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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雪梅 柳迪善 图 IC TPG 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特别鸣谢] 《希特勒的女明星》 宣传 张渊浦
她们是希特勒帝国的宣传工具、纳粹预制的银幕女神，作为纳粹德国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因其清纯的外貌而被塑造成法西斯美德的典范，莎拉·莱安德以其阴郁的凝视而被设计成战时痛苦的安抚者。可是她们又绝不仅仅是帝国的玩偶，在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反控制之间，有人于杯盏交错时由希特勒口中套取重要情报，有人在回眸一笑间令戈培尔甘愿放弃江山。她们同样美丽、漂亮、充满活力而又光彩照人，她们曾经万众瞩目，她们曾经千夫所指，她们红极一时却又尴尬一世，她们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女明星。
“将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
希特勒所创造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与一战后妇女解放运动风潮下出现的女子形象相对应的，他认为那些女性运动将“女性完全降低为浅薄轻佻地供人娱乐的对象”，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运动在本质上只包括一点，这一点就是‘为了孩子’”。
《好的纳粹主义?》，这是一年前德国《明星》周刊的一期封面标题，事情的起因源于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女主播爱娃赫曼。堪称现代职业女性典范的她先后多次公开赞扬纳粹的女性形象及妇女政策，她认为女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后日益男性化了，针对德国的低出生率，她要求女性自觉地承担起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通过男女之间严格的角色区分来拯救现在岌岌可危的家庭状况。此言一出，瞬时激起千层浪，因为就在不久之后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25％的被访者认为纳粹主义在妇女家庭政策上有好的一面，60岁以上的被访者中，赞成的比例更是高达37％。
时钟已经走过60余载，可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幽灵依然存在着毒化民众的可能，它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纳粹的女人、希特勒所创造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与一战后妇女解放运动风潮下出现的女子形象相对应的，它一开始就宣称要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所谓的外国优秀文化渐渐进入了德国，一种关于美的新概念也闯入了我们的头脑。如：所有的年轻职业女性都纷纷挤出时间来化妆，以一种精心的态度修饰她们的脸和指甲，她们毫不后悔地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其中，买了许多胭脂香粉、口红等化妆品，她们认为只有将自己装饰一番才能呈现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工作日。除此之外，对苗条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纳粹主义认为这种美的概念使得“女性完全被降低为浅薄轻佻地供人娱乐的对象，将身体健康和自然美感用虚假做作的化妆变为了赤裸裸的对性的贪婪”。
因此纳粹的女性理念就是“对生命和自然美的郑重肯定”，新女性抛弃所有人造的元素，她们是质朴的、自然的、鲜活愉悦放松的现实女性，她们金发碧眼、亭亭玉立、乐天开朗、勤劳能干。整天守在家里围着一大群孩子忙活。这种自然美的社会表现就是“她们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运动在本质上只包括一点，这一点就是‘为了孩子’”。因此，在希特勒的理想体制中，女性就应该遵从其自然属性，充任繁殖的工具，结婚和母亲身份就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女性的特殊价值在于“延续雅利安人的血脉和种族的繁荣”。
为此，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曾下令关闭所有的美容院，因为它们浪费电能、热能和人类的劳动，他几乎愤世嫉俗地向女性保证，就算她们没有精心打扮，也同样能够得到从战场胜利归来的士兵们的喜爱。而为了使这一新女性形象、纳粹的美学观点更加深入人心，电影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及其银幕上的女主角们，自然而然地就被当做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被提上日程。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德国最具实力的国有电影公司宇宙(uFA，又译乌发、环球)以每个月拍摄十部影片的速度，去实践和发扬戈培尔“将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展示”的宏大设想。从剧本内容到演员选取，从影片开拍时间到上映时观众的选取，一场大规模的装饰活动开始了……
鲜血与祖国：
纳粹银幕女性形象
在纳粹影片中，女性对个性、欲望的追求永远不会成功。正如苏珊·桑塔格对纳粹文化的总结：“法西斯艺术，将投降光辉化，为愚蠢而欢呼，将死亡壮美化。”纳粹电影以理想化的纯洁少女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鼓励观众认同法西斯“鲜血与祖国”这一口号的内涵——服从与服务于权威及国家。
勇于自我牺牲的德国母亲
从原则上说，纳粹主义既不喜欢致命的女性也不喜欢脆弱的女性，而且也不赞成现代文化中的新女性。它将“德国母亲”与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自我奴隶特征的女性形象放在了绝对显著的地位，总是把女演员的银幕角色和明星形象描绘成努力体现纳粹政治精神的人。
战争电影或者是为战争服务的电影，表现出的故事情节都是壮丽化的、朝向胜利的男性争斗，影片充满对男性力量的幻想和对英雄之死的向往。为了解决在魏玛时期男性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有关，经济危机，新德国民主政治的骚乱——纳粹的宣传部门向民众许诺，他们会因为国家的荣耀而重获男子气概与新生。因此，在女性扮演中心角色的大众电影中，家庭概念由女性来集中体现的情况下，“她”被安置在这个集体的中心。作为男性行为背后的核心和力量源泉，她们要勇敢地承担起无限制的苦难，她们的牺牲和受辱最终会诱导观众相信，这是出于德国人家庭的利益和德国民族的利益，她们所作出的牺牲最终会物有所值。
这一观点在多名女演员的银幕角色上都有所体现，作为纳粹政权树立的理想女性银幕形象，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所扮演的角色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在《犹太人聚斯》中，她失去了贞洁；在《伟大的国王》中，她失去了女性的生活；在《黄金城》中，她失去了生命。希特勒与戈培尔皆无好感的莎拉莱安德，也只有通过在影片中为了保护私生女而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呐喊，才实现了由一个声名狼藉的荡妇到一名“德国母亲”圣人之间的转换，进而确立了自己在纳粹电影中的主角地位。
纳粹强权下的电影演员，实际上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作者。
“明星必须死，电影才能活”
与国际电影市场通常把明星们包装成有异国情调的梦幻人物不同，纳粹坚决反对某个明星的地位超出了整部电影，“没有一个人可以将他的自尊自大提升到一种妄想的地步……将明星病从电影中根除掉，明星必须死，这样电影才能活”。纳粹企图把流行文化中广为流传的明星形象融合进法西斯的日常生活，他们极力将明星还原成普通的劳动者，声称演员就像普通的工人和政府人员一样，将自己独特的技能奉献给人民大众。借助于突出明星普通人的一面，纳粹的宣传使得民众对集体主义的身份认同更加强化。 所以，纳粹时期的演员被提倡有益健康的穿衣态度，强调农民装和体育装样式。克里斯蒂娜经常是穿着农民的服装出现在媒体上。在她刚出道时，对她的很多宣传都强调一个概念，即克里斯蒂娜不是明星。她从来都不希望成为明星，在一篇采访中，克里斯蒂娜甚至感慨自己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农夫， “相比于戏剧表演和电影工作，我对农业知识懂得更多”。一个大学家庭背景的女孩子会有这样的技术确实让人搞不懂，然而纳粹的宣传者们总是喜欢将大众的农民情结作为奢华明星形象的解毒剂。这种世代务农的说法，在介绍以性感形象而闻名的莎拉‘莱安德的历程中，也被逐字逐句地重复提及。通过削弱明星的地位，女性自然、质朴的一面得以树立。
去除女性特征
纳粹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经过去除色情化、去除女性特征的。与男性追逐野心和欲望的本性相比，女性的特征更倾向于浪漫的个人感情和安全舒适的生活，而这在纳粹看来是散漫、消极的。所以，银幕上的女性除了披塑造成德国母亲和妻子，就是被表现为像男人一样去冲锋陷阵的女斗士，她们健康、强健、亲近自然，她们天真得像个婴儿，无法引人遐想，同时又能干得像个男人，令人只敢膜拜。被称为“成人版秀兰邓波”的莉莲·哈维，直至36岁仍然维持着孩童般的纯净笑容，举手投足之间依然是纳粹所要求的清新做派。通过去除女性的个性特征，极力避免男女情爱镜头的出现，纳粹文化使得民众始终将注意力维持在更高的追求——服从服务于权威和国家，即使是个人生活。
可实际上，对色情化的去除，只是更深层地暴露了法西斯对女性特征的恐惧。
心甘情愿被利用?
——希特勒的另类女明星
那些被希特勒视为女能人的明星们，用她们的惊世骇俗来表明她们的明星地位与纳粹所提倡的女性形象的对立。她们生活在纳粹强权的控制之下，可是借由自己鲜活的个性，她们证明了自身是生活在银幕完美形象之外的活生生的人。
丽达·巴洛娃：
戈培尔有生最美好的感情
戈培尔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丽达，为了要与她在一起，他多次想要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如此炽烈的情感显然威胁到了帝国的统治，希特勒逼迫戈培尔斩断情缘，为此丽达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纳粹封杀，饱受囹圄之苦、母亲病故、妹妹自杀，无休止的逃难……
1945年5月1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躲在地堡里的约瑟夫-戈培尔整了整衣领，准备自杀。他从前胸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随身携带的照片，再最后一次看了看照片上的那名女子，“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将照片投入火炉后，他扣响了扳机。
这位“美丽的女人”便是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16岁时，丽达就扮演了第一个银幕角色。清新的形象与活泼的性格，使得她旋即成为捷克冉冉升起的新星。3年间，丽达在德国宇宙公司捷克分部共拍摄了6部电影，随着合作的频繁，柏林总部都注意到了丽达。所以当1933年，宇宙总公司计划投拍《船夫节》，需要一位说话带着外国腔的女主角时，丽达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试镜的机会。
她只是怀揣着令演艺事业更进一步的愿望来到德国的，而随着《船夫节》的公映，丽达·巴洛娃也的确一夜之间成为“宇宙之星”。与宇宙公司的签约如期而至，而且她还被破例允许继续在捷克拍片。丽达与男友满怀憧憬地选中了小岛上的一幢别墅，共同住了进去。而别墅的旁边便是戈培尔的避暑之地。丽达成了戈培尔的邻居。
开着宝马兜风回来的丽达与黄昏散步归来的戈培尔不期而遇，戈培尔友好地表示想参观一下他们的新居，丽达领着戈培尔的孩子走在前面，两个男人跟在后面聊房子和花园，她第一次意识到戈培尔的声音很好听。
戈培尔开始邀请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而每次在宴会上碰面时，他都是一边与丽达的男友说话，一边眼光不时地转向她。丽达越来越明白，达跟宴会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戈培尔对她个人的兴趣。她知道戈培尔是一个猎艳高手，同时这个人还可以易如反掌地破坏她在事业上的攀升，她必须小心应付。
戈培尔开始打电话约丽达出去，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总是自称米勒先生。在戈培尔的乡间小木屋里，他们一起喝茶，讨论电影以及她需要提升的演技。他总喜欢为丽达弹奏钢琴，每次弹完，戈培尔都抑制不住地吐露衷情，“我知道你一定听说过我的许多事情，而且有许多想法，但是我向你起誓，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一个女人像你一样，在我心中燃起这样强烈的爱!”在冬季燃烧的炉火旁，戈培尔凝视着她的眼睛，向她发誓，“你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感情!”
戈培尔言辞中透露出的认真让丽达又喜又怕，可是刚刚20岁出头的丽达终究招架不住这样温柔而又持久的情感攻势，3个月后，丽达已经对戈培尔着了迷。伴随着戈培尔资助丽达的电影摆脱困境，有关他与丽达的恋情也迅速充斥街头，媒体津津乐道于这位帝国模范家庭所出现的婚姻危机，甚至传闻，因为丽达的男友无法忍受这种局面，曾经给了戈培尔一拳。
戈培尔也在寻求解决方案，那时的丽达已经在秘密与好莱坞商谈合约，与名誉受损相比，戈培尔更害怕失去她。于是他向妻子玛格达坦白了一切，并要求妻子接受这样的现实。玛格达主动约见丽达，并提议与丽达一起分享丈夫：“他是元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有伟大的使命要完成，我们两个都必须为他服务。”这位严格地遵循纳粹新女性理念生活的部长夫人诚恳地表示，“我就是他孩子的母亲，我只对我们居住的屋子感兴趣，外面发生了什么我都不在乎，也不会干预。”
原本惴惴不安前来赴约的丽达此刻只剩下了深深的同情，而戈培尔则兴冲冲地走进来，自以为摆平了此事。只是没多久，玛格达还是向希特勒揭发了事情。那时的希特勒正准备进攻捷克，可帝国的官员却为一名捷克的女演员神魂颠倒，之前谋划为此辞职不说，现在德意志第一模范家庭都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危险，希特勒绝对不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希特勒对戈培尔大吼大叫，因为戈培尔对妻子提供的不忠证据完全没有否认，不但如此，他还请求元首允许他离婚。希特勒无可抑制地大吼，维持婚姻是戈培尔的义务，他必须为德国民众服务，必须回到他家人的身边，不能自私自利。戈培尔也吼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对他所敬为神明的领袖展现出反抗，他说他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可是在他的私生活上，他没有义务!这是他的私事，如果有人要求他别这样做，他就要辞去职务。他请求辞职，并要求出国，这让希特勒暴跳如雷，“这不行!你必须为了民众留在这里!民众要求你这样做!…创造历史的人没有私生活!”
第二天深夜。丽达接到了米勒先生抽泣着打来的电话，“完了!全完了!这完全是一场悲剧……”戈培尔恳求丽达再等他3个月，因为希特勒最终答应让他和妻子只相处3个月，如果3个月后仍然要离婚，他就不再干预，“你会看到的，3个月以后我就离婚，不管怎样，你也要熬 过这3个月!”
“不，我不相信，这不可能!他提出3个月的期限，只是为了把你们再撮合到一起，别那样听他的话!……”电话在两人无可抑制的哭泣声中结束，丽达只记得在自己昏倒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
最终，3个月变得遥遥无期。丽达开始被盖世太保严密监控，并接到希特勒下达的命令：“立即禁止丽达巴洛娃公开露面，不许演电影，也不许演戏。不能参加社交活动，也不能离开德国国土。”
一夜之间，丽达·巴洛娃由宇宙之星变成帝国的囚徒。
在丽达销声匿迹的同时，纳粹的宣传机器铆足了劲地刊登第一模范家庭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戈培尔表情越来越木然，直至最后活像一尊蜡像。一年后，戈培尔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不忠于作为一个丈夫和纳粹官员的“职责”，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传达希特勒意志的工具。他发动“帝国水晶夜”，将全国的犹太设施、教堂甚至住房全部拆毁，他由之前的怀疑战争变成狂热鼓动，直到最后他与6个孩子和妻子一同自杀。
而因为是“戈培尔最爱的女人”，战后，丽达又遭受了两年的监禁，盟军官员寻遍了所有材料，也找不出半点她参与纳粹政治的影子，于是丽达最终被释放回国。然而背负着这个沉重的身份，与戈培尔分开的1938年以后，22岁的丽达此后60多年的人生里就只剩下了颠沛流离，被同胞仇视、任由同行排挤、亲人由于救助自己而病故身亡，在自传里，她不无无奈地感叹：“如果我负有罪责，我已为此十倍地忏悔过了，也为了那些我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一直在赎罪。”
奥尔加·契诃夫娃：
潜伏在希特勒身边的女间谍
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侄女奥尔加契诃夫娃成了众多德国人心中的偶像，其中的一位名影迷便是阿道夫希特勒。然而事实是，奥尔加早已被苏联秘密发展成一名间谍，苏联红军攻陷柏林后，反情报局局长秘密派出一架飞机，将奥尔加接回了莫斯科。
直到希特勒离开人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被最钟爱的女影星出卖了。甚至整个西方情报界，在二战结束时，都不知道纳粹女星奥尔加·契诃夫娃是一名苏联间谍。
1898年，奥尔加·契诃夫娃出生在一个俄罗斯显贵家族，姑妈是著名作家安东‘契诃夫的妻子、莫斯科艺术剧院著名的女演员，从童年开始，奥尔加就出没于俄罗斯贵族和知识圈。16岁那年，她在姑妈家认识了表兄米哈伊尔’契诃夫。情窦初开的奥尔加禁不住表兄的疯狂追求，从姑妈家中带上一件新睡衣就与米哈伊尔在一座乡间教堂秘密结了婚。可是婚后不久，奥尔加就发现丈夫远不是想象中的“白马王子”。除了酗酒外，他还是一名花花公子。奥尔加已经怀孕了，到姑妈家只是休养了几天，回来后，就发现米哈伊尔带了一个新女友回家。身怀六甲的奥尔加忍无可忍地选择了离婚。1916年9月，生下一名女婴后，她开始更加现实地为自己的未来盘算。
过早地体味到了爱情的现实，奥尔加的第二次选择更加实际。她想要远走德国以改变命运，为了能去德国，将女儿交由父母照看后，她迅速嫁给了匈牙利电影制片人菲林茨·雅诺什。
依靠自己超凡的外表以及丈夫的支持，奥尔加在德国的演艺之路非常顺利。得知导演弗雷德里奇穆瑙正在为他的新片寻找女主角，奥尔加立即“毛遂自荐”，谎称自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亲自指导训练，借此，她成功地赢得了女主角。而随着电影的大获成功，奥尔加也逐渐成为德国电影界的新星。到希特勒上台前，奥尔加·契诃夫娃已经成为德国最出色的女演员。
镁光灯前风情万种、万人簇拥，可是只有奥尔加自己知道选择来德国闯荡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早在当初离开苏联半年前，军事情报局就找上了奥尔加，主管亲自同她谈话，邀请她加盟情报部门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被安排接受了严格的谍报训练，半年后，当地与丈夫一同踏上德国国土时，她更重要的任务是为苏联秘密搜集情报，对此菲林茨始终一无所知。
遵照着莫斯科的指示，奥尔加早早地就与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劳恩成为密友，并且通过她结识了希特勒本人。迷住希特勒对她来说并不困难，很快元首就成了她忠实的影迷。希特勒认为奥尔加是最伟大的演员，并且以内阁总理的名义，专门为她设立了“德意志帝国国家演员”荣誉称号。他邀请她参加各种最高级别的活动，由始至终都把她的座位安排在自己身边，希特勒对奥尔加的关心和赞赏由此可见一斑。
而利用与希特勒的特殊关系，奥尔加经常与纳粹高官打交道，纳粹的情报被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了莫斯科，这些情报的数量之多，至今仍无法统计出数字。1942年，前线的紧张局势促使斯大林作出暗杀希特勒的决定。莫斯科专门成立了暗杀行动小组，并指定奥尔加对行动提供支持。为了刺杀行动得以实施，奥尔加展开了积极的准备活动：搜集希特勒的行踪、勘察暗杀场地、与暗杀行动人员配合时间……可就在准备活动已经完成，暗杀小组正寻机行事时，斯大林出于国际形势的考虑，决定放希特勒一马。
之后，奥尔加又提出过暗杀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的建议，可是她过于频繁的活动，已经引起了盖世太保头目赫里奇‘米勒的怀疑。米勒抽调出大量人手对奥尔加实施全方位监控，希望找到她是苏联间谍的一丝证据，可是两年多过去了，他仍然一无所获。最终，米勒决定直接审讯奥尔加。
1944年夏日里的一天，他带人强行闯入奥尔加家中，希望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可是，在奥尔加的客厅里，他却赫然地看到国家元首正坐在沙发上，米勒不得不取消了行动，悖悻而去。同时这一举动也让他明白，必须有足够分量的证据才能指控这位希特勒最崇拜的女明星，可是他没有任何把握，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实际上，这次的计划完全在奥尔加的掌控之内，她早就算到了米勒的计划，并在盖世太保到来之前，特意把希特勒邀请到家里。敲山震虎，奥尔加的一个邀约电话，就使自己顺利且永远地摆脱了困境。
1945年，苏联红军攻陷柏林后，反情报局局长维克多·阿巴库葜夫秘密派出飞机将奥尔加接回了莫斯科。她被送到克里姆林宫，接受斯大林的会见，斯大林亲自向她颁发了列宁勋章。此后，奥尔加依然选择了回到德国继续自己的电影事业，1955年息影之后，她以开化妆品公司为生。对于曾经的秘密工作，对于媒体将她冠为间谍女王，奥尔加从来闭口不谈，及至1980年脑癌病逝，她带走了所有那些不想公开的秘密。
莉莲·哈维：
她的逃离让帝国两次无颜
莉莲·哈维的第一次逃离使得她被定义为“叛国者”而遭到纳粹宣传机器的口诛笔伐，可是两年后，当莉莲选择回国时，帝国的元帅亲临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得法西斯政府自打了一个耳光，显然这个耳光不会是最后一个。
“往这儿看，这是我们可爱的舞娘!”1935
她们是希特勒帝国的宣传工具、纳粹预制的银幕女神，作为纳粹德国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因其清纯的外貌而被塑造成法西斯美德的典范，莎拉·莱安德以其阴郁的凝视而被设计成战时痛苦的安抚者。可是她们又绝不仅仅是帝国的玩偶，在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反控制之间，有人于杯盏交错时由希特勒口中套取重要情报，有人在回眸一笑间令戈培尔甘愿放弃江山。她们同样美丽、漂亮、充满活力而又光彩照人，她们曾经万众瞩目，她们曾经千夫所指，她们红极一时却又尴尬一世，她们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女明星。
“将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
希特勒所创造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与一战后妇女解放运动风潮下出现的女子形象相对应的，他认为那些女性运动将“女性完全降低为浅薄轻佻地供人娱乐的对象”，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运动在本质上只包括一点，这一点就是‘为了孩子’”。
《好的纳粹主义?》，这是一年前德国《明星》周刊的一期封面标题，事情的起因源于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女主播爱娃赫曼。堪称现代职业女性典范的她先后多次公开赞扬纳粹的女性形象及妇女政策，她认为女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后日益男性化了，针对德国的低出生率，她要求女性自觉地承担起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通过男女之间严格的角色区分来拯救现在岌岌可危的家庭状况。此言一出，瞬时激起千层浪，因为就在不久之后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25％的被访者认为纳粹主义在妇女家庭政策上有好的一面，60岁以上的被访者中，赞成的比例更是高达37％。
时钟已经走过60余载，可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幽灵依然存在着毒化民众的可能，它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纳粹的女人、希特勒所创造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与一战后妇女解放运动风潮下出现的女子形象相对应的，它一开始就宣称要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所谓的外国优秀文化渐渐进入了德国，一种关于美的新概念也闯入了我们的头脑。如：所有的年轻职业女性都纷纷挤出时间来化妆，以一种精心的态度修饰她们的脸和指甲，她们毫不后悔地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其中，买了许多胭脂香粉、口红等化妆品，她们认为只有将自己装饰一番才能呈现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工作日。除此之外，对苗条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纳粹主义认为这种美的概念使得“女性完全被降低为浅薄轻佻地供人娱乐的对象，将身体健康和自然美感用虚假做作的化妆变为了赤裸裸的对性的贪婪”。
因此纳粹的女性理念就是“对生命和自然美的郑重肯定”，新女性抛弃所有人造的元素，她们是质朴的、自然的、鲜活愉悦放松的现实女性，她们金发碧眼、亭亭玉立、乐天开朗、勤劳能干。整天守在家里围着一大群孩子忙活。这种自然美的社会表现就是“她们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运动在本质上只包括一点，这一点就是‘为了孩子’”。因此，在希特勒的理想体制中，女性就应该遵从其自然属性，充任繁殖的工具，结婚和母亲身份就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女性的特殊价值在于“延续雅利安人的血脉和种族的繁荣”。
为此，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曾下令关闭所有的美容院，因为它们浪费电能、热能和人类的劳动，他几乎愤世嫉俗地向女性保证，就算她们没有精心打扮，也同样能够得到从战场胜利归来的士兵们的喜爱。而为了使这一新女性形象、纳粹的美学观点更加深入人心，电影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及其银幕上的女主角们，自然而然地就被当做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被提上日程。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德国最具实力的国有电影公司宇宙(uFA，又译乌发、环球)以每个月拍摄十部影片的速度，去实践和发扬戈培尔“将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展示”的宏大设想。从剧本内容到演员选取，从影片开拍时间到上映时观众的选取，一场大规模的装饰活动开始了……
鲜血与祖国：
纳粹银幕女性形象
在纳粹影片中，女性对个性、欲望的追求永远不会成功。正如苏珊·桑塔格对纳粹文化的总结：“法西斯艺术，将投降光辉化，为愚蠢而欢呼，将死亡壮美化。”纳粹电影以理想化的纯洁少女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鼓励观众认同法西斯“鲜血与祖国”这一口号的内涵——服从与服务于权威及国家。
勇于自我牺牲的德国母亲
从原则上说，纳粹主义既不喜欢致命的女性也不喜欢脆弱的女性，而且也不赞成现代文化中的新女性。它将“德国母亲”与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自我奴隶特征的女性形象放在了绝对显著的地位，总是把女演员的银幕角色和明星形象描绘成努力体现纳粹政治精神的人。
战争电影或者是为战争服务的电影，表现出的故事情节都是壮丽化的、朝向胜利的男性争斗，影片充满对男性力量的幻想和对英雄之死的向往。为了解决在魏玛时期男性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有关，经济危机，新德国民主政治的骚乱——纳粹的宣传部门向民众许诺，他们会因为国家的荣耀而重获男子气概与新生。因此，在女性扮演中心角色的大众电影中，家庭概念由女性来集中体现的情况下，“她”被安置在这个集体的中心。作为男性行为背后的核心和力量源泉，她们要勇敢地承担起无限制的苦难，她们的牺牲和受辱最终会诱导观众相信，这是出于德国人家庭的利益和德国民族的利益，她们所作出的牺牲最终会物有所值。
这一观点在多名女演员的银幕角色上都有所体现，作为纳粹政权树立的理想女性银幕形象，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所扮演的角色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在《犹太人聚斯》中，她失去了贞洁；在《伟大的国王》中，她失去了女性的生活；在《黄金城》中，她失去了生命。希特勒与戈培尔皆无好感的莎拉莱安德，也只有通过在影片中为了保护私生女而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呐喊，才实现了由一个声名狼藉的荡妇到一名“德国母亲”圣人之间的转换，进而确立了自己在纳粹电影中的主角地位。
纳粹强权下的电影演员，实际上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作者。
“明星必须死，电影才能活”
与国际电影市场通常把明星们包装成有异国情调的梦幻人物不同，纳粹坚决反对某个明星的地位超出了整部电影，“没有一个人可以将他的自尊自大提升到一种妄想的地步……将明星病从电影中根除掉，明星必须死，这样电影才能活”。纳粹企图把流行文化中广为流传的明星形象融合进法西斯的日常生活，他们极力将明星还原成普通的劳动者，声称演员就像普通的工人和政府人员一样，将自己独特的技能奉献给人民大众。借助于突出明星普通人的一面，纳粹的宣传使得民众对集体主义的身份认同更加强化。 所以，纳粹时期的演员被提倡有益健康的穿衣态度，强调农民装和体育装样式。克里斯蒂娜经常是穿着农民的服装出现在媒体上。在她刚出道时，对她的很多宣传都强调一个概念，即克里斯蒂娜不是明星。她从来都不希望成为明星，在一篇采访中，克里斯蒂娜甚至感慨自己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农夫， “相比于戏剧表演和电影工作，我对农业知识懂得更多”。一个大学家庭背景的女孩子会有这样的技术确实让人搞不懂，然而纳粹的宣传者们总是喜欢将大众的农民情结作为奢华明星形象的解毒剂。这种世代务农的说法，在介绍以性感形象而闻名的莎拉‘莱安德的历程中，也被逐字逐句地重复提及。通过削弱明星的地位，女性自然、质朴的一面得以树立。
去除女性特征
纳粹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经过去除色情化、去除女性特征的。与男性追逐野心和欲望的本性相比，女性的特征更倾向于浪漫的个人感情和安全舒适的生活，而这在纳粹看来是散漫、消极的。所以，银幕上的女性除了披塑造成德国母亲和妻子，就是被表现为像男人一样去冲锋陷阵的女斗士，她们健康、强健、亲近自然，她们天真得像个婴儿，无法引人遐想，同时又能干得像个男人，令人只敢膜拜。被称为“成人版秀兰邓波”的莉莲·哈维，直至36岁仍然维持着孩童般的纯净笑容，举手投足之间依然是纳粹所要求的清新做派。通过去除女性的个性特征，极力避免男女情爱镜头的出现，纳粹文化使得民众始终将注意力维持在更高的追求——服从服务于权威和国家，即使是个人生活。
可实际上，对色情化的去除，只是更深层地暴露了法西斯对女性特征的恐惧。
心甘情愿被利用?
——希特勒的另类女明星
那些被希特勒视为女能人的明星们，用她们的惊世骇俗来表明她们的明星地位与纳粹所提倡的女性形象的对立。她们生活在纳粹强权的控制之下，可是借由自己鲜活的个性，她们证明了自身是生活在银幕完美形象之外的活生生的人。
丽达·巴洛娃：
戈培尔有生最美好的感情
戈培尔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丽达，为了要与她在一起，他多次想要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如此炽烈的情感显然威胁到了帝国的统治，希特勒逼迫戈培尔斩断情缘，为此丽达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纳粹封杀，饱受囹圄之苦、母亲病故、妹妹自杀，无休止的逃难……
1945年5月1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躲在地堡里的约瑟夫-戈培尔整了整衣领，准备自杀。他从前胸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随身携带的照片，再最后一次看了看照片上的那名女子，“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将照片投入火炉后，他扣响了扳机。
这位“美丽的女人”便是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16岁时，丽达就扮演了第一个银幕角色。清新的形象与活泼的性格，使得她旋即成为捷克冉冉升起的新星。3年间，丽达在德国宇宙公司捷克分部共拍摄了6部电影，随着合作的频繁，柏林总部都注意到了丽达。所以当1933年，宇宙总公司计划投拍《船夫节》，需要一位说话带着外国腔的女主角时，丽达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试镜的机会。
她只是怀揣着令演艺事业更进一步的愿望来到德国的，而随着《船夫节》的公映，丽达·巴洛娃也的确一夜之间成为“宇宙之星”。与宇宙公司的签约如期而至，而且她还被破例允许继续在捷克拍片。丽达与男友满怀憧憬地选中了小岛上的一幢别墅，共同住了进去。而别墅的旁边便是戈培尔的避暑之地。丽达成了戈培尔的邻居。
开着宝马兜风回来的丽达与黄昏散步归来的戈培尔不期而遇，戈培尔友好地表示想参观一下他们的新居，丽达领着戈培尔的孩子走在前面，两个男人跟在后面聊房子和花园，她第一次意识到戈培尔的声音很好听。
戈培尔开始邀请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而每次在宴会上碰面时，他都是一边与丽达的男友说话，一边眼光不时地转向她。丽达越来越明白，达跟宴会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戈培尔对她个人的兴趣。她知道戈培尔是一个猎艳高手，同时这个人还可以易如反掌地破坏她在事业上的攀升，她必须小心应付。
戈培尔开始打电话约丽达出去，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总是自称米勒先生。在戈培尔的乡间小木屋里，他们一起喝茶，讨论电影以及她需要提升的演技。他总喜欢为丽达弹奏钢琴，每次弹完，戈培尔都抑制不住地吐露衷情，“我知道你一定听说过我的许多事情，而且有许多想法，但是我向你起誓，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一个女人像你一样，在我心中燃起这样强烈的爱!”在冬季燃烧的炉火旁，戈培尔凝视着她的眼睛，向她发誓，“你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感情!”
戈培尔言辞中透露出的认真让丽达又喜又怕，可是刚刚20岁出头的丽达终究招架不住这样温柔而又持久的情感攻势，3个月后，丽达已经对戈培尔着了迷。伴随着戈培尔资助丽达的电影摆脱困境，有关他与丽达的恋情也迅速充斥街头，媒体津津乐道于这位帝国模范家庭所出现的婚姻危机，甚至传闻，因为丽达的男友无法忍受这种局面，曾经给了戈培尔一拳。
戈培尔也在寻求解决方案，那时的丽达已经在秘密与好莱坞商谈合约，与名誉受损相比，戈培尔更害怕失去她。于是他向妻子玛格达坦白了一切，并要求妻子接受这样的现实。玛格达主动约见丽达，并提议与丽达一起分享丈夫：“他是元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有伟大的使命要完成，我们两个都必须为他服务。”这位严格地遵循纳粹新女性理念生活的部长夫人诚恳地表示，“我就是他孩子的母亲，我只对我们居住的屋子感兴趣，外面发生了什么我都不在乎，也不会干预。”
原本惴惴不安前来赴约的丽达此刻只剩下了深深的同情，而戈培尔则兴冲冲地走进来，自以为摆平了此事。只是没多久，玛格达还是向希特勒揭发了事情。那时的希特勒正准备进攻捷克，可帝国的官员却为一名捷克的女演员神魂颠倒，之前谋划为此辞职不说，现在德意志第一模范家庭都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危险，希特勒绝对不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希特勒对戈培尔大吼大叫，因为戈培尔对妻子提供的不忠证据完全没有否认，不但如此，他还请求元首允许他离婚。希特勒无可抑制地大吼，维持婚姻是戈培尔的义务，他必须为德国民众服务，必须回到他家人的身边，不能自私自利。戈培尔也吼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对他所敬为神明的领袖展现出反抗，他说他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可是在他的私生活上，他没有义务!这是他的私事，如果有人要求他别这样做，他就要辞去职务。他请求辞职，并要求出国，这让希特勒暴跳如雷，“这不行!你必须为了民众留在这里!民众要求你这样做!…创造历史的人没有私生活!”
第二天深夜。丽达接到了米勒先生抽泣着打来的电话，“完了!全完了!这完全是一场悲剧……”戈培尔恳求丽达再等他3个月，因为希特勒最终答应让他和妻子只相处3个月，如果3个月后仍然要离婚，他就不再干预，“你会看到的，3个月以后我就离婚，不管怎样，你也要熬 过这3个月!”
“不，我不相信，这不可能!他提出3个月的期限，只是为了把你们再撮合到一起，别那样听他的话!……”电话在两人无可抑制的哭泣声中结束，丽达只记得在自己昏倒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
最终，3个月变得遥遥无期。丽达开始被盖世太保严密监控，并接到希特勒下达的命令：“立即禁止丽达巴洛娃公开露面，不许演电影，也不许演戏。不能参加社交活动，也不能离开德国国土。”
一夜之间，丽达·巴洛娃由宇宙之星变成帝国的囚徒。
在丽达销声匿迹的同时，纳粹的宣传机器铆足了劲地刊登第一模范家庭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戈培尔表情越来越木然，直至最后活像一尊蜡像。一年后，戈培尔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不忠于作为一个丈夫和纳粹官员的“职责”，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传达希特勒意志的工具。他发动“帝国水晶夜”，将全国的犹太设施、教堂甚至住房全部拆毁，他由之前的怀疑战争变成狂热鼓动，直到最后他与6个孩子和妻子一同自杀。
而因为是“戈培尔最爱的女人”，战后，丽达又遭受了两年的监禁，盟军官员寻遍了所有材料，也找不出半点她参与纳粹政治的影子，于是丽达最终被释放回国。然而背负着这个沉重的身份，与戈培尔分开的1938年以后，22岁的丽达此后60多年的人生里就只剩下了颠沛流离，被同胞仇视、任由同行排挤、亲人由于救助自己而病故身亡，在自传里，她不无无奈地感叹：“如果我负有罪责，我已为此十倍地忏悔过了，也为了那些我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一直在赎罪。”
奥尔加·契诃夫娃：
潜伏在希特勒身边的女间谍
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侄女奥尔加契诃夫娃成了众多德国人心中的偶像，其中的一位名影迷便是阿道夫希特勒。然而事实是，奥尔加早已被苏联秘密发展成一名间谍，苏联红军攻陷柏林后，反情报局局长秘密派出一架飞机，将奥尔加接回了莫斯科。
直到希特勒离开人世，他都不知道自己被最钟爱的女影星出卖了。甚至整个西方情报界，在二战结束时，都不知道纳粹女星奥尔加·契诃夫娃是一名苏联间谍。
1898年，奥尔加·契诃夫娃出生在一个俄罗斯显贵家族，姑妈是著名作家安东‘契诃夫的妻子、莫斯科艺术剧院著名的女演员，从童年开始，奥尔加就出没于俄罗斯贵族和知识圈。16岁那年，她在姑妈家认识了表兄米哈伊尔’契诃夫。情窦初开的奥尔加禁不住表兄的疯狂追求，从姑妈家中带上一件新睡衣就与米哈伊尔在一座乡间教堂秘密结了婚。可是婚后不久，奥尔加就发现丈夫远不是想象中的“白马王子”。除了酗酒外，他还是一名花花公子。奥尔加已经怀孕了，到姑妈家只是休养了几天，回来后，就发现米哈伊尔带了一个新女友回家。身怀六甲的奥尔加忍无可忍地选择了离婚。1916年9月，生下一名女婴后，她开始更加现实地为自己的未来盘算。
过早地体味到了爱情的现实，奥尔加的第二次选择更加实际。她想要远走德国以改变命运，为了能去德国，将女儿交由父母照看后，她迅速嫁给了匈牙利电影制片人菲林茨·雅诺什。
依靠自己超凡的外表以及丈夫的支持，奥尔加在德国的演艺之路非常顺利。得知导演弗雷德里奇穆瑙正在为他的新片寻找女主角，奥尔加立即“毛遂自荐”，谎称自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亲自指导训练，借此，她成功地赢得了女主角。而随着电影的大获成功，奥尔加也逐渐成为德国电影界的新星。到希特勒上台前，奥尔加·契诃夫娃已经成为德国最出色的女演员。
镁光灯前风情万种、万人簇拥，可是只有奥尔加自己知道选择来德国闯荡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早在当初离开苏联半年前，军事情报局就找上了奥尔加，主管亲自同她谈话，邀请她加盟情报部门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被安排接受了严格的谍报训练，半年后，当地与丈夫一同踏上德国国土时，她更重要的任务是为苏联秘密搜集情报，对此菲林茨始终一无所知。
遵照着莫斯科的指示，奥尔加早早地就与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劳恩成为密友，并且通过她结识了希特勒本人。迷住希特勒对她来说并不困难，很快元首就成了她忠实的影迷。希特勒认为奥尔加是最伟大的演员，并且以内阁总理的名义，专门为她设立了“德意志帝国国家演员”荣誉称号。他邀请她参加各种最高级别的活动，由始至终都把她的座位安排在自己身边，希特勒对奥尔加的关心和赞赏由此可见一斑。
而利用与希特勒的特殊关系，奥尔加经常与纳粹高官打交道，纳粹的情报被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了莫斯科，这些情报的数量之多，至今仍无法统计出数字。1942年，前线的紧张局势促使斯大林作出暗杀希特勒的决定。莫斯科专门成立了暗杀行动小组，并指定奥尔加对行动提供支持。为了刺杀行动得以实施，奥尔加展开了积极的准备活动：搜集希特勒的行踪、勘察暗杀场地、与暗杀行动人员配合时间……可就在准备活动已经完成，暗杀小组正寻机行事时，斯大林出于国际形势的考虑，决定放希特勒一马。
之后，奥尔加又提出过暗杀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赫尔曼·戈林的建议，可是她过于频繁的活动，已经引起了盖世太保头目赫里奇‘米勒的怀疑。米勒抽调出大量人手对奥尔加实施全方位监控，希望找到她是苏联间谍的一丝证据，可是两年多过去了，他仍然一无所获。最终，米勒决定直接审讯奥尔加。
1944年夏日里的一天，他带人强行闯入奥尔加家中，希望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可是，在奥尔加的客厅里，他却赫然地看到国家元首正坐在沙发上，米勒不得不取消了行动，悖悻而去。同时这一举动也让他明白，必须有足够分量的证据才能指控这位希特勒最崇拜的女明星，可是他没有任何把握，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实际上，这次的计划完全在奥尔加的掌控之内，她早就算到了米勒的计划，并在盖世太保到来之前，特意把希特勒邀请到家里。敲山震虎，奥尔加的一个邀约电话，就使自己顺利且永远地摆脱了困境。
1945年，苏联红军攻陷柏林后，反情报局局长维克多·阿巴库葜夫秘密派出飞机将奥尔加接回了莫斯科。她被送到克里姆林宫，接受斯大林的会见，斯大林亲自向她颁发了列宁勋章。此后，奥尔加依然选择了回到德国继续自己的电影事业，1955年息影之后，她以开化妆品公司为生。对于曾经的秘密工作，对于媒体将她冠为间谍女王，奥尔加从来闭口不谈，及至1980年脑癌病逝，她带走了所有那些不想公开的秘密。
莉莲·哈维：
她的逃离让帝国两次无颜
莉莲·哈维的第一次逃离使得她被定义为“叛国者”而遭到纳粹宣传机器的口诛笔伐，可是两年后，当莉莲选择回国时，帝国的元帅亲临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得法西斯政府自打了一个耳光，显然这个耳光不会是最后一个。
“往这儿看，这是我们可爱的舞娘!”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