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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
《同舟共进》：您曾很形象地把相亲角里的“白发相亲”现象概括为“毛的孩子替邓的一代相亲”，在您看来，这两代人有怎样的特点？面对子女们“大龄未婚”，除了相亲角这一模式，“毛的孩子”们通常会用什么方式解决子女的终身大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模式？
孙沛东：我想说一下，“白发相亲”是中国和一些華人社会的特例，但相亲并不是。西方社会也有相亲，东亚的韩国和日本都有“相亲文化”。什么是“白发相亲”？它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方式背后是代际冲突，也是两代中国人不同生活背景的缩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西方社会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家庭地位和功能相对次要。而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或细胞。这种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时代而中断或断裂，相反，即使在今天，在经济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也能随处看到。因此，“用家长的视野来确定孩子未来婚姻的走向”是中国式婚姻的一大特色。
在我的调研中，发现热衷于相亲角相亲的基本是50后的“知青一代”父母，他们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七成人曾上山下乡，而且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所以简单地说，他们属于“毛的孩子”。而他们的子女——也就是被征婚者，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比父辈强烈，同时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异于父辈的理解。这些父母可能去了相亲角几年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准确理解儿女到底想找什么人。
“毛的孩子”们走过特殊的人生道路，从下放到下岗，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曾经历困窘。正因为这些经历，所以他们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再“走弯路”。因为怕，他们要求对方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但对年轻人而言，婚姻不仅仅是“条件对”，甚至也不仅是“有感觉”“谈得拢”，更强调所谓“看对眼”或“眼缘”，颇具个人主观感受性，这可能是父母无法把握的。
我在调研中，曾经有位父母这样问我：“你说，现在妇联、共青团、工会怎么也不管管？以前还能为单位的男女青年组织一些活动，现在怎么没人管这事了呢？”这是相亲角父母们的普遍看法。知青一代回城后的择偶问题，国家和各级党团组织投入了很大精力，尽量做好“红娘”，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组织诸如“工青妇”齐上阵牵线搭桥，帮助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那个时候，大中城市总工会定期举办交谊舞会，隔段时间还有男女青年联谊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父母对此一点都不陌生。在面对子女“大龄未婚”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把目光投射到了“政府”“组织”“单位”，寄望于官方机构。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回不去了的。在择偶问题上，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市场化价值观已处于主导地位。
《同舟共进》：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拉长点，从1949年到今天，近70年来，中国人的择偶观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伴随着的历史现象又是什么？
孙沛东：以点带面，我以上海为例。1949年后的很长时期内，政治因素极大地影响上海城市青年的婚恋观念，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甚至社会关系被认为是青年择偶时必须考虑的条件。上世纪50年代初，军人和南下干部深受上海女青年青睐，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的工人由于“根红苗正”的出身也很容易找对象，而自卑感强烈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子女则比较困难。60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家庭出身好（如三代贫农、工人）的人成为最理想的结婚对象。干部、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青年如果能与“红五类”的后代结婚，就被视为“高攀”。阶级成分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择偶标准。70年代，上海女人的理想择偶标准是“五大员”：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头子像驾驶员。改革开放以后，择偶标准的主导因素逐渐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所代替。7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海陆空热”：“海”即有海外关系者；“陆”（落）指落实政策，补发巨款者；“空”即家有富余、有空房屋者。随着高考的恢复，80年代初，社会上的择偶观念出现了“文凭热”。与此同时，上海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涉外婚姻”逐渐成为时尚。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择偶中出现了拜金主义倾向。90年代，“傍大款”现象日益普遍，同时，早恋、婚外恋、未婚同居、试婚、不婚、同性恋等现象增多。进入21世纪后，市场资本和消费文化成为影响上海青年择偶和婚恋的新变量，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更加显著。
从这个进程中不难发现，青年人的择偶观跟我们国家现代化、市场化进程基本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席卷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强度，渗透到每个个体和家庭中。过往许多禁忌事物走向日常生活，民众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尤其在婚姻、家庭和性等领域。
“门当户对”再回潮实属必然
《同舟共进》：您在研究相亲角之后，指出了“同质婚的回潮”这一现象，这恰恰揭示了对于古老的“门当户对”观念的追捧，为什么“门当户对”会再次受到认可？
孙沛东：这与社会变迁趋势有关：一是转型期社会结构开放度降低、阶层固化；二是家庭越来越成为抵御个人风险、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父辈择偶重物质条件，坚持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而白领青年择偶重感觉，强调精神交流。这种判断缺乏实证支持。事实上，在相亲角的择偶过程中，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父母都强调门户观念，而许多子女对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同样非常注重。
“同质婚的回潮”跟我们社会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变”是理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我们进入了一个“提速”时代，婚姻是建立在柴米油盐之上，当物质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时，人们的务实有时也是出于无奈。
在社会保障仍未完善、社会各群体尚未实现同步富裕的现状之下，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容易。就拿当下上海的房价来说，如果不是“富二代”，普通白领单凭自己的工资积蓄，基本上无法购买婚房，一般城市家庭必须拿出两代人的积蓄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待婚子女与其父母的关系明显被加强了，家庭对个人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几项重大问题的市场化，客观上强化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联系。他们休戚与共，以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由此，在婚姻市场上，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阶层内择偶”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父母这代来说，正如前面所言“白发相亲”中的父母多是知青一代，他们曾经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的怕非常多，经历了多次运动之后，这个群体对生活持有一种忧患意识，并且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下一代。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他们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被耽误。历史的经历时刻警醒他们生存的不易，使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际遇，体现在子女择偶上，就是寻求“上迁婚”和“同质婚”，复制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地位的代际传承。因此在相亲角你能看到，“门当户对”并非只是父母一代的一厢情愿，许多子女也是认同的。
相亲角的择偶标准
《同舟共进》：您还发现热衷于相亲角择偶的大多是城市的中产阶层，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相亲角的主流？他们择偶的诉求是什么？
孙沛东：从相亲角的情况看，没有非富即贵者的子女，也没有大权在握者的后代。大致是两类人：一种是比较富裕的城市中产阶层，另一种就是普通市民。因为上层阶层不会采用相亲角这种组织形式，而下层阶层子女根本入不了相亲角父母的视野。
我的一个受访对象说得很直接：“女的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0000块的；自己挣10000块的想找20000块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还要找三房两厅的，还必须是市中心的。为什么？将来离婚，各走各的，不揩油，也不被人家揩油。所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门槛’，男方必须要有市中心两室一厅；不能和父母住；产证上必须是男方的；工资要8000块以上，这样你可以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了。没有这个尺寸，我不是说绝对，基本上没有人理睬你，没房没车没钱没权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讨老婆？找朋友要讲条件的。什么你爱我、我爱你，没有的。爱情只在书上。”
这种不加掩饰的直白，提醒了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要有自知之明，要客观衡量自身的条件，不能有半点幻想。落难公主与拯救型王子的剧情，只能存在于电视剧营造的梦幻中。
《同舟共进》：网上流传着从户籍、收入、房产到学历的相亲鄙视链，有房有车的男士，即便年纪偏大，也不乏女性追求者，而那些有车没房的男生往往无人问津。女生则正相反，那些长得漂亮的女生更容易获得关注，而事业有成、学历又高的女强人却鲜有人联系，而属羊的女性更容易遭受到歧视。是否真的存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什么原因？
孙沛东：的确如此。我把相亲角的择偶标准总结为六项：年龄、形象、职业、婚史、性格、属相。相亲角的婚姻市场有“黑六类”：年龄大、形象不佳、职业歧视、有婚史、性格问题和属相“污名化”。在相亲角，情感被市场化和商业化所渗透，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等级。2015年，我5岁的女儿以“研究助理”的身份跟我去过几次相亲角之后，告诉我相亲角是个“卖对象的大广场”。的确，相亲角是一个婚姻市场，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的力量作用在其间，其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
在相亲角，有的父母炙手可热，有的父母无人问津，为什么这样？说到底，实力才是硬道理，包括子女与父母的实力。房子、工资、职业、户口、年龄、形象、婚史、性格和属相等择偶标准非常具体，完全市场化。父母工作单位的性质、职位、工资福利、退休后的工资福利以及有无新的收入来源、健康状况、住房情况、有无其他家庭负累等话题，是很多父母在交换完子女的基本信息之后，必须重点交流的内容。
这些规则的形成，一方面与传统的择偶偏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博弈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较之以前大大提高，但是“郎才女貌”“男强女弱”等传统观念和婚姻匹配模式依然流行。时至今日，生肖禁忌仍旧左右着一些父母们的择偶行动。有些父母女士原先并不懂属相方面的讲究，正是在与相亲角其他家长的交流中，他们也开始对属相也提出了要求。
择偶：被深度“套牢”的两代人
《同舟共进》：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不乏留学经验，甚至经济也比较独立的年轻人，为什么成为相亲角中的“老大难”？为什么他们会默许了相亲的做法，并且认可相亲中的鄙视链呢？
孙沛东：大都市大龄青年结婚难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累积的结果：第一，改革开以来，入学年龄推迟，学制延长。一位本科学历的白领工作3年左右方能站住脚跟，才敢考虑恋爱婚姻大事，这时已经二十五六岁。第二，有些父母反对子女在校期间谈恋爱，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第三，求学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子女自己不愿意找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男女朋友。传统的家长们普遍认为求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求得一席之地，毕业后谋到一份好工作，所以他们一般比较反对子女在大学期间谈恋爱，更有家长千方百计拆散子女。但是，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毕业后，孩子如愿以偿找到了好工作，然而，激烈的就业市场又要求更多的投入和付出，才能站稳脚跟。子女仍旧是在工作地点和家里之间两点一线、朝九晚五地往复，择偶的圈子反而缩小了。适龄青年寻找结婚对象，一没有时间，二没有精力，三没合适的人选，找对象难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再加上工会、妇联等从前发挥的为青年提供交往机会的功能逐渐丧失，而各类非政府组织比如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比较有限，导致了公共交往领域的真空，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了相亲角。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形成了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双向依赖。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正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不仅如此，许多父母节衣缩食帮他们购买了婚房，至少准备了婚房的首付款。面临着生存、成才和养老风险，独生子女与父母已经毫无选择地捆绑在了协同择偶这架战车之上。
相亲角的情感“戏码”
《同舟共进》：根据您的调查，相亲角的成功率并不高，为什么？尽管这样，这种模式仍然风靡各大城市，这又是为什么？
孙沛东：这个婚姻市场缺乏效率，很少父母在其中为子女找到配偶。事实上，父母和子女都认为，只有子女本人才能找到意中人。然而，尽管父母们清楚他们的努力不会成功，但他们仍旧定期聚集在公园，同时更加积极地将子女在学业上和工作中的成就，事无巨细地通过“征婚牌”广而告之。它之所以成功率不高，但人气越来越旺，主要是因为它具备了很多潜功能。
首先，它是知青一代父母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新途径。对于知青一代父母而言，相親角也是排忧解闷的场所，是他们的情感驿站。他们生活经历相似，情感交流又增强了这个群体的认同和凝聚。其次，它是知青一代父母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再次，它也成为单身老人择偶的平台。另外，它还减少了外地家长们对于城市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正是这些重要的潜功能，吸引着父母们乐此不疲地奔波于相亲角。“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相亲角为他们提供了怀旧和抒情、排遣集体焦虑，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间。
《同舟共进》：随着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单身等多样化形式不断涌现并增长，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婚姻意味着什么？反映的是什么社会现象？
孙沛东：的确，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也越来越包容各种各样的选择，单身人群的出现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一个趋势。从现代很多国家的情况看，婚姻已经不是一个必选项，而是一个备选项。我访谈过的很多人，他们会说：我自己可以选择不婚、晚婚、丁克，为什么一定要按所谓的主流，来进入一种统一的婚姻模式，安排自己的人生呢？
经济水平与择偶观念在当代年轻人身上形成落差。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在物质层面非常高，硬件很好，但有些人的择偶观念还停留在过去。比如说，很多人仍旧是要财力相当，一定要年轻貌美等等，人们没有摆脱诸如此类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得累的一个原因。经历过匮乏的老一代秉持这种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年轻一代仍旧觉得这些因素是最重要的，那他们怎能跟那些要改变这个世界、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同龄人相比呢？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往往被设定为：我要有个收入高的工作，我要在上海有房子，我的孩子要上最好的幼儿园等等——其实，人们不应该把精力完全投射到这些事上。当年轻人不再有梦想，就到了我们必须反思和改进的时候了。
《同舟共进》：您曾很形象地把相亲角里的“白发相亲”现象概括为“毛的孩子替邓的一代相亲”，在您看来，这两代人有怎样的特点？面对子女们“大龄未婚”，除了相亲角这一模式，“毛的孩子”们通常会用什么方式解决子女的终身大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模式？
孙沛东：我想说一下，“白发相亲”是中国和一些華人社会的特例，但相亲并不是。西方社会也有相亲，东亚的韩国和日本都有“相亲文化”。什么是“白发相亲”？它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方式背后是代际冲突，也是两代中国人不同生活背景的缩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西方社会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家庭地位和功能相对次要。而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或细胞。这种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时代而中断或断裂，相反，即使在今天，在经济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也能随处看到。因此，“用家长的视野来确定孩子未来婚姻的走向”是中国式婚姻的一大特色。
在我的调研中，发现热衷于相亲角相亲的基本是50后的“知青一代”父母，他们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七成人曾上山下乡，而且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所以简单地说，他们属于“毛的孩子”。而他们的子女——也就是被征婚者，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比父辈强烈，同时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异于父辈的理解。这些父母可能去了相亲角几年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准确理解儿女到底想找什么人。
“毛的孩子”们走过特殊的人生道路，从下放到下岗，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曾经历困窘。正因为这些经历，所以他们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再“走弯路”。因为怕，他们要求对方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但对年轻人而言，婚姻不仅仅是“条件对”，甚至也不仅是“有感觉”“谈得拢”，更强调所谓“看对眼”或“眼缘”，颇具个人主观感受性，这可能是父母无法把握的。
我在调研中，曾经有位父母这样问我：“你说，现在妇联、共青团、工会怎么也不管管？以前还能为单位的男女青年组织一些活动，现在怎么没人管这事了呢？”这是相亲角父母们的普遍看法。知青一代回城后的择偶问题，国家和各级党团组织投入了很大精力，尽量做好“红娘”，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组织诸如“工青妇”齐上阵牵线搭桥，帮助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那个时候，大中城市总工会定期举办交谊舞会，隔段时间还有男女青年联谊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父母对此一点都不陌生。在面对子女“大龄未婚”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把目光投射到了“政府”“组织”“单位”，寄望于官方机构。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回不去了的。在择偶问题上，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市场化价值观已处于主导地位。
《同舟共进》：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拉长点，从1949年到今天，近70年来，中国人的择偶观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伴随着的历史现象又是什么？
孙沛东：以点带面，我以上海为例。1949年后的很长时期内，政治因素极大地影响上海城市青年的婚恋观念，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甚至社会关系被认为是青年择偶时必须考虑的条件。上世纪50年代初，军人和南下干部深受上海女青年青睐，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的工人由于“根红苗正”的出身也很容易找对象，而自卑感强烈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子女则比较困难。60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家庭出身好（如三代贫农、工人）的人成为最理想的结婚对象。干部、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青年如果能与“红五类”的后代结婚，就被视为“高攀”。阶级成分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择偶标准。70年代，上海女人的理想择偶标准是“五大员”：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头子像驾驶员。改革开放以后，择偶标准的主导因素逐渐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所代替。7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海陆空热”：“海”即有海外关系者；“陆”（落）指落实政策，补发巨款者；“空”即家有富余、有空房屋者。随着高考的恢复，80年代初，社会上的择偶观念出现了“文凭热”。与此同时，上海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涉外婚姻”逐渐成为时尚。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择偶中出现了拜金主义倾向。90年代，“傍大款”现象日益普遍，同时，早恋、婚外恋、未婚同居、试婚、不婚、同性恋等现象增多。进入21世纪后，市场资本和消费文化成为影响上海青年择偶和婚恋的新变量，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更加显著。
从这个进程中不难发现，青年人的择偶观跟我们国家现代化、市场化进程基本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席卷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强度，渗透到每个个体和家庭中。过往许多禁忌事物走向日常生活，民众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尤其在婚姻、家庭和性等领域。
“门当户对”再回潮实属必然
《同舟共进》：您在研究相亲角之后，指出了“同质婚的回潮”这一现象，这恰恰揭示了对于古老的“门当户对”观念的追捧，为什么“门当户对”会再次受到认可？
孙沛东：这与社会变迁趋势有关：一是转型期社会结构开放度降低、阶层固化；二是家庭越来越成为抵御个人风险、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父辈择偶重物质条件，坚持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而白领青年择偶重感觉，强调精神交流。这种判断缺乏实证支持。事实上，在相亲角的择偶过程中，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父母都强调门户观念，而许多子女对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同样非常注重。
“同质婚的回潮”跟我们社会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变”是理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我们进入了一个“提速”时代，婚姻是建立在柴米油盐之上，当物质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时，人们的务实有时也是出于无奈。
在社会保障仍未完善、社会各群体尚未实现同步富裕的现状之下，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容易。就拿当下上海的房价来说，如果不是“富二代”，普通白领单凭自己的工资积蓄，基本上无法购买婚房，一般城市家庭必须拿出两代人的积蓄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待婚子女与其父母的关系明显被加强了，家庭对个人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几项重大问题的市场化，客观上强化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联系。他们休戚与共，以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由此，在婚姻市场上，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阶层内择偶”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父母这代来说，正如前面所言“白发相亲”中的父母多是知青一代，他们曾经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的怕非常多，经历了多次运动之后，这个群体对生活持有一种忧患意识，并且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下一代。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他们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被耽误。历史的经历时刻警醒他们生存的不易，使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际遇，体现在子女择偶上，就是寻求“上迁婚”和“同质婚”，复制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地位的代际传承。因此在相亲角你能看到，“门当户对”并非只是父母一代的一厢情愿，许多子女也是认同的。
相亲角的择偶标准
《同舟共进》：您还发现热衷于相亲角择偶的大多是城市的中产阶层，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相亲角的主流？他们择偶的诉求是什么？
孙沛东：从相亲角的情况看，没有非富即贵者的子女，也没有大权在握者的后代。大致是两类人：一种是比较富裕的城市中产阶层，另一种就是普通市民。因为上层阶层不会采用相亲角这种组织形式，而下层阶层子女根本入不了相亲角父母的视野。
我的一个受访对象说得很直接：“女的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0000块的；自己挣10000块的想找20000块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还要找三房两厅的，还必须是市中心的。为什么？将来离婚，各走各的，不揩油，也不被人家揩油。所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门槛’，男方必须要有市中心两室一厅；不能和父母住；产证上必须是男方的；工资要8000块以上，这样你可以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了。没有这个尺寸，我不是说绝对，基本上没有人理睬你，没房没车没钱没权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讨老婆？找朋友要讲条件的。什么你爱我、我爱你，没有的。爱情只在书上。”
这种不加掩饰的直白，提醒了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要有自知之明，要客观衡量自身的条件，不能有半点幻想。落难公主与拯救型王子的剧情，只能存在于电视剧营造的梦幻中。
《同舟共进》：网上流传着从户籍、收入、房产到学历的相亲鄙视链，有房有车的男士，即便年纪偏大，也不乏女性追求者，而那些有车没房的男生往往无人问津。女生则正相反，那些长得漂亮的女生更容易获得关注，而事业有成、学历又高的女强人却鲜有人联系，而属羊的女性更容易遭受到歧视。是否真的存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什么原因？
孙沛东：的确如此。我把相亲角的择偶标准总结为六项：年龄、形象、职业、婚史、性格、属相。相亲角的婚姻市场有“黑六类”：年龄大、形象不佳、职业歧视、有婚史、性格问题和属相“污名化”。在相亲角，情感被市场化和商业化所渗透，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等级。2015年，我5岁的女儿以“研究助理”的身份跟我去过几次相亲角之后，告诉我相亲角是个“卖对象的大广场”。的确，相亲角是一个婚姻市场，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的力量作用在其间，其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
在相亲角，有的父母炙手可热，有的父母无人问津，为什么这样？说到底，实力才是硬道理，包括子女与父母的实力。房子、工资、职业、户口、年龄、形象、婚史、性格和属相等择偶标准非常具体，完全市场化。父母工作单位的性质、职位、工资福利、退休后的工资福利以及有无新的收入来源、健康状况、住房情况、有无其他家庭负累等话题，是很多父母在交换完子女的基本信息之后，必须重点交流的内容。
这些规则的形成，一方面与传统的择偶偏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博弈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较之以前大大提高，但是“郎才女貌”“男强女弱”等传统观念和婚姻匹配模式依然流行。时至今日，生肖禁忌仍旧左右着一些父母们的择偶行动。有些父母女士原先并不懂属相方面的讲究，正是在与相亲角其他家长的交流中，他们也开始对属相也提出了要求。
择偶：被深度“套牢”的两代人
《同舟共进》：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不乏留学经验，甚至经济也比较独立的年轻人，为什么成为相亲角中的“老大难”？为什么他们会默许了相亲的做法，并且认可相亲中的鄙视链呢？
孙沛东：大都市大龄青年结婚难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累积的结果：第一，改革开以来，入学年龄推迟，学制延长。一位本科学历的白领工作3年左右方能站住脚跟，才敢考虑恋爱婚姻大事，这时已经二十五六岁。第二，有些父母反对子女在校期间谈恋爱，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第三，求学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子女自己不愿意找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男女朋友。传统的家长们普遍认为求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求得一席之地，毕业后谋到一份好工作，所以他们一般比较反对子女在大学期间谈恋爱，更有家长千方百计拆散子女。但是，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毕业后，孩子如愿以偿找到了好工作，然而，激烈的就业市场又要求更多的投入和付出，才能站稳脚跟。子女仍旧是在工作地点和家里之间两点一线、朝九晚五地往复，择偶的圈子反而缩小了。适龄青年寻找结婚对象，一没有时间，二没有精力，三没合适的人选，找对象难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再加上工会、妇联等从前发挥的为青年提供交往机会的功能逐渐丧失，而各类非政府组织比如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比较有限，导致了公共交往领域的真空，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了相亲角。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形成了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双向依赖。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正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不仅如此，许多父母节衣缩食帮他们购买了婚房，至少准备了婚房的首付款。面临着生存、成才和养老风险，独生子女与父母已经毫无选择地捆绑在了协同择偶这架战车之上。
相亲角的情感“戏码”
《同舟共进》：根据您的调查，相亲角的成功率并不高，为什么？尽管这样，这种模式仍然风靡各大城市，这又是为什么？
孙沛东：这个婚姻市场缺乏效率，很少父母在其中为子女找到配偶。事实上，父母和子女都认为，只有子女本人才能找到意中人。然而，尽管父母们清楚他们的努力不会成功，但他们仍旧定期聚集在公园，同时更加积极地将子女在学业上和工作中的成就，事无巨细地通过“征婚牌”广而告之。它之所以成功率不高，但人气越来越旺，主要是因为它具备了很多潜功能。
首先，它是知青一代父母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新途径。对于知青一代父母而言，相親角也是排忧解闷的场所，是他们的情感驿站。他们生活经历相似，情感交流又增强了这个群体的认同和凝聚。其次，它是知青一代父母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再次，它也成为单身老人择偶的平台。另外，它还减少了外地家长们对于城市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正是这些重要的潜功能，吸引着父母们乐此不疲地奔波于相亲角。“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相亲角为他们提供了怀旧和抒情、排遣集体焦虑，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间。
《同舟共进》：随着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单身等多样化形式不断涌现并增长，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婚姻意味着什么？反映的是什么社会现象？
孙沛东：的确，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也越来越包容各种各样的选择，单身人群的出现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一个趋势。从现代很多国家的情况看，婚姻已经不是一个必选项，而是一个备选项。我访谈过的很多人，他们会说：我自己可以选择不婚、晚婚、丁克，为什么一定要按所谓的主流，来进入一种统一的婚姻模式，安排自己的人生呢？
经济水平与择偶观念在当代年轻人身上形成落差。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在物质层面非常高，硬件很好，但有些人的择偶观念还停留在过去。比如说，很多人仍旧是要财力相当，一定要年轻貌美等等，人们没有摆脱诸如此类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得累的一个原因。经历过匮乏的老一代秉持这种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年轻一代仍旧觉得这些因素是最重要的，那他们怎能跟那些要改变这个世界、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同龄人相比呢？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往往被设定为：我要有个收入高的工作，我要在上海有房子，我的孩子要上最好的幼儿园等等——其实，人们不应该把精力完全投射到这些事上。当年轻人不再有梦想，就到了我们必须反思和改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