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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海外李氏藏品的考证，认为李氏藏品中有一些明代及清中期的曼生壶为真品，颇具研究价值。但是一些明代名家和陈鸣远款的作品皆为民国初年仿作。如果李氏收藏来自民初庞元济的虚斋藏品，则应注意虚斋藏品中已有民初仿品之现象。
【关键词】紫砂 曼生 鸣远 虚斋
2005年初，纽约法兰高公司举行了一场宜兴紫砂的展览拍卖会，此次所拍卖的二十九件紫砂器的收藏者为李氏[1]。这批紫砂器是李氏继承其祖父所藏[2]，而他的祖父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军事工程人员，曾任国民政府时期的空军上校。20世纪30年代，当李上校于山东省与日军作战时，曾经占领一个货仓。货仓中并无军火，但是存放了被日本人充公的中国文物，其中部分文物后来归李上校所有。这些文物一直留在山东，及至20世纪40年代才得蒋介石的允许空运台湾，寄存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紫砂收藏家罗桂祥先生到台湾演讲介绍他本人的宜兴收藏时，李上校与罗先生相识，两位宜兴紫砂藏家成为朋友。罗先生曾表示希望购买李氏的全部藏品，但李氏当时无意割爱。其后，李上校在去世之前，将他的藏品送给他的孙辈[3]。
笔者日前研究曼生壶时，曾拜读谢瑞华女士《海外庋藏曼生壶》一文[4]，由此关注到这批李氏紫砂藏品。由于这批紫砂器藏于海外，国内著录中缺乏收录，且其中一些紫砂器的年代、作者信息颇有值得探讨之处，故整理成文，做一系统之梳理。
1.明万历 陈信卿 高腰线圆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A-3。壶高8.85厘米，宽13.91厘米[5]。此壶折肩，外形上宽下窄，形似古器，壶腹中间偏上处环有出棱腰线。圆柱形钮，顶部呈尖锥状，盖面有两道环形装饰线。短直嘴，接于壶肩折线处，壶嘴棱线与壶肩折线相贯通。壶把顶端饰以卷云纹，作上扬飞把状。胎色棕红，砂粒点点，显露典型明代胎土特征（见图1-1）。底楷书刻款“陈信卿”（见图1-2）。
作者陈信卿见载于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但是传器极为罕见。民国初年成书的《阳羡砂壶图考》也只是照录《阳羡茗壶系》文字，未有传器收录刊载。《阳羡茗壶系》形容陈信卿的作品“坚瘦工整，雅自不群”。以此壶对线条的处理而言，尤其是对棱线采取较为尖锐的处理，和周高起的描述的“坚瘦”相符。原图录对此壶推断年代为万历年间，结合前述的工艺风格、胎土及底部楷书落款的形式来说，图录的推断无误，此作品应为万历年间陈信卿之作，且为难得的陈信卿传器。
2.明崇祯 盛冠五 直壁圆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G-1。壶高4.43厘米，宽14.55厘米。此壶短直颈，折肩，肩部边缘高起，扁腹直壁。平盖，盖面有一圆片贴饰。短直嘴，壶把造型弧方。胎色浅棕（见图2-1）。底刻楷书款“崇祯癸酉盛冠五”（见图2-2）。崇祯癸酉为崇祯六年（1633年）。此壶造型近似江苏淮安出土之曼生壶[6]，再次印证曼生壶式样其实并非完全凭空的创新，多由早期壶式衍生而来。
3.清嘉庆 杨彭年 汉君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J-3。壶高5.06厘米，宽17.71厘米。壶身扁圆，壶肩和收底处弯折出棱。桥型钮，短弯流。从底款来看，此壶造型是仿明代大彬壶式，但是出土和传世的时大彬紫砂壶中，还未曾见过此造式（见图3-1、图3-2）。胎色棕红，掺有黄色砂粒。底刻楷书款“桑连理馆仿大彬制”，把下款阳文篆书方印“彭年”。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康熙时期，但由壶本身的“桑连理馆”署款可知，此壶为嘉庆年间作品。
4.清道光 杨彭年 砖方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D-2。壶高12厘米，宽12.65厘米。壶身呈直立之砖方形，方棱形三弯流，圆角方把，把身向内微弧。方柱形条形钮，嵌盖，与壶身融为一体。底款阳文篆书方印“杨彭年造”。
阳面壶身铭（见图4-1）：年丰世泰多贤良 夫妇偕老子孙昌 身如金石寿而泰 富且贵兮宜侯王
阴面楷书壶身铭（见图4-2）：蜀山旧名独山 其土中陶人之选 武林陈君曼生在是邑 命制为壶 以代茗椀 时人珍之 余见而羡之 乙酉岁 作客临津 特师陈君意为是壶 亦雪鸿留爪之意韵 北平周友清（读音，没有图片可辨识）
壶侧（壶嘴一侧）隶书铭：Fu qi qi mu ao hu yong tu （读音，没有图片可辨识，仅知大意为：君子庄敬对待其器用）
此壶的乙酉纪年为清道光五年（1825年），临津为杭州古称。其中的刻字有提及关于此壶是在陈曼生过世后，爱好曼生壶之文人雅士请杨彭年为其制作相似器形和风格的砂壶，是关于陈曼生过世后，曼生型[7]紫砂壶延续情况的一个难得佐证。
5.清 杨彭年 高肩圆壶（竹枝图案）
拍卖图录编号No.ND-3。壶高14.55厘米，宽15.18厘米。此壶束颈，弧肩，高身弧腹。壶身阳面刻竹枝，率意、宽大、苍劲的竹叶陶刻笔触，漫布于器身的布局（见图5-1），是典型瞿应绍所刻装饰书画的特征。平盖，圆柱形钮，三弯流，弯把。胎色原图录标为浅棕色，但很可能是表面脏污所致，实际胎色可能是段泥之棕黄色。阴面壶身行书铭“茶始于唐末未甚兴，不过幽人韵士手撷于荒园穕秽中，所以绕云露自然味，月壶”（见图5-2）。底款阳文篆书方印“壶公冶父”，把下款“彭年”。原图录错将清中期文人瞿应绍常用订制款识“壶公冶父”中的“冶”字拼音错标为zhi，应当是将“冶”字错认为“治”。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嘉道时期，无误。
6.清 杨彭年 高肩圆壶（柳枝图案）
拍卖图录编号No.ND-4。壶高14.55厘米，宽15.18厘米。此壶与前述高肩圆壶同式，但铭刻书画不同，应为成对作品（书与画皆一阴一阳），壶身阳面刻柳枝。壶身阳面行书铭：“（宵付[8]）春莺空谷期 琼华珠树最相思 如何留得姮娥影 莫遣银蟾过别枝 半园月夜 梨花诗zhi yi Nantian（无图，无法辨识）。”（见图6）底款阳文篆书方印“壶公冶父”，把下款“彭年”。原图录对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嘉道时期，无误。 7.清道光 阿曼陀室款笠式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J-4。壶高8.73厘米，宽12.65厘米。此壶造型似一竹笠，圆珠钮，壶身为两个穹形相叠，上小下大，胎色棕褐（见图7-1）。底款阳文篆书方印“阿曼陀室”（见图7-2）。
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康熙时期，但是由底款“阿曼陀室”及壶身铭文可知，此壶应为道光元年（1821年）作品。同型作品见原为唐云收藏之阿曼陀室款笠式壶[9]，此壶虽然没有作者署款，但是由其他同型作品推断，应为杨彭年之作。
8.阿曼陀室款井栏提梁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D-1。壶高15.81厘米，宽12.65厘米。此壶造型如井，斜壁微弧，颈部及底部方折，弧形提梁把。圆弧状条形钮，弧盖，斜直嘴。胎色由于外表较脏，无法准确判断，粗看为棕色偏黄。壶身一侧刻有行书“仿坡公石銚作酒器”，另一侧隶书“君子有酒 奉爵称寿”（见图8-1），旁边署行书“曼生铭”。底款金文刻款“午”、阳文篆书方印“阿曼陀室”（见图8-2）。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嘉道时期，无误。
9.惠孟臣制石瓢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J-2。壶高10.12厘米，宽15.18厘米。斜直腹向下渐敞，壶身较一般石瓢壶式稍高，胎色棕褐。平盖条状环形钮，短直嘴。壶身行书铭“烹茶客至 得味诗来 孟臣”（见图9-1），底款阳文楷书方印“惠孟臣制”（见图9-2）。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但是由于缺乏明代早期的石瓢壶式可资对照，此壶究竟是明代作品还是民初仿作，仍然存疑。
10.民初 陈和之款 钟式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B-4。壶高8.22厘米，宽14.55厘米。此壶呈敞底钟式，束颈，饰以云肩线。接近底部弯折处，有一圆弧形灯草线，底部圆弧。壶身划有四瓣筋纹。条形钮，直嘴，弧把，胎色是较暗的棕褐色（见图10-1）。底楷书刻款“陈和之”（见图10-2）。
陈和之，《阳羡茗壶系》列为“别派”（相对于时大彬或欧正春等师徒传承，自有队伍体系的陶人群体而言）。《茗壶图录》收有陈和之款的一粒珠壶，并有刻款拓印[10]。此壶刻款字迹与《茗壶图录》大致相同，唯《茗壶图录》所收是刻在壶流之下。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明末清初，虽然其刻款与《茗壶图录》相似，但就其圆润肥腴的线形风格而论，此壶应为民国初年仿品。
11.民初 陈和之 六方圆腹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G-4。壶高10.5厘米，宽14.55厘米。六方圆腹，上部鼓弧，下部渐敛，六方三弯流。四方条形钮，六方弧盖，四方弧把，把为飞把。掺砂底胎，壶表局部有因高温形成的起泡（见图11-1）。底部楷书刻款“弘光元年陈和之制”（见图11-2）。弘光为南明朱由嵩之年号，弘光元年为1645年。但是此壶之线型风格与多数明代六方壶式相去甚远，应是民国初年作品。
12. 民初 菊瓣杯
拍卖图录编号No.NN-2。杯高4.17厘米，宽6.33厘米。杯身作菊瓣状，方把（见图12-1）。底款阳文篆书方印“橙齊”（“齊”读为“斋”字）（见图12-2）。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康熙时期，但实际上这类单耳杯风行于民初，非早清之物。
13. 民初 竹节杯
拍卖图录编号No.NN-5。杯高3.8厘米，宽4.93厘米。杯身作四瓣，方把作竹节状。金黄色段泥胎，底胎掺有红颗粒（见图13）。根据图录，底款为“cheng”，但没有款的图片刊载，推测此款同菊瓣杯。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康熙时期，不准确，此为民初之作。
14. 民初 印花方把杯
拍卖图录编号No.NN-6。杯高4.43厘米，宽6.4厘米。浅黄色胎，底胎掺有红颗粒。杯身外侧口沿处有方块花朵印花。圆柱状把，把形方折，顶部稍突出（见图14）。底款阳文篆书方印“橙齊”（“齊”读为“斋”字），款同菊瓣杯。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康熙时期，但该杯器形为民初之作。
15. 民初 菱瓣方把杯
拍卖图录编号No.NN-8。杯高4.17厘米，宽6.33厘米。杯身呈五瓣，方把，两端突出，杯把线形作水波状。胎色浅棕，胎底多鹅黄色颗粒（见图15）。底款阳文篆书方印“橙齊”（“齊”读为“斋”字），款同编菊瓣杯。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康熙时期，但单耳杯器形应为民初仿作。
注释：
[1]相关图文资料可参阅 法兰高：《中国紫砂：李氏所藏明清宜兴陶器》，纽约.法兰高公司。
[2]图录中对李氏及其祖父，皆未刊载其名，仅有姓氏。
[3]法兰高：《中国紫砂：李氏所藏明清宜兴陶器》，纽约.法兰高公司，2005年版，第8-9页。
[4]谢瑞华：《海外庋藏曼生壶》，《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5年，第238页。
[5]由于图录中的尺寸是由英寸换算，因此多为带有小数点的非整数，其后皆同。
[6]梁白泉主编：《宜兴紫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图43。
[7]“曼生型”为笔者提出陈曼生过世后，非陈曼生亲自参与，单丝造型风格非常接近，而且多半也仍出于杨彭年之手的这些紫砂器，参见拙文《曼生壶制作年代探索》，《紫禁城》2011年第6期。
[8]音xiao fu， 括号内字图片不清楚，系根据图录中的英文介绍推断。
[9]梁白泉主编：《宜兴紫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图56。另一同型拓本可参见詹勋华：《宜兴陶器图谱》，台北.南天书局，1993年版，第243页。
[10]高英姿选注：《紫砂名陶典籍》，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紫砂 曼生 鸣远 虚斋
2005年初，纽约法兰高公司举行了一场宜兴紫砂的展览拍卖会，此次所拍卖的二十九件紫砂器的收藏者为李氏[1]。这批紫砂器是李氏继承其祖父所藏[2]，而他的祖父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军事工程人员，曾任国民政府时期的空军上校。20世纪30年代，当李上校于山东省与日军作战时，曾经占领一个货仓。货仓中并无军火，但是存放了被日本人充公的中国文物，其中部分文物后来归李上校所有。这些文物一直留在山东，及至20世纪40年代才得蒋介石的允许空运台湾，寄存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紫砂收藏家罗桂祥先生到台湾演讲介绍他本人的宜兴收藏时，李上校与罗先生相识，两位宜兴紫砂藏家成为朋友。罗先生曾表示希望购买李氏的全部藏品，但李氏当时无意割爱。其后，李上校在去世之前，将他的藏品送给他的孙辈[3]。
笔者日前研究曼生壶时，曾拜读谢瑞华女士《海外庋藏曼生壶》一文[4]，由此关注到这批李氏紫砂藏品。由于这批紫砂器藏于海外，国内著录中缺乏收录，且其中一些紫砂器的年代、作者信息颇有值得探讨之处，故整理成文，做一系统之梳理。
1.明万历 陈信卿 高腰线圆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A-3。壶高8.85厘米，宽13.91厘米[5]。此壶折肩，外形上宽下窄，形似古器，壶腹中间偏上处环有出棱腰线。圆柱形钮，顶部呈尖锥状，盖面有两道环形装饰线。短直嘴，接于壶肩折线处，壶嘴棱线与壶肩折线相贯通。壶把顶端饰以卷云纹，作上扬飞把状。胎色棕红，砂粒点点，显露典型明代胎土特征（见图1-1）。底楷书刻款“陈信卿”（见图1-2）。
作者陈信卿见载于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但是传器极为罕见。民国初年成书的《阳羡砂壶图考》也只是照录《阳羡茗壶系》文字，未有传器收录刊载。《阳羡茗壶系》形容陈信卿的作品“坚瘦工整，雅自不群”。以此壶对线条的处理而言，尤其是对棱线采取较为尖锐的处理，和周高起的描述的“坚瘦”相符。原图录对此壶推断年代为万历年间，结合前述的工艺风格、胎土及底部楷书落款的形式来说，图录的推断无误，此作品应为万历年间陈信卿之作，且为难得的陈信卿传器。
2.明崇祯 盛冠五 直壁圆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G-1。壶高4.43厘米，宽14.55厘米。此壶短直颈，折肩，肩部边缘高起，扁腹直壁。平盖，盖面有一圆片贴饰。短直嘴，壶把造型弧方。胎色浅棕（见图2-1）。底刻楷书款“崇祯癸酉盛冠五”（见图2-2）。崇祯癸酉为崇祯六年（1633年）。此壶造型近似江苏淮安出土之曼生壶[6]，再次印证曼生壶式样其实并非完全凭空的创新，多由早期壶式衍生而来。
3.清嘉庆 杨彭年 汉君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J-3。壶高5.06厘米，宽17.71厘米。壶身扁圆，壶肩和收底处弯折出棱。桥型钮，短弯流。从底款来看，此壶造型是仿明代大彬壶式，但是出土和传世的时大彬紫砂壶中，还未曾见过此造式（见图3-1、图3-2）。胎色棕红，掺有黄色砂粒。底刻楷书款“桑连理馆仿大彬制”，把下款阳文篆书方印“彭年”。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康熙时期，但由壶本身的“桑连理馆”署款可知，此壶为嘉庆年间作品。
4.清道光 杨彭年 砖方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D-2。壶高12厘米，宽12.65厘米。壶身呈直立之砖方形，方棱形三弯流，圆角方把，把身向内微弧。方柱形条形钮，嵌盖，与壶身融为一体。底款阳文篆书方印“杨彭年造”。
阳面壶身铭（见图4-1）：年丰世泰多贤良 夫妇偕老子孙昌 身如金石寿而泰 富且贵兮宜侯王
阴面楷书壶身铭（见图4-2）：蜀山旧名独山 其土中陶人之选 武林陈君曼生在是邑 命制为壶 以代茗椀 时人珍之 余见而羡之 乙酉岁 作客临津 特师陈君意为是壶 亦雪鸿留爪之意韵 北平周友清（读音，没有图片可辨识）
壶侧（壶嘴一侧）隶书铭：Fu qi qi mu ao hu yong tu （读音，没有图片可辨识，仅知大意为：君子庄敬对待其器用）
此壶的乙酉纪年为清道光五年（1825年），临津为杭州古称。其中的刻字有提及关于此壶是在陈曼生过世后，爱好曼生壶之文人雅士请杨彭年为其制作相似器形和风格的砂壶，是关于陈曼生过世后，曼生型[7]紫砂壶延续情况的一个难得佐证。
5.清 杨彭年 高肩圆壶（竹枝图案）
拍卖图录编号No.ND-3。壶高14.55厘米，宽15.18厘米。此壶束颈，弧肩，高身弧腹。壶身阳面刻竹枝，率意、宽大、苍劲的竹叶陶刻笔触，漫布于器身的布局（见图5-1），是典型瞿应绍所刻装饰书画的特征。平盖，圆柱形钮，三弯流，弯把。胎色原图录标为浅棕色，但很可能是表面脏污所致，实际胎色可能是段泥之棕黄色。阴面壶身行书铭“茶始于唐末未甚兴，不过幽人韵士手撷于荒园穕秽中，所以绕云露自然味，月壶”（见图5-2）。底款阳文篆书方印“壶公冶父”，把下款“彭年”。原图录错将清中期文人瞿应绍常用订制款识“壶公冶父”中的“冶”字拼音错标为zhi，应当是将“冶”字错认为“治”。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嘉道时期，无误。
6.清 杨彭年 高肩圆壶（柳枝图案）
拍卖图录编号No.ND-4。壶高14.55厘米，宽15.18厘米。此壶与前述高肩圆壶同式，但铭刻书画不同，应为成对作品（书与画皆一阴一阳），壶身阳面刻柳枝。壶身阳面行书铭：“（宵付[8]）春莺空谷期 琼华珠树最相思 如何留得姮娥影 莫遣银蟾过别枝 半园月夜 梨花诗zhi yi Nantian（无图，无法辨识）。”（见图6）底款阳文篆书方印“壶公冶父”，把下款“彭年”。原图录对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嘉道时期，无误。 7.清道光 阿曼陀室款笠式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J-4。壶高8.73厘米，宽12.65厘米。此壶造型似一竹笠，圆珠钮，壶身为两个穹形相叠，上小下大，胎色棕褐（见图7-1）。底款阳文篆书方印“阿曼陀室”（见图7-2）。
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康熙时期，但是由底款“阿曼陀室”及壶身铭文可知，此壶应为道光元年（1821年）作品。同型作品见原为唐云收藏之阿曼陀室款笠式壶[9]，此壶虽然没有作者署款，但是由其他同型作品推断，应为杨彭年之作。
8.阿曼陀室款井栏提梁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D-1。壶高15.81厘米，宽12.65厘米。此壶造型如井，斜壁微弧，颈部及底部方折，弧形提梁把。圆弧状条形钮，弧盖，斜直嘴。胎色由于外表较脏，无法准确判断，粗看为棕色偏黄。壶身一侧刻有行书“仿坡公石銚作酒器”，另一侧隶书“君子有酒 奉爵称寿”（见图8-1），旁边署行书“曼生铭”。底款金文刻款“午”、阳文篆书方印“阿曼陀室”（见图8-2）。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嘉道时期，无误。
9.惠孟臣制石瓢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J-2。壶高10.12厘米，宽15.18厘米。斜直腹向下渐敞，壶身较一般石瓢壶式稍高，胎色棕褐。平盖条状环形钮，短直嘴。壶身行书铭“烹茶客至 得味诗来 孟臣”（见图9-1），底款阳文楷书方印“惠孟臣制”（见图9-2）。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但是由于缺乏明代早期的石瓢壶式可资对照，此壶究竟是明代作品还是民初仿作，仍然存疑。
10.民初 陈和之款 钟式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B-4。壶高8.22厘米，宽14.55厘米。此壶呈敞底钟式，束颈，饰以云肩线。接近底部弯折处，有一圆弧形灯草线，底部圆弧。壶身划有四瓣筋纹。条形钮，直嘴，弧把，胎色是较暗的棕褐色（见图10-1）。底楷书刻款“陈和之”（见图10-2）。
陈和之，《阳羡茗壶系》列为“别派”（相对于时大彬或欧正春等师徒传承，自有队伍体系的陶人群体而言）。《茗壶图录》收有陈和之款的一粒珠壶，并有刻款拓印[10]。此壶刻款字迹与《茗壶图录》大致相同，唯《茗壶图录》所收是刻在壶流之下。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明末清初，虽然其刻款与《茗壶图录》相似，但就其圆润肥腴的线形风格而论，此壶应为民国初年仿品。
11.民初 陈和之 六方圆腹壶
拍卖图录编号No.NG-4。壶高10.5厘米，宽14.55厘米。六方圆腹，上部鼓弧，下部渐敛，六方三弯流。四方条形钮，六方弧盖，四方弧把，把为飞把。掺砂底胎，壶表局部有因高温形成的起泡（见图11-1）。底部楷书刻款“弘光元年陈和之制”（见图11-2）。弘光为南明朱由嵩之年号，弘光元年为1645年。但是此壶之线型风格与多数明代六方壶式相去甚远，应是民国初年作品。
12. 民初 菊瓣杯
拍卖图录编号No.NN-2。杯高4.17厘米，宽6.33厘米。杯身作菊瓣状，方把（见图12-1）。底款阳文篆书方印“橙齊”（“齊”读为“斋”字）（见图12-2）。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代康熙时期，但实际上这类单耳杯风行于民初，非早清之物。
13. 民初 竹节杯
拍卖图录编号No.NN-5。杯高3.8厘米，宽4.93厘米。杯身作四瓣，方把作竹节状。金黄色段泥胎，底胎掺有红颗粒（见图13）。根据图录，底款为“cheng”，但没有款的图片刊载，推测此款同菊瓣杯。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康熙时期，不准确，此为民初之作。
14. 民初 印花方把杯
拍卖图录编号No.NN-6。杯高4.43厘米，宽6.4厘米。浅黄色胎，底胎掺有红颗粒。杯身外侧口沿处有方块花朵印花。圆柱状把，把形方折，顶部稍突出（见图14）。底款阳文篆书方印“橙齊”（“齊”读为“斋”字），款同菊瓣杯。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康熙时期，但该杯器形为民初之作。
15. 民初 菱瓣方把杯
拍卖图录编号No.NN-8。杯高4.17厘米，宽6.33厘米。杯身呈五瓣，方把，两端突出，杯把线形作水波状。胎色浅棕，胎底多鹅黄色颗粒（见图15）。底款阳文篆书方印“橙齊”（“齊”读为“斋”字），款同编菊瓣杯。原图录推断此壶年代为清康熙时期，但单耳杯器形应为民初仿作。
注释：
[1]相关图文资料可参阅 法兰高：《中国紫砂：李氏所藏明清宜兴陶器》，纽约.法兰高公司。
[2]图录中对李氏及其祖父，皆未刊载其名，仅有姓氏。
[3]法兰高：《中国紫砂：李氏所藏明清宜兴陶器》，纽约.法兰高公司，2005年版，第8-9页。
[4]谢瑞华：《海外庋藏曼生壶》，《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5年，第238页。
[5]由于图录中的尺寸是由英寸换算，因此多为带有小数点的非整数，其后皆同。
[6]梁白泉主编：《宜兴紫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图43。
[7]“曼生型”为笔者提出陈曼生过世后，非陈曼生亲自参与，单丝造型风格非常接近，而且多半也仍出于杨彭年之手的这些紫砂器，参见拙文《曼生壶制作年代探索》，《紫禁城》2011年第6期。
[8]音xiao fu， 括号内字图片不清楚，系根据图录中的英文介绍推断。
[9]梁白泉主编：《宜兴紫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图56。另一同型拓本可参见詹勋华：《宜兴陶器图谱》，台北.南天书局，1993年版，第243页。
[10]高英姿选注：《紫砂名陶典籍》，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