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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打掉一个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抓获曾飞洋等7名犯罪嫌疑人。
这个名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组织已在国内活跃十多年，并以“国内第一个劳工NGO（即非政府组织）”名噪一时。该“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劳工维权专家”“工运之星”等形象，屡屡见诸境内外媒体报道中，曾被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曾飞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领导的这家“服务部”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们涉嫌何种严重犯罪？记者走进专案组，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以及办案民警，逐渐揭开深藏幕后的真相。
罢工背后的蹊跷
时钟拨回今年4月20日上午8时许，广州市番禺区利得鞋厂发生大规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事件。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车辆出入，并以阻塞楼梯、威胁谩骂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奋，场面异常混乱、几近失控。
这场罢工持续6天，工厂被迫停产，周边群众也不堪其扰。这已是2014年12月以来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直到政府部门介入，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是，工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满足，工厂也因停工蒙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
罢工刚开始，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罢工期间，几名曾经参与罢工的工人代表主动联系公安机关，“要反映罢工内幕”。
“2014年8月份，我们工人因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工厂发生经济纠纷，这时候工厂里就出现了曾飞洋的名片，说他们帮工人维权不用钱。”工人代表高某某说。
工人们开始与曾飞洋接触，对其第一印象相当不错——“温和、善良”。曾飞洋免费提供培训，帮工人们了解法律法规，请工人们吃饭，还出钱组织活动和安排旅游；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并要求工人们出资成立“团结基金”。
急于维权的工人们在“服务部”组织下很快就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曾飞洋带着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等人参与其中，并指挥选出高某某、张某某等多名代表。
随后，曾飞洋对工人进一步培训，播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工人罢工的视频，讲解罢工维权成功的案例，反复鼓励大家一定要通过罢工维护权益。“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高某某说。
工人代表王某因为害怕，提出不想做代表。曾飞洋鼓励王某“要大胆，不要怕，如果给抓了，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会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2014年12月，利得鞋厂发生了第一次罢工。因劳资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很快又发生了第二次罢工。
在此期间，工人代表们却觉得越来越不對劲。“我们认为他的组织有问题，要我们用激进的方式维权，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借助罢工的影响把事情闹大，还要拍照上网。”高某某说，代表们没有按照曾的意思去做，便开始遭到排斥。
2015年4月17日，工人代表与工厂经理的谈判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确定了赔偿款项的最后限定日期，就差最后一步公布并征求工人意见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服务部突然在19日连夜组织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宣布把我们罢免，选出听他们话的新代表。”另一名工人代表李某某说。
第二天一早，第三次罢工开始。于是，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令高某某、李某某等人愤怒的是，曾飞洋为了“拿下” 他们竟然不惜造谣惑众。“污蔑我们收了工厂老板的钱，让工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仇人似的。这些谣言都是服务部的人开会时说的，之后一个传一个地传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罢免我们。”李某某说。
让被罢免的代表们更伤心的是罢工结果。“工人辛辛苦苦罢工，还要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但维权的真正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工人长远利益被损害。”李某某几度哽咽。
工人代表们认为，曾飞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造成我们工人一直拿不到补偿金。”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近年来，曾飞洋等人频繁插手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事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学城、南沙联盛模具厂、恒宝珠宝首饰厂等数十起罢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在激进的维权中，曾飞洋等人煽动部分工人联名罢免某工厂工会主席，成立听命于“服务部”的“工会组织”；非法控制某工厂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逼迫工厂领导就范；还煽动工人围攻执法机关，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隐身幕后的操控者
在对外宣传和接受采访时，曾飞洋声称自己领导的 “服务部”是一家“合法、独立运作的公益组织”。然而，民警调查发现，该“服务部”2007年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无论曾飞洋本人还是服务部，都表里不一。”犯罪嫌疑人汤欢兴说。
2014年，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加入“服务部”。 “要我跟着他一起为工人们做点事。”汤欢兴供述，“曾飞洋是服务部主任，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孟晗负责工人会议的筹备，朱小梅负责具体联系工人，我负责网络维护和媒体宣传。”
不久，汤欢兴就觉察到“服务部”不为人知的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
汤欢兴还发现，该“服务部”没有任何盈利项目，但是在组织罢工活动中，号称不收费用，而且包吃、包接送、包培训，还组织部分工人代表到香港“见世面”。这些经费从哪里来？按照曾飞洋自己的说法，都是由境外组织提供；同时，在每次罢工中，曾飞洋也会找工人们收“份子钱”。 让汤欢兴更感意外的是曾飞洋在组织劳工“维权”中的实际表现。“给工人开会和培训时，曾飞洋都说要依法维权，在实际操作时却走样了。”
警方查明，曾飞洋等人插手劳资纠纷，有着严密而明确的行动计划，组织每起罢工运动的手法和模式都如出一辙：
——确定目标。精心挑选有影响力的外资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评估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提前研究和准备，以确保“成功率”。
——组织发动。与工人接触，用小恩小惠博得工人们的好感，发表蛊惑性很强的言论，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中选出性格激进的工人代表，完成所谓“组织化”过程。
——集中培训。向工人传授罢工策略和方法，播发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其中不乏通过劳工运动取得政权的案例；为工人拟定诉求，并带着工人代表到其策劃的其他劳资纠纷现场“观摩学习”。
——煽动闹事。精心策划方案，逐渐加入一些不合理、不实际的诉求，教唆工人拒绝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以激进方式迫使厂方答应条件。“服务部”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曾经奉曾飞洋之命，冒充工人身份混进谈判现场操纵谈判。闹事过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将文字报道、现场图片传到网上或发给境外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庆祝总结。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非常好，要坚持下去，就是要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出资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会上隆重地送给他，拍照留念发到网上，对外宣称这是“工人们自发自愿的”。
一些参与了罢工的工人告诉记者，曾飞洋总是说要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让大家“不要怕、往前冲”。可是等现场闹起来之后，曾飞洋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抛弃了。”
每次罢工闹大之后，政府部门都不得不介入平息事端、协调劳资双方谈判。“但曾飞洋都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跟工人们讲，让政府做是没用的，还是要让我们服务部来做。”汤欢兴说。
警方查明，每次维权活动中，汤欢兴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报道和照片交给曾飞洋。曾飞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这些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冲突，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工运之星”的真面目
根据“服务部”网站资料及曾飞洋自己的说法，他19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大专班，毕业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飞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曾飞洋如此解释辞职理由：“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
警方调查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曾庆辉，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因嫖娼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为便于表述，下文继续称其“曾飞洋”）；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长期纠缠有夫之妇，因侮辱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警方掌握的情况还显示，曾飞洋1998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2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 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今年49岁的蔡娇就是曾飞洋曾经的追随者之一。1998年8月，在一篇报道中得知曾飞洋其人其事后，蔡娇慕名而来，在“服务部”做志愿者；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任“服务部”出纳，负责一些财务账目。
如今，蔡娇却是对曾飞洋涉嫌犯罪的长期举报者之一。2007年起，他向有关部门多次实名举报，曾飞洋接受来历不明的境外资金资助，非法侵占财物、偷税漏税等。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账目应当公开透明，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内部或者向社会公开过。”蔡娇说，“服务部” 财务管理极其混乱，维持日常运作的钱，都是境外组织打给曾飞洋个人，曾飞洋再拿给他。
现任会计蒙某也证实曾飞洋多次指使虚开票据充账，骗取境外资金。蔡娇透露，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与“服务部”签订劳动合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员工还被拖欠社保。为此，蔡娇将曾飞洋告上法院并胜诉。“一个连自己员工的权益都不维护的人，怎么会真正关心劳工维权呢？”
另有与曾飞洋共过事的人向警方举报，曾飞洋多次截留、克扣工厂发给工人们的补偿款，将其装入个人腰包。
博名和谋利之外，曾飞洋还将“维权”作为骗色的机会。大量证据显示，作为有妇之夫，曾飞洋与至少8名女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他以帮助工人“维权”的名义，借助自己的名气地位，诱骗胁迫有求于他的女工、女志愿者委身于他。
接受过其“帮助”的工人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利益呢？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在事后大呼上当——虽然得到一些补偿，却因工厂受罢工影响、无法承担巨额债务倒闭而失业，失去稳定经济来源。
目前，“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及其分支机构 “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曾飞洋、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和“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7人，因涉嫌犯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摘自《法制时报》）
这个名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组织已在国内活跃十多年，并以“国内第一个劳工NGO（即非政府组织）”名噪一时。该“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劳工维权专家”“工运之星”等形象，屡屡见诸境内外媒体报道中，曾被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曾飞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领导的这家“服务部”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们涉嫌何种严重犯罪？记者走进专案组，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以及办案民警，逐渐揭开深藏幕后的真相。
罢工背后的蹊跷
时钟拨回今年4月20日上午8时许，广州市番禺区利得鞋厂发生大规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事件。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车辆出入，并以阻塞楼梯、威胁谩骂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奋，场面异常混乱、几近失控。
这场罢工持续6天，工厂被迫停产，周边群众也不堪其扰。这已是2014年12月以来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直到政府部门介入，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是，工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满足，工厂也因停工蒙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
罢工刚开始，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罢工期间，几名曾经参与罢工的工人代表主动联系公安机关，“要反映罢工内幕”。
“2014年8月份，我们工人因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工厂发生经济纠纷，这时候工厂里就出现了曾飞洋的名片，说他们帮工人维权不用钱。”工人代表高某某说。
工人们开始与曾飞洋接触，对其第一印象相当不错——“温和、善良”。曾飞洋免费提供培训，帮工人们了解法律法规，请工人们吃饭，还出钱组织活动和安排旅游；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并要求工人们出资成立“团结基金”。
急于维权的工人们在“服务部”组织下很快就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曾飞洋带着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等人参与其中，并指挥选出高某某、张某某等多名代表。
随后，曾飞洋对工人进一步培训，播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工人罢工的视频，讲解罢工维权成功的案例，反复鼓励大家一定要通过罢工维护权益。“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高某某说。
工人代表王某因为害怕，提出不想做代表。曾飞洋鼓励王某“要大胆，不要怕，如果给抓了，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会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2014年12月，利得鞋厂发生了第一次罢工。因劳资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很快又发生了第二次罢工。
在此期间，工人代表们却觉得越来越不對劲。“我们认为他的组织有问题，要我们用激进的方式维权，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借助罢工的影响把事情闹大，还要拍照上网。”高某某说，代表们没有按照曾的意思去做，便开始遭到排斥。
2015年4月17日，工人代表与工厂经理的谈判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确定了赔偿款项的最后限定日期，就差最后一步公布并征求工人意见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服务部突然在19日连夜组织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宣布把我们罢免，选出听他们话的新代表。”另一名工人代表李某某说。
第二天一早，第三次罢工开始。于是，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令高某某、李某某等人愤怒的是，曾飞洋为了“拿下” 他们竟然不惜造谣惑众。“污蔑我们收了工厂老板的钱，让工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仇人似的。这些谣言都是服务部的人开会时说的，之后一个传一个地传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罢免我们。”李某某说。
让被罢免的代表们更伤心的是罢工结果。“工人辛辛苦苦罢工，还要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但维权的真正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工人长远利益被损害。”李某某几度哽咽。
工人代表们认为，曾飞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造成我们工人一直拿不到补偿金。”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近年来，曾飞洋等人频繁插手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事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学城、南沙联盛模具厂、恒宝珠宝首饰厂等数十起罢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在激进的维权中，曾飞洋等人煽动部分工人联名罢免某工厂工会主席，成立听命于“服务部”的“工会组织”；非法控制某工厂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逼迫工厂领导就范；还煽动工人围攻执法机关，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隐身幕后的操控者
在对外宣传和接受采访时，曾飞洋声称自己领导的 “服务部”是一家“合法、独立运作的公益组织”。然而，民警调查发现，该“服务部”2007年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无论曾飞洋本人还是服务部，都表里不一。”犯罪嫌疑人汤欢兴说。
2014年，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加入“服务部”。 “要我跟着他一起为工人们做点事。”汤欢兴供述，“曾飞洋是服务部主任，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孟晗负责工人会议的筹备，朱小梅负责具体联系工人，我负责网络维护和媒体宣传。”
不久，汤欢兴就觉察到“服务部”不为人知的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
汤欢兴还发现，该“服务部”没有任何盈利项目，但是在组织罢工活动中，号称不收费用，而且包吃、包接送、包培训，还组织部分工人代表到香港“见世面”。这些经费从哪里来？按照曾飞洋自己的说法，都是由境外组织提供；同时，在每次罢工中，曾飞洋也会找工人们收“份子钱”。 让汤欢兴更感意外的是曾飞洋在组织劳工“维权”中的实际表现。“给工人开会和培训时，曾飞洋都说要依法维权，在实际操作时却走样了。”
警方查明，曾飞洋等人插手劳资纠纷，有着严密而明确的行动计划，组织每起罢工运动的手法和模式都如出一辙：
——确定目标。精心挑选有影响力的外资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评估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提前研究和准备，以确保“成功率”。
——组织发动。与工人接触，用小恩小惠博得工人们的好感，发表蛊惑性很强的言论，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中选出性格激进的工人代表，完成所谓“组织化”过程。
——集中培训。向工人传授罢工策略和方法，播发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其中不乏通过劳工运动取得政权的案例；为工人拟定诉求，并带着工人代表到其策劃的其他劳资纠纷现场“观摩学习”。
——煽动闹事。精心策划方案，逐渐加入一些不合理、不实际的诉求，教唆工人拒绝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以激进方式迫使厂方答应条件。“服务部”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曾经奉曾飞洋之命，冒充工人身份混进谈判现场操纵谈判。闹事过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将文字报道、现场图片传到网上或发给境外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庆祝总结。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非常好，要坚持下去，就是要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出资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会上隆重地送给他，拍照留念发到网上，对外宣称这是“工人们自发自愿的”。
一些参与了罢工的工人告诉记者，曾飞洋总是说要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让大家“不要怕、往前冲”。可是等现场闹起来之后，曾飞洋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抛弃了。”
每次罢工闹大之后，政府部门都不得不介入平息事端、协调劳资双方谈判。“但曾飞洋都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跟工人们讲，让政府做是没用的，还是要让我们服务部来做。”汤欢兴说。
警方查明，每次维权活动中，汤欢兴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报道和照片交给曾飞洋。曾飞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这些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冲突，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工运之星”的真面目
根据“服务部”网站资料及曾飞洋自己的说法，他19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大专班，毕业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飞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曾飞洋如此解释辞职理由：“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
警方调查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曾庆辉，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因嫖娼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为便于表述，下文继续称其“曾飞洋”）；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长期纠缠有夫之妇，因侮辱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警方掌握的情况还显示，曾飞洋1998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2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 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今年49岁的蔡娇就是曾飞洋曾经的追随者之一。1998年8月，在一篇报道中得知曾飞洋其人其事后，蔡娇慕名而来，在“服务部”做志愿者；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任“服务部”出纳，负责一些财务账目。
如今，蔡娇却是对曾飞洋涉嫌犯罪的长期举报者之一。2007年起，他向有关部门多次实名举报，曾飞洋接受来历不明的境外资金资助，非法侵占财物、偷税漏税等。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账目应当公开透明，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内部或者向社会公开过。”蔡娇说，“服务部” 财务管理极其混乱，维持日常运作的钱，都是境外组织打给曾飞洋个人，曾飞洋再拿给他。
现任会计蒙某也证实曾飞洋多次指使虚开票据充账，骗取境外资金。蔡娇透露，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与“服务部”签订劳动合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员工还被拖欠社保。为此，蔡娇将曾飞洋告上法院并胜诉。“一个连自己员工的权益都不维护的人，怎么会真正关心劳工维权呢？”
另有与曾飞洋共过事的人向警方举报，曾飞洋多次截留、克扣工厂发给工人们的补偿款，将其装入个人腰包。
博名和谋利之外，曾飞洋还将“维权”作为骗色的机会。大量证据显示，作为有妇之夫，曾飞洋与至少8名女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他以帮助工人“维权”的名义，借助自己的名气地位，诱骗胁迫有求于他的女工、女志愿者委身于他。
接受过其“帮助”的工人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利益呢？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在事后大呼上当——虽然得到一些补偿，却因工厂受罢工影响、无法承担巨额债务倒闭而失业，失去稳定经济来源。
目前，“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及其分支机构 “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曾飞洋、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和“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7人，因涉嫌犯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摘自《法制时报》）