有赖于她们廉价的劳动力，美国中产阶级享受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建立在她们惨痛生活的代价之上的。这同时提醒我们，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又一个自我—他者的故事，对于中国劳工问题的思考，必须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的视角中。
相较于文学读物，围绕吕途《新工人》一书的讨论，更具范式探讨的理论意义。在豆瓣网上，劳工研究、NGO研究的相关人员就一些问题与吕途展开争论。
首先是针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吕途在书中指出，自己采用的是一种“无预设研究法”，“也就是一种没有假设前提的研究”（第4页），显然吕途意在强调这本书最后的问题呈现，并非是在某个理论、某个主题指导下的成果，而是来自与打工群体的接触、访谈，使得问题逐渐浮现，最后以本书“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框架呈现出来。吕途将自己的研究概括为“拼图法”：“……此次研究一定是不全面的；但是每个城市、每个村子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反映出中国现状的一个部分，当把这些部分按照一定的逻辑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我所反映的主题中国现状的一个全貌；在完成这本书的草稿之前，并没有研究的题目，没有研究的结构，也没有研究的结论，在整理每个访谈故事的过程中，我把故事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取出来，逐渐进行分类和归纳，最后形成了结构和篇章”（第4页）。吕途的努力，遭到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的质疑，因为没有研究是可以“无预设的”，“拼图法”固然想要以小见大，但恰恰是只有典型个案与典型问题，才具备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这种方法论的紧张，确乎牵涉着一个理论命题，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采取什么方法介入，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引导最后的结论。吕途的用心良苦无可指摘，研究者的质疑也确有道理，在很多问题上，本书都显得针对性不强，甚至有一些前后重复的段落。但是跟梁鸿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同，跟二代美国移民张彤禾不同，吕途多年从事劳工志愿工作，她希望自己的研究调研能够与广大工友们分享，能够促进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反思。这再度凸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从“新生代农民工”到“中国新工人”的转变过程中，知识者和研究者，这些书写着他们的故事的人，站在哪里，在何种位置上发声？
吕途没有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而是用“新工人”明确提出了要把农民工纳入到工人群体的诉求。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工人阶级，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与未来。吕途的困境，事实上也始终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困境：阶级意识从何而来？在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自我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将发挥什么作用？面对战后中产阶级的崛起，既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是不是亟待修正？也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新工人的主体意识，是2013年的图书热背后真正的重大变局。新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 如果我们将视野从中国拉开去，将会发现这样一个重新定义阶级，重塑阶级意识的行动，并非一个中国特色的理论行为。近年来，西方学界开始重新使用、定义“阶级”概念，重新思考生产劳动与中产阶级的关系。这当然联系着西方普遍在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政治危机，同时也对应着重新对于20世纪革命，准确说是以阶级斗争为武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理解与认识。此时此刻，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理论行动的一部分，2013年打工图书的热销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正是这一理论探讨的中国特色版。
（本论文受天津财经大学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号为Q130202。）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