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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创作环境的文化混杂性和自身的多元身份使伍尔夫具有了类似后殖民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困惑。伍尔夫既尝试对处于分化中的英国帝国身份进行文化重建,又对以男权和殖民主义为依托的民族叙事进行女性主义重写。伍尔夫的阶级和种族身份预设了其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使其女性抗拒立场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以帝国为参照的民族身份认同,从而表现出一种既抗拒又迎合帝国主义的女性帝国主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