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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侦探片蜂拥而至，这些影片以剧情的扑朔迷离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以扣人心弦，充满神秘和恐怖的气氛调动人们观看的欲望，可以说，一部侦探片电影常常将情节曲折的惊险故事借助于悬念的手段来构成紧张的气氛，导演将侦探片中的矛盾与冲突不断的累积，以阶梯状的递进叙事方式讲述着故事情节，通过一个个的悬念叠加，最终在电影的最后阶段，将这种看似无所牵连的事物串联在一起，带给人们恍然大悟的视觉效果，直至将故事中的主人公推向悬崖之巅处，以此来博得人们的掌声，可以说，这就是目前香港侦探片吸引人们消遣娱乐的的关键所在。
当然，香港侦探片的日益繁荣也离不开香港这个城市大背景，这座全球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它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这个大环境赋予了香港电影一切以市场为主、时刻贴近观众的产业特性。[1]另外，从电影自身的制作过程来讲，香港影坛具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制作和发行体制，这为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同时香港导演又喜欢通过亲自观察和体验观众的情绪来决定自己的电影风格，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将电影看作为大众获取娱乐休闲的方式，是一种寓教于乐的精神传达，不难看出，香港影坛的这种吸引力与融合力
维系着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为香港电影产业
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本文主要是研究近年来香港侦探片中的悬念设置，以着重参考希区柯克的叙事手法，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B 侦探》、《C 侦探》和《消失的子弹》三部电影的悬念设置。
一、悬念的界定
侦探片是“以侦探为中心人物，以刑事案件的发生、侦查和破案为故事线索，描写侦探协助司法机关侦破疑难案件的影片。”[2]近年来，香港的侦探片电影多被看做是集理性与疯狂、压制与抗争的矛盾统一体，这样的结果与侦探片的悬念设置有关，而悬念的设置在侦探片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正如一部电影如果拥有了最惊奇的悬念就不言自明地拥有了最好看的视觉效果。可以说，侦探片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叙事能力的艺术手段，它所追求的视觉效果完全依靠悬念的设置为核心。
何为悬念？例如，一颗被安置在桌子下面的炸弹，在观众和剧中人都知道的情况下，如果只是单纯地炸弹爆炸，那么只会在“嘭”的一声后，给观众带来一瞬间的视觉感受，但是如果炸弹被安置在桌子下面只有观众知道而剧中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这颗炸弹就会牵动着观众紧张的心理，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并且它还会使观众伴随着较长时间的震惊和刺激的心理等待它的爆炸，这种带给人们精神上的焦虑现象被希区柯克称之为悬念。乔治·贝克在《戏剧技巧》一书中说：“悬念就是兴趣不断的向前延伸和欲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无论观众是否对下文毫无所知，但急于探其究竟，或对下文做了一些揣测，但渴望使其明确，甚至是已经感到咄咄逼人，对即将出现的紧张场面，怀着恐惧——在这种种不同情况下，观众都可能是处在悬念之中，因为，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的兴趣都非向前直冲不可。”[3]郝建在《影视类型学》中指出，侦探片的悬念不是建立在对主人公命运的“怎么看”上，而是要建立在罪犯“是谁或者谜案的‘为什么’之类的疑问”这种观点上。而范培松在《悬念的技巧》一书中指出“悬念，顾名思义，就是悬在心中的思念。”[4]可以说，悬念就是侦探片的核心，评价一部侦探电影的好坏多与它的悬念设置是否合理有关，而悬念的设置是离不开观众的参与，同时，根据电影的发展需要悬念通常处在观众知道但剧中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带给观众提心吊胆的效果。因此，侦探片中的悬念设置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将所要传达的事情与所要取得的效果紧密结合，以此来调动人们的期待视野，获取更大程度的感官刺激享受。
二、近年来香港侦探片中的悬念设置
（一）侦探的视角
我们常说，不了解叙事理论的讲故事者，同样能讲出动人心弦的故事，不懂得叙事技巧的听故事者，也无碍其领会故事的动人与神奇。但毋庸置疑的是，熟悉并把握了叙事理论及叙事规律的影片创作者——叙述人，会把故事讲述得更为精巧，更富于变化，更具有意蕴与情致。[5]以侦探片为例，它作为一门讲究刺激的综合性视听艺术，更需要一个叙述人将话语符号和图像符号相互配合来表现侦探片中的悬念意义，因此，在侦探片中，侦探这一人物形象就是充当着影片中讲故事的人来带动整部影片悬念的发展过程。
《B 侦探》中的陈探通过一个个接连发生的事件，最终将自己想象成杀人者而破获了令人惊奇的案子;《C 侦探》中的亚探在旧气的画面背景下展开剧情的叙述，最终真相大白;在《消失的子弹》中，松东路借助于零零碎碎的事件将相关联的线索都联系起来，找出了真正的元凶。这些情节的发展离不开侦探在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线索带动下牵引着情节的发展，可以说，在侦探片中，侦探不仅维系着案情的推动，也给整个影片的悬念叙事提供着必要的线索，而这一线索则带动着观众对影片观看的好奇心，观众总是能够精确、果断的指出下一条线索，从而悬念的设置就像被小心翼翼的包裹在最里面的事物，等待着侦探尖锐的观察力去把它挖掘出来。不难看出，作为香港侦探片中的人物叙事元素，他是必不可少的悬念叙事基础，同时，也充当着传递信息的交际行为。总之，侦探作为电影叙事中人物的行为者或行动者，他们经常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状态出现，并且他们的运动变化过程能够促进情节的发展与变化，因此，悬念被看做是从属于情节或性道德实施者，并为影片的悬念设置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非线性叙事模式
近年来的香港侦探电影多数是以案情的惊悚恐怖和案件的复杂曲折来吸引人们的关注程度，它的这种经典叙事范式具体表现为：开端（即案件发生，设置悬念）——发展（案情的探索期）——高潮（解疑的阶段，最终案情水落石出）——结局，在这
电影《消失的子弹》剧照
一过程中，这类电影尤其讲究的是在细微之处制造恐怖气氛，从而达到的效果别具一格。然而，从叙事模式上来看，侦探类影片中所采取的经典叙事模式是使表面的侦探故事掩盖其内在的故事，即掩盖着内在对犯罪故事的还原，来增加悬念的设置。而从观众的接受角度来讲，观众对电影所展现的犯罪故事也需要采取这种非线性的认知叙事材料才能对其进行线性还原，因为电影本身就决定了它的表现手法是不会按照事情本来发生的顺序来讲故事，它讲究错综复杂的叙事累积过程，这就需要观众把侦探查获的信息碎片不断聚合，最终逐渐地接近完整的犯罪故事，可以说，这种非线性的影像叙事方式是以观众的观看、理解与阐释、升华为基础的。 《B 侦探》中有两条叙事线路，一条叙事线路是线人陈探寻找父母去世的原因，另一条叙事线路是接二连三发生的凶杀案，但是彭顺导演在叙事的时候将这两条叙事模式运用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下完成。《C 侦探》的叙事模式也是两条叙事线路发展的，一条是患有深度近视的私家侦探亚探寻找父母失踪的原因，一条是作为一名私家侦探协助警察办案的叙事线路，可以说，这部电影也是在交叉蒙太奇的叙事手法下，来侦破一个个悬念的过程，这种悬念的设置方式让观众始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全跟随着亚探的视角感受着剧情的曲折变化。而在《消失的子弹》中，穿插着小云雀作为郭追的眼线，给郭追提供信息的叙事路线，存在着女囚傅源谋杀丈夫钱嘉乐的故事，而这部电影最主要的叙事路线还是因为一颗消失的子弹引起“阿嫣的诅咒”对人们的恐慌，这些线路作为一个个悬念设置的需要，给整部影片的叙事增添了不少的玄机，但在影片最终真相大白时竟然发现是警探郭追自己所制造的一系列离奇悬案，却不禁让人们反思自己的现实生活。这种叙事线路是而合二为一，时而并行铺设，为香港侦探片的悬念设置构成了独特的叙事效果，可以说，这些非线性的叙事模式是电影艺术常常采取的表现手法，它既是牵引事件顺利前进的动力，又作为整个叙事的事件的见证方式，起着关键性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总之，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侦探片在非线性的叙事过程中，更偏重于讲究累积叙事的悬念冲突，只有将不同叙事线路的矛盾与冲突积累在一起，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将这些矛盾与冲突一起引爆，最终真想大白达到剧情的高潮。因此，非线性叙事模式是香港侦探片所采取的惯用手法，它就是紧紧地抓住案件本身、设置一个个令人心悬的情节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最终在侦探锲而不舍的追踪下完成水落石出的剧情发展。
（三）喜剧风格
著名美学家莫·卡冈曾说过：“艺术不是物质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反映。”[6]电影借助于可听可视的虚拟形象直接展现到人们面前，人们对其的观看过程产生出一种仿佛直接目睹真人实物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侦探片中的悬念设置带给人们紧张的气氛一样，但是一味的紧张势必会带来物极必反的效果，如若在紧张的环节中采取适当的喜剧因素，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紧张的情节叙述，使情节的呈现方式更富于情趣，在此，喜剧因素并不减弱影片的刺激和惊险的程度，而是与之巧妙地相互渗透在一起。例如在《B 侦探》25分钟处，梁伟业第一次被警察怀疑并带到警局时，他把自己要吃的精神病药随身拿出，这时观众不禁会认为也许梁伟业就是行凶的杀手，但是戏剧性的情节却将画面表现为警官要接过药瓶检查是什么药，这时，梁伟业竟然反问道：“你看不看得懂”，电影的镜头转为英文特写的药瓶。这一情节的描述，博得了人们的笑声，但是看似荒唐好笑的故事情节却为梁伟业第二次被警察怀疑做了铺垫，在影片的35分钟处，当侦探陈探怀疑凶犯有人格分裂时，警察泽少则提供了梁伟业这个人，因为他吃的药就是治疗精神病的药。导演故意将原本正经严肃的犯罪事实进行合理化的喜剧性处理，这为电影的悬念设置提供了幽默的韵味，可以说，喜剧因素虽然缓冲着紧张的剧情，但是它为悬念的设置也提供着功不可没的功能，这一手法的使用也符合当下消费社会的现状，满足着人们对电影狂欢化的需求本身。
（四）反讽
“邪不压正”是包括侦探片在内的经典通俗剧公式，以《B 侦探》、《C 侦探》和《消失的子弹》等电影为代表的香港侦探片，它们所传达的意义也多是指引着人们向善行为的发展，这些侦探类的电影多是以侦探做为整部电影的中心人物，以刑事案件的发生、侦查和破案为故事线索，并最终通过侦探的协助，侦破了疑难案件，可以说，这些电影改变了过去侦探片单纯的侦破案件的情节，在事件发生的同时，揭露着黑暗内幕，从而反映出侦探电影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就像在《消失的子弹》中这句台词——“没有完美的犯人，只有变坏了的好人”，这句台词不仅暗示着剧中人的生存困境，同样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一些现象带来了深刻的反思。侦探类电影所带来的这种反讽效果，就是希望观众在观看电影之后能获取一些心灵上的感触，就像彭顺导演在综艺节目《新电影传奇》中所讲的那样：“我真的很希望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他会问自己，如果我真的发生这部电影的人的故事一样，我会怎么样，我的人生又怎么过？”在电影中，导演设计曲折复杂的情节来吸引观众，而不是去议论故事本身的是非曲直，他把悬念的叙事主题放在“人”上，希望通过镜头语言来探讨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命历程和价值观念，进而将人文关怀精神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电影叙事之中，从而在宣扬拯危治难救死扶伤中，显现出人性美、人情美，可以说，在电影关于人物悬念的设置方面，更多的是将目光放在人文关怀方面，而少一些调侃、讥讽和嘲笑，最终让电影表现出一种更贴近于受众心理的意义层面。
总之，侦探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将悬念巧妙地引入并带动着人们的好奇心与注意力，它始终通过一个个悬念的发生与破解，带动着人们更加真实的了解剧情的发展，并指引着人们深思人性的多面和社会的复杂，可以说，悬念的设置为侦探片的发展提供了十足的张力。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香港[EB/OL].（2014-10-15）[2014-10-16]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07/15855979.htm？fr=aladdin.
[2]百度百科.侦探片[EB/OL].（2014-07-22）[2014-10-16]http：//baike.baidu.com/view/60047.htm？fr=aladdin.
[3]（美）乔治·贝克.戏剧技巧[M].余上沅，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215.
[4]范培松.悬念的技巧[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5.
[5]李显杰.当代叙事学与电影叙事理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28.
[6]（俄）莫·卡冈.艺术形态学[M].凌继荛，金亚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84.
【作者简介】
艾晶晶，女，河南平顶山人，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文艺学专业硕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杨波，男，重庆人，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课题《香港侦探片中的电影叙事风格研究——以彭顺导演的作品为例》（立项编号：KSGRI2014012）的成果。
当然，香港侦探片的日益繁荣也离不开香港这个城市大背景，这座全球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它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这个大环境赋予了香港电影一切以市场为主、时刻贴近观众的产业特性。[1]另外，从电影自身的制作过程来讲，香港影坛具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制作和发行体制，这为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同时香港导演又喜欢通过亲自观察和体验观众的情绪来决定自己的电影风格，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将电影看作为大众获取娱乐休闲的方式，是一种寓教于乐的精神传达，不难看出，香港影坛的这种吸引力与融合力
维系着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为香港电影产业
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本文主要是研究近年来香港侦探片中的悬念设置，以着重参考希区柯克的叙事手法，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B 侦探》、《C 侦探》和《消失的子弹》三部电影的悬念设置。
一、悬念的界定
侦探片是“以侦探为中心人物，以刑事案件的发生、侦查和破案为故事线索，描写侦探协助司法机关侦破疑难案件的影片。”[2]近年来，香港的侦探片电影多被看做是集理性与疯狂、压制与抗争的矛盾统一体，这样的结果与侦探片的悬念设置有关，而悬念的设置在侦探片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正如一部电影如果拥有了最惊奇的悬念就不言自明地拥有了最好看的视觉效果。可以说，侦探片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叙事能力的艺术手段，它所追求的视觉效果完全依靠悬念的设置为核心。
何为悬念？例如，一颗被安置在桌子下面的炸弹，在观众和剧中人都知道的情况下，如果只是单纯地炸弹爆炸，那么只会在“嘭”的一声后，给观众带来一瞬间的视觉感受，但是如果炸弹被安置在桌子下面只有观众知道而剧中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这颗炸弹就会牵动着观众紧张的心理，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并且它还会使观众伴随着较长时间的震惊和刺激的心理等待它的爆炸，这种带给人们精神上的焦虑现象被希区柯克称之为悬念。乔治·贝克在《戏剧技巧》一书中说：“悬念就是兴趣不断的向前延伸和欲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无论观众是否对下文毫无所知，但急于探其究竟，或对下文做了一些揣测，但渴望使其明确，甚至是已经感到咄咄逼人，对即将出现的紧张场面，怀着恐惧——在这种种不同情况下，观众都可能是处在悬念之中，因为，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的兴趣都非向前直冲不可。”[3]郝建在《影视类型学》中指出，侦探片的悬念不是建立在对主人公命运的“怎么看”上，而是要建立在罪犯“是谁或者谜案的‘为什么’之类的疑问”这种观点上。而范培松在《悬念的技巧》一书中指出“悬念，顾名思义，就是悬在心中的思念。”[4]可以说，悬念就是侦探片的核心，评价一部侦探电影的好坏多与它的悬念设置是否合理有关，而悬念的设置是离不开观众的参与，同时，根据电影的发展需要悬念通常处在观众知道但剧中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带给观众提心吊胆的效果。因此，侦探片中的悬念设置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将所要传达的事情与所要取得的效果紧密结合，以此来调动人们的期待视野，获取更大程度的感官刺激享受。
二、近年来香港侦探片中的悬念设置
（一）侦探的视角
我们常说，不了解叙事理论的讲故事者，同样能讲出动人心弦的故事，不懂得叙事技巧的听故事者，也无碍其领会故事的动人与神奇。但毋庸置疑的是，熟悉并把握了叙事理论及叙事规律的影片创作者——叙述人，会把故事讲述得更为精巧，更富于变化，更具有意蕴与情致。[5]以侦探片为例，它作为一门讲究刺激的综合性视听艺术，更需要一个叙述人将话语符号和图像符号相互配合来表现侦探片中的悬念意义，因此，在侦探片中，侦探这一人物形象就是充当着影片中讲故事的人来带动整部影片悬念的发展过程。
《B 侦探》中的陈探通过一个个接连发生的事件，最终将自己想象成杀人者而破获了令人惊奇的案子;《C 侦探》中的亚探在旧气的画面背景下展开剧情的叙述，最终真相大白;在《消失的子弹》中，松东路借助于零零碎碎的事件将相关联的线索都联系起来，找出了真正的元凶。这些情节的发展离不开侦探在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线索带动下牵引着情节的发展，可以说，在侦探片中，侦探不仅维系着案情的推动，也给整个影片的悬念叙事提供着必要的线索，而这一线索则带动着观众对影片观看的好奇心，观众总是能够精确、果断的指出下一条线索，从而悬念的设置就像被小心翼翼的包裹在最里面的事物，等待着侦探尖锐的观察力去把它挖掘出来。不难看出，作为香港侦探片中的人物叙事元素，他是必不可少的悬念叙事基础，同时，也充当着传递信息的交际行为。总之，侦探作为电影叙事中人物的行为者或行动者，他们经常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状态出现，并且他们的运动变化过程能够促进情节的发展与变化，因此，悬念被看做是从属于情节或性道德实施者，并为影片的悬念设置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非线性叙事模式
近年来的香港侦探电影多数是以案情的惊悚恐怖和案件的复杂曲折来吸引人们的关注程度，它的这种经典叙事范式具体表现为：开端（即案件发生，设置悬念）——发展（案情的探索期）——高潮（解疑的阶段，最终案情水落石出）——结局，在这
电影《消失的子弹》剧照
一过程中，这类电影尤其讲究的是在细微之处制造恐怖气氛，从而达到的效果别具一格。然而，从叙事模式上来看，侦探类影片中所采取的经典叙事模式是使表面的侦探故事掩盖其内在的故事，即掩盖着内在对犯罪故事的还原，来增加悬念的设置。而从观众的接受角度来讲，观众对电影所展现的犯罪故事也需要采取这种非线性的认知叙事材料才能对其进行线性还原，因为电影本身就决定了它的表现手法是不会按照事情本来发生的顺序来讲故事，它讲究错综复杂的叙事累积过程，这就需要观众把侦探查获的信息碎片不断聚合，最终逐渐地接近完整的犯罪故事，可以说，这种非线性的影像叙事方式是以观众的观看、理解与阐释、升华为基础的。 《B 侦探》中有两条叙事线路，一条叙事线路是线人陈探寻找父母去世的原因，另一条叙事线路是接二连三发生的凶杀案，但是彭顺导演在叙事的时候将这两条叙事模式运用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下完成。《C 侦探》的叙事模式也是两条叙事线路发展的，一条是患有深度近视的私家侦探亚探寻找父母失踪的原因，一条是作为一名私家侦探协助警察办案的叙事线路，可以说，这部电影也是在交叉蒙太奇的叙事手法下，来侦破一个个悬念的过程，这种悬念的设置方式让观众始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全跟随着亚探的视角感受着剧情的曲折变化。而在《消失的子弹》中，穿插着小云雀作为郭追的眼线，给郭追提供信息的叙事路线，存在着女囚傅源谋杀丈夫钱嘉乐的故事，而这部电影最主要的叙事路线还是因为一颗消失的子弹引起“阿嫣的诅咒”对人们的恐慌，这些线路作为一个个悬念设置的需要，给整部影片的叙事增添了不少的玄机，但在影片最终真相大白时竟然发现是警探郭追自己所制造的一系列离奇悬案，却不禁让人们反思自己的现实生活。这种叙事线路是而合二为一，时而并行铺设，为香港侦探片的悬念设置构成了独特的叙事效果，可以说，这些非线性的叙事模式是电影艺术常常采取的表现手法，它既是牵引事件顺利前进的动力，又作为整个叙事的事件的见证方式，起着关键性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总之，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侦探片在非线性的叙事过程中，更偏重于讲究累积叙事的悬念冲突，只有将不同叙事线路的矛盾与冲突积累在一起，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将这些矛盾与冲突一起引爆，最终真想大白达到剧情的高潮。因此，非线性叙事模式是香港侦探片所采取的惯用手法，它就是紧紧地抓住案件本身、设置一个个令人心悬的情节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最终在侦探锲而不舍的追踪下完成水落石出的剧情发展。
（三）喜剧风格
著名美学家莫·卡冈曾说过：“艺术不是物质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反映。”[6]电影借助于可听可视的虚拟形象直接展现到人们面前，人们对其的观看过程产生出一种仿佛直接目睹真人实物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侦探片中的悬念设置带给人们紧张的气氛一样，但是一味的紧张势必会带来物极必反的效果，如若在紧张的环节中采取适当的喜剧因素，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紧张的情节叙述，使情节的呈现方式更富于情趣，在此，喜剧因素并不减弱影片的刺激和惊险的程度，而是与之巧妙地相互渗透在一起。例如在《B 侦探》25分钟处，梁伟业第一次被警察怀疑并带到警局时，他把自己要吃的精神病药随身拿出，这时观众不禁会认为也许梁伟业就是行凶的杀手，但是戏剧性的情节却将画面表现为警官要接过药瓶检查是什么药，这时，梁伟业竟然反问道：“你看不看得懂”，电影的镜头转为英文特写的药瓶。这一情节的描述，博得了人们的笑声，但是看似荒唐好笑的故事情节却为梁伟业第二次被警察怀疑做了铺垫，在影片的35分钟处，当侦探陈探怀疑凶犯有人格分裂时，警察泽少则提供了梁伟业这个人，因为他吃的药就是治疗精神病的药。导演故意将原本正经严肃的犯罪事实进行合理化的喜剧性处理，这为电影的悬念设置提供了幽默的韵味，可以说，喜剧因素虽然缓冲着紧张的剧情，但是它为悬念的设置也提供着功不可没的功能，这一手法的使用也符合当下消费社会的现状，满足着人们对电影狂欢化的需求本身。
（四）反讽
“邪不压正”是包括侦探片在内的经典通俗剧公式，以《B 侦探》、《C 侦探》和《消失的子弹》等电影为代表的香港侦探片，它们所传达的意义也多是指引着人们向善行为的发展，这些侦探类的电影多是以侦探做为整部电影的中心人物，以刑事案件的发生、侦查和破案为故事线索，并最终通过侦探的协助，侦破了疑难案件，可以说，这些电影改变了过去侦探片单纯的侦破案件的情节，在事件发生的同时，揭露着黑暗内幕，从而反映出侦探电影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就像在《消失的子弹》中这句台词——“没有完美的犯人，只有变坏了的好人”，这句台词不仅暗示着剧中人的生存困境，同样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一些现象带来了深刻的反思。侦探类电影所带来的这种反讽效果，就是希望观众在观看电影之后能获取一些心灵上的感触，就像彭顺导演在综艺节目《新电影传奇》中所讲的那样：“我真的很希望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他会问自己，如果我真的发生这部电影的人的故事一样，我会怎么样，我的人生又怎么过？”在电影中，导演设计曲折复杂的情节来吸引观众，而不是去议论故事本身的是非曲直，他把悬念的叙事主题放在“人”上，希望通过镜头语言来探讨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命历程和价值观念，进而将人文关怀精神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电影叙事之中，从而在宣扬拯危治难救死扶伤中，显现出人性美、人情美，可以说，在电影关于人物悬念的设置方面，更多的是将目光放在人文关怀方面，而少一些调侃、讥讽和嘲笑，最终让电影表现出一种更贴近于受众心理的意义层面。
总之，侦探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将悬念巧妙地引入并带动着人们的好奇心与注意力，它始终通过一个个悬念的发生与破解，带动着人们更加真实的了解剧情的发展，并指引着人们深思人性的多面和社会的复杂，可以说，悬念的设置为侦探片的发展提供了十足的张力。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香港[EB/OL].（2014-10-15）[2014-10-16]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07/15855979.htm？fr=aladdin.
[2]百度百科.侦探片[EB/OL].（2014-07-22）[2014-10-16]http：//baike.baidu.com/view/60047.htm？fr=aladdin.
[3]（美）乔治·贝克.戏剧技巧[M].余上沅，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215.
[4]范培松.悬念的技巧[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5.
[5]李显杰.当代叙事学与电影叙事理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28.
[6]（俄）莫·卡冈.艺术形态学[M].凌继荛，金亚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84.
【作者简介】
艾晶晶，女，河南平顶山人，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文艺学专业硕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杨波，男，重庆人，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课题《香港侦探片中的电影叙事风格研究——以彭顺导演的作品为例》（立项编号：KSGRI2014012）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