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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李约瑟问题”辨析——兼评“陈方正-余英时方案”》（简称《辨析》）发表于本刊2012年第5期，陈方正教授的文章《对“李约瑟问题辨析”的答复》（简称《答复》）发表于本刊2013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都主要涉及陈方正教授的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简称《继叛》）。现就《答复》给以必要的回应。
一、关于“陈方正-余英时方案”的称谓
《答复》说：“‘辨析’文将余英时教授为敝著所写序文中的意见与该书混为一谈，称之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又在多处将我们并称，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与错误。例如，该文说‘陈方正和余英时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比作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李约瑟问题彻底消解’，就完全错误，因为《继叛》书中从来没有用过两种棋艺作比喻，更绝对没有以之为理据来‘消解’李约瑟问题。事实上，余先生虽然对敝著多所谬许，但我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陈方正2013，页73]
为了让读者识别我的这种“完全错误”，在此转述《辨析》中引入“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这一称谓时所作的说明：“陈方正教授在其力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消解方案，余英时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加强了这一方案，我们不妨称之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陈晓平2012，页79]
显然，我没有说余英时方案和陈方正方案完全一样，而是说前者“加强”了后者。不过，我认为余英时方案和陈方正方案的基本精神和思路是一致的，为了讨论方便，将二者并称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如果陈方正教授对我的这种“并称”不满，我觉得他应该在《继叛》出版之前就对余英时教授提出，即对他的棋艺比喻直接提出批评；《继叛》作者有必要就该书的核心观点与写序的人进行交流和讨论，特别是当写序者的观点与该书的核心观点相异的时候。
在我心目中，余英时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肃和深刻的学者，在他为一本书写序的时候，一定是本着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如果他知道陈方正教授对棋艺比喻持有异议，他一定会在序中做出说明的；但他没有，而是以一种介绍该书核心观点的口吻提出棋艺比喻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从《答复》的有关论述着眼，我仍然看不出，余英时教授的“棋艺比喻”与陈方正教授的观点有何实质性的差别。为此，我们转入下一个题目。
二、“棋艺比喻”与“报纸比喻”有实质性差异吗？
《答复》重申了《继叛》的一个观点：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优胜说”“根本不能够成立，所以现代科学在17世纪出现于西方是其古代科学大传统发展的结果。……因此，所谓‘李约瑟问题’就失去了它的特殊意义，变为席文（NathanSivin）所谓‘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第三版出现那样的问题’”。[陈方正2013，页77]
不过，《答复》和《继叛》都不否认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技术的肯定和赞扬，只是坚持“技术”和“科学”之间是没什么关系的。正因为此，即使把李约瑟问题从“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改为“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也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你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今天报纸第三版？”一样无聊。
既然陈方正赞成席文把中国古代科学或技术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看作类似于“你的名字”和“今天报纸第三版”之间的风马牛关系，那么余英时把中国古代技术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观点之间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我看不出来。因此，我认为余英时的“棋艺比喻”不是对陈方正方案的“误解”，而是一种“深入浅出”，说得更加明白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余英时加强了陈方正的消解方案，相应地，我把他们两人的观点连在一起统称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应该说，这不是对陈方正方案的歪曲，也谈不上是“完全错误”。
三、关于“李约瑟问题”
前一节提到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两种表述。前一种表述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这是我所谓的“强李约瑟问题”；后一种表述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这是我所谓的“弱李约瑟问题”。对于“强李约瑟问题”我基本接受陈方正的取消方案，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并不先进。但对于“弱李约瑟问题”我不赞成陈方正的取消方案，因为“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要比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近得多，也比“你的名字”和“今天报纸第三版”的关系近得多。
与此不同，陈方正教授则认为我区分强和弱两种“李约瑟问题”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保留“弱李约瑟问题”的必要。《答复》中说：“引入所谓‘广义科学’的观念或者‘弱李约瑟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并不能够改变‘李约瑟问题’的消解。”[陈方正2013，页79]然而，他说我在《辨析》中所提出的那个具体的“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相当于“弱李约瑟问题”）很好[陈方正2013，页78]。可见，陈方正教授对“李约瑟问题”的态度存在不协调甚至白相矛盾的地方。对此，我们略为展开，有必要把《辨析》中的有关论述抄录如下：
任鸿隽已经区分了“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其区别在于知识是否建立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之上；若是，则属狭义科学，亦即近代科学；若不必是，则属于广义科学，广义科学包括近代科学和一切分门别类的知识。不难看出，这一划分大致对应于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的区分，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的特征即假设的数学化和对技术的推论分别相当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相应地，“李约瑟问题”可以用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加以表述，即：
表述一：就广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领先于西方，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表述二：就狭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但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在以上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李约瑟问题”的这两种表述是相互等价的。二者都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并且这两个部分是关于不同对象的。与之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却使人感到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所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即科学，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了：这同一个科学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和在近代中国的差别如此之大？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确实是一个谜，而且是一个无解之谜，因为它近乎一个逻辑矛盾即：甲既是A又不是A。我们不妨把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叫做“强李约瑟问题”，而“强李约瑟问题”不仅是无解的，甚至是无意义的。[陈晓平2012，页78-79] 需要强调，说以上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两种表述是相互等价的，这是基于“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的区分之上的；如果不做这种区分，上述两种表述就不是等价的了，前一种表述就是“强李约瑟问题”，后一种表述就是“弱李约瑟问题”。从李约瑟本人的不同表述来看，他摇摆于这两种“李约瑟问题”之间，但更经常更主要地是持以“强李约瑟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像任鸿隽那样区分“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与之不同，任鸿隽则是在区分两种“科学”之后才提出“中国为何没有科学？”，这相当于“弱李约瑟问题”，因此《辨析》把“弱李约瑟问题”也叫做“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
《继叛》消解“李约瑟问题”的关键措施是把李约瑟称道的“中国古代科学”看作“中国古代技术”，也就是把“强李约瑟问题”转化为“弱李约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强李约瑟问题”被消解了，但“弱李约瑟问题”被保留下来。陈方正教授的某些表述意味着他实际上是承认“弱李约瑟问题”亦即“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的。《答复》中谈道：“《辨析》文又提出了所谓具体的‘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未能刺激中国的弹道学等现代科学的研究？’这问题很好”。[陈方正2013，页77-78]
然而，正如本节开头所引述的，陈方正教授却说“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的划分以及“弱李约瑟问题”的引入都是无意义的。更为严重的是，《答复》中明确声称：“本书的‘科学’包罗范围很广，约略相当于《辨析》所谓的‘广义科学’（但不包括‘技术’）。”[陈方正2013，页74]这样一来，陈方正教授不仅对“弱李约瑟问题”的处理上表现为前后不一，而且引起不亚于“强李约瑟问题”的混乱。对这后一点下一节将给以阐述。
四、关于“科学”的定义
上面谈到，《答复》坚持《继叛》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认为科学和技术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科学’是以探究自然现象的原理为目标，技术则以追求实际效果为目标，两者必须清楚划分。”[陈方正2013，页77]这便涉及“科学”之定义的问题。关于“科学”的定义，《答复》中谈道：“对我们来说，科学有一个非常简明的定义，它适用于古今中外，也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那就是‘对自然现象（包括数目和形体）的研究，以发现其背后规律’。”[陈方正2013，页74]《答复》还说，这个关于“科学”的定义虽然在《继叛》中没有明确地提出，但其思想蕴涵在其中。
不过，当《答复》如此直白地表述其“科学”定义的时候，其“科学”观的不妥之处也就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即定义含混。请问，何谓“自然现象的背后规律”或“自然现象的原理”？按此定义，占星术和科学有何区别？《易经》与科学有何区别？换言之，凭什么说占星术或《易经》不是以探究自然现象的背后规律或原理为目标的？如果对这个问题不能回答或解决，那么陈方正教授就不仅应把中国古代的《黄帝内经》、《墨子》和《淮南子》等许多内容纳入“科学”，而且应把占星术和《易经》的内容也纳入“科学”。据我所知，陈方正教授不把后两者看作“科学”；这意味着，他的“科学”观是不能自洽的，他的“科学”定义是有问题的，除非他能说明占星术和《易经》不是以探究自然现象的背后规律或原理为目标的。
据我的解读，无论《继叛》还是《答复》都没有给出这样的说明；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陈方正教授不可能对此给出有效说明，因为其“科学”定义中的“自然现象的背后规律”或“自然现象的原理”都是十分含混的概念。事实上，这个问题属于“科学划界”问题，是当代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陈方正教授不能对此给出有效说明，那么他便面临一种二难局面：要么修改他的“科学”定义，要么把占星术和《易经》等纳入“科学”，二者必居其一。
五、关于“科学革命”
《答辩》指出：“《辨析》文所谓‘实验性和归纳推理的特征就是现代科学相对于古代科学的突变性所在’根本是错误的。上面提出的大量例子证明，西方古代并非没有实验精神，事实上它有令人惊讶、佩服的许多实验工作和发现。只不过是到了16-17世纪这实验精神方才被特别重视，方才上升到与数学推理同样重要的地位而已。”[陈方正2013，页76]在此，陈方正教授不仅表明在西方科学传统中数学化特征是连续的，而且实验性特征也是连续，因此，在数学和实验两个方面都没有“突变性”；进而表明《辨析》所说的那种“突变性”“根本是错误”的。
《继叛》所说的导致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两次“科学革命”可以说是科学史上最大或最深刻的两次革命，就连它们都没有突变性，那么其他规模较小的科学革命就更没有突变性了。现在的问题是，陈方正教授所说的这种没有突变性的“科学革命”可能吗？至少在库恩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库恩把科学革命看作范式转换，类似于心理格式塔变换，革命前后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至少是“局部不可通约”的。对此，陈方正教授明确表示反对，谈道：“在我们看来，库恩在其著作中提出来的所谓‘范式转移’之说虽然风行一时，为许多社会学家所接受、宗奉，实际上对于了解科学史或者科学本身并无帮助，反而有歪曲、误导作用。”[陈方正2009，页596]
与陈方正教授不同，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库恩的科学革命观，特别是新旧范式“局部不可通约”的观点，因此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在实验精神方面有着实质性的变化即“突变”。陈方正教授则强调这不是突变，只是重视程度不同而已。我尚无法表明陈方正教授的说法一定是错的，但我觉得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更有道理；相比之下，我接受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尽管陈方正教授说这种学说是“有歪曲、误导作用”的。
六、关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时段
对于这个问题，《辨析》明确地说，此质疑不是针对史料的，而是针对《继叛》在表述上的不协调。为了回应《答复》的批评，有必要将《辨析》中的相关段落抄录如下：
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即陈书把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时段定为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学园存在的那段时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陈书把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高峰期定在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学宫”存在的那段时间，而柏拉图学园只是它的前奏。这意味着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时段不在其高峰期而在其前奏期，这是不合情理的。其次，两次科学革命时段的确定标准是不一致的，因为陈书把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时段定在高峰期，即17世纪牛顿创立其科学体系的时期，而不是定在前奏期即16世纪哥白尼创立其天文学体系的时期，更没有定在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前期。 《答复》把以上问题归结为：“为何‘突破时期’与‘高峰期’不同，前者早于后者？”。首先需要指出，把以上所说的“前奏期”归结为“突破期”是令人误解的。是的，“前奏期”不是《继叛》的原话，原话应是“萌芽期”。该书这样谈道：
希腊科学萌芽于雅典，开花结果却在亚里山大城。我们今日称颂为“希腊奇迹”者就是亚里山大科学，它是与欧几里德、阿基米德、阿里斯它喀斯、喜帕克斯等名字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陈方正2009，页183]
然而，《继叛》却不把“古希腊的牛顿”这顶桂冠给予创立或参与亚里山大科学的任何一个人，却给了上一世纪可能是柏拉图学园的学者尤多索斯。其理由是：“我们称之为‘革命’的巨变表现为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飞跃进步，进步关键则在于严格证明观念之萌生，以及严格证明方法之发现。”[陈方正2009，页140]尽管几何学和严格证明方法的完成者是亚里山大的欧几里德，但是由于尤多索斯使其观念得以萌生，所以“古希腊的牛顿”这顶桂冠就给予这一观念的萌生者，而不是完成者。《继叛》把牛顿理论作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标志，所以尤多索斯及其发现就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标志。然而，牛顿理论却不应被看作现代科学的萌芽，而是现代科学之高峰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
《辨析》指出这里存在着一种不协调性，如果坚持把科学革命的标志定为导致“高峰期”的萌芽，那就不应该把“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标志看作牛顿理论，而应看作哥白尼理论或更早。（《答复》回应说：“我们并没有将牛顿创立其科学体系的时期称为‘高峰期’……至于牛顿科学革命所连带引发的电磁学、热力学等其他古典物理学理论的‘高峰’，则更要等到19世纪末期方才来临。”[陈方正2013，页80]照此说来，现代科学的“高峰”直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都未必真正到来，因为难免以后还有更新更好的理论；这进而意味着，现代科学的“高峰”在哪里，目前尚无法确定。
另一方面，《答复》把牛顿的科学体系看作现代科学革命的“酝酿期”的“高潮与完成”，[陈方正2013，页80]这里需要澄清两点：一、“酝酿期”与“萌芽期”是否相同？二、“酝酿期”的“高潮”是否属于“酝酿期”？如果不是，请给予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是，那就意味着牛顿的科学体系处于现代科学的萌芽期。这一说法难以让我信服。当然，我不信服不能说明什么，但这一说法与库恩等当代科学哲学家们的说法是直接相背的。在库恩看来，牛顿体系作为一个科学范式是科学进入成熟期的标志之一；拉卡托斯也把牛顿体系看作科学研究纲领的现代典范。
七、关于《辨析》的“证据”问题
我在《辨析》中指出，《继叛》过分强调现代科学的数学化特征，而对实验性特征有所轻视。陈方正教授在《答复》中说我这是对《继叛》的“歪曲”，因为《继叛》并没有轻视现代科学的实验性特征，只是有关论述“散落”在某些章节，因而缺乏“连贯起来的专门讨论”。还说《辨析》这样说的证据“只不过是《继叛》以‘赞赏的口吻介绍了科学史家柯雷……的一个观点’——然而，书中的原话，却只不过是柯雷的这个‘纯粹内史观点虽然趋于极端，却仍然无法断然抹杀’而已！《辨析》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奇怪，不可索解的。”[陈方正2013，页75-76]
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继叛》对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实验性只是“散落”地而未“专门讨论”的行文方式和文章结构，就是使读者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辨析》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并非只是关于柯雷的一段引文，该引文仅仅是一个辅助性的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段落和紧接上一段落中的关于《继叛》的引文和评论。让我同样感到“非常奇怪，不可索解”的是，这两段文字紧挨在一起，《答复》为何视而不见？现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陈方正这样谈论现代科学革命：“这革命过程无非就是以古希腊数学为核心的西方科学大传统持续发展之最后阶段而已——当然，在此时它已经有了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垫脚石和社会经济环境。从此观点看，‘为何古希腊科学不能直接跨入现代’这个问题就变得容易回答了：因为这个传统在十五六世纪与在古代有巨大的差异，那是由伊斯兰科学的关键性贡献造成的，如拉哲蒙坦那《三角形通论》的伊斯兰渊源，或者哥白尼所受图西和沙提尔天文学之影响，或者帕乔利所受柯洼列兹米《代数学》的影响，等等，而这些都是要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步为人认识到。”[陈方正2009，页612]
这也就是说，就数学化特征而言，古希腊科学已经具备了，而现代科学不过是在数学的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古代西方科学和现代西方科学在数学化特征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其实是连续的，只是这个连续的过程是由伊斯兰科学提供的。从古代西方科学到现代西方科学之间有一条连续的主轴，那就是它们的数学化特征。[陈晓平2012，页81-82]
在以上文字之后才引用了科学史家柯雷的论述。《答复》对《辨析》这段主要的“证据”毫不谈及，却说《辨析》只以柯雷的论述和相关评论为依据，不知这是为什么？
另一方面，《辨析》并未忽略《继叛》“散落”于某些章节的关于科学实验特征的表述，把其中一些摘录出来，并说：“请注意，陈方正在这里把实验精神看作现代科学的‘独特印记’，即它是把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区别开来的特征。”[陈晓平2012，页85]用以表明，这个说法与上面那段引文中只谈数学化特征的结论性断语不太协调，但这却被《答复》说成是“思想混乱”或“蓄意歪曲”。[陈方正2013，页76]
再一个有关《辨析》之“证据”的问题涉及《继叛》中的这句话：“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学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陈方正2009，页627]对此，《辨析》评论说：“在这里，陈方正又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了，只是没有获得现代科学的突破。试问：西方古代具有现代科学的突破吗？也没有，否则第二次科学革命就成为多余的了。”[陈晓平2012，页80] 为表明我的这个评论之不合理，《答复》强调“至终”二字，并把它解释为“直到终结”，然后反问：“说中国古代科学‘至终’（也就是直到20世纪初被西方科学所取代为止）‘没有获得现代突破’有什么不对呢？而说到西方古代科学，它‘至终获得现代突破’也是没有疑问的”。[陈方正2013，页75]
我承认，在《答复》这样的解释下，上面的那种说法也算过得去，但却是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这种情况类似于“张三这个单身汉至终没有结婚，而李四这个单身汉至终结婚了。”此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既然李四是个单身汉，为什么又说他结婚了？说者解释道：“至终”就是“直到单身汉生活结束”，所以李四这个单身汉至终是可以结婚的。人们又会问，那为什么张三直到单身汉生活结束的时候却没有结婚？回答似乎只能是：张三的单身汉生活结束之时就是他的死亡之时。尽管这个解释勉强说得通，但在表述上不是很好，容易引起误解。
八、再为《辨析》中的“误解”和“歪曲”申辩
《答复》指出：“在这些误解和歪曲背后，还有一个贯穿全文的主旋律，是需要讨论的，那就是该文作者认为，《继叛》一书过分夸大了数学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亦即他在该书末了所云‘陈书表现出一种数学主义情结’。”[陈方正2013，页82]
我承认这确是《辨析》一文的主旋律，但又何尝不是余英时教授写序时的主旋律？余英时教授谈到现代科学的数学化特征时还特意补充说：“我必须郑重地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陈方正2009，页x]从《继叛》中得出“现代科学的最重要特征是数学化”之结论，我与余英时教授是相同的，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余英时教授对此完全赞同，而我则略加批评，指出该书对现代科学的实验性特征有所轻视，因而用了“数学主义情结”一词。既然《答复》也承认该书在题材的取合和平衡上对现代科学的实验精神失之偏颇（对此，下一节略为详谈），那就表明《辨析》对《继叛》的批评至少是有一部分道理的，谈不上是“歪曲”。即使说是“误解”，陈方正教授也应考虑一下，就连余英时这样以治学严谨而著称的学者都对《继叛》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产生“误解”，从而采用了陈方正在《答复》中不予接受的“棋艺比喻”，难道《继叛》至少在其表述上没有问题吗？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我仍然认为《继叛》是一部关于科学思想史的佳作。在此引用《辨析》中一段文字：“笔者在阅读这本书之后受益良多，不仅对西方科学发展史更为清晰，并且接受该书的基本结论：西方具有科学传统，这一传统是在两次革命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古希腊时期，其结果是古代科学的产生；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十六七世纪，其结果是现代科学的产生。与之相比，中国缺少甚至没有科学传统。”[陈晓平2012，页79-80]
需要强调，这里所说的“科学”是狭义的。如果按照陈方正教授在《答复》中所说，他是在广义地使用“科学”，中国也有自己的古代科学如《黄帝内经》、《墨子》和《淮南子》等，那么以上所引《辨析》的褒奖之言就成为“误解”或“歪曲”，但至少不是“蓄意”的吧。我可以收回这些“误解”或“歪曲”，但同时产生一个疑问：《继叛》的副标题是“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与此直接相关的问题是：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佘英时教授从《继叛》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缺少数学化的科学传统；而“数学化的科学传统”则属于狭义的科学传统，这是与我同一类的“误解”或“歪曲”。如果排除此类“误解”和“歪曲”，那么答案只能是中国缺少现代科学传统。在我看来，“现代科学传统”类似于“方的圆”是语义不通的，就连陈方正教授也说“‘古代科学’的意义和‘传统科学’是相同的”[陈方正2013，页75]；因此，类似于本人的“误解”和“歪曲”被排除以后，《继叛》似乎对所谈问题没有给出有意义的回答。
九、关于辩论风格的反思
陈方正教授作为学者是我所尊敬的，但作为一个辩论者则是我所不太赞赏的。我认为在进行学术辩论的时候，在学理上当仁不让是应该的，但在与学理无关的表述方面应该采取宽容态度。陈方正教授在《答复》中多次使用如下语词：“完全错误”、“大错特错”、“谬以千里”、“思想混乱”、“缺乏基本认识”，甚至“蓄意歪曲”等等，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退一步讲，就算我对陈方正教授的观点有所“误解”，但也谈不上是“歪曲”，更谈不上是“蓄意歪曲”，因为这是事出有因的，即他在题材的取合和平衡上存有缺陷，过分强调科学的数学化特征而对科学的实验特征有所轻视。关于这一点，陈方正教授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可。《答复》结尾处，他写道：“本书对于近代实验精神兴起的论述虽然很多，但却散落在11-12章和‘总结’那三部分各节之中，缺乏将它们连贯起来的专门讨论，而集中讨论此问题的一小节也嫌不够彰显。凡此种种，反映了该书在题材取合和平衡上尚有问题。”[陈方正2013，页83]
况且这不只我一人对其书有所“误解”，就连理解力极强并为该书写序的余英时教授也产生了“误解”。余英时教授在序言中说道：“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做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陈方正2009，页x-xi]在这里，余英时教授也没有提到西方科学的实验特征，但我绝不相信余英时教授写下这段话时是对《继叛》的“蓄意歪曲”，那为什么我就是呢？
一、关于“陈方正-余英时方案”的称谓
《答复》说：“‘辨析’文将余英时教授为敝著所写序文中的意见与该书混为一谈，称之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又在多处将我们并称，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与错误。例如，该文说‘陈方正和余英时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比作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李约瑟问题彻底消解’，就完全错误，因为《继叛》书中从来没有用过两种棋艺作比喻，更绝对没有以之为理据来‘消解’李约瑟问题。事实上，余先生虽然对敝著多所谬许，但我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陈方正2013，页73]
为了让读者识别我的这种“完全错误”，在此转述《辨析》中引入“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这一称谓时所作的说明：“陈方正教授在其力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消解方案，余英时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加强了这一方案，我们不妨称之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陈晓平2012，页79]
显然，我没有说余英时方案和陈方正方案完全一样，而是说前者“加强”了后者。不过，我认为余英时方案和陈方正方案的基本精神和思路是一致的，为了讨论方便，将二者并称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如果陈方正教授对我的这种“并称”不满，我觉得他应该在《继叛》出版之前就对余英时教授提出，即对他的棋艺比喻直接提出批评；《继叛》作者有必要就该书的核心观点与写序的人进行交流和讨论，特别是当写序者的观点与该书的核心观点相异的时候。
在我心目中，余英时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肃和深刻的学者，在他为一本书写序的时候，一定是本着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如果他知道陈方正教授对棋艺比喻持有异议，他一定会在序中做出说明的；但他没有，而是以一种介绍该书核心观点的口吻提出棋艺比喻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从《答复》的有关论述着眼，我仍然看不出，余英时教授的“棋艺比喻”与陈方正教授的观点有何实质性的差别。为此，我们转入下一个题目。
二、“棋艺比喻”与“报纸比喻”有实质性差异吗？
《答复》重申了《继叛》的一个观点：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优胜说”“根本不能够成立，所以现代科学在17世纪出现于西方是其古代科学大传统发展的结果。……因此，所谓‘李约瑟问题’就失去了它的特殊意义，变为席文（NathanSivin）所谓‘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第三版出现那样的问题’”。[陈方正2013，页77]
不过，《答复》和《继叛》都不否认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技术的肯定和赞扬，只是坚持“技术”和“科学”之间是没什么关系的。正因为此，即使把李约瑟问题从“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改为“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也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你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今天报纸第三版？”一样无聊。
既然陈方正赞成席文把中国古代科学或技术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看作类似于“你的名字”和“今天报纸第三版”之间的风马牛关系，那么余英时把中国古代技术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观点之间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我看不出来。因此，我认为余英时的“棋艺比喻”不是对陈方正方案的“误解”，而是一种“深入浅出”，说得更加明白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余英时加强了陈方正的消解方案，相应地，我把他们两人的观点连在一起统称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应该说，这不是对陈方正方案的歪曲，也谈不上是“完全错误”。
三、关于“李约瑟问题”
前一节提到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两种表述。前一种表述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这是我所谓的“强李约瑟问题”；后一种表述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这是我所谓的“弱李约瑟问题”。对于“强李约瑟问题”我基本接受陈方正的取消方案，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并不先进。但对于“弱李约瑟问题”我不赞成陈方正的取消方案，因为“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要比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近得多，也比“你的名字”和“今天报纸第三版”的关系近得多。
与此不同，陈方正教授则认为我区分强和弱两种“李约瑟问题”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保留“弱李约瑟问题”的必要。《答复》中说：“引入所谓‘广义科学’的观念或者‘弱李约瑟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并不能够改变‘李约瑟问题’的消解。”[陈方正2013，页79]然而，他说我在《辨析》中所提出的那个具体的“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相当于“弱李约瑟问题”）很好[陈方正2013，页78]。可见，陈方正教授对“李约瑟问题”的态度存在不协调甚至白相矛盾的地方。对此，我们略为展开，有必要把《辨析》中的有关论述抄录如下：
任鸿隽已经区分了“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其区别在于知识是否建立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之上；若是，则属狭义科学，亦即近代科学；若不必是，则属于广义科学，广义科学包括近代科学和一切分门别类的知识。不难看出，这一划分大致对应于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的区分，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的特征即假设的数学化和对技术的推论分别相当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相应地，“李约瑟问题”可以用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加以表述，即：
表述一：就广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领先于西方，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表述二：就狭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但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在以上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李约瑟问题”的这两种表述是相互等价的。二者都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并且这两个部分是关于不同对象的。与之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却使人感到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所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即科学，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了：这同一个科学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和在近代中国的差别如此之大？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确实是一个谜，而且是一个无解之谜，因为它近乎一个逻辑矛盾即：甲既是A又不是A。我们不妨把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叫做“强李约瑟问题”，而“强李约瑟问题”不仅是无解的，甚至是无意义的。[陈晓平2012，页78-79] 需要强调，说以上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两种表述是相互等价的，这是基于“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的区分之上的；如果不做这种区分，上述两种表述就不是等价的了，前一种表述就是“强李约瑟问题”，后一种表述就是“弱李约瑟问题”。从李约瑟本人的不同表述来看，他摇摆于这两种“李约瑟问题”之间，但更经常更主要地是持以“强李约瑟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像任鸿隽那样区分“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与之不同，任鸿隽则是在区分两种“科学”之后才提出“中国为何没有科学？”，这相当于“弱李约瑟问题”，因此《辨析》把“弱李约瑟问题”也叫做“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
《继叛》消解“李约瑟问题”的关键措施是把李约瑟称道的“中国古代科学”看作“中国古代技术”，也就是把“强李约瑟问题”转化为“弱李约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强李约瑟问题”被消解了，但“弱李约瑟问题”被保留下来。陈方正教授的某些表述意味着他实际上是承认“弱李约瑟问题”亦即“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的。《答复》中谈道：“《辨析》文又提出了所谓具体的‘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未能刺激中国的弹道学等现代科学的研究？’这问题很好”。[陈方正2013，页77-78]
然而，正如本节开头所引述的，陈方正教授却说“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的划分以及“弱李约瑟问题”的引入都是无意义的。更为严重的是，《答复》中明确声称：“本书的‘科学’包罗范围很广，约略相当于《辨析》所谓的‘广义科学’（但不包括‘技术’）。”[陈方正2013，页74]这样一来，陈方正教授不仅对“弱李约瑟问题”的处理上表现为前后不一，而且引起不亚于“强李约瑟问题”的混乱。对这后一点下一节将给以阐述。
四、关于“科学”的定义
上面谈到，《答复》坚持《继叛》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认为科学和技术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科学’是以探究自然现象的原理为目标，技术则以追求实际效果为目标，两者必须清楚划分。”[陈方正2013，页77]这便涉及“科学”之定义的问题。关于“科学”的定义，《答复》中谈道：“对我们来说，科学有一个非常简明的定义，它适用于古今中外，也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那就是‘对自然现象（包括数目和形体）的研究，以发现其背后规律’。”[陈方正2013，页74]《答复》还说，这个关于“科学”的定义虽然在《继叛》中没有明确地提出，但其思想蕴涵在其中。
不过，当《答复》如此直白地表述其“科学”定义的时候，其“科学”观的不妥之处也就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即定义含混。请问，何谓“自然现象的背后规律”或“自然现象的原理”？按此定义，占星术和科学有何区别？《易经》与科学有何区别？换言之，凭什么说占星术或《易经》不是以探究自然现象的背后规律或原理为目标的？如果对这个问题不能回答或解决，那么陈方正教授就不仅应把中国古代的《黄帝内经》、《墨子》和《淮南子》等许多内容纳入“科学”，而且应把占星术和《易经》的内容也纳入“科学”。据我所知，陈方正教授不把后两者看作“科学”；这意味着，他的“科学”观是不能自洽的，他的“科学”定义是有问题的，除非他能说明占星术和《易经》不是以探究自然现象的背后规律或原理为目标的。
据我的解读，无论《继叛》还是《答复》都没有给出这样的说明；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陈方正教授不可能对此给出有效说明，因为其“科学”定义中的“自然现象的背后规律”或“自然现象的原理”都是十分含混的概念。事实上，这个问题属于“科学划界”问题，是当代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陈方正教授不能对此给出有效说明，那么他便面临一种二难局面：要么修改他的“科学”定义，要么把占星术和《易经》等纳入“科学”，二者必居其一。
五、关于“科学革命”
《答辩》指出：“《辨析》文所谓‘实验性和归纳推理的特征就是现代科学相对于古代科学的突变性所在’根本是错误的。上面提出的大量例子证明，西方古代并非没有实验精神，事实上它有令人惊讶、佩服的许多实验工作和发现。只不过是到了16-17世纪这实验精神方才被特别重视，方才上升到与数学推理同样重要的地位而已。”[陈方正2013，页76]在此，陈方正教授不仅表明在西方科学传统中数学化特征是连续的，而且实验性特征也是连续，因此，在数学和实验两个方面都没有“突变性”；进而表明《辨析》所说的那种“突变性”“根本是错误”的。
《继叛》所说的导致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两次“科学革命”可以说是科学史上最大或最深刻的两次革命，就连它们都没有突变性，那么其他规模较小的科学革命就更没有突变性了。现在的问题是，陈方正教授所说的这种没有突变性的“科学革命”可能吗？至少在库恩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库恩把科学革命看作范式转换，类似于心理格式塔变换，革命前后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至少是“局部不可通约”的。对此，陈方正教授明确表示反对，谈道：“在我们看来，库恩在其著作中提出来的所谓‘范式转移’之说虽然风行一时，为许多社会学家所接受、宗奉，实际上对于了解科学史或者科学本身并无帮助，反而有歪曲、误导作用。”[陈方正2009，页596]
与陈方正教授不同，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库恩的科学革命观，特别是新旧范式“局部不可通约”的观点，因此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在实验精神方面有着实质性的变化即“突变”。陈方正教授则强调这不是突变，只是重视程度不同而已。我尚无法表明陈方正教授的说法一定是错的，但我觉得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更有道理；相比之下，我接受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尽管陈方正教授说这种学说是“有歪曲、误导作用”的。
六、关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时段
对于这个问题，《辨析》明确地说，此质疑不是针对史料的，而是针对《继叛》在表述上的不协调。为了回应《答复》的批评，有必要将《辨析》中的相关段落抄录如下：
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即陈书把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时段定为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学园存在的那段时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陈书把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高峰期定在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学宫”存在的那段时间，而柏拉图学园只是它的前奏。这意味着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时段不在其高峰期而在其前奏期，这是不合情理的。其次，两次科学革命时段的确定标准是不一致的，因为陈书把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时段定在高峰期，即17世纪牛顿创立其科学体系的时期，而不是定在前奏期即16世纪哥白尼创立其天文学体系的时期，更没有定在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前期。 《答复》把以上问题归结为：“为何‘突破时期’与‘高峰期’不同，前者早于后者？”。首先需要指出，把以上所说的“前奏期”归结为“突破期”是令人误解的。是的，“前奏期”不是《继叛》的原话，原话应是“萌芽期”。该书这样谈道：
希腊科学萌芽于雅典，开花结果却在亚里山大城。我们今日称颂为“希腊奇迹”者就是亚里山大科学，它是与欧几里德、阿基米德、阿里斯它喀斯、喜帕克斯等名字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陈方正2009，页183]
然而，《继叛》却不把“古希腊的牛顿”这顶桂冠给予创立或参与亚里山大科学的任何一个人，却给了上一世纪可能是柏拉图学园的学者尤多索斯。其理由是：“我们称之为‘革命’的巨变表现为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飞跃进步，进步关键则在于严格证明观念之萌生，以及严格证明方法之发现。”[陈方正2009，页140]尽管几何学和严格证明方法的完成者是亚里山大的欧几里德，但是由于尤多索斯使其观念得以萌生，所以“古希腊的牛顿”这顶桂冠就给予这一观念的萌生者，而不是完成者。《继叛》把牛顿理论作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标志，所以尤多索斯及其发现就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标志。然而，牛顿理论却不应被看作现代科学的萌芽，而是现代科学之高峰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
《辨析》指出这里存在着一种不协调性，如果坚持把科学革命的标志定为导致“高峰期”的萌芽，那就不应该把“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标志看作牛顿理论，而应看作哥白尼理论或更早。（《答复》回应说：“我们并没有将牛顿创立其科学体系的时期称为‘高峰期’……至于牛顿科学革命所连带引发的电磁学、热力学等其他古典物理学理论的‘高峰’，则更要等到19世纪末期方才来临。”[陈方正2013，页80]照此说来，现代科学的“高峰”直到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都未必真正到来，因为难免以后还有更新更好的理论；这进而意味着，现代科学的“高峰”在哪里，目前尚无法确定。
另一方面，《答复》把牛顿的科学体系看作现代科学革命的“酝酿期”的“高潮与完成”，[陈方正2013，页80]这里需要澄清两点：一、“酝酿期”与“萌芽期”是否相同？二、“酝酿期”的“高潮”是否属于“酝酿期”？如果不是，请给予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是，那就意味着牛顿的科学体系处于现代科学的萌芽期。这一说法难以让我信服。当然，我不信服不能说明什么，但这一说法与库恩等当代科学哲学家们的说法是直接相背的。在库恩看来，牛顿体系作为一个科学范式是科学进入成熟期的标志之一；拉卡托斯也把牛顿体系看作科学研究纲领的现代典范。
七、关于《辨析》的“证据”问题
我在《辨析》中指出，《继叛》过分强调现代科学的数学化特征，而对实验性特征有所轻视。陈方正教授在《答复》中说我这是对《继叛》的“歪曲”，因为《继叛》并没有轻视现代科学的实验性特征，只是有关论述“散落”在某些章节，因而缺乏“连贯起来的专门讨论”。还说《辨析》这样说的证据“只不过是《继叛》以‘赞赏的口吻介绍了科学史家柯雷……的一个观点’——然而，书中的原话，却只不过是柯雷的这个‘纯粹内史观点虽然趋于极端，却仍然无法断然抹杀’而已！《辨析》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奇怪，不可索解的。”[陈方正2013，页75-76]
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继叛》对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实验性只是“散落”地而未“专门讨论”的行文方式和文章结构，就是使读者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辨析》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并非只是关于柯雷的一段引文，该引文仅仅是一个辅助性的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段落和紧接上一段落中的关于《继叛》的引文和评论。让我同样感到“非常奇怪，不可索解”的是，这两段文字紧挨在一起，《答复》为何视而不见？现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陈方正这样谈论现代科学革命：“这革命过程无非就是以古希腊数学为核心的西方科学大传统持续发展之最后阶段而已——当然，在此时它已经有了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垫脚石和社会经济环境。从此观点看，‘为何古希腊科学不能直接跨入现代’这个问题就变得容易回答了：因为这个传统在十五六世纪与在古代有巨大的差异，那是由伊斯兰科学的关键性贡献造成的，如拉哲蒙坦那《三角形通论》的伊斯兰渊源，或者哥白尼所受图西和沙提尔天文学之影响，或者帕乔利所受柯洼列兹米《代数学》的影响，等等，而这些都是要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步为人认识到。”[陈方正2009，页612]
这也就是说，就数学化特征而言，古希腊科学已经具备了，而现代科学不过是在数学的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古代西方科学和现代西方科学在数学化特征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其实是连续的，只是这个连续的过程是由伊斯兰科学提供的。从古代西方科学到现代西方科学之间有一条连续的主轴，那就是它们的数学化特征。[陈晓平2012，页81-82]
在以上文字之后才引用了科学史家柯雷的论述。《答复》对《辨析》这段主要的“证据”毫不谈及，却说《辨析》只以柯雷的论述和相关评论为依据，不知这是为什么？
另一方面，《辨析》并未忽略《继叛》“散落”于某些章节的关于科学实验特征的表述，把其中一些摘录出来，并说：“请注意，陈方正在这里把实验精神看作现代科学的‘独特印记’，即它是把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区别开来的特征。”[陈晓平2012，页85]用以表明，这个说法与上面那段引文中只谈数学化特征的结论性断语不太协调，但这却被《答复》说成是“思想混乱”或“蓄意歪曲”。[陈方正2013，页76]
再一个有关《辨析》之“证据”的问题涉及《继叛》中的这句话：“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学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陈方正2009，页627]对此，《辨析》评论说：“在这里，陈方正又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了，只是没有获得现代科学的突破。试问：西方古代具有现代科学的突破吗？也没有，否则第二次科学革命就成为多余的了。”[陈晓平2012，页80] 为表明我的这个评论之不合理，《答复》强调“至终”二字，并把它解释为“直到终结”，然后反问：“说中国古代科学‘至终’（也就是直到20世纪初被西方科学所取代为止）‘没有获得现代突破’有什么不对呢？而说到西方古代科学，它‘至终获得现代突破’也是没有疑问的”。[陈方正2013，页75]
我承认，在《答复》这样的解释下，上面的那种说法也算过得去，但却是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这种情况类似于“张三这个单身汉至终没有结婚，而李四这个单身汉至终结婚了。”此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既然李四是个单身汉，为什么又说他结婚了？说者解释道：“至终”就是“直到单身汉生活结束”，所以李四这个单身汉至终是可以结婚的。人们又会问，那为什么张三直到单身汉生活结束的时候却没有结婚？回答似乎只能是：张三的单身汉生活结束之时就是他的死亡之时。尽管这个解释勉强说得通，但在表述上不是很好，容易引起误解。
八、再为《辨析》中的“误解”和“歪曲”申辩
《答复》指出：“在这些误解和歪曲背后，还有一个贯穿全文的主旋律，是需要讨论的，那就是该文作者认为，《继叛》一书过分夸大了数学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亦即他在该书末了所云‘陈书表现出一种数学主义情结’。”[陈方正2013，页82]
我承认这确是《辨析》一文的主旋律，但又何尝不是余英时教授写序时的主旋律？余英时教授谈到现代科学的数学化特征时还特意补充说：“我必须郑重地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陈方正2009，页x]从《继叛》中得出“现代科学的最重要特征是数学化”之结论，我与余英时教授是相同的，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余英时教授对此完全赞同，而我则略加批评，指出该书对现代科学的实验性特征有所轻视，因而用了“数学主义情结”一词。既然《答复》也承认该书在题材的取合和平衡上对现代科学的实验精神失之偏颇（对此，下一节略为详谈），那就表明《辨析》对《继叛》的批评至少是有一部分道理的，谈不上是“歪曲”。即使说是“误解”，陈方正教授也应考虑一下，就连余英时这样以治学严谨而著称的学者都对《继叛》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产生“误解”，从而采用了陈方正在《答复》中不予接受的“棋艺比喻”，难道《继叛》至少在其表述上没有问题吗？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我仍然认为《继叛》是一部关于科学思想史的佳作。在此引用《辨析》中一段文字：“笔者在阅读这本书之后受益良多，不仅对西方科学发展史更为清晰，并且接受该书的基本结论：西方具有科学传统，这一传统是在两次革命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古希腊时期，其结果是古代科学的产生；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十六七世纪，其结果是现代科学的产生。与之相比，中国缺少甚至没有科学传统。”[陈晓平2012，页79-80]
需要强调，这里所说的“科学”是狭义的。如果按照陈方正教授在《答复》中所说，他是在广义地使用“科学”，中国也有自己的古代科学如《黄帝内经》、《墨子》和《淮南子》等，那么以上所引《辨析》的褒奖之言就成为“误解”或“歪曲”，但至少不是“蓄意”的吧。我可以收回这些“误解”或“歪曲”，但同时产生一个疑问：《继叛》的副标题是“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与此直接相关的问题是：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佘英时教授从《继叛》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缺少数学化的科学传统；而“数学化的科学传统”则属于狭义的科学传统，这是与我同一类的“误解”或“歪曲”。如果排除此类“误解”和“歪曲”，那么答案只能是中国缺少现代科学传统。在我看来，“现代科学传统”类似于“方的圆”是语义不通的，就连陈方正教授也说“‘古代科学’的意义和‘传统科学’是相同的”[陈方正2013，页75]；因此，类似于本人的“误解”和“歪曲”被排除以后，《继叛》似乎对所谈问题没有给出有意义的回答。
九、关于辩论风格的反思
陈方正教授作为学者是我所尊敬的，但作为一个辩论者则是我所不太赞赏的。我认为在进行学术辩论的时候，在学理上当仁不让是应该的，但在与学理无关的表述方面应该采取宽容态度。陈方正教授在《答复》中多次使用如下语词：“完全错误”、“大错特错”、“谬以千里”、“思想混乱”、“缺乏基本认识”，甚至“蓄意歪曲”等等，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退一步讲，就算我对陈方正教授的观点有所“误解”，但也谈不上是“歪曲”，更谈不上是“蓄意歪曲”，因为这是事出有因的，即他在题材的取合和平衡上存有缺陷，过分强调科学的数学化特征而对科学的实验特征有所轻视。关于这一点，陈方正教授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可。《答复》结尾处，他写道：“本书对于近代实验精神兴起的论述虽然很多，但却散落在11-12章和‘总结’那三部分各节之中，缺乏将它们连贯起来的专门讨论，而集中讨论此问题的一小节也嫌不够彰显。凡此种种，反映了该书在题材取合和平衡上尚有问题。”[陈方正2013，页83]
况且这不只我一人对其书有所“误解”，就连理解力极强并为该书写序的余英时教授也产生了“误解”。余英时教授在序言中说道：“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做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陈方正2009，页x-xi]在这里，余英时教授也没有提到西方科学的实验特征，但我绝不相信余英时教授写下这段话时是对《继叛》的“蓄意歪曲”，那为什么我就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