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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这种文学“组织化”趋势日益强大和严密，直至在“文革”中走到了历史的反面。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文学“组织化”本质上属于制度化权力的表现，其中隐含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政治经济学，它主要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对创作主体的生存方式、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诸领域进行组织化规约，并最终确立了新中国行政指令性的计划型文学生产体制。但在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中始终伴随着消解它的历史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