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可谓“中国最具争议性作家”，他的每一部长篇都引发广泛讨论，毁誉参半。《炸裂志》依旧是这样的命运。这令人好奇，阎连科作品的这种争议性究竟缘何而来？
　　一
　　争议性源于独特性，而阎连科的独特性正在于其“神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因此，理解阎连科必须对神实主义进行简单辨析。为什么选择神实主义？在于阎连科对模式化、政治化的现实主义的厌倦与摒弃。《受活》后记《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一文中，他措辞激烈地表示：“自鲁迅以后，自‘五四’以后，现实主义已经在小说中被改变了它原有的方向与性质，就像我们把贞节烈女改造成了娴熟雅静的妓女一样，使她总向我们奉献着贞烈之女所没有的艳丽而甜美的微笑……那些在现实主义大旗下蜂拥而至的作品，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纸张：虚伪、张狂、浅浮，庸俗，概念而且教条。……是他们，强奸了艺术，强奸了文学，强奸了读者，强奸了曾经是那样伟大而神圣的现实主义。”
　　因此，阎连科选择与现实主义决裂，“既然要摆脱妓女，就必须牺牲母亲，那就牺牲母亲好了。”随后他形成自己的写作理念——神实主义。“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意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换言之，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全因果、现代主义的半因果、零因果，神实主义“更多的是仰仗内因果的发酵和推进。读者不再能从故事中看到或经历日常的生活逻辑，而是只可以用心灵感知和精神意会；不再能去用手脚捕捉和触摸那种故事的因果，更不能去用行为经历和实验，而只能去精神地参与和修养与智慧地填补。神实主义故事中内因果的确立与确准，在实践中的半因果和零因果最大的区别，是神实主义在整个世界文学中赖于个性独立的根本所在”。
　　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引起众多纷争，不少论者指其为伪概念。实际上，神实主义不过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支，只是阎连科的更加“不现实”，不以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因果关系为意，故事的推动全凭某种被隐藏的“内因果”，需要读者“心领神会”。只是这“内因果”是什么，阎连科并未提及。这必须诉诸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归纳倒推。这里，笔者提出一种解析思路：阎连科的“内因果”逻辑与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本我”逻辑有某种共通之处。
　　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精神结构有本我、自我、超我三大部分。本我是不被个体察觉的潜意识状态，遵循享乐原则，代表人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不理会社会道德、文明规范。超我则处于本我的对立端，牺牲个人欲望，彻底服从现实原则，它是一种理想化、道德化的人格模式。而自我则夹在超我的道德追求与本我的利益追求之间，按照现实原则协调矛盾，时而管理本我，时而服从超我，尽可能地寻找权宜之计，它是人格的执行者，是每个人可感知得到的意识状态。这里，倘若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一种变异挪用，本我、自我、超我代表着人的三种不同生存状态，也是小说惯常出现的三种人物类别。
　　阎连科所厌倦的刻板化的现实主义，正是将人按超我模式书写，人物“高大全”，没有任何私人欲望，完全服从集体，这本是某种人格典范；只可惜，在政治主导的写作环境下，“高大全”不过是传声筒，千篇一律，无血无肉，最后便成为“假大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充斥大量这样的“典型”，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被严重荼毒，更令人遗憾的是，其影响到当下仍在延续。
　　自我——是最普遍的人格模式，也是小说中最普遍的人物书写类型。因为人置身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必然有来自外界的种种限制，法律、伦理、道德、责任、义务，这些都将与人的本能欲望、原始生命活力等进行纠缠搏斗，人性的复杂与矛盾都体现于此。即便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文学书写手法上有差异，但他们看待人的方式始终一致：他们关注的是人在“群体”中的生存境况与精神状态，即本我与超我之间如何调和。小说的魅力正在于调和之间释放出的张力。
　　阎连科的“内因果”，其逻辑，则是本我的逻辑。人物被本能驱使，不受任何现实原则束缚，放逐心灵随波逐流；自然，故事情节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证（因此阎连科才屡次强调，他的“内因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放弃“超我”所代表的道德力量，并非意味着阎连科厌倦道德本身，他厌倦的是道德被政治权力异化为空洞、沉重的教条，为此他彻底放弃了道德（这便是其所谓的“既然要摆脱妓女，那就必须牺牲母亲”）。然而，究其根本在于阎连科对人、对社会的不信任，在他眼中我们的民族礼崩乐坏，伦理道德形同虚设，人几近已沦为靠本能生活的原始人了。
　　说到底，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内因果”理论，不过是为了他对人物“本我化”的写作方式寻求合理性。阎连科如此写作，其诉求是什么？
　　二
　　在弗洛伊德那里，本我是非道德化的。它既有放纵欲望、追求享乐等恶魔性因素，也充满了活泼的原始生命力，有某种浑然天成的天真。但是，在阎连科这里，本我有的只是那些恶魔性力量，阎连科对其进行连篇累牍、浓墨重彩的刻画，比如，人对情欲的放纵、人的权力崇拜以及权力之下的懦弱和奴性、对金钱不择手段的狂热追求、无知与麻木不仁，等等。虽然这种粗犷风格令人难受，不过却也值得尊敬。阎连科对人的恶魔性力量的刻画和描写，直指的是社会本身，正是社会的崩塌导致人性的异化。他撕开人性最丑陋最黑暗的地方，警醒读者，人可以可怕到什么样的地步，警醒我们的社会已病入膏肓。在现实主义书写陷入中庸麻木的境况之下，确实需要他这种粗粝尖锐的存在。
　　然而，我同样不得不指出，当阎连科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重复同样的人物书写模式，他便陷入单向度写作的窘境，其对应的恰恰是他所非常反感、厌恶的高大全写作。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将人物的矛盾冲突取消，只在某一个极端上无止境滑翔，所不同的是，歌功颂德的作家凸显的是人物的高大全，而阎连科凸显出人物的恶魔性因素。前者将善简化，后者将恶简化。看透了这一点，再反观阎连科新近出版的《炸裂志》，莫不豁然开朗。很显然，这部小说充分借鉴了《百年孤独》的写法，通过一个叫炸裂的小山村短短30年间进化成一个超级大都市的快速发展进程，来反观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被某种恶所奴役。如孔明亮被权力奴役，这是他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性格，为了当村长他给婊子下跪，为了招商引资，他给美国投资商下跪，为了博得县长信任，他给县长下跪……他不受任何伦理道德影响，没有丝毫悲悯人道情怀，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以权力为中心，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同样的，老三是军国主义的符号，老四是软弱无力的民政的符号，朱颖则是以性抵达权力中心的符号。人物，成为某种空洞的符号。真正艰难的写作，是人物在情理之中的冲突、在本能与限制之间的抉择，这是最普遍最深刻的人性，同时也最难把握、最难拿捏。阎连科式的单向度写作，恰恰是那种最容易的写作。
　　“内因果”，一方面是人物在本我控制下的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是故事情节不受任何现实逻辑控制，所谓的“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简言之，荒诞。只是，荒诞同样有水平高低，《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这是荒诞；《受活》中柳鹰雀购买列宁遗体，并在列宁水晶棺下藏着另一个水晶棺，棺盖上刻着“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这也是荒诞；《风雅颂》里杨科在老家认识了天堂一条街里很多小姐，春节时，有12个小姐陪他，她们赤身裸体给杨科拜年，听杨科讲《诗经》听得入迷，这还是荒诞。差别在哪里？卡夫卡的荒诞对现实进行彻底破坏、变形、重组，通过想象和寓言，以陌生化形式揭示出人人习焉不察的现实“本质”，这是一种再发现、再创造。到了阎连科这里，荒诞不过是的某些——众所周知的现实“表象”复制粘贴，而后夸大丑化，虽然有“指涉”和“隐喻”，但粗糙、鄙陋、直白。这种荒诞，同样是概念化的，简单化的。《炸裂志》中，荒诞情节比比皆是，比如，一场掌声拍了整整八小时，比如，朱颖培养带领了一个职业妓女团队，她们受命打入权力机构中心，一举成为权力人物的情妇，用“枕边风”影响了政治走向，等等。阎连科想影射政治的卑鄙、邪恶，社会的腐败、不公正，道德的沦丧、民众的贪婪与麻木等，一堆耳熟能详的批判语录，并没有比网上的资深愤青多一点什么。
　　阎连科能够获得不少读者（尤其是境外读者）的高度评价不难理解，阎连科对人的恶魔性力量的执着，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冷峻指涉，确实能够令境外读者感到震惊。然而，这种写法也需要警惕和反省。它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单向度写作，是一种玉石俱焚式、摧毁式的写作，当它彻底揭露丑陋肮脏龌龊的时候，也一道将真善美，将人性的光辉完全贬低和否认了。即便我们在曹雪芹、鲁迅、马尔克斯的作品中也读到绝望和虚无，然而作家们的最终诉求仍旧是人的觉醒、社会的觉醒、民族的觉醒，“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阎连科的人物恶性、社会恶性是夸张的、粗线条的，概念化的、标语式的，它们煽动的是个体对人性的绝望、对民族与社会的绝望，因为看不到根源、看不到希望，无从拯救。是的，在当下中国语境，阎连科这种绝望的咆哮式的写作需要勇气，然而正如读者讲道，“但我不喜欢。读书，实在怕读铺陈、泛滥的丑恶，怕读泱漭的愚蠢。”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