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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浙江省桐庐县博物馆为纪念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推出了一个专题展览，展览名为“刀与笔”——姚思铨与浙江抗日救亡。《刀与笔》是浙江文化先锋姚思铨在抗战时期主编的一刊物名称，而他本人就是以刀和笔作为战斗的武器，动员广大民众团结抗日。
在展览的现场，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熊彤激动地对笔者说，我去年12月份看到姚思铨的这些资料，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这些资料，包括他主编的刊物、手稿、书信、书法、绘画、木刻画，数量之多，作品之好，历史价值之高，都是让人震撼的。
1915年的初冬，桐庐县江南镇板桥村一个贫寒的农户家里，一个男孩儿降生了。作为长子，父亲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取名思铨。
姚思铨二弟姚思模，至今依然健在。他说，大哥从小聪明，读书非常用功，不管什么书，看一眼就记住，真的是过目不忘，出口成章。他诗、散文写得好，论文也写得好，雕塑木刻都是自己学的，也没有人教他，可作品很有名。
1930年夏，姚思铨以优异的成绩从省立一中初中部毕业，被保送进高级中学。可不幸未曾开课就患上了伤寒，在家休学一年。赋闲在家的姚思铨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创作，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1931年4月，他编辑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取名为《野花一握》，收录了从1930年2月到1931年4月间的40多首诗。
桐庐县文管会的老主任许重岗说，在家休学的这一年，姚思铨看了大量的书，主要是我国的一些历史书，春秋史记，也看了很多苏联的书和欧洲的书。也就在这一年，他的世界观逐步转向唯物主义。他感到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建立的国家，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而面对现实却有很多困惑，开始怀疑自己原先教育救国的思想。
“九一八”事件的发生，将姚思铨内心炽热的爱国热情一下子激发了出来。当时就读于杭州师范学校的姚思铨，开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他在学校成立了白煤（学）社，组织学生探究真理，并把思想付诸于行动，包括对当局的一些抨击和批评，这也自然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2年12月28日，姚思铨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用橄榄核写了很多东西，现在留存下来的很多诗，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是一具具烈士的遗骸
几列卡车从前方开来！
一束痛掠过心窝！
两行热泪淌出了悲怀！
……
是一具具烈士的遗骸！
给役夫们搬进棺材！
“同志们，你们去了，
回头我们跟着来！”
——《卡车》
这首《卡车》选自于姚思铨的第二本诗集《未见草》。《未见草》收录了姚思铨从1931年到1933年间的一些作品，其中有很大部分就是他在狱中所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狱中的艰苦生活不但没有打垮他，反而将他心中抗日救亡的热情激发得更加炽热。
在这段时期他最崇拜的文人就是鲁迅。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就专门写了文章，说鲁迅把自己给了社会，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1933年7月1日， 姚思铨经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他只是回家作了短暂的休养，便到杭州静观学校任教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并且从1934年开始以“万湜思”为笔名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万湜思是世界语的音译，意为“复仇、奉献”。这个时候的姚思铨已经成了一名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也完成了向文艺为大众、为革命服务的现实主义转变。
1937年11月5日拂晓日军偷袭了金山卫，9日攻陷松江，12日占领上海。作为浙江省会城市的杭州岌岌可危。12月初，浙江省政府决定转移到金华。当时在杭州警官学校任教的姚思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学校转移。在接下来的四年当中，姚思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战的文艺工作中去，他在当时金华的抗战文艺当中，迅速成长为一个旗手。
《大风》是姚思铨到金华后主编的第一份刊物，这个刊物以宣传抗战到底为己任。发表过冯雪峰、邵荃麟、陈原等进步青年的大量作品。
20世纪30年代初期，鲁迅先生在上海发起一项美术运动——新兴木刻运动，倡导艺术家们以刀代笔，自画、自刻、自印，以木刻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状。受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姚思铨就曾自学木刻版画，抗战爆发后他同全国广大木刻版画家们一样，拿起刻刀，用木刻版画描绘社会黑暗，揭露当局腐败，呼唤民众抗日，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木刻作品。1938年，他出版了个人木刻版画集《中国战斗》。
女儿姚海英追忆说，父亲木刻作品中的很多场面，是他到抗战前线去采访，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的。当时在富阳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东洲岛保卫战。在这次战斗当中，父亲不怕危险，直接到火线，根据这次战斗创作了一组木刻，取名《中国战斗》。
《中国战斗》后来结集出版，收有姚思铨的20多幅作品。这本木刻集不仅深刻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控诉了日军入侵给民众带来的巨大苦难，也展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队的战斗情况，鼓舞了士气。之后还曾多次印刷刊出，在抗战木刻作品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1939年夏，姚思铨、张乐平、野夫、项荒途、金逢孙等人联络华中、华南许多作家以及青年在金华组织“刀与笔社”，同年12月创办《刀与笔》月刊，姚思铨任主编，《刀与笔》强调团结抗战，以木刻版画为载体进行抗日宣传。
“我们为什么要拿起刀和笔？”“说来简单：‘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有什么，便发挥什么，只要它对于目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所裨益……”
这是姚思铨为《刀与笔》创刊撰写的发刊词，也为刊物树起了“旗帜”。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过乔木、邵荃麟、王西彦、叶浅予、张乐平、野夫、金逢孙等人的文章、漫画以及木刻，影响广大，行销内地各省，成为当时东南地区办得最好的进步文艺刊物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姚思铨和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民主进步人士有了很密切的接触，比如周恩来、郭沫若等等，他和周恩来还建立了很深的个人感情。
在金华，他不仅当好编辑，还翻译了大量的苏联、东欧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如小说《袁法富之死》《穆尔塔》《他们怎样逮捕西门佳的？》《新聞》，长诗《田父道情》，论文《谁底战争》《我们怎样或者》等等。人说，姚思铨在金华的这几年，把自己作为一块煤，就是他在中学组织的白煤社的煤，越烧越旺，越烧越灿烂！
1940年，当局以“办刊思想太过激进”为由，亮出了红牌，《大风》《刀与笔》期刊相继被停刊。
1941年3月姚思铨受聘担任《浙江日报》副刊“文艺新村”的主编，同年7月旧病复发。1942年4月浙东战役爆发，颠沛流离6个月的姚思铨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离开报社到缙云岳父家养病。
当时的缙云师范，坐落在一个大山里，里面有一个古刹普化寺。姚思铨就住在那个地方，斜躺在床上，后面垫几个枕头，不停地写文章。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姚思铨修改完成了1937年到1943年间的作品，并重新翻译了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集。1943年12月28日姚思铨在缙云普化寺病逝，年仅28岁。
1950年姚思铨重新翻译的《马雅科夫斯基诗集》（插图本）得以出版。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为诗集写了序《关于译者》。序言中写道，他是一个谦虚、认真、外表上很温和而内心是热烈的，样子文弱清秀而意志和精力都坚忍的新文艺工作者。
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74周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重提姚思铨？就是为了纪念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像姚思铨这样的人，能够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说明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没有人能够战胜得了。这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到感悟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在展览的现场，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熊彤激动地对笔者说，我去年12月份看到姚思铨的这些资料，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这些资料，包括他主编的刊物、手稿、书信、书法、绘画、木刻画，数量之多，作品之好，历史价值之高，都是让人震撼的。
1915年的初冬，桐庐县江南镇板桥村一个贫寒的农户家里，一个男孩儿降生了。作为长子，父亲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取名思铨。
姚思铨二弟姚思模，至今依然健在。他说，大哥从小聪明，读书非常用功，不管什么书，看一眼就记住，真的是过目不忘，出口成章。他诗、散文写得好，论文也写得好，雕塑木刻都是自己学的，也没有人教他，可作品很有名。
1930年夏，姚思铨以优异的成绩从省立一中初中部毕业，被保送进高级中学。可不幸未曾开课就患上了伤寒，在家休学一年。赋闲在家的姚思铨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创作，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1931年4月，他编辑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取名为《野花一握》，收录了从1930年2月到1931年4月间的40多首诗。
桐庐县文管会的老主任许重岗说，在家休学的这一年，姚思铨看了大量的书，主要是我国的一些历史书，春秋史记，也看了很多苏联的书和欧洲的书。也就在这一年，他的世界观逐步转向唯物主义。他感到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建立的国家，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而面对现实却有很多困惑，开始怀疑自己原先教育救国的思想。
“九一八”事件的发生，将姚思铨内心炽热的爱国热情一下子激发了出来。当时就读于杭州师范学校的姚思铨，开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他在学校成立了白煤（学）社，组织学生探究真理，并把思想付诸于行动，包括对当局的一些抨击和批评，这也自然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2年12月28日，姚思铨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用橄榄核写了很多东西，现在留存下来的很多诗，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是一具具烈士的遗骸
几列卡车从前方开来！
一束痛掠过心窝！
两行热泪淌出了悲怀！
……
是一具具烈士的遗骸！
给役夫们搬进棺材！
“同志们，你们去了，
回头我们跟着来！”
——《卡车》
这首《卡车》选自于姚思铨的第二本诗集《未见草》。《未见草》收录了姚思铨从1931年到1933年间的一些作品，其中有很大部分就是他在狱中所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狱中的艰苦生活不但没有打垮他，反而将他心中抗日救亡的热情激发得更加炽热。
在这段时期他最崇拜的文人就是鲁迅。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就专门写了文章，说鲁迅把自己给了社会，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1933年7月1日， 姚思铨经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他只是回家作了短暂的休养，便到杭州静观学校任教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并且从1934年开始以“万湜思”为笔名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万湜思是世界语的音译，意为“复仇、奉献”。这个时候的姚思铨已经成了一名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也完成了向文艺为大众、为革命服务的现实主义转变。
1937年11月5日拂晓日军偷袭了金山卫，9日攻陷松江，12日占领上海。作为浙江省会城市的杭州岌岌可危。12月初，浙江省政府决定转移到金华。当时在杭州警官学校任教的姚思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学校转移。在接下来的四年当中，姚思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战的文艺工作中去，他在当时金华的抗战文艺当中，迅速成长为一个旗手。
《大风》是姚思铨到金华后主编的第一份刊物，这个刊物以宣传抗战到底为己任。发表过冯雪峰、邵荃麟、陈原等进步青年的大量作品。
20世纪30年代初期，鲁迅先生在上海发起一项美术运动——新兴木刻运动，倡导艺术家们以刀代笔，自画、自刻、自印，以木刻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状。受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姚思铨就曾自学木刻版画，抗战爆发后他同全国广大木刻版画家们一样，拿起刻刀，用木刻版画描绘社会黑暗，揭露当局腐败，呼唤民众抗日，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木刻作品。1938年，他出版了个人木刻版画集《中国战斗》。
女儿姚海英追忆说，父亲木刻作品中的很多场面，是他到抗战前线去采访，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的。当时在富阳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东洲岛保卫战。在这次战斗当中，父亲不怕危险，直接到火线，根据这次战斗创作了一组木刻，取名《中国战斗》。
《中国战斗》后来结集出版，收有姚思铨的20多幅作品。这本木刻集不仅深刻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控诉了日军入侵给民众带来的巨大苦难，也展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队的战斗情况，鼓舞了士气。之后还曾多次印刷刊出，在抗战木刻作品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1939年夏，姚思铨、张乐平、野夫、项荒途、金逢孙等人联络华中、华南许多作家以及青年在金华组织“刀与笔社”，同年12月创办《刀与笔》月刊，姚思铨任主编，《刀与笔》强调团结抗战，以木刻版画为载体进行抗日宣传。
“我们为什么要拿起刀和笔？”“说来简单：‘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有什么，便发挥什么，只要它对于目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所裨益……”
这是姚思铨为《刀与笔》创刊撰写的发刊词，也为刊物树起了“旗帜”。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过乔木、邵荃麟、王西彦、叶浅予、张乐平、野夫、金逢孙等人的文章、漫画以及木刻，影响广大，行销内地各省，成为当时东南地区办得最好的进步文艺刊物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姚思铨和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民主进步人士有了很密切的接触，比如周恩来、郭沫若等等，他和周恩来还建立了很深的个人感情。
在金华，他不仅当好编辑，还翻译了大量的苏联、东欧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如小说《袁法富之死》《穆尔塔》《他们怎样逮捕西门佳的？》《新聞》，长诗《田父道情》，论文《谁底战争》《我们怎样或者》等等。人说，姚思铨在金华的这几年，把自己作为一块煤，就是他在中学组织的白煤社的煤，越烧越旺，越烧越灿烂！
1940年，当局以“办刊思想太过激进”为由，亮出了红牌，《大风》《刀与笔》期刊相继被停刊。
1941年3月姚思铨受聘担任《浙江日报》副刊“文艺新村”的主编，同年7月旧病复发。1942年4月浙东战役爆发，颠沛流离6个月的姚思铨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离开报社到缙云岳父家养病。
当时的缙云师范，坐落在一个大山里，里面有一个古刹普化寺。姚思铨就住在那个地方，斜躺在床上，后面垫几个枕头，不停地写文章。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姚思铨修改完成了1937年到1943年间的作品，并重新翻译了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集。1943年12月28日姚思铨在缙云普化寺病逝，年仅28岁。
1950年姚思铨重新翻译的《马雅科夫斯基诗集》（插图本）得以出版。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为诗集写了序《关于译者》。序言中写道，他是一个谦虚、认真、外表上很温和而内心是热烈的，样子文弱清秀而意志和精力都坚忍的新文艺工作者。
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74周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重提姚思铨？就是为了纪念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像姚思铨这样的人，能够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说明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没有人能够战胜得了。这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到感悟到的最多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