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前（１９０２），我祖父的兄长沈心工先生①，为寻求中华民族的富国强民之道，曾经来到这里——位于东京牛込区的弘文书院②。不过先生选择的救国之道是“教育”，而不是“革命”。他认定要救国，就要“从三尺童子教起”③。先生很快就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学堂乐歌”。他看中了这种歌曲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它们既能振奋民心，又特别适合于作为向孩子们灌输科学、民主思想的依托。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发起成立了“音乐讲习会”，邀请当时东京高等师范教师铃木米次郎先生④赴会传习乐歌。翌年，先生回到上海，即开始积极倡导“学堂乐歌”运动，对后来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因而被公认为是开创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一人。
　　 时空流转，１９５８年我高中毕业，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刚设置不到两年的“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志在如王光祁先生所说“登昆仑之巅，奏黄钟之笛”⑤，是为了抗争当时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凌逼，为自己民族的音乐在这世界上争一个“平等待我”的地位。后来有人说：沈洽的这种选择是“背叛”了他自己的祖父。对于这种非难，我开始也觉得有几分道理，故曾对祖父心生歉疚。但后来，我从我堂叔那里得知：他在五十岁左右曾写过一篇题为《归鹤轩记》的文章。追忆了他早年一味追求西学，冷落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是舍本求末之举。之后，我又发现了他晚年在“今虞琴社”⑥的一些活动和尝试复兴“琴歌”艺术的种种努力。我才确信：我不但没有“背叛”祖父，而恰恰是对其未竟事业的最好继承。
　　 我被指责为“背叛”的第二个故事缘起于１９７７年秋冬。那时的中国，梦魇般的“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我原先投身的“民族音乐理论”同其他许多学术研究一样，遭到严重摧残。所以当时大家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在这片废墟上重建我们自己的学术家园。恰在其时，我见到了阔别将近十年的老朋友罗传开先生。十年不见，相聚甚欢。言别时，他送了我一迭他和他当时的同事们刚刚翻译出炉，还未装订成册的油印资料。其内容是介绍正当我国关门内斗的年代，欧美、日本民族音乐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其中山口修先生的文章对我的启发犹多！我把这门学科同我原来从事的“民族音乐理论”作了比较，深感它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在文化价值观及其同西方“正统”音乐学的关系的问题上（如对“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态度等等）都有太多值得“民族音乐理论”借鉴的地方。想到这些，我顿时觉得眼前一亮。我想：我们与其把“民族音乐理论”按老样子恢复起来，不如把“民族音乐学”作为“接枝”嫁接到“民族音乐理论”的“砧木”上去，构建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新的“民族音乐学”理论！就这样我同民族音乐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就是所谓的我的第二次“背叛”——“背叛”了“民族音乐理论”，“背叛”了恩师于会泳先生⑦！不过对于这次责难，我却丝毫没有歉疚之感。因为我清楚：“民族音乐学”之对于“民族音乐理论”，其实只是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调整和拓展，而我原先坚持的学术理想却并不因此要作任何的改变。所以我认为，我从“民族音乐理论”到“民族音乐学”的“转型”不但不是“背叛”，而恰恰也是对“民族音乐理论”和已故恩师未竟事业的最好的继承。
　　 光阴荏苒，从１９７７年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我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转眼就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孩子。而始终伴随着我的近乎天真的理想和对民族音乐学的执着则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期间，我把自己整个儿身心用于推进这门学科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尽管实践中我感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但我始终无怨无悔。如今，民族音乐学经两代人的努力，正如有人所说，已在中国成“半壁江山”⑧之势。但是冷静地看，如何同“民族音乐理论”和“正统”音乐学相处；如何进一步克服西方民族音乐学中至今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影响；如何把“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从方法论上予以根本解决……也都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注意到贵国原先的日本传统音乐研究同民族音乐学之间、民族音乐学与“一般西洋学”和西洋为背景的西洋式“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潮流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⑨。但贵国在这些关系方面似乎比中国处理得要好。这次我有幸来接受的这个以小泉文夫先生的名义专门为世界民族音乐学设立的珍贵奖项，应该就是贵国在这方面成功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五十多年来在这个领域所尽的微薄努力，竟能被贵国的小泉文夫基金会和在座诸位学者所看见，我真的万分感动。因为“能被看见”就是我心最大的知足。
　　 谢谢大家！
　　
　　
　　
　　①沈心工（１８７０—１９４７）：名庆鸿、字叔逵，心工是他的笔名，上海人，中国音乐教育家，中国“学堂乐歌”运动创始人。这位近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初创时期最早的音乐教师，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人。一生作有乐歌１８０余首。
　　②弘文书院：初名“亦乐书院”，是日本教育家、日本柔道的创始人嘉纳治五郎（１８６０—１９３８）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学校。之后为避乾隆帝御讳，改名“宏文书院”。该校学生有陈天华、黄兴、杨度、胡汉民、牛保才、杨昌济、朱剑凡、胡元倓、李琴湘、方鼎英、许寿裳、鲁迅、陈幼云、陈师曾、陈寅恪、刘勋麟、鲍贵藻、李四光、侯鸿鉴、郑菊如、李书城、林伯渠、邓以蛰等。
　　③沈心工手稿《家庭历史小说》。
　　④铃木米次郎（Ｓｕｚｕｋｉ Ｙｏｎｅｊｉｒ?觝 １８６８—１９４０）：明治·昭和时代前期的音乐教育家。东京音乐学校?穴现东京艺术大学?雪毕业，曾任东京高等师范教师，１９０８年创办东洋音乐学校?穴现东京音乐大学?雪并担任校长。著有《乐典大要》等。
　　⑤王光祈?穴１８９１—１９３６?雪：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比较音乐学的第一人，字润玙，笔名若愚，四川成都温江人。１９２０年赴德国留学政治经济学，１９２３年转学音乐。１９２７年入柏林大学专攻音乐学，师从斯通普夫、霍思博斯特尔等。１９３４年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代表作有《中国音乐史》（１９２１）、《欧洲音乐进化论》（１９２３）、《东西乐制之研究》（１９２６）、《东方民族之音乐》（１９２９）、《论中国古典歌剧》（１９３４）等。
　　⑥今虞琴社：１９３６年３月，由我国古琴学家查夷平与彭庆寿、徐元白、庄剑丞、樊少云等人在苏州组织成立的琴人会社，意在使古琴学术“发扬而光大之”。
　　⑦于会泳（１９２５—１９７７）：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山东乳山人。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等职；１９６５年起积极投入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曾主持并完成《海港》、《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杜鹃山》、《盘石湾》和《审椅子》等剧目的创作，是这些剧目音乐的主要创作者。代表性学术论著有《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１９６４）等。
　　⑧《人民音乐》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编者按语”。
　　⑨山口修《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沈洽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